就在中國電信計劃全面調整電信資費被傳得沸沸颺颺的時候，《新聞報》報道説，信息産業部官員表示，郵電進行政企分開的改革後，中國電信現在只是一家企業，企業對調價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但涉及到千家萬戶的電信資費價格，最後要由政府確定。

　　 無論中國電信的這一計劃能否得到有關部門的批准，人們都清楚，資費改革是一道繞不過去的坎。

　　 今年 1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技術經濟部的李曉東曾在本報撰文———《電信資費改革存在六大問題》。

　　 文章寫道，首先，電信業缺乏根本性法律依據，電信資費政策存在著隨意性偏大的現象。

　　 紛爭多年的中國電信業根本大法 k k“電信法”至今仍待出“閨閣”，致使大量的管制政策都來源於法律規範效率較低的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

　　 其二，電信業缺乏透明的成本核算及監督機制，資費政策水平嚴重偏離經濟規律要求。

　　 文中分析説，在電信發展的起步時期，國家為加快發展速度，給予電信部門包括制定高額資費標準在內的種種優惠政策，一方面確實達到發展電信事業的目的，但另一方面電信部門依靠壟斷定價，制定出遠高於經營成本和國際水平的資費水平。由於缺乏透明的成本核算及監督機制，維繫高額資費水平便成為其獲取暴利的重要手段。

　　 其三，中國電信業長期實行高度行政壟斷，一方面使高資費水平得以維繫，另一方面也“弱化”了電信業的競爭力。

　　 其四，長期採取不合理的資費結構與計費方式，政策上又缺乏重實效的改進，造成“電信部門既沒有公民、納稅人、消費者有權公平地、充分地享受公共基礎設施及其派生福利的意識，也沒有消費者有權要求享受合理的通信消費的概念”。

　　 文中舉例説，比如，電信部門一直以 3分鐘作為市話計次收費單位，據一份調查顯示：該法與分別按 1分鐘、10秒和 1秒鐘為計費單位計費相比，電信部門從用戶身上獲取 27．8％、 41．1％、44．4％的“額外收益”，一年內在全國範圍內多收取 50－99．6億元。這一做法連國家價格制訂部門 k k國家計委價格司的有關人員也認為違背公平原則。

　　 其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電信部門仍堅持壟斷定價行為，資費政策未能立足於促進市場發展，激勵競爭機制的形成。 其六，現行資費政策不利於新技術應用和新業務開展。

　　 為此，李曉東提出“入世”後中國電信資費改革的政策取向：

　　 1．“入世”意味著中國必須接受 WTO基礎電信協議，承諾電信業對外開放，這使中國電信業在獲得發展機遇的同時，勢必面臨著嚴峻挑戰。

　　 2．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職能已經轉換為宏觀調控為主，電信資費政策必須立足於促進市場發展，激勵競爭機制的形成。

　　 3．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競爭環境下，電信資費政策應著眼于：加大資費結構調整力度，加快國內電信企業市場佔有率。

　　 4．將資費改革與國家宏觀經濟政策配合起來，協調運作。

　　 5．資費改革政策必須體現技術發展趨勢，鼓勵新技術應用，促進電信服務的多樣化發展。

　　 6．儘快促使“電信法”出臺，以使中國電信體制改革具有法律依據，是資費標準的制定避免部門利益、資費收取合理規範的根本保證。

　　 今年 6月，《光明日報》刊登了信息産業部有關官員的文章———《如何看待電信資費結構調整》。

　　 文中分析，目前我國電信資費主要問題是結構不合理。 文章説，長期以來，我國電信業實行不同業務、不同地區之間交叉補貼的發展政策，即國際業務收入補貼國內業務，長途業務收入補貼本地業務。這樣做，是從國情出發，充分考慮了國內消費者特別是中低收入消費者的利益，對電信業的整體發展是有利的，也是電信普遍服務原則的具體體現。據統計，1998年東部地區對中西部地區的補貼高達 112．3億元，其他業務對本地電話和電報業務的補貼高達 105．8億元，城市電話對農村電話的補貼也相當可觀。由於這一原因，電信資費中出現了長途、國際偏高而本地資費偏低的結構性矛盾，隨著市場競爭機制的引入和交叉補貼的逐步取消，這一矛盾將更加突出。

　　 文章進一步闡述，電信資費的結構性矛盾還體現在電話資費中。我國電信業在大發展初期實行的是高初裝費、低使用費的政策，這也是考慮了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承受能力的。這些年，隨著技術進步和業務規模的擴大，初裝費大幅度下降，而使用費（即月租費、通話費）水平基本保持不變，使得電話費收入減少，難以承擔成本支出，本地業務的虧損問題將會越來越嚴重。解決資費結構性矛盾，進行有升有降的調整勢在必行，但解決起來難度很大，其中很重要的一點是消費者的理解程度和承受能力。一般來説，消費者對資費下降是歡迎的，但對於提高資費則很難接受，特別是本地電話使用費，涉及千家萬戶，關係廣大工薪階層的切身利益。如何在用戶承受能力和電信企業的成本補償之間找到合適的平衡點是一個有待解決的難題。

　　 看來無論是學者，還是政府官員，都非常清晰地告訴我們，電信資費改革勢在必行。無論是中國電信犧牲 340億元的年收入也好，還是消費者將為本地通話付出更多的話費也罷，只要是有道理的，符合歷史潮流的，都是會被接受的。深圳電信局局長趙奇祿就曾對記者説，在目前這種定價體制下，他最不能接受的一句話就是“多收一分鐘損害消費者利益，少收一分鐘使國有資産流失”。他説要那樣，還要我這個電信局長干什麼？！

　　 看來，以成本為基礎的企業自主定價機制也許是有益的。當然這要在市場競爭的環境中，而非當前寡頭壟斷的局面下。

　　 無論是中國電信的調整計劃，還是手機單向收費的呼聲，我們都應該看到離政策真正出臺都已為時不遠。我們願意相信信息産業部副部長張春江在接受《財經》記者採訪時所説的，“請相信信息産業部的智慧，我們會想一個辦法……” （中國經濟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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