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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結構調整成效顯著 |
| 10月24日 15: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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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20多年來，尤其是從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確定以江澤民同志為第三代集體領導的核心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與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相伴隨，我國的産業結構、需求結構、地區結構和所有制結構發生了一系列意義深遠的巨大變化。
一、産業結構的變化與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從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産業結構擺脫了改革開放以前那種“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畸形發展，服務業水平低下” 的局面，通過優先發展農業和輕工業，加強基礎産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第三産業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我國産業結構逐漸趨於合理，並向優化和升級的方向發展。
1979～2001年，我國宏觀經濟總量及其各個産業都呈快速發展態勢，GDP年均增長9.4％，其中第一産業增加值年均增長4.7％，第二、第三産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1.3%和10.2%。1990-2001年，GDP年均增長9.3％，其中第一産業增加值年均增長4.0％，第二、第三産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2.2%和8.3%。三次産業增長速度的不同導致了産業結構的明顯變化。三次産業增加值在宏觀經濟總量中的比例關係，由1978年的28.1：48.2：23.7變為1989年的25.0：43.0：32.0，再變為2001年的15.2：51.1：33.6。與1978年和1989年相比，2001年第一産業的比重分別下降了12.9個和9.8個百分點，第二産業比重分別上升3.1個和8.1個百分點，第三産業比重分別上升9.9個和1.6個百分點。
從年度間的連續變化上觀察，三次産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比重的變動規律互不相同。第一産業比重自改革初期到80年代初期保持上升趨勢，此後基本呈穩步下降趨勢；第二産業比重自改革初期到80年代末呈逐年下降趨勢，1991年止降轉升，近年來呈快速上升趨勢；第三産業比重自改革初期到1992年基本呈上升趨勢，近年來較為穩定，變化不大。
按從業人員在三次産業中的分佈衡量，1979～2001年我國産業結構的變化也十分明顯。22年間，全社會從業人員總量增加了3億人，其中第一、二、三産業分別增加了7012萬人、9453萬人和約1.4億人，這使三次産業在全社會從業人員總量中所佔的比重發生了巨大變化：第一産業從業人員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78年佔絕對優勢的70.5%下降到1989年的60%，再下降到2001年的一半左右（50.1%），平均每年下降0.9個百分點；第三産業從業人員比重上升幅度較大，由1978年的12.2%上升到1989年的18.3%，再上升為2001年的27.7%，平均每年上升0.7個百分點；第二産業從業人員比重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23年間僅上升5.9個百分點：
動態觀察，三次産業從業人員的分佈結構呈現較強的規律性：第一産業從業人員比重逐年下降；第三産業比重逐年上升；第二産業比重年度間略有變化、總體呈小幅上升趨勢；自1994年起第三産業從業人員比重開始超過第二産業。
三次産業結構的上述變化，反映了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我國三次産業結構變化基本符合世界範圍的産業結構演變規律，即第一産業比重下降，而第二産業、第三産業比重上升。從增加值的比重變化上看，我國三次産業結構在80年代中期發生了標誌性的變化──第三産業比重於1985年開始超過第一産業，國民經濟總量增長從主要由第一、二産業帶動轉為主要由第二、三産業帶動。
第二，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在經歷 “消費品工業補課──加強基礎産業──加快重化工業發展”等一系列變化中有所加快，第二産業特別是工業的增長成為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按可比價計算，在1979～2001年GDP增長的9.4%中，有5.4個百分點來自第二産業的貢獻，2.7個百分點來自第三産業，1.3個百分點來自第一産業；在1990-2001年GDP增長的9.3%中，有5.8個百分點來自第二産業的貢獻，2.5個百分點來自第三産業，1.0個百分點來自第一産業。
第三，三次産業的勞動生産率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但三者之間的差距呈不斷擴大之勢。1979-2001年，一、二、三産業的勞動生産率分別增長11%、11.4%、10.1%；1990-2001年，一、二、三産業的勞動生産率分別增長10%、14.3%、9.6%。由於三次産業勞動生産率增長的差異，導致三次勞動生産率由1978年的1：7：4.9擴大到2001年的1：7.5：4。
