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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的治沙，不一樣的感受——人大代表與基層治沙群眾的“對話” |
| 03月08日 09: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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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沙化、沙塵暴、生態治理和保護等話題，既是“兩會”上的熱門話題，也是社會各界特別是大西北沙區群眾關注的話題。值此盛會召開之際，新華社駐會記者和正在甘肅河西風沙線採訪的記者，分別邀請了幾位來自沙區的全國人大代表和在河西從事民間治沙事業的農民進行訪談，並以記者的筆為“橋梁”，讓他們“交流”各自的感受。
甘肅古浪縣農民宋德福：“民間治沙，狠著心幹總有出路。”
“我今年50歲了，為什麼承包沙地？沙把地埋得沒辦法了。我原來放羊，去年實在看不見草了，我賣了140多只羊、18頭牛，承包1萬畝沙荒地治沙造林。我給你算筆帳：2001年我造林1500畝，植樹雇民工7200元，買草1000元，打井花了六萬五。現在我治沙的投入已接近10萬元。一個放羊老漢，能有多少錢？不但用光了家裏所有的積蓄，還向親戚借了幾萬元。既然選擇了治沙這條路，就只有狠著心走下去。兩年來，我已經在沙漠裏植樹4500畝，計劃今後沿沙漠前沿建一條1公里長、10米寬的林帶，並配套種植棗樹等經濟林，等5年後樹木長成後，再在林間種植牧草發展養殖。”
“治沙和種地不一樣，沒經驗、沒技術，周圍連個學習的榜樣都沒有，我就想著走下去，總有出路。”
全國人大代表、靖邊縣治沙勞模牛玉琴：“民間治沙，農民要聯合互助。”
“我治沙，只哭過兩次。第一次是聽説我家老頭得了癌症，我衝出醫院痛哭起來，為治沙，家裏連一隻雞蛋都賣了，我拿什麼給他治病呀，心裏苦，怕老頭看出來，哭過後我用土把臉擦花，笑著跟老頭説，外頭風沙大，等咱樹長大了，就不會走哪都一身沙子。第二天料理了他的後事，我從縣城往村裏趕，下著大雪，我一跤跌在溝裏，沒爬起來就放聲大哭。我想這麼多年治沙，錢沒了、人也沒了，到底是為什麼？當時我和現在一些從事民間治沙的農民一樣絕望，但現在一切不都好起來了嗎？今年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相當突出’，國家越來越重視生態建設，那些民間治沙農民用不了十年就趕上我了。
“雖然我沒到過甘肅，我想大家治沙的難處是一樣的。我1985年開始種樹，你們種樹的條件比我好。種樹收回投資的時間長，但經濟效益會越來越好。我種到第15年，投入100多萬時，才開始有收益，但收益一年比一年好。先種樹、再種草、收草籽、發展養殖是我的治沙路子。現在每年草籽獲利1萬多元，養殖獲利3萬多元。民間治沙，最好的出路是農民自發聯合起來，連片造林。治沙與種地不同，面對變幻莫測的沙地，一家一戶勢單力薄，聯合互助才能承擔風險。現在農民沒有聯合，主要因為想法不一致。我註冊成立了治沙公司，貸了款，從山區移民來種樹，就是要讓沙産品走向市場，把沙産業引上規模化、産業化路子。”
甘肅民勤縣農民李培瑞：“民間治沙，需要政府關心，農民找到技術才有出路。”
“我開始治沙是在1995年春天，投入160萬元，承包了騰格裏沙漠邊緣黃安灘6000畝沙地。推平沙丘、開挖水渠、打井架電、種樹開地，建成寬3米、長40多公里的防護林帶。然而辛辛苦苦種的樹，推出的地，一場大風就被沙全埋了，一切都要重新來。一年裏這種人與風沙的拉鋸戰得打十幾個回合，不算人工費每年因風沙損失就近30萬元，治沙真是個吃錢的無底洞。至今，我沒有收益，還背了250萬元債務。
我並沒有灰心，但民間治沙遇到的困難需要政府關心，希望人大代表給反映反映。首先，自然條件惡劣，導致植物成活率低。6年裏，我種的100萬株樹在專人管護情況下，只成活40多萬株；其次是資金短缺，私營企業貸款難，民間治沙貸款就更難了。我知道民勤縣是出了名的窮財政，政府不可能撥專款扶持民間治沙；再有就是治沙沒有技術指導。1995年我種的1萬株毛條、1萬株榆樹因為不適合鹼性土地全部枯死。好容易從縣人事局找到個學林業的學生，一聽治沙，咋都不來。”
來自甘肅河西走廊的人大代表侯殿祿：“民間治沙，需要退耕還林那樣的政策。”
“我幾乎年年為治沙提建議。今年我建議國家能像退耕還林那樣給治沙造林一個好政策，農民在沙區種1畝樹或草，國家相應發給補助。這樣，頭幾年沒收益時，治沙農民生活先有保障，治沙積極性也高。甘肅省每年因流沙埋壓和風沙危害嚴重而棄耕的農田累計達到320萬畝，草場受風沙危害面積達6095萬畝，風沙線有4366個村莊受流沙威脅，在這些地方，治沙造林任務比退耕還林更艱巨。”
中國科學院寒區旱區環境與工程研究所沙漠化專家屈建軍：“技術人員要為民間治沙找路。”
“技術人員要幫助個體治沙者因地制宜選擇成活率高、抗旱防風的樹種；幫助治沙大戶進行防風林帶、耕地、草地整體佈局的規劃；引導他們承包條件相對較好、易治理的地帶，避免盲目向沙漠進軍的治沙思路。請民間治沙農民多和治沙專家、技術人員聯絡、溝通，走出一條治沙捷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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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京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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