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

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

10月24日 13:46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下，我國實現了由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向初步全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性轉變，改革開放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適應這一形勢的變化，宏觀調控突出了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調控能力明顯增強，有效地確保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一、宏觀調控的成效及主要過程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面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了明顯成效：綜合國力顯著增強，經濟結構趨於合理；三大産業全面發展，買方市場基本形成；基礎設施逐步完善，經濟發展後勁持續增強；對外經濟聯絡日趨密切，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持續改善，總體上基本實現小康。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的宏觀調控在面對諸多挑戰的嚴峻形勢下，克服一個個困難而逐步得以豐富和發展。始於1988年10月的對經濟全面進行的治理整頓，使我國經濟逐步走出低谷，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由1989年的4.1%、1990年的3.8%，回升到1991年的9.2%，開始了我國歷史上增長最快的第八個“五年計劃”時期，1991-1995年國內生産總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年均增長速度達12%。伴隨著經濟的高速增長，繼而也出現了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面對再次過熱的國民經濟，黨中央、國務院及時加強了宏觀調控，經過三年的努力，1996年終於成功實現經濟“軟著陸”，經濟增長幅度回落到9.6%，通貨膨脹率降到6.1%；1997年進一步鞏固“軟著陸”的成果，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1998年由於國內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使本應再次回升的經濟出現了新變化，經濟存在振蕩衰退、大幅下滑的危險，對此，黨中央、國務院果斷地作出以擴大內需為主、促進經濟發展的重大決策，採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避免了我國經濟可能出現的大幅下滑局面。整個“九五”時期，經濟保持了快速增長，國內生産總值年均實際增長速度達到8.3%。2001年是“十五”計劃的第一年，國內生産總值增長速度仍然達到7.3%，預計2002年也將超過7%。從具體過程看，大體有三個階段：

　　（一）治理整頓時期。面對漲價、搶購、擠兌以及經濟秩序混亂的嚴重形勢，1988年黨中央、國務院果斷採取措施對經濟全面進行治理整頓，把穩定通貨、物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調控的首要目標，採取的主要措施：壓縮全社會固定資産投資規模，遏制投資膨脹的態勢；提高利率，實行保值貼補，穩定存款；凍結部分生産資料和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並相應增加國家的物價補貼；對漲價過猛的商品（如農業生産資料）實行專營，對部分商品實行控購（如控制社會集團的商品購買）乃至清理公司、整頓流通、憑證供應等措施；出臺了一些集中財力的措施，如開徵特別消費稅、徵收預算外調節資金、延期歸還企事業單位的國庫券本息、要求地方對中央做貢獻等等；適當收縮信貸規模。控制貨幣發行；控制職工貨幣收入的增長。這個時期國家宏觀調整和緊縮政策取得明顯成效，主要效果是：社會總需求膨脹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供需總量失衡的矛盾大大緩解，出現部分商品的買方市場；貨幣供應量大為減少；物價上漲得到遏制，通貨膨脹的勢頭得到緩解。但同時，由於採取“急剎車”，力度過大，經濟增長大幅下滑。

　　（二）“八五”時期的“軟著陸”。開始啟動間接宏觀調控，在“抓住機遇、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發展、保持穩定”的基本方針指導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採取的主要措施歸結為：加強和穩定農業基礎，控制固定資産投資的過快增長，採取適度從緊的宏觀經濟政策，尤其是總量控制、結構調整和改進調控方式等經濟政策。在財政政策方面，通過稅制改革、清理預算外資金、增收節支等手段，將財政赤字控制在預算規模之內。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國人民銀行運用多種手段改進金融調控方式，注重對貨幣供應量進行調整，改變貨幣供應量增長過快和貨幣結構不合理的局面，一是針對外匯儲備增加引起人民幣外匯佔款不斷增加的情況，採取“對衝”措施，相應大量收回中央銀行再貸款，以減少基礎貨幣投放；二是針對廣義貨幣供應量增長幅度較低，企業流動性支付較弱等情況，通過兩次利率下調，調整了貨幣結構；三是通過控制固定資産和消費基金的過快增長，在農産品收購資金大幅度增加的情況下，將現金髮行控制在預定的調控目標之內，為抑制通貨膨脹創造了條件。這個時期宏觀調控的效果是：經濟實現“軟著陸”，既降低了通貨膨脹率，又保持了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

