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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特稿：印度媒體反思對教派衝突的報道 |
| 03月28日 18: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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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駐印度記者張謳3月28日報道）當印度的血腥教派衝突逐漸沉寂時，印度政府和新聞媒體對此次暴力衝突的報道展開了爭論。政府指責新聞媒體在2002年2月27日至3月5日的古吉拉特暴力衝突中誇大其辭。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長穆迪認為新聞報道是在“煽風點火”，印度總理瓦傑帕依也對媒體的表現有些“惱火”。面對政府的批評，新聞媒體進行了反駁，也對自己的報道進行了反思，並就媒體如何報道暴力衝突展開了討論。
政府和媒體各説各的理
政府指責電視媒體過多播放了“破壞性”的場面，這種“煽動性”報道導致了更嚴重的暴力衝突。他們認為印度媒體應該仿傚“9 11事件”後的美國媒體，努力與政府保持一致。一位政府官員抱怨説，如果印度電視在報道古吉拉特暴力衝突時回避那些血腥場面，認真重復政府的觀點——古吉拉特的局
勢已經得到控制，也許古吉拉特的局勢不會那麼糟糕，死亡的人數也許會少於700多人。古吉拉特邦政府曾經利用《有線電視法規》抵制STAR 新聞頻道的現場報道。3月2日早上，古吉拉特邦政府向各個地方行
政區頒布命令，要求當地有線電視轉播網站停止轉播STAR 新聞頻道的節目。
新聞媒體認為政府的指控毫無道理，因為是先有暴力衝突，才有記者的現場報道。當觀眾從電視上看到被焚燬的商店和房屋時，並不意味著他們立刻跑到街上再放一把火。記者在用事實説話，當大規模暴力衝突仍在繼續時，難道記者不顧眼前的事實，只重復政府的“局勢已經恢復平靜”的聲明嗎？即使印度政府認為印度媒體應該仿傚美國媒體，那麼印度政府為什麼不學習美國政府利用媒體來緩解政府與民眾的矛盾呢？STAR電視頻道的著名記者拉吉迪普説，“電視只是展示了記者們看到的東西，好的、壞的和醜的。它展示的都是真實的東西。”如果沒有電視媒體的深入報道和對事件真相的披露，那麼就難以引起公眾對這一事件的巨大關注，也就不會讓整個社會譴責屠殺暴行。曾經因為披露政府要員參與軍火醜聞而聲譽鵲起的“泰爾卡網站”記者塔倫説，媒體已經失去了羞辱政治家和領袖的能力。我們的媒體應該更有力一些。
政府指責電視記者在現場報道時使用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等宗教名詞，導致了局勢惡化。印度新聞委員會制定的報道原則中規定，在報道團體衝突中，新聞媒體不應該提到這些團體組織的名稱，而應該用“群體衝突”或者“少數民眾”與“多數民眾”等字眼。一些政府官員還用媒體對刺殺印度女總理英地拉 甘地的報道來論證自己的觀點。1984年10月31日，當英地拉 甘地被自己的錫克族警衛刺殺後，報紙、電視臺和電臺反復強調刺殺女總理的警衛是錫克教徒，電視臺還播放了印度教徒聚集在總理官邸周圍高呼“討還血債”的場面。各種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導致了印度教徒對錫克教徒的屠殺，在錫克教徒集中居住的地區發生了多次流血事件，僅在德里就有數千錫克教徒被殺。
新聞媒體對此則有不同的意見，他們認為印度新聞委員會制定的“媒體不能提到衝突雙方的名稱”已經過時，特別是當電視成為新聞報道的主角後，這項規定顯得更加多餘，因為當鏡頭對準暴徒或者受害者時，他的種族、社會和宗教特徵會從其行為和服飾中顯示出來。媒體用“報道槍殺聖雄甘地”的事例來反駁“報道槍殺英地拉 甘地”的事例。1948年1月30日，當聖雄甘地被槍殺身亡後，全印廣播電臺立刻播報了這一消息，其中第二個句子就説明刺客不是穆斯林。很顯然，那條新聞的編輯就是想用事實驅散各種謠言。聖雄甘地是印度獨立運動的傑出領袖，當他被刺殺後的7分鐘之內，甚至當阿卡什瓦尼還沒有證實這個消息的時候，人們已經奔走相告，通過電話傳遍了全國。正當印度教徒準備向穆斯林“討換血債”時，他們從廣播中得知槍殺聖雄甘地的不是穆斯林。可見，在報道中對參與者的披露也能化解雙方的矛盾。
印度政府還認為英語媒體對印度教徒充滿偏見。他們指出，一些英文報紙使用了煽動性字眼，如用“武器橫飛”來形容阿約提亞的緊張局勢，就連英國報紙也對這一事件表示了“過分關心”，《獨立報》的新聞標題是“憤怒的印度教徒活活燒死穆斯林孩子”，《泰晤士》報的標題是“在印度教徒的報復騷亂中，穆斯林被活活燒死”。印度總理瓦傑帕依指責媒體的報道是“火上澆油，使得維持法律與秩序困難重重”。
