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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4月12日 學習和時局 |
| 09月15日 14: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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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産黨中央領導機關和高級幹部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間，對於黨的歷史特別是黨在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這個時期的歷史所進行的討論，大大地幫助了黨內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上的統一。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在貴州省遵義城所召集的擴大的政治局會議雖然糾正了從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錯誤路線，改變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的成分，確立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把黨的路線轉到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但是在黨的很多幹部中間，對於過去的錯誤路線的性質卻沒有作過徹底的清算。為着進一步地提高黨的幹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這個時間內，曾經幾次進行了關於黨的歷史的討論；隨後又在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這個時間內，領導全黨高級幹部進行同樣的討論。這個討論為一九四五年召集的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作了重要的準備，使那次大會達到了中國共産黨前所未有的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學習和時局》就是毛澤東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在延安高級幹部會議上和五月二十日在中央黨校第一部對於這個討論所作的講演。關於中共中央對於一九三一年初到一九三四年底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所作的詳細結論，參看本篇附錄中國共産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七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一
去年冬季開始，我黨高級幹部學習了黨史中的兩條路線問題。這次學習使廣大高級幹部的政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在這次學習中，同志們提出了許多問題，中央政治局曾對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作了結論。這些結論是：
（一）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央認為應使幹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以便一方面，徹底了解我黨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又一方面，能夠團結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鬥爭，這些鬥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幹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後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着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着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着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藉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
（二）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對於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應作兩方面的分析：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幹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鬥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列寧説，對於具體情況作具體的分析，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復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三）關於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的討論。應該指出，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路線是基本上正確的，因為它確定了現時革命的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確定了當時形勢是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批判了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發佈了十大綱領等，這些都是正確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亦有缺點，例如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極大的長期性和農村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極大的重要性，以及還有其他若干缺點或錯誤。但無論如何，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我黨歷史上是起了進步作用的。
（四）關於一九三一年上海臨時中央及在其後由此臨時中央召開的五中全會是否合法的問題。中央認為是合法的，但應指出其選舉手續不完備，並以此作為歷史教訓。
（五）關於黨內歷史上的宗派問題。應該指出，我黨歷史上存在過並且起了不良作用的宗派，經過遵義會議以來的幾次變化，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這次黨內兩條路線的學習，指出這種宗派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並起了不良作用，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以為經過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九三八年十月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九四一年九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一九四二年的全黨整風和一九四三年冬季開始的對於黨內歷史上兩條路線鬥爭的學習，這樣許多次黨內鬥爭的變化之後，還有具備原來的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存在，則是不對的。過去的宗派現在已經沒有了。目前剩下的，只是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思想形態的殘余，我們繼續深入地進行整風學習，就可以將它們克服過來。目前在我們黨內嚴重地存在和幾乎普遍地存在的乃是帶着盲目性的山頭主義傾向。例如由於鬥爭歷史不同、工作地域不同（這一根據地和那一根據地的不同，敵佔區、國民黨統治區和革命根據地的不同）和工作部門不同（這一部分軍隊和那一部分軍隊的不同，這一種工作和那一種工作的不同）而産生的各部分同志間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團結的現象，看來好似平常，實則嚴重地妨礙着黨的統一和妨礙着黨的戰鬥力的增強。山頭主義的社會歷史根源，是中國小資産階級的特別廣大和長期被敵人分割的農村根據地，而黨內教育不足則是其主觀原因。指出這些原因，説服同志們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覺性，打通同志間的思想，提倡同志間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實現全黨大團結，是我們當前的重要任務。