　　（三）“九五”時期及“十五”初期的擴大內需。這個時期，由於國內特大洪澇災害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加上體制轉軌，經濟轉型和經濟國際化進程加快，國內商品供求矛盾逐步由賣方市場轉向買方市場，需求不足的問題成為主要矛盾。根據這一形勢的重大變化，黨中央、國務院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由“適度從緊”、“穩中求進”轉向了“擴大內需”。主要採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的核心內容是增發長期建設國債，擴大政府支出，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在連續實行五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過程中，又推出了一些其他配套的政策，使得積極財政政策內容更加豐富，如：增發國債用於企業技術改造貸款貼息；調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失業人員以及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對象等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增加機關事業單位職工工資和離退休人員的養老金；提高部分産品出口退稅率，加大退稅力度，支持出口；國債投資向中、西部傾斜，支持西部大開發等等。除此之外，財政政策方面，還進行了分稅制和稅制改革，加強預算外資金的管理，加快“費改稅”步伐，擴大中央財政收入，強化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社保基金的支持。在貨幣政策方面，主要是執行穩健的貨幣政策，強化中央銀行宏觀調控能力，中央銀行停止向財政透支，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是穩定幣值、支持增長，對內保持物價穩定，對外保持匯率穩定。通過取消貸款規模限額管理，代之以資産負債比例管理，注重運用存款準備金、再貼現、再貸款等多種手段對貨幣供應量的調節，靈活運用利率手段，積極試點公開市場業務；發行特別國債充實銀行資本金，降低不良資産，防範金融風險。這一時期宏觀調控取得了明顯效果：既成功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和自然災害的不利衝擊，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經濟衰退帶來的困難，國民經濟保持了持續穩定快速增長，宏觀調控也積累了防止通貨緊縮的經驗。

　　二、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

　　宏觀調控之所以取得了預期效果，確保了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歸功於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藝術性大大提高，調控能力明顯增強，調控的綜合性、間接性、靈活性和適應性運用得當。

　　（一）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提高了宏觀調控的綜合性。通過壓縮基建規模、控制支出的財政政策，通過控制信貸規模、減少貨幣供應量的貨幣政策，順利地完成了治理整頓的各項任務，實現了反通貨膨脹的預定目標，使得國民經濟步入了穩定發展的軌道。通過在調控總量的同時，加大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力度，通過堅持擴大內需為主的同時，積極促進出口的增長，有效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的不利影響，防止了通貨緊縮趨勢的加劇。通過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增加農民收入，通過加大財政轉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收入，通過在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努力擴大消費信貸，確保了消費的穩定增長。通過發行長期建設國債，降低銀行貸款利率，通過擴大融資渠道，放寬投資領域，促進國有和民間投資的較快增長。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擴大出口退稅範圍，通過擴大企業出口經營權，改善通關環境，促進了出口的較快增長。總之，通過運用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産業政策和貿易政策等各種政策工具，大大提高了宏觀調控的綜合性。

　　（二）減少直接宏觀調控的同時，重點加強了間接調控。在宏觀調控方式方面，由計劃直接調控為主轉變為運用財政貨幣政策間接調控為主。1988年10月開始的三年治理整頓，相當程度上是國家行政措施和增加物價補貼的結果，是以直接調控為主；而針對1993年出現的經濟過熱，政府堅持以適度從緊的財政貨幣政策為主，再輔之以産業政策、外貿政策以及利率、匯率、價格、關稅等經濟杠桿，對國民經濟實行間接宏觀調控，使我國經濟在1996年、1997年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國民經濟調控方式由直接調控為主向間接調控為主的轉變取得了實質性進展。

　　在金融調控手段方面，從貸款規模限額管理轉變為利用其他貨幣政策工具控制貨幣供應量。從1998年開始，中央銀行取消對國有商業銀行貸款限額的控制，在推行資産負債比例管理和風險管理的基礎上，實行“計劃指導，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間接調控”的新的管理體制。中央銀行主要運用存款準備金率、中央銀行再貸款、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外匯操作、再貼現等金融政策工具調節貨幣供應量。