第四，産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系數呈平穩波動之勢。産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偏差系數被定義為三次産業結構與三次就業結構之差的絕對值之和，偏差系數越大，表明産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差距越大，反之亦然。在1978-2001年期間，偏差系數從改革開放初期的84.8逐步下降到1984年的60.8，從1985年開始回升，到1992年達到高點（73.4）後又逐步回落到1996年的60.2，從1997年又開始反彈。近年來第三産業增加值的比重變化與從業人員的比重變化並不同步：第三産業增加值比重持續下降，而從事第三産業的勞動力比重卻持續上升。這一方面説明第三産業在增加就業機會、吸收富餘勞動力（特別是農村富餘勞動力）方面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説明第三産業的效益較低，亟待進一步提高。
從總體上判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産業結構基本實現了産業結構調整與合理化階段的任務，開始進入産業結構升級與高級化的階段。
二、我國需求結構的變化與特點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需求結構發生的變化不大。2001年，最終消費佔支出法GDP的比重為60.6%，比1978年下降了1.5個百分點，比1989年下降了3.5個百分點；資本形成總額佔支出法GDP的比重為37.3%，比1978年下降了0.9個百分點，比1989年上升了0.3個百分點；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為2.1%，比1978年上升了2.4個百分點，比1989年上升了3.2個百分點。1979-2001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需求佔支出法GDP的比重分別為60.1%、37.9%和2.0%；1990-2001年，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需求佔支出法GDP的比重分別為59.5%、38.2%和2.3%。
從以上需求結構的變化看，有以下幾個特點 ：
一是從經濟增長動力來看，消費需求居首位，投資需求次之，最後為國外凈需求。1979-2001年，消費需求的貢獻率為60.0%，投資需求的貢獻率為32.1%，國外凈需求的貢獻率為7.9%；1990-2001年，消費需求的貢獻率為54.5%，投資需求的貢獻率為34.8%，國外凈需求的貢獻率為10.7%。
二是存貨變動佔支出法的比重大幅度下降。1978年，存貨變動佔支出法GDP的比重為8.4%,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體制的轉軌，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日益增強，存貨變動佔支出法GDP的比重逐步下降，尤其2000年和2001年連續二年存貨變動出現了絕對量下降，這在新中國的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就整個時期（1979-2001年）而言，存貨變動佔支出法GDP的比重為3.6%，尤其在最近的13年（1990-2001）降到3.1%。從某種程度上講，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質量在逐步提高。
三、地區産業結構的變化與特點
由於地理、歷史等多方面的原因，與東部和中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落後很多，在産業結構方面也存在較大的差異(表7)。自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的一産比重一直比東部和中部地區高，二産比重一直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三産比重一直比東部低，但略高於中部地區。如1978年，西部地區的一産比重高達37.2%，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高出14.3和1.7個百分點，二産比重為44.0%，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13.7和2.4個百分點，三産比重為18.8%，比東部分別低0.7個百分點，但比中部地區高0.7個百分點。2001年，西部地區的一産比重降至20.0%，仍分別比東部和中部高出8.5和1.3個百分點，二産比重升至41.8%，仍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6.5和1.7個百分點，三産比重升至35.7%，比東部低4.5個百分點，但比中部高0.2個百分點。
由於西部地區經濟發展速度比東部地區慢，因此，西部地區GDP佔全國GDP的份額總體上呈不斷下降的趨勢(表8)，而東部地區GDP佔全國GDP的份額則呈不斷上升的趨勢。1978年，西部地區GDP佔全國GDP的比重為16.8%，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35.7和13.9個百分點。其中，西部地區一産佔全國一産的比重為21.4%，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19.8和16.0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二産佔全國二産的比重為14.2%，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44.1和13.3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三産佔全國三産的比重為16.6%，比東部地區低37.4和12.8個百分點。2001年，西部地區GDP佔全國GDP的比重下降到13.6%，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45.9和13.3個百分點。其中，西部地區一産佔全國一産的比重下降到18.7%，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28.1和15.8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二産佔全國二産的比重微升到12.1%，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49.4和14.3個百分點；西部地區三産佔全國三産的比重下降到12.7%，分別比東部和中部地區低49.8和12.1個百分點。這表明，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三大地帶經濟發展的差距不但沒有縮小，而且還有不斷擴大之勢。就整個時期（1979-2001年）而言，東部對全國GDP的貢獻率為57.8%，中部為27.9%，西部為14.3%。
