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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如何面對亞洲鄰國 |
| 08月24日 0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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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清算侵略歷史的進程半途而廢
歷史問題背後存在着“兩條路線鬥爭”
楊伯江（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日本的歷史認識問題至今仍未解決，有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從歷史角度看，戰後初期美國從遠東地區戰略需要出發，改變對日政策，由削弱到扶植，使日本清算侵略歷史的進程半途而廢。一些被判了刑的戰犯被無罪釋放，舊政權中的不少人重新掌權，甚至有人還當上了首相。由於執政者在人事上、思想觀念上與過去有密切的“血緣”聯絡，日本自然也就無法理性地面對歷史、自我否定。
小泉在參拜靖國神社之際發表的講話充滿了內在矛盾。他一方面承認在過去的一個時期，日本根據錯誤的國策對亞洲鄰近各國進行了殖民地統治和侵略，強加給這些國家以無法估量的災難與痛苦，同時又強調日本今天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對祖國的未來深信不疑而衝鋒陷陣的亡靈寶貴的犧牲基礎之上的”。既是根據“錯誤的國策”進行的“殖民地統治和侵略”，何來“寶貴的犧牲”？説日本今天的“和平與繁榮”是建立在這些人的“寶貴的犧牲”基礎之上，那麼日本戰後的和平發展道路、和平憲法又被置於何地？肯定那場戰爭、頌揚戰犯無疑是對戰後國際秩序的否定。日本領導人在歷史認識問題上的扭曲心態和矛盾言行，不僅會加劇日本與鄰國之間的矛盾對立，阻礙了與各國關係的發展，影響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而且會使日本戰後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所樹立的國際形象受損，對日本的國家利益並不利。
馮昭奎（全國日本經濟學會副會長）：圍繞歷史問題的一系列事件的發生決非孤立和偶然，這背後存在着“兩條路線鬥爭”問題。正如中曾根所説：戰後自民黨有兩條路線：一是優先經濟的“吉田茂———池田勇人———佐藤榮作路線”；二是重視“民族主義精神”的“鳩山一郎———岸信介———中曾根康弘路線”，中曾根認為，現任首相小泉純一郎“是站在我們一邊的”。
如果將教科書問題、參拜靖國神社、意欲修改和平憲法等事件聯絡起來看，一條“軍事大國化”路線陡然凸現。10年來儘管日本經濟長期蕭條甚至衰退，其每年500億美元左右的軍費卻居高不下，不斷充實着“軍事大國化”路線的物質基礎，而教科書和靖國神社問題等則是為“軍事大國化”路線尋找精神支柱的表現。
在對美與對亞關繫上，日本外交天平嚴重失衡。現在日本一方面對美惟命是從，另一方面卻將其同中、韓等亞洲國家的關係放在等而下之的位置。作為日本社會“上下關係文化”的延長，日本在國際上也習慣於“他國不是在自己之上，就是在自己之下”。因此，在歷史問題上重要的不是事實，而是不能在中、韓等國面前甘拜下風。
梁雲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日本民族的歷史文化傳統中缺乏辨別善惡的價值判斷，一些人總是將日本的侵略歸咎於當時的殖民主義時代，而並不從自身去尋找原因。
日本未來的走向仍然會發揮自己經濟大國的優勢，謀求進一步在國際政治中發揮作用，這樣一來更需要樹立自己良好的對外形象，尤其在亞洲國家面前更應該如此，因為日本未來的發展不可能離開亞洲，但日本否定侵略歷史的行為只會使自己成為政治大國的願望適得其反。
民族主義意識高漲，為其它思潮統一色調
和平力量依然強大，對右翼勢力不宜高估
馮昭奎：近年來，儘管右翼勢力有些擴大，但他們在日本仍是少數。我們不宜過高估計右翼的力量。更值得關注的是社會思潮右傾化，這就不是少數人的問題。右翼勢力的擴大與戰後日本淡化其侵略歷史的教育有很大關係，這種教育的後果在未曾經歷過那場戰爭的一兩代人身上日益顯現出來；加之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態度不明朗，不誠懇，對比較崇尚權威的民眾的誤導作用很大。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長期蕭條甚至衰退，使很多人産生了危機感，導致“民族感”上升，這一方面是因為需要一種凝聚力來擺脫國家面臨的困境，一方面也是因為需要通過使矛頭向外來轉移本國內部的憤怒情緒。這種“民族感”為右翼所利用，形成一種將日本引向危險道路的傾向。