　　（三）及時根據形勢的需要，調整宏觀政策，宏觀調控的靈活性大大提高。在財政政策方面，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積極的財政政策”。“九五”初期，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依舊是“適度從緊”，財政赤字有所壓縮。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後，從1998年起，財政政策開始轉變為“積極的財政政策”，擴大預算赤字，增加國債發行，加大政府支出。通過加大政府投資帶動社會投資，到2001年累計發行5100億長期建設國債，有力地拉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同時政府還通過其他許多措施如提高工資收入以刺激居民消費，都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貨幣政策方面，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九五”初期，隨著財政政策由“適度從緊”轉變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也相應從“適度從緊”轉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自1996年以來，中央銀行連續8次下調利率，並於1999年9月開徵利息稅，同時適度增加貨幣投放和信貸投放。在有效防範金融風險的同時，積極支持國民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支持改革開放和結構調整，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消費政策方面，變限制消費政策為鼓勵消費政策。“九五”期間，消費政策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視。由於生産相對過剩以及買方市場的出現，消費政策從限制消費轉變為鼓勵消費，政策目標也從抑制通貨膨脹轉變為控制通貨緊縮。為了促進消費，已經採取了多項政策措施，比如銀行連續8次降息、徵收利息稅、開展消費信貸、提高職工工資、減輕農民負擔等等。

　　（四）宏觀調控政策的適應性明顯提高。在宏觀調控的指導思想方面，從注重追求增長速度轉變為既注重增長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結構優化升級。“發展是硬道理”，我們國家經濟總量小，發展水平低，只有保持較高的增長速度，才能逐步趕超世界先進水平。所以，以前注重追求增長速度也是很有道理的。在亞洲金融危機和國內價格持續下降的雙重壓力下，我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年有所降低，從1998年底開始，政府在進行下年度經濟工作安排時就明確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速度指標應當是預測性、指導性的，應當能夠隨著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而隨時進行調整，並且公開宣佈放棄片面追求增長速度的做法，從以前注重追求增長速度轉變為既注重增長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長質量和結構優化升級上來。這一根本性的變化，標誌著我國的宏觀調控水平上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在宏觀調控的戰略重點方面，從出口導向，發展外向型經濟，轉變為積極“擴大內需”，立足國內市場。改革開放以來，改革和開放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兩大發動機，開拓國際市場，擴大外需，是我國宏觀調控的戰略重點。1998年，為了抵禦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黨中央、國務院及時靈活地提出宏觀經濟政策應立足於國內市場，把“立足於國內”不僅作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觀調控取向，而且確立為今後的中長期發展戰略，從而使得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有了可靠的保障。

　　在匯率政策方面，保持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後，鋻於東南亞等周邊國家陷於困難境地，而當時的國際金融市場又十分脆弱，存在著一觸即潰的危險。為穩定國際金融市場，防止亞洲金融危機蔓延和加深，我國政府毅然作出抉擇，努力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經過多方面艱苦努力，終於使人民幣匯率在整個亞洲金融危機期間始終保持穩定，與此同時，外匯儲備也在不斷增加。

　　三、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宏觀調控的主要經驗

　　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我國政府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這是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的正確領導下，遵循市場經濟發展客觀規律，審時度勢，不斷總結宏觀調控經驗，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英明果斷決策的結果。經過十多年的實踐，我國政府進一步積累和豐富了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要求，加強和改善宏觀經濟管理與調控的經驗。

