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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3月17日 《農村調查》的序言 |
| 09月14日 1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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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黨的農村政策，不是十年內戰時期那樣的土地革命政策，而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全黨應該執行一九四○年七月七日和十二月二十五日的中央指示，應該執行即將到來的七次大會的指示。所以印這個材料，是為了幫助同志們找一個研究問題的方法。現在我們很多同志，還保存着一種粗枝大葉、不求甚解的作風，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卻在那裏擔負指導工作，這是異常危險的現象。對於中國各個社會階級的實際情況，沒有真正具體的了解，真正好的領導是不會有的。
要了解情況，唯一的方法是向社會作調查，調查社會各階級的生動情況。對於擔負指導工作的人來説，有計劃地抓住幾個城市、幾個鄉村，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即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幾次周密的調查，乃是了解情況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具有對中國社會問題的最基礎的知識。要做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眼睛向下的興趣和決心，是一輩子也不會真正懂得中國的事情的。
第二是開調查會。東張西望，道聽途説，決然得不到什麼完全的知識。我用開調查會的方法得來的材料，湖南的幾個，井岡山的幾個，都失掉了。這裡印的，主要的是一個《興國調查》，一個《長岡鄉調查》和一個《才溪鄉調查》。開調查會，是最簡單易行又最忠實可靠的方法，我用這個方法得了很大的益處，這是比較什麼大學還要高明的學校。到會的人，應是真正有經驗的中級和下級的幹部，或老百姓。我在湖南五縣調查和井岡山兩縣調查，找的是各縣中級負責幹部；尋烏調查找的是一部分中級幹部，一部分下級幹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産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他們都給了我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使我第一次懂得中國監獄全部腐敗情形的，是在湖南衡山縣作調查時該縣的一個小獄吏。興國調查和長岡、才溪兩鄉調查，找的是鄉級工作同志和普通農民。這些幹部、農民、秀才、獄吏、商人和錢糧師爺，就是我的可敬愛的先生，我給他們當學生是必須恭謹勤勞和採取同志態度的，否則他們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盡。開調查會每次人不必多，三五個七八個人即夠。必須給予時間，必須有調查綱目，還必須自己口問手寫，並同到會人展開討論。因此，沒有滿腔的熱忱，沒有眼睛向下的決心，沒有求知的渴望，沒有放下臭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必須明白：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
我再度申明：出版這個參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於指出一個如何了解下層情況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們去記那些具體材料及其結論。一般地説，中國幼稚的資産階級還沒有來得及也永遠不可能替我們預備關於社會情況的較完備的甚至起碼的材料，如同歐美日本的資産階級那樣，所以我們自己非做蒐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説，實際工作者須隨時去了解變化着的情況，這是任何國家的共産黨也不能依靠別人預備的。所以，一切實際工作者必須向下作調查。對於只懂得理論不懂得實際情況的人，這種調查工作尤有必要，否則他們就不能將理論和實際相聯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也批評，那也指責，其實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為這種議論或批評，沒有經過周密調查，不過是無知妄説。我們黨吃所謂“欽差大臣”的虧，是不可勝數的。而這種“欽差大臣”則是滿天飛，幾乎到處都有。斯大林的話説得對：“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絡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當然又是他的話對：“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除了盲目的、無前途的、無遠見的實際家，是不能叫做“狹隘經驗論”的。
我現在還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的必要，這是和我自己對於中國事情和國際事情依然還只是一知半解這種事實相關聯的，並非説我是什麼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黨同志共同一起向群眾學習，繼續當一個小學生，這就是我的志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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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央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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