從目前西部地區的産業結構來看，西部地區的工業化水平還比較低。因此，西部地區要利用中央決定加快發展西部地區的大好時機，充分發揮自己的資源優勢，加大開放力度，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治理生態環境，大力調整産業結構，逐步縮小與東部地區的差距。
四、所有制結構的變化與特點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鼓勵和支持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我國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之間的關係得以調整和改進。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所下降，非公有制經濟比重迅速上升，形成了“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种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良好格局。
(一)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其主體地位仍未改變。
初步測算，在1997年實現的國內生産總值74772億元中，公有制經濟實現56676億元，佔75.8%；而在1978年該比重高達99.1%。在公有制經濟中，國有經濟實現31296億元（其中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國有成分4860億元），集體經濟實現25380億元（包括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集體成分1657億元），分別佔經濟總量的41.9%和33.9%；1978年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所佔比重分別為56.2%和42.9%。1997年與1978年相比，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下降了23.3個百分點，其中國有經濟下降了14.3個百分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絕對優勢發生了顯著變化。但從總體上看，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佔75.8%，仍處於主體地位。在具有壟斷性的基礎産業部門（如鐵路、民航、郵電通信、城市水電煤氣等）和關係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部門和關鍵領域（如科研、教育、國防、金融保險等），國有經濟仍具有絕對優勢和較強的控制力。
（二）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逐漸成為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力量。
在1997年實現的國內生産總值中，非公有制經濟實現18096億元，佔24.2%；而在1978年該比重僅為0.9%。1997年與1978年相比，非公有制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上升了23.3個百分點。非公有制經濟不僅在總量上增長較快，而且擴展到國民經濟的許多領域。在1997年各産業增加值中，非公有制經濟實現部分所佔比重最高的是“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53.8%），其次是“農林牧漁業”和“工業”（分別為27.5%、21.2%），比重最低的是“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也佔10%以上。
五、現階段我國經濟結構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從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取得了可喜的成績，解決了産業結構失衡與不合理現象，但與發達國家走過的相應階段相比，與改革所要達到的目標相比，現階段我國經濟結構還存在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與不足：
１、第三産業比重明顯偏低，而且內部結構不合理。與世界大部分國家相比，我國第三産業增加值在GDP中所佔比重偏低。目前，絕大部分發達國家的這一比重在60～80％，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也超過35％，而我國2001年這一比重僅為33.6%。從第三産業內部結構看，發達國家主要以信息、諮詢、科技、金融等新興産業為主，而我國仍以傳統的商業、服務業為主，一些基礎性第三産業（如郵電、通訊）和新興第三産業（如金融保險、信息、諮詢、科技等）仍然發育不足。
