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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産國際對毛澤東的關注 |
記者追述：毛澤東與共産國際的關係，一直是黨史界關心的問題。因為毛澤東探索的中國革命獨特的道路，不同於蘇聯道路，引起過共産國際的懷疑和不滿。但是毛澤東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被確立為全黨的領袖，也得到了共産國際的支持。隨著近幾年共産國際檔案的解密，這方面複雜的情況逐漸清楚。記者採訪了中央黨史研究室副研究員姚金果，請她介紹了有關情況。
姚金果説，根據現在掌握的共産國際有關檔案資料，可以看出共産國際對毛澤東有過不滿，同時又肯定過毛澤東的革命實踐。共産國際最早對毛澤東予以關注是在１９２７年。這年３月，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開始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週報上刊登。５月，共産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産國際》俄文版上轉載了這篇文章。６月，英文版的《共産國際》也轉載了該文，並在扉頁上説明：“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共産國際主席布哈林在共産國際執委會第八次全體會議上作報告説明中國農民運動時，引用了毛澤東文章的説法，他認為毛澤東的“報告寫得極為出色”。
姚金果説，大革命失敗以後，毛澤東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這與共産國際所強調的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完全不同。共産國際雖然不贊成毛澤東所走的道路，但對毛澤東及其紅軍的情況還是十分關注的。１９２８年１月，共産國際駐上海代表米特凱維奇寫信給共産國際執委會説：“在湖南，毛澤東的軍隊正在擴充。”１９２９年１月，當共産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遠東部得知湘贛兩省國民黨軍“會剿”井岡山時，于當月２９日召開會議，討論了援助朱（德）毛（澤東）紅軍的問題，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派一名有威望的專員同志到朱毛地區去；請革命軍事委員會弄清向朱毛提供實際援助的可能性。隨著朱毛紅軍的壯大和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莫斯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紅軍遊擊戰爭也越來越重視。這年７月２日，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稱讚朱毛領導的紅色遊擊隊運動以其史詩般的英雄行動十分引人注目，並讚揚毛澤東是中國遊擊運動中極為出色的領導人。１９３１年３月，共産國際開始重視蘇區和紅軍的發展。５月，共産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指示中共中央，要求必須推廣毛澤東在紅軍遊擊戰爭方面的良好經驗。
姚金果説，１９３１年初，在米夫的扶助下，王明把持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毛澤東受到打擊和排擠。共産國際雖然對毛澤東在蘇區實行的某些政策不滿，但並不同意王明等人的做法。１９３３年３月，共産國際執委會致電中共中央強調：對毛澤東必須採取儘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領導下做負責工作。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這年８月，陳雲和潘漢年到莫斯科向共産國際彙報了有關遵義會議的情況，共産國際肯定了遵義會議的精神。在同月結束的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毛澤東第一次而且是在缺席的情況下當選為共産國際執委會委員。
姚金果説，抗日戰爭爆發後，共産國際、蘇聯由於對蔣介石國民黨寄予過高的希望，要求中國共産黨和紅軍服從蔣介石的統一指揮，而毛澤東卻始終堅持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為此，共産國際特派王明回國説服中共中央改變政策。為了爭取共産國際的理解和支持，糾正王明在統一戰線政策上的右傾錯誤，中共中央于１９３８年３月派出任弼時赴莫斯科彙報工作。共産國際領導人通過聽取任弼時的彙報，了解到中國抗日戰爭和國共關係的實際情況後，于６月１１日召開專門會議，作出《關於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認為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７月，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回國的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團團長王稼祥和繼任者任弼時，代表共産國際作出重要指示。他説：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毛澤東同志是久經考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你們應該告訴中國共産黨全體黨員，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鍊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爭當領導人了。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王稼祥傳達了共産國際的有關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出席會議的王明見大勢已去，只得表示承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這次會議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而共産國際的指示在其中起了一定作用。
姚金果説，毛澤東後來曾這樣説：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産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中國革命的勝利證明，共産國際支持毛澤東成為中國共産黨的領袖是無比正確的抉擇。（光明日報 倪迅；新華網 翟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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