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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途末路的哀鳴 ——“法輪功”利用“定時播音裝置”非法宣揚邪教破産記 |
| 10月31日 15: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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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任何反動邪惡勢力決不會輕易退出歷史舞臺，面對奔涌向前的歷史潮流，它們必然會垂死掙扎，負隅頑抗。
今年以來，在李洪志及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的策劃、唆使下，境內“法輪功”地下組織秘密串聯，組織購買、裝配、散發大量“定時播音裝置”，在全國範圍內非法宣揚邪教，危害社會秩序，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事實再次向世人敲響警鐘：邪教“法輪功”在境內的秘密組織依然存在，其地下活動依然猖獗，他們與法律、與社會的對抗從未停止過。
密謀籌劃興風浪
今年5、6月間，北京、遼寧、吉林、廣東、黑龍江等全國10余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發生“法輪功”頑固分子利用“定時播音裝置”非法宣揚邪教、擾亂社會秩序的事件。他們將“定時播音裝置”秘密安置在公眾區域、政府機關附近，以及對“法輪功”癡迷者進行幫教的場所周圍，定時啟動，大肆散佈李洪志的邪教“經文”以及海外“法輪功”邪教組織總部的“指示”，惡毒攻擊我國政府和有關部門，恐嚇威脅廣大幹部群眾以及對“法輪功”産生懷疑和動搖的練習者，煽動蠱惑頑固分子繼續與法律、與社會對抗。
這種“定時播音裝置”，由擴音小喇叭、半導體功放線路板、放音機、定時器、蓄電池等組成，具有裝配簡單、功率大、隱蔽性強、可定時播音等特點。公安機關在調查中發現，遍佈全國10余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這些“定時播音裝置”，其中相當一部分使用的竟是同一廠家、同一型號的擴音小喇叭，大部分半導體功放線路板也出自同一個組裝點。
經過全國公安機關的縝密偵查，一起由李洪志及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策劃、指揮，境內“法輪功”地下組織具體實施的陰謀活動終於水落石出。
近兩年來，在我國政府的嚴厲打擊下，“法輪功”邪教組織土崩瓦解，窮途末路的李洪志和“法輪功”邪教組織如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為了阻止“法輪功”練習者擺脫邪教的精神控制，挽救其日漸削減的社會基礎的窘境，在美國的李洪志和“法輪功”組織總部，費盡心機地炮製出使用“定時播音裝置”進行邪教煽動的手法，並在“明慧網”上大肆宣揚、傳授，妄圖讓“法輪功”邪教的聲音重新響起來。
看到“明慧網”上傳達的這一指令和操作方法，北京“法輪功”骨幹分子、化名“古慧”的古秀芳如獲至寶。在她看來，“用‘定時播音裝置’既安全效果又好”，“既可以讓不想聽的人不聽也得聽”，又能夠“鼓勵‘功友’堅定信念”。
“明慧網”上傳遞的“指示”，讓深圳的“法輪功”骨幹分子李艷也蠢蠢欲動。她一直擔心，“很多‘功友’被‘關’起來後，‘師父’的新‘經文’他們聽不見，容易動搖、被政府轉化。而且我們的聲音也很弱了。”。看到“明慧網”上的消息後，李艷及其他深圳“法輪功”骨幹分子“恍然大悟”，決定通過“定時播音裝置”來傳播邪教“經文”，表明自己的存在。
煞費心機行不義
根據李洪志及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的授意，一心要“掀起‘大法’新高潮”的“古慧”等“法輪功”骨幹分子，開始四處活動，秘密串連。
今年3月，“古慧”迫不及待地竄到長春、瀋陽等地，還不斷與河南、山東、廣東、黑龍江等地“法輪功”地下組織取得聯絡，推薦“定時播音裝置”，讓他們提供當地“法輪功”頑固分子名單及具體聯絡方法。
3月中旬，“古慧”指示李艷儘快組裝一批“定時播音裝置”，發送到全國各地。李艷隨即緊急組織深圳的“法輪功”骨幹分子程浩、廖燕等人，在秘密場所加班加點製作、裝配，並按照“古慧”提供的地址和接貨人名單，通過郵寄、鐵路托運等方式，分期、分批將近100套“定時播音裝置”發送到長春、瀋陽、北京等地。
4月中旬，“古慧”又向李艷提出“需要更多的貨”，以籌備在全國範圍內發起更大規模的鬧事活動。但是，這種“定時播音裝置”的關鍵部件——擴音小喇叭貨源緊缺。李艷就委託正準備去北京“護法”的武漢“法輪功”骨幹分子何堅，找“古慧”聯絡購買擴音小喇叭。
4月24日，“古慧”安排何堅和另一名“法輪功”頑固分子“洪祥”到天津尋找貨源。在天津，他們找到一家工廠，當場談好價錢、型號和數量。回到北京後，何堅又與李艷聯絡，告訴她已經找到貨源，但急需資金。李艷很快就將6.5萬元人民幣，匯到“古慧”指定的一個帳號上。
拿到這筆經費後，4月26日，何堅與“洪祥”第二次趕到天津，一次訂購了126箱、3618支擴音小喇叭，並要求廠家將這批貨在4月27日前緊急發到北京東站的北京怡海托運站。為了掩蓋其罪行，在簽訂的合同單上，何堅使用的是“袁修新”的假名。
4月29日，“古慧”和何堅一同出現在北京怡海托運站。何堅根據“古慧”擬定的發貨單，再次用姓名“袁修新”的假身份證，將3000余支“小喇叭”分別發送到武漢、深圳、瀋陽、哈爾濱、長春等5個城市，剩餘的500多支準備在北京使用。
