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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19日 《農村調查》的跋
09月14日 17:54

  十年內戰時期的經驗,是現在抗日時期的最好的和最切近的參考。但這是指的關於如何聯絡群眾和動員群眾反對敵人這一方面,而不是指的策略路線這一方面。黨的策略路線,在現在和過去是有原則區別的。在過去,是反對地主和反革命的資産階級;在現在,是聯合一切不反對抗日的地主和資産階級。就是在十年內戰的後期,對於向我們舉行武裝進攻的反動的政府和政黨,和對於在我們政權管轄下一切帶資本主義性的社會階層,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對於反動的政府和政黨中各個不同的派別間,也沒有採取不同的政策,這些也都是不正確的。那時,對於農民和城市下層小資産者以外的一切社會成分,執行了所謂“一切鬥爭”的政策,這個政策無疑是錯誤了。在土地政策方面,對於十年內戰前期和中期所採取的、也分配給地主一份和農民同樣的土地、使他們從事耕種、以免流離失所或上山為匪破壞社會秩序,這樣的正確的政策,加以否定,也是錯誤的。現在,黨的政策必須與此不同,不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也不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主義那樣),而是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社會階層,同他們建立統一戰線,但對他們中間存在着的投降敵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動搖性反動性方面,又應按其不同程度,同他們作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現在的政策,是綜合“聯合”和“鬥爭”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勞動政策方面,是適當地改善工人生活和不妨礙資本主義經濟正當發展的兩重性的政策。在土地政策方面,是要求地主減租減息又規定農民部分地交租交息的兩重性的政策。在政治權利方面,是一切抗日的地主資本家都有和工人農民一樣的人身權利、政治權利和財産權利,但又防止他們可能的反革命行動的兩重性的政策。國營經濟和合作社經濟是應該發展的,但在目前的農村根據地內,主要的經濟成分,還不是國營的,而是私營的,而是讓自由資本主義經濟得着發展的機會,用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半封建制度。這是目前中國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對和阻礙這個政策的施行,無疑義地是錯誤的。嚴肅地堅決地保持共産黨員的共産主義的純潔性,和保護社會經濟中的有益的資本主義成分,並使其有一個適當的發展,是我們在抗日和建設民主共和國時期不可缺一的任務。在這個時期內一部分共産黨員被資産階級所腐化,在黨員中發生資本主義的思想,是可能的,我們必須和這種黨內的腐化思想作鬥爭;但是不要把反對黨內資本主義思想的鬥爭,錯誤地移到社會經濟方面,去反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成分。我們必須明確地分清這種界限。中國共産黨是在複雜的環境中工作,每個黨員,特別是幹部,必須鍛煉自己成為懂得馬克思主義策略的戰士,片面地簡單地看問題,是無法使革命勝利的。


  來源:央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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