以上所説的問題，如能在全黨獲得明確的理解，則不但可以保證這次黨內學習一定得到成功，而且將保證中國革命一定得到勝利。
二
目前時局有兩個特點，一是反法西斯陣線的增強和法西斯陣線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陣線內部人民勢力的增強和反人民勢力的衰落。前一個特點是很明顯的，容易被人們看見。希特勒不久就會被打敗，日寇也已處在衰敗過程中。後一個特點，比較地還不明顯，還不容易被一般人看見，但是它已在歐洲、在英美、在中國一天一天顯露出來。
中國人民勢力的增強，要以我黨為中心來説明。
我黨在抗日時期的發展，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年為第一個階段。在此階段的頭兩年內，即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日本軍閥重視國民黨，輕視共産黨，故用其主要力量向國民黨戰線進攻，對它採取以軍事打擊為主、以政治誘降為輔的政策，而對共産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則不重視，以為不過是少數共産黨人在那裏打些遊擊仗罷了。但是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帝國主義者佔領武漢以後，他們即已開始改變這個政策，改為重視共産黨，輕視國民黨；改為以政治誘降為主、以軍事打擊為輔的政策去對付國民黨，而逐漸轉移其主力來對付共産黨。因為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感覺國民黨已不可怕，共産黨則是可怕的了。國民黨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內，抗戰是比較努力的，同我黨的關係也比較好，對於人民抗日運動雖有許多限制，但也允許有較多的自由。自從武漢失守以後，由於戰爭失敗和仇視共産黨這種情緒的發展，國民黨就逐漸反動，反共活動逐漸積極，對日抗戰逐漸消極。共産黨在一九三七年，因為在內戰時期受了挫折的結果，僅有四萬左右有組織的黨員和四萬多人的軍隊，因此為日本軍閥所輕視。但到一九四○年，黨員已發展到八十萬，軍隊已發展到近五十萬，根據地人口包括一面負擔糧稅和兩面負擔糧稅的，約達一萬萬。幾年內，我黨開闢了一個廣大的解放區戰場，以至於能夠停止日寇主力向國民黨戰場作戰略進攻至五年半之久，將日軍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圍，挽救了國民黨戰場的危機，支持了長期的抗戰。但在此階段內，我黨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種錯誤，這種錯誤就是輕視日本帝國主義（因此不注意戰爭的長期性和殘酷性，主張以大兵團的運動戰為主，而輕視遊擊戰爭），依賴國民黨，缺乏清醒的頭腦和缺乏獨立的政策（因此産生對國民黨的投降主義，對於放手發動群眾建立敵後抗日民主根據地和大量擴大我黨領導的軍隊等項政策，發生了動搖）。同時，我黨吸收了廣大數目的新黨員，他們還沒有經驗；一切敵後根據地也都是新創的，還沒有鞏固起來。這一階段內，由於時局開展和黨與軍隊的發展，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驕氣，許多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了。在這一階段內，我們曾經克服了黨內的右傾偏向，執行了獨立政策，不但打擊了日本帝國主義，創立了根據地，發展了八路軍新四軍，而且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為第二階段。日本帝國主義者為準備和執行反英美的戰爭，將他們在武漢失守以後已經改變了的方針，即由對國民黨為主的方針改為對共産黨為主的方針，更加強調起來，更加集中其主力於共産黨領導的一切根據地的周圍，進行連續的“掃蕩”戰爭，實行殘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擊我黨，致使我黨在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這兩年內處於極端困難的地位。這一階段內，我黨根據地縮小了，人口降到五千萬以下，八路軍也縮小到三十多萬，幹部損失很多，財政經濟極端困難。同時，國民黨又認為他們已經閒出手來，千方百計地反對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和日本帝國主義配合着進攻我們。但是這種困難地位教育了共産黨人，使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們學會了如何反對敵人的“掃蕩”戰爭、“蠶食”政策、“治安強化”運動、“三光”政策和自首政策；我們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統一戰線政權的“三三制”政策、土地政策、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政愛民、發展生産等項工作，克服了許多缺點，並且把第一階段內許多人自以為了不得的那股驕氣也克服下去了。這一階段內，我們雖然受了很大的損失，但是我們站住腳了，一方面打退了日寇的進攻，一方面又打退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因為國民黨的反共和我們不得不同國民黨的反共政策作自衛鬥爭的這些情況，黨內又生長了一種過左的偏向，例如以為國共合作就要破裂，因而過分地打擊地主，不注意團結黨外人士等。但是這些過左偏向，也被我們克服過來了。我們指出了在反磨擦鬥爭中的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指出了在統一戰線中又團結又鬥爭和以鬥爭求團結的必要，保持了國內和根據地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一九四三年到現在為第三階段。我們的各項政策更為見效，特別是整頓三風和發展生産這樣兩項工作，發生了根本性質的效果，使我黨在思想基礎和物質基礎兩方面，立於不敗之地。此外，我們又在去年學會了或開始學會了審查幹部和反對特務的政策。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根據地的面積又擴大了，根據地的人口，包括一面負擔和兩面負擔的，又已上升到八千余萬，軍隊又有了四十七萬，民兵二百二十七萬，黨員發展到了九十多萬。
一九四三年，日本軍閥對中國的政策沒有什麼變化，還是以打擊共産黨為主。從一九四一年至今這三年多以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華日軍是壓在我黨領導的各個抗日根據地身上。三年多以來，國民黨留在敵後的數十萬軍隊經不起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約有一半投降了敵人，約有一半被敵人消滅，殘存的和撤走的為數極少。這些投降敵人的國民黨軍隊反過來進攻我黨，我黨又要擔負抗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偽軍。國民黨只擔負抗擊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軍和不到百分之十的偽軍。從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起，整整五年半時間，日本軍閥沒有舉行過對國民黨戰場的戰略進攻，只有幾次較大的戰役行動（浙贛、長沙、鄂西、豫南、常德），也是早出晚歸，而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於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在此情況下，國民黨採取上山政策和觀戰政策，敵人來了招架一下，敵人退了袖手旁觀。一九四三年國民黨的國內政策更加反動，發動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但是又被我們打退了。
一九四三年，直至今年春季，日寇在太平洋戰線逐漸失利，美國的反攻增強了，西方的希特勒在蘇聯紅軍嚴重打擊之下有搖搖欲倒之勢。為救死計，日本帝國主義想到要打通平漢、粵漢兩條鐵路；又以其對重慶國民黨的誘降政策還沒有得到結果，有給它以再一次打擊之必要，故有在今年大舉進攻國民黨戰線的計劃。河南戰役已打了一個多月。敵人不過幾個師團，國民黨幾十萬軍隊不戰而潰，只有雜牌軍還能打一下。湯恩伯部官脫離兵，軍脫離民，混亂不堪，損失三分之二以上。胡宗南派到河南的幾個師，也是一觸即潰。這種情況，完全是幾年來國民黨厲行反動政策的結果。自武漢失守以來的五年半中，共産黨領導的解放區戰場擔負了抗擊日偽主力的重擔，這在今後雖然可能發生某些變化，但這種變化也只能是暫時的，因為國民黨在五年半以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下所養成的極端腐化狀態，今後必將遭到嚴重的挫敗，到了那時，我黨抗擊敵偽的任務又將加重了。國民黨以五年半的袖手旁觀，得到了喪失戰鬥力的結果。共産黨以五年半的苦戰奮鬥，得到了增強戰鬥力的結果。這一種情況，將決定今後中國的命運。