　　（一）要牢牢抓住經濟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第一要務不放鬆。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宏觀調控一個最重要的經驗就是牢牢抓住經濟發展這一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不放鬆。發展是一百多年來，中華民族復興歷程昭示的深刻主題；是13年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始終高揚的強勁旋律。抓住了這個第一要務，我們實現了“八五”、“九五”時期經濟的高增長，特別是在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後，儘管遇到亞洲金融危機和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澇災害，以及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的干擾，由於我們牢牢抓住經濟發展不放鬆，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實施正確有效的宏觀調控政策，在保持社會穩定的同時，保持了國民經濟快速平穩增長。而經濟的快速平穩增長，又為我們擺脫亞洲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克服嚴重自然災害，戰勝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干擾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同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方針，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法制建設，為集中精力進行經濟建設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社會環境，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二）宏觀調控政策要適時適勢靈活調整。在“九五”前期，針對當時我國通貨膨脹較為嚴重的情況，採取了“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使通貨膨脹得到有效控制，保持了國民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實現了國民經濟的“軟著陸”。1997年，為了鞏固“軟著陸”的成果，在繼續實行“適度從緊”的宏觀調控政策的同時，針對通貨膨脹水平不斷下降的新情況，實施穩中求進的政策，兩次下調利率，使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後，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的逐步擴大，商品供給短缺狀況的基本結束，需求不足的問題成為主要矛盾。針對這一形勢的變化，黨中央、國務院及時調整宏觀調控政策，由“適度從緊”、“穩中求進”轉向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及時運用靈活的經濟杠桿，努力“擴大內需”，確保了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三）堅持“擴大內需”與發展對外經濟緊密結合，促進經濟持續發展。在“九五”後期，針對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出口和利用外資帶來的不利影響，黨中央和國務院果斷地作出了擴大內需的重大戰略決策，採取了一系列切實可行的措施，使國內投資和消費需求保持了穩定增長，有效地抵禦了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不利影響。與此同時，努力擴大對外開放，不斷改善投資環境，適時提高出口退稅率，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有效吸引外資，使對外經濟保持了穩定發展。事實證明堅持擴大內需方針與積極發展對外經濟相結合，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卓有成效的。1998年以來，我國年經濟增長均超過7%的預定目標。

　　（四）擴大需求與調整結構、改善供給同時並舉。“九五”時期以來，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既重視擴大需求促進經濟回升，也注重調整結構、改善供給，把擴大內需與結構調整有機地結合起來，取得了較好效果。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擴大需求的同時，更有效地改善了供給，特別是加強了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和基礎産業，加大了企業技術改造投入，促進了産業結構的優化和升級。針對一般加工工業生産能力普遍過剩的現狀，採取了淘汰一批、壓縮一批的方針，對提高供給質量發揮了積極作用。加強和穩定了農業基礎，使糧棉油等主要農副産品供給更加充分。

　　（五）堅持投資和消費的雙向啟動。在擴大內需的政策上，堅持了投資和消費的雙向啟動。針對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一方面採取了發行長期建設國債以啟動投資需求，1998-2002年五年累計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加之銀行配套資金和企業資金，用於基礎設施和基礎産業建設，資金較為充裕，有效地促進了投資的快速增長；另一方面，在加大啟動投資需求的同時，還注意啟動消費需求，通過提高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延長節假日清理和完善消費政策、消費環境以及擴大高校招生等措施，加之進一步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整頓市場經濟秩序，有效地擴大了居民消費。

　　（六）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協調運用。“九五”前期，在宏觀調控堅持適度從緊、穩中求進的總原則下，連續三次下調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同時也嚴格地控制了貨幣供應量和財政支出適度增長。兩者的密切配合，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到了1998年，針對亞洲金融危機、國內需求不足的情況，宏觀調控採取了以發行長期建設國債為主的積極財政政策，並注重貨幣政策的密切配合。在發行國債、提高出口退稅率的同時，金融機構提供了相應配套資金，繼續降低了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水平，開徵利息稅，兩者配合較為密切。

　　（七）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三者關係。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的、穩定是前提。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即使在複雜、困難的情況下，改革也沒有停止過，而是迎難而上，積極有序地向前推進，有力推動了經濟發展。並始終注意使改革的力度同社會承受能力相適應。在結構調整和改革深化不可避免地觸及深層利益關係時，高度重視和採取各種政策措施，維護廣大群眾的基本利益。大力實施再就業工程，確保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和離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按時足額發放，關心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切實推進農村稅費改革，減輕農民負擔，從總體上維護了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穩定地增長。

責編:小荷來源:國家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