２、消費率偏低，投資率偏高。從國際比較看，目前我國的消費率偏低，投資率偏高。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統計，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79%。由此可見，我國的消費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18-19%左右，這表明我國的消費率仍有很大提高的餘地。當然，目前我國投資率偏高和消費率偏低是和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密切相關。從亞洲四小龍和其他國家的成功經驗看，較高投資率是一個國家經濟起飛階段必不可少的一個重要條件。從長遠看，消費率提高和投資率降低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３、地區經濟結構不合理，地區之間的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擴大。地區經濟結構不合理突出表現在産業結構趨同，重復建設嚴重。據測算，目前我國東、中、西部工業結構的相似率達93.5%以上，甚至省內地市間的産業趨同化現象也很嚴重。改革開放20多年來，由於種種原因，東中西三大地帶的經濟發展的差距在不斷擴大。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勢必造成貧富差距擴大，不利於保持社會穩定，也不利於國民經濟的健康和穩定發展和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
４、現行所有制結構還存在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經過20多年的改革和開放，徹底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公有經濟一統天下的局面，目前初步現成了以公有經濟為主體和多种經濟成分共同發展的良性格局。雖然，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創造的增加值已佔整個GDP的四分之一左右，但與經濟發展的要求相比，該比例仍然偏低。非公有制經濟在市場準入、融資等方面仍然受到許多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仍大有潛力可挖。另外，所有制結構在不同地區仍有明顯的差異。
六、加快我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對策建議
以上分析表明，目前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産業結構“糾偏”與合理化過程已基本結束，正面臨産業結構升級與高級化的任務；所有制結構正逐漸向適應經濟發展階段和産業結構調整要求的方向發展。下階段結構調整的重點是：
首先，在加強農業基礎地位的同時，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農業産業化經營，積極推動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在繼續調整、改造我國傳統工業行業的同時，大力發展信息産業和高新技術産業，加快産業結構優化升級；以加入WTO為契機，全方位開放和提升我國的第三産業。為此，（1）加快服務業行業管理體制改革，消除産業發展的體制障礙。必須儘快轉變觀點，打破壟斷，引進競爭機制，有步驟地開放金融、保險市場，進一步鼓勵並規範證券業的有序發展。加快服務業領域的改革步伐，拓寬服務領域，制定和完善服務業行業標準。（2）加快房地産業發展，使之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建立健全住房産權制度、住房公積金制度，理順租售房比價關係，規範稅費，降低售價，完善住房售後服務，培育二級市場，加強物業管理，規範住房裝修業的發展。（3）大力加強交通運輸和郵電通信業的發展，推進信息高速網絡建設。（4）改革傳統商業的運營模式，逐步推行連鎖經營、物流配送、代理制、電子商務等組織形式和服務方式。（5）加快發展教育、文化、衛生和體育産業等，培養新的消費熱點和經濟增長點。（6）大力促進與人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社區、租賃、旅遊、信息諮詢服務以及法律、會計、審計、評估等仲介服務組織的發展。
其次，調整需求結構，即提高消費需求比重和降低投資需求比重。從理論上講，如果不考慮進出口因素，提高消費需求比重和降低投資需求比重是一回事。但在政策操作上，側重點不同所造成的結果是截然不同的。一種是壓縮投資，另一種是增加消費。前者很可能是以犧牲經濟增長率為代價求得投資和消費關係的協調，這種調控策略不在非常時刻不足取。因此，我們贊成後者，即通過積極擴大消費實現投資與消費關係的協調。為此，要千方百計採取各種措施促進居民消費。具體地説，一是努力提高農民收入，加快“費改稅”試點的進度，精簡縣鄉機構，減輕農民負擔，同時清理對農民進城務工的各種不合理收費，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小城鎮建設；二是破除陳舊消費觀念，積極發展以住房和汽車為主的消費信貸；三是加強收入的結構性調控，加大轉移支付的力度和範圍，尤其對對於城鄉低收入者，要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建立最低生活保障線，扶貧濟困，確保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四是加大有利於促進消費的基礎設施投資，改善城鄉居民消費環境。
再次，調整地區經濟結構，縮小地區之間差距，促進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為了避免地區産業結構雷同，各地要根據實際情況和自身的相對優勢，確定優先發展的産業和戰略。尤其是西部地區要抓住中央制定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用好中央財政對西部地區的轉移支付和建設資金投入，同時積極吸引社會資金和外資參與西部開發和建設。另外，發達地區也要加大對不發達地區在人材、資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最後，要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促進所有制結構的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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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小荷 來源:國家統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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