同志們可以看見，一九三七年七月起至現在止，這七年時間內，在我黨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力量曾經歷了上升、下降、再上升三種情況。我黨抗擊了日寇的殘酷進攻，建立了廣大的革命根據地，大大地發展了黨和軍隊，打退了國民黨的三次大規模的反共高潮，克服了黨內發生的右的和“左”的錯誤思想，全黨學得了許多可寶貴的經驗。這些就是我們七年工作的總結。
現在的任務是要準備擔負比較過去更為重大的責任。我們要準備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把日寇打出中國去。為使我黨能夠擔負這種責任，就要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起來，就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據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的地位。
關於根據地工作，第一階段內有大的發展，但是不鞏固，因此在第二階段內一受到敵人的嚴重打擊，就縮小了。在第二階段內，一切我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都受到了嚴格的鍛煉，比起第一階段來好得多了；幹部和黨員的思想和政策的水平，大進一步，沒有學會的東西，學會得更多了。但是思想的打通和政策的學習還需要時間，我們還有許多沒有學會的東西。我黨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內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今後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着將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關於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我們一向是做得很差的。如果現在我們還不爭取在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中被日本帝國主義壓迫的千百萬勞動群眾和市民群眾圍繞在我黨的周圍，並準備群眾的武裝起義，我們的軍隊和農村根據地就會得不到城市的配合而遇到種種困難。我們十多年來是處在農村中，提倡熟悉農村和建設農村根據地，這是必要的。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準備城市起義的任務，沒有也不可能在這十多年中間去實行。但是現在不同了，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要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實行了。我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不久就可能開會，這次代表大會將要討論加強城市工作和爭取全國勝利的問題。
這幾天陜甘寧邊區召開工業會議，是有重大意義的。一九三七年邊區還只有七百個工廠工人，一九四二年有了四千人，現在有了一萬二千人。切不可輕視這樣的數目字。我們要在根據地內學習好如何管理大城市的工商業和交通機關，否則到了那時將無所措手足。準備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裝起義，並且學習管理工商業，這是第二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沒有這種準備，我們也就不能把日寇趕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國。
三
為了爭取新的勝利，要在黨的幹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開動機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説，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擔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東西，只要我們對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為我們的包袱，成為我們的負擔。例如：犯過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從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過錯誤的，從此驕傲起來。工作無成績，可以使人悲觀喪氣；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氣揚。鬥爭歷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鬥爭歷史長的，可以因其長而自以為是。工農分子，可以自己的光榮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農分子。各種業務專長，都可以成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為自己聰明能幹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對於諸如此類的東西，如果沒有自覺性，那它們就會成為負擔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脫離群眾，屢犯錯誤，背上了這類包袱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來，使自己的精神獲得解放，實在是聯絡群眾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我黨歷史上曾經有過幾次表現了大的驕傲，都是吃了虧的。第一次是在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那時北伐軍到了武漢，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忘記了國民黨將要襲擊我們。結果犯了陳獨秀路線的錯誤，使這次革命歸於失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年。紅軍利用蔣馮閻大戰的條件，打了一些勝仗，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李立三路線的錯誤，也使革命力量遭到一些損失。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一年。紅軍打破了第三次“圍剿”，接着全國人民在日本進攻面前發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更嚴重的路線錯誤，使辛苦地聚集起來的革命力量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第四次是在一九三八年。抗戰起來了，統一戰線建立了，又有一些同志驕傲起來，自以為了不得，結果犯了和陳獨秀路線有某些相似的錯誤。這一次，又使得受這些同志的錯誤思想影響最大的那些地方的革命工作，遭到了很大的損失。全黨同志對於這幾次驕傲，幾次錯誤，都要引為鑒戒。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所謂開動機器，就是説，要善於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雖然沒有包袱，有聯絡群眾的長處，但是不善於思索，不願用腦筋多想苦想，結果仍然做不成事業。再有一些人則因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腦筋，他們的聰明被包袱壓縮了。列寧斯大林經常勸人要善於思索，我們也要這樣勸人。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説：“心之官則思。”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説：“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説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這種習慣，在我們黨內是太不夠了。如果我們既放下了包袱，又開動了機器，既是輕裝，又會思索，那我們就會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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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高楠 來源:央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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