大部分新聞媒體都表示不能接受總理的指責，《觀點》主編梅塔表示：“總理指責媒體的報道片面，我們對這個嚴厲指責不能等閒視之，不能不當回事。這是在射殺報信者，這同時也證明我們成功了，我們迫使中央政府做出了這種聲明。”如果電視記者不報道暴徒在艾哈邁達巴德屠殺穆斯林的瘋狂場面，如果電視屏幕上沒有那些暴徒在古吉拉特揮舞砍刀和長劍的鏡頭，中央政府也許不知道古吉拉特邦政府已經不能維持當地的法律與秩序，也許就不會做出派兵的決定。報紙上的兩副照片也震撼了朝野，一幅是一位年輕穆斯林用雙手抱住自己的頭，眼含淚水，絕望求生；另一幅則是一位燒傷面積達90％的兒童，在臨死前對這個世界的最後一瞥。在倡導“非暴力主義”的聖雄甘地故鄉卻充滿著如此血腥的暴力，不能不讓印度國民思考。
媒體在暴力衝突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讓新聞媒體始料不及的是，他們對教派衝突的報道本身也演繹成了新聞事件。印度電視媒體首次利用衛星對暴力衝突進行了現場直播。印度政府對24小時新聞頻道並沒有多少了解，他們並不知道滾動新聞需要大量的細節性新聞和專題新聞，這需要對重大事件進行深入的報道，這種深入報道未免會讓政府感到電視記者在一些細節上過分糾纏，甚至喧賓奪主。現場直播吸引了大批觀眾，觀眾對現場直播反應不一，有些觀眾認為現場記者故意渲染事件；另一些觀眾則認為現場記者報道得十分漂亮，大量電子郵件涌向STAR 新聞頻道的新聞中心，稱讚他們的“中立”角色，並且表示站在他們一方。
新聞從業人員認為，儘管新聞媒體對教派衝突的報道可圈可點，但是也並非沒有失誤。新聞從業人員應該對一些重要問題進行探討：“記者的個人觀點是否影響了報道傾向？”“在報道中是否有必要説出那些參與暴力的組織名稱？”“與地方媒體相比，英語媒體是否有反印度教傾向？新聞從業人員希望通過這次討論，能夠在未來的報道中做到更加客觀公正。
新聞媒體都有自己的態度。這個心靈的姿勢是製造新聞産品的一個首要元素，其它元素還包括經營者、管理者、市場、編輯和政治背景的需要。現在的新聞報道都在不同程度地圍繞著媒體利益進行，而並一定把觀眾放在首位。記者在報道一個事件時總有許多選擇。為了追求轟動效應，攝影師在拍攝一個攻擊者時，他就會通過一個攻擊者的角度來看待周圍；如果要拍攝一個被破壞的場面，攝影師也會從受害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一切。這些畫面並不能解釋導致暴亂的真實原因。媒體對教派衝突的某些報道，實際上卻在無意中提升了宗教極端分子的社會知名度。世界印度教大會沒有費吹灰之力，就使自己登上了各個新聞媒體的頭條，然後牽著媒體的鼻子走，通過舉行新聞發佈會來傳播自己的觀點，煽動狂熱的宗教情緒，在阿約提亞鎮，印度教極端分子總是設法衝到鏡頭前表演一番，結果是哪有攝象機，那裏就有鬧事分子。當記者們中午吃飯的時候，極端分子也到一邊養精蓄銳起來。
富有戲劇色彩的事件——戰爭、暴力、恐怖活動，是24小時新聞頻道中的“家常飯”，那些具有動物性、刺激性的畫面可以抓住電視觀眾。在這種環境下，電視記者身上會籠罩著一層英雄光環，這層光環可能會模糊報道的本質。這是極其危險的。《先鋒報》編輯米特拉認為：“媒體似乎忽略了自己的首要責任，這就是盡力阻止這種暴力。我們需要對此討論。媒體扮演一個建設性角色至關重要，我們應該制定一個報道方針，如設法減弱暴力，阻止暴力活動蔓延，否則我們在報道中就容易迷失方向”
媒體也認識到媒體之間的競爭確實妨礙了觀眾對事件的全面認識。《今日印度》電視頻道把鏡頭對準自己的記者隊伍，這些記者忙忙碌碌地把一些受害人送到安全地帶。Zee 新聞頻道則“突出放大”觀
眾對自己客觀報道的溢美之辭，不停地向坐在自己演播室的觀眾詢問：“哪一家新聞頻道在這次報道中不夠客觀？”國家電視臺則是極力淡化事件本身，只是輕描淡寫地把這次教派衝突新聞夾在其它新聞中間。為了淡化教派衝突，國家電視臺在報道引發教派衝突的戈得拉車站焚燒車廂事件時，還説了一個”官方版本“——這些印度教徒參加完阿約提亞的宗教祭祀後，在乘坐火車返回家鄉時，由於在火車站
喝茶時不付錢，並喊侮辱性的口號，從而招致了對方的攻擊。這個“官方版本”顯然在有意掩蓋印度深刻的宗教矛盾衝突。
新聞媒體普遍認為，在大規模報道了教派衝突之後，媒體總結得失十分有必要。記者既不能向民眾撒謊，也不能緊閉嘴巴。他們的職業就是要把真實的一面告訴民眾。電視上的討論和報紙上的分析都會讓民眾認識到宗教矛盾的複雜性，對受害者的採訪也讓觀眾知道了官僚政府的危害和，這會讓民眾在投票選舉時多一種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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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京 來源:央視國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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