隨後，“古慧”又指示深圳“法輪功”地下組織，讓他們按照自己提供的聯絡人名單和地址，將裝配“定時播音裝置”所需的半導體功放線路板、定時器、蓄電池等配套設備發送出去。
不擇手段施鬼魅
在“法輪功”地下組織的精心策劃、實施下，3000余支擴音小喇叭，被秘密分發到了長春等5個大城市，又通過這5個城市以及北京的地下組織，發送到全國1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接到“古慧”要發送擴音小喇叭的指示後，長春“法輪功”地下組織緊急“研究”。出於保護自己的考慮，“法輪功”骨幹分子劉亞謙提議以當地“法輪功”練習者宋萬清的名義接貨，因為宋萬清“長年臥病在床，用她的身份證不會引起注意，即使被發現了對她也沒辦法”。
使用宋萬清的身份證，另一名“法輪功”骨幹分子張忠余取回了19箱504支擴音小喇叭，並立刻租了一套單元房將這些小喇叭藏匿起來。10多天后，從深圳發來的配套設備抵達長春。張忠余又指派“法輪功”頑固分子譚秋成組織幾名“法輪功”分子，在出租房內秘密組裝。不到一個月時間，就組裝完成40余套“定時播音裝置”。
據負責保管、組裝、分發這批“定時播音裝置”的譚秋成供認，為了逃避公安機關的打擊，他自己從來不直接發送貨物，而是集中送到某個固定的地點，由那裏的聯絡人再散發出去。到譚秋成的秘密窩點取貨，都有固定的暗號，“敲門方式一般是輕輕連續敲3聲，隔一會再連續敲3聲；敲了幾次後，一般還要説‘給我開門’等話語，特定敲門聲以及説話聲音經確認無誤後，才能被允許進入房間。”
在遼寧省瀋陽市，由於當地“法輪功”骨幹分子譚新宇和關躍都沒有固定住所，發往瀋陽的貨物提貨單遲遲不能發送。4月30日，“古慧”急匆匆給關躍的手機打電話，通知她速到北京來取。當晚，關躍就乘飛機趕到北京拿回取貨單。5月2日，瀋陽的“法輪功”分子也取到了19箱504支擴音小喇叭。
各地“法輪功”地下組織收到“定時播音裝置”配件後，立即根據“明慧網”傳授的裝配方法，秘密組裝。李艷承認，他們裝配“定時播音裝置”的技術是“‘明慧網’上介紹的”，要不然“從來沒有接觸過，沒人教和指導怎麼可能馬上就會”。
在“法輪功”地下組織的策劃和實施下，遼寧、吉林、廣東、湖北、山東、黑龍江等地的“法輪功”骨幹分子，利用“定時播音裝置”，設定時間定時宣揚邪教，公開對抗國家法律，嚴重擾亂了正常的社會秩序。
機關算盡終成空
為了達到其險惡的政治目的，李洪志及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操縱境內地下組織精心策劃、實施利用“定時播音裝置”非法宣揚邪教，可謂絞盡腦汁、機關算盡。
據“古慧”交待，從她根據海外“法輪功”組織總部授意具體策劃、散發“定時播音裝置”開始，她就按照“明慧網”的“指示”全面實行了單線聯絡制，只與各地骨幹分子聯絡，“其他的人呼我一般不回電話”，以便在一個人暴露後，陰謀活動不致于被整體粉碎。
各地“法輪功”地下組織的活動也更加詭秘。據一些“法輪功”骨幹分子供認，他們中“很多人都有一個或兩個假身份證”，呼機、手機都採取了密碼保護，並不斷更換號碼。僅劉亞謙在與“古慧”聯絡貨源的短短兩個月間，就更換了3個手機號碼。
公安機關在偵查中還發現，“法輪功”頑固分子之間的聯絡更加隱蔽、狡猾。長春地下組織在聯絡中使用了暗語，如把“法輪功”的原版書籍叫“日曆”或“彙編”，把傳單稱為“水果”。一些地方骨幹分子之間還設定了代碼，如“183”代表“有事找你商量”、“188”代表“有師父‘經文’”、“333”代表“有人跟蹤，請注意安全”、“931”代表“我已到達”、“983”代表“你叫辦的事已辦好”。李艷向記者透露，“法輪功”頑固分子一般都不用真實姓名，每個人都有“化名”，如她自己化名“金秋”， 何堅化名“阿康”，程浩化名“大胖”。
具體到“定時播音裝置”的放置方法、放置地點以及設定時間等問題，各地地下組織更是週密部署。李艷説，深圳地下組織曾專門開會密謀把“定時播音裝置”挂出去。經過商討，他們確定了先踩點，再實施；分組行動；統一定時在淩晨3點；完事後用手機報平安等具體行動方案。對在什麼地方放置，他們費盡心機。“有人想在公園挂，説公園人多影響大；而有些人主張在看守所挂。”“後來大家達成一致，到看守所挂能讓被‘關’起來的‘功友’聽到新‘經文’，讓他們堅定信心。”目標確定後，這夥人便按照分工迅速行動。
在公安機關的嚴厲打擊下，北京、瀋陽、長春、深圳、哈爾濱、武漢等地“法輪功”地下組織窩點相繼被搗毀，一批正在裝配中的“定時播音裝置”被及時查獲，一批“法輪功”骨幹分子相繼落入法網……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頒布的《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二）》規定，宣揚邪教，破壞法律、行政法規實施，嚴重危害社會秩序，造成嚴重社會影響的，將受到法律制裁。由李洪志及“法輪功”邪教組織唆使策劃、密謀實施的又一鬧劇破産了，其哀鳴式的垂死掙扎又一次以失敗告終，等待這些“法輪功”違法分子的必將是正義與法律的審判。（新華社記者 王雷鳴 鄔煥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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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海萍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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