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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3日 中國共産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
| 09月14日 14: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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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二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産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一）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産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
（二）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産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造成了工農政權和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不能不由中國共産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三）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甲、由一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變為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日本帝國主義實行了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世界的和平陣線相結合的任務。這就是説，中國不但應當和中國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願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我們的統一戰線應當以抗日為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乙、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産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線是包括資産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這個任務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産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産階級）和共産黨的情況和政策。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為救亡而鬥爭。共産黨發展了在“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成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策。這就是我黨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十二月決議，一九三六年五月放棄“反蔣”口號，八月致國民黨書，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十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等等步驟之所由來。
丁、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政策和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和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和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干其他帝國主義為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暫時地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為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着，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日的總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産黨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反對日本的外國進行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四）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告一段落。此階段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産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上海和青島的反日罷工，英國對日政策之趨向比較的強硬，兩廣事變，綏遠戰爭和援綏運動，南京在中日談判中的比較強硬的態度，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國民黨的三中全會。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國和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歷史要求的。這一階段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以便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共産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這一號召是基本上實現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實際組成上的第一個必要條件。
（五）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其內部有親日派的存在，沒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確和徹底的轉變，沒有具體地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動，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這種初步轉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是表現出來了。今後的要求是國民黨政策的徹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和全國人民更大地發展抗日和民主的運動，進一步地批評、推動和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主張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動動搖猶豫分子，排除親日分子，才能達到目的。
（六）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和這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為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
為民主和自由而鬥爭
（七）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和希特勒、墨索裏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攜”的宣傳和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出於戰爭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必須迅速地清除乾淨。
（八）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為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為封建制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為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地鞏固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敵對，增強國內的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為着隨時能夠抵抗日本的進攻並徹底地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地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徹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鬚髮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必要條件。
（一○）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民主自由和對日抗戰的每一個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挑撥內戰和分裂。當我們現在和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地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達到目的。今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後成分努力做宣傳鼓動和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儘量的揭破和堅決的鬥爭。
（一一）為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為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共産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共産黨領導的陜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需的和許可的。因為只有如此，才能根據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改變國內兩個政權敵對的狀態，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為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區和紅軍中共産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繫上共産黨的獨立性和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政策，共産黨拋棄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為救亡而奮鬥。如果説這是共産黨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義和惡意的污衊。
（一二）共産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為孫先生與共産黨合作加以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勝利的革命的旗幟。但是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排斥共産黨（清黨運動和反共戰爭），實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於危險的地位，於是三民主義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現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地統治下去，因而全國人民和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又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産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産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産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徹底。但是共産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産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一三）我們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否錯了呢？沒有錯的。資産階級尤其是大資産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變為人民的敵人，則革命的動力便只剩下了無産階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小資産階級；革命的政黨，便只剩下了共産黨；革命的組織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黨共産黨的肩上。僅僅共産黨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保持革命的傳統，提出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為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是違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地執行資産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産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分是什麼呢？它包括無産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産階級、資産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子，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裡的特點是包括了資産階級，這是因為資産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無産階級政黨不應該拒絕他們，而應該招致他們，恢復和他們共同鬥爭的聯盟，以利於中國革命的前進。為了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共産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人，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既是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那末，由暴力沒收方法轉變到新的適當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過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的。
（一四）為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予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應當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增強和擴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縮小。在民主革命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政治集團間的矛盾和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應該停止那些不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國內戰爭，黨派敵對，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和不利於抗日的過高的經濟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根據地改為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領導責任
（一六）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夠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産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産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産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並且只有充分發揚無産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和徹底性，才能克服資産階級的那种先天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産。使無産階級跟隨資産階級呢，還是使資産階級跟隨無産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經驗，表明了當資産階級追隨着無産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産階級（由共産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産階級的尾巴的時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不應當重復了。依現時的情況説來，離開了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産階級還帶着很多的被動性和保守性，對於共産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證據。這種情況，加重了無産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産黨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
（一七）無産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為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基本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為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産階級，特別是它的先鋒隊——共産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為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産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群眾的多數，得到群眾的擁護。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産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産黨對於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這些條件是保證自己的政治領導的基礎，也就是使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破壞的基礎。
（一八）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線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幹部，成為主要的一環。
（一九）關於民主共和國的性質和前途的問題，許多同志已提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會主義。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産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革命新時期的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雖仍是資産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一個工農小資産階級和資産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於一般的資産階級共和國。因此，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産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
（二○）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要的條件。我們黨在民眾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爭取多數群眾的惡劣的傾向。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的要求是依靠多數和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産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産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産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要求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為了達到克服上述這些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為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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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央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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