另一方面，對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不能低估。日本國內對首相參拜神社的反對運動高漲；右翼分子編寫的“新歷史教科書”到處遭到抵制，都説明當今日本的和平主義力量依然強大，決不至於重演戰前反戰力量的悲劇。
楊伯江：毫無疑問，日本社會堅持和平主義立場的人仍居多數。從意識形態角度衡量，多數人處於既非右派而也非左派的中間狀態。冷戰後，日本社會日益明顯的非意識形態化傾向與思想觀念的多樣化相伴而至，民族主義思潮對整個社會廣泛滲透，它超越了傳統的“左”、“右”界線，幾乎成為所有思潮的統一色調。這一點在對外政策領域表現得最為明顯：不管是“左”還是“右”，對外姿態都呈現越來越硬的趨勢。日本社會民族主義的高漲無疑對和平主義構成強大的衝擊，不過，二者又非簡單對立、相互排斥的關係，而是互有交錯、彼此混雜。
梁雲祥：90年代以來日本政治右傾化趨勢明顯，為右翼思潮的日趨膨脹提供了政治保護。如果任其發展，不但會模糊和篡改歷史，誤導日本國民，尤其是青年一代，使其不但不會接受慘痛的歷史教訓，反而會怨恨國際社會，只要國際環境發生變化，就有可能使歷史重演。當然，現在並沒有爆發大規模戰爭的國際環境，日本國內的和平主義力量也很強大，可以一定程度上制約右翼勢力的過度膨脹，日本政治的右傾化還不足以導致國家重新軍國主義化。
“脫亞入歐”意識根深蒂固
誠實守信方能取信鄰國
楊伯江：日本與亞洲鄰國的關係不盡如人意，原因是多方面的。從歷史角度看，由於亞洲國家歷史、文化的多樣性以及現代國際關係體系形成較晚，加之德川幕府200多年的閉關鎖國政策，使偏居一隅的日本一直未能真正融合於亞洲之中。同時，由於日本是亞洲最早發展起來的國家，所以它身處亞洲卻蔑視亞洲，明治維新時期提出的口號是“脫亞入歐”。這種意識至今影響着日本領導人對一些重大問題的基本認識。其次，日本無法融入亞洲還與它的文化邊緣性有關，它缺乏在文化上代表亞洲、領導亞洲的自信。早在60年代，日本政治學家高坂正堯就分析過日本進退兩難的窘境，稱日本是處於大文化圈邊緣的“海上力量”，無法維繫、錨泊於任何地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日本學術界有人提出“海洋文明史觀”，反映了“日本文化特殊論”再次抬頭。它通過以“海洋日本論”詮釋日本文化，目的在於用海洋文化對抗大陸文明。中曾根1998年就提出，“日本在精神上深入大陸，會有被吸收的危險”。隨着亞洲在經濟上的崛起和國際政治影響力的擴大，日本在本地區一枝獨秀的局面已不復存在。這使日本尤感失落。
日本地處亞洲，地緣因素對國際關係和一國發展的重要性在可預見的將來不可能被完全取代，亞洲的穩定與繁榮對日本的和平與繁榮至關重要。日本經濟要走出困境，除開展富有成效的改革之外，加強同亞洲國家的經貿合作，是恢復經濟的重要突破口。日本一些政治家在歷史問題上的言行不僅不利於改善日本的對外形象及其同鄰國的關係，也無助於日本走出經濟谷底。同樣，日本能否“一路走好”，也直接影響着亞洲的穩定與發展。
馮昭奎：誠實守信是參加國際社會的基本要求，一個不誠實的國家或民族就難免在國際社會中陷於孤立。從日本國內社會講，歷史問題的核心在於教育，在於能否以正確的史實和歷史觀來教育年輕一代，尊重歷史事實就是尊重自己，而不是什麼“民族自虐”。從日本國內政治講，歷史問題的關鍵在於國策，那麼，很難想象在未能對“錯誤國策”進行認真清算的情況下，能産生出指導當前與面向未來的“正確國策”。從日本對外關係講，歷史問題的實質在於和解，就是日本是否誠心誠意地準備同受過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達成真正的和解，以便為同亞洲各國加強各方面的真誠合作奠定政治基礎。
日美安保是冷戰産物
經濟安保為當務之急
梁雲祥：日美安保體制是20世紀50年代美國為對付原蘇聯和中國而建立起來的一種冷戰體制，但在冷戰結束以後它不但沒有解體，反而在1996年又重新得到確認與強化，隨後在這一體制內美日兩國又重新修訂了防衛合作指針，將整個亞太地區作為其共同防衛的地區，並決定共同開發研究TMD。很顯然，新的日美安保體制仍然帶有冷戰痕跡，即是在設定假想敵前提下的一種雙邊軍事合作，而不是考慮到所有國家安全的多邊綜合安全合作。
保障東亞安全的決不是日美安保體制，而有賴於建立一個多邊的綜合安全合作機制，即所有東亞國家在經濟合作、文化交流日益密切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互信，再進一步建立起相互保證安全的新規則和新機構。日本作為東亞大國之一，應該與中國等東亞國家在東亞多邊合作機制的建立過程中發揮巨大作用，而不是在日美安保體制下去試圖干預亞洲地區的事務。
馮昭奎：日本的國力、國土與地理位置同美國相差很大，日本為了自身的安全，與其相信所謂的NMD神話，不如認真對待本地區的安全合作機制問題。現在，有些日本的戰略專家利用所謂“中國威脅論”來煽動亞洲軍備競賽，這是非常錯誤的。從當今時代特徵與日本國家利益來説，最緊要的東西並不是什麼NMD、空中加油機或航空母艦。1980年日本曾提出過“綜合安全保障”概念，我認為日本應該與亞洲共同來發展這個“綜合安全保障”概念，包括如何對付環境污染、資源短缺、國際犯罪、網絡犯罪等等，現在，當務之急是需要認真考慮亞洲的經濟安全保障問題，這些才是需要我們共同對付的真正的現實威脅。
楊伯江：日美強化同盟在一定程度上講是日本未處理好對亞洲關係的結果，同時又使日本在本地區的孤立感進一步加強，它使日本的實際政策與基本法制之間的相互脫節進一步突出，“國格分裂症”更加嚴重。
從日美兩國之間看，日美同盟因利益矛盾與政策差異導致的脆弱性並未隨指針的修訂而消除。同時，由於在日本戰後歷史及對外關係中的特殊地位，美國在日本民族主義的浪潮面前往往首當其衝。難怪美國媒體評論説，在今天的日本，“反美業”已經成為少有的幾個增長部門之一。今後，美日之間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可能加劇。因為通過強化同盟，日本對美戰略依賴度不是下降而是上升了，而這與日本要借此實現政治大國夢的出發點是相矛盾的。在軍事科技領域，日本計劃在2002年獨立發射4顆軍事情報衛星已引起美國警覺。
亞洲各國經濟互補
友好合作利及各方
梁雲祥：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日本在冷戰環境下埋頭髮展經濟，實現了近代以來用戰爭手段所沒有實現的追趕歐美國家的願望。在這一經濟發展過程中，日本與亞洲國家建立了密切的經濟關係。但在世界經濟區域集團化趨勢加強的今天，日本與周邊國家並沒有建立起其可以依託的經濟集團。
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一直處於低迷狀態，而中國等一些亞洲國家的經濟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發展，日本開始擔心以其為領頭雁的所謂“雁陣模式”遭到破壞，貿易摩擦也會不斷增加，但實際上這正是亞洲國家經濟相互依存的結果。日本不可能總是走在其他國家的前列，不斷增長的貿易不可避免會伴隨有貿易摩擦。既然日本的發展與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緊緊地聯絡在一起，那麼日本就必須與亞洲國家進行經濟合作，以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的局面。當然，要做到這一點，除去願望，還需要相互信任和一個經濟合作組織。
馮昭奎：中日經濟具有很強的互補性，正在逼近每年1000億美元的中日貿易增長勢頭就是最明顯的表現。對於萎靡不振的日本經濟來説，“關起門來搞恢復”必是一着“死棋”，只有將日本經濟放在亞洲經濟這個“大棋盤”當中來謀劃，吸取亞洲經濟增長的活力，才能將“死棋”走活。日本的改革也需同“開放”連在一起。當今日本急需擴大開放的主要對象就是亞洲，就是發展地區性的經濟合作。有的專家説得好，“中國和日本合起來將會成為亞洲地區經濟發展的火車頭”。這種“中日火車頭模式”很可能成為所謂“雁陣模式”之後的亞洲經濟增長新模式。為了亞洲的振興，我們也應努力克服各種阻礙中日合作的政治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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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默羅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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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日本清算侵略歷史的進程半途而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