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歷史能夠被觸摸：遺産保護在世界 

央視國際 (2004年07月21日 15:58)

　　天上沒有不散的雲霞，地上沒有不朽的年華。人類創造出來的一切正如同人類自身，從誕生之日起便進入了消失的過程，無論它們多麼富於創造力或多麼堅不可摧。正是消失産生稀有，稀有造就留存至今的文化遺産無法量化的巨大價值。在對待遺産問題上，全人類表現出了一致：努力在保護歷史和除舊布新之間取得博弈的勝利。同時，每一個國家、民族又是不一致的，不同的歷史背景、文化傳統、社會狀況形成了不同的遺産類型、遺産價值觀和遺産保護方式……

　　法國：視遺産如生命

　　在法國，“遺産”這個詞如此廣泛地被應用，以至於如果不是涉及遺囑的時候，你聽到這個詞的第一個反應會是“文化遺産”，以及與此相聯絡的詞彙：文化遺産日、文化遺産學校、文化遺産百科全書……以文化大國形象屹立於世的法國，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遺産保護傳統。從巍然聳立的宮殿到質樸凝重的古堡，從價值連城的名畫到古色古香的傢具，成就著法蘭西文化的文物古跡代代相傳，光輝長存。

　　大革命時期，宮殿被砸，教堂被毀，矗立400年的巴士底監獄也被作為封建統治的象徵夷為平地。千古稱頌的革命精神彌補不了毀掉祖先遺産帶來的遺恨，一個叫格雷茹瓦的教士最先意識到這一點，對他的革命者朋友提出忠告。激進的人們開始逐漸認同國家遺産要保護的觀念。1973年“共和二年法令”問世，規定法國領土內的任何一類藝術品都應受到保護，這使得大量文化遺産在動蕩的年代免遭浩劫。30多年後，專司文物保護的官方機構成立。再過80多年，具有劃時代意義的1913年《保護歷史古跡法》誕生，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保護文化遺産的現代法律。

　　文化遺産日是法國人的首創。每年9月的第三個週末，所有博物館向公眾敞開大門，公立博物館免門票，私立博物館門票減價。人們扶老攜幼，舉家出動，朝聖似的去同本國歷史文化珍品相會。遺産日的前幾天，文化部和各省文化機構都會列出一個長長的參觀名錄向公眾推薦，全國參觀點多達1萬多個。私立博物館的主人還能夠得到稅收優惠。受法國啟發，歐洲其他一些國家也陸續舉辦這項活動，文化遺産日成為全歐性的活動，1991年有了第一個“歐洲文化遺産日”。

　　1964年，法國對遺産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清點造冊，僅國家登記入冊的遺産就有4萬件，而文化遺産的範圍更寬。同時出現了兩個趨勢，一是遺産的概念在擴展，人們珍視的對象不再限于宮殿和教堂，而擴展到百年老廠、礦井等，像魯貝市19世紀為處於惡劣勞動條件下的紡織工人修建的公共澡堂，就被看做工業時代的見證保護起來。另一個趨勢是“年輕化”，20世紀一些知名建築師、時裝設計師的作品也被列為文化遺産，如建築師勒科比西爾的作品。

　　政府在遺産保護上可謂不遺餘力。10年前文化預算在法國財政總預算中的比例開始超過1%，其中15%是用來保護遺産的。當被問及“是否覺得要保護的遺産太多了”時，一些法國官員斷然回答説：不多。還有人惋惜説：戰後20年的大規模重建，拆掉很多老城區，現在非常後悔。

　　意大利：與遺産的消失抗爭

　　有人説，整個意大利就是一件大文物。意大利人也毫不謙虛地説，全世界4%的歷史藝術品出自意大利。意大利作為希臘文化重地、羅馬文明的中心、天主教的核心、文藝復興的策源地，保存下來的許多都是各類文化遺産中的經典之作。這樣一個遺産大國，保護任務自然十分艱巨。對意大利人來説，遺産保護首先是與掠奪遺産的人為和自然力量作抗爭的過程。

　　200多年來，意大利一直是國際犯罪集團重點侵犯的國家，文化財産被盜和走私十分嚴重，甚至有公然的武裝搶劫。上個世紀最後30年間，意大利的文化財産被盜案超過4萬起，69萬件藝術品被盜。於是，一支保護文化遺産的憲兵部隊應運而生，這也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一支專門保護文化遺産的武裝部隊。“文物憲兵”們聽命于文化部部長，在羅馬司令部有犯罪研究室，在威尼斯、都靈、佛羅倫薩等案件多發地設有11個分部，還與世界上12個國家的61個警察機構互通信息。憲兵部隊每半年出版發行一本《被盜藝術品搜尋通訊》，此刊物後來更名為《被扣押的藝術品》用意、英兩種文字出版，免費發往全意大利的警察局、海關、使館及一些學者或古董商。文物憲兵成立後的30年間，讓數千名罪犯伏法或者成為惶惶不可終日的通緝犯，16萬件被盜藝術品和33萬件非法盜掘的考古物回到意大利人的手中。

　　在對抗自然對文物的毀損方面，意大利稱得上是人才濟濟、技高一籌。去年意大利人成功地修復了希臘阿伽青銅像，得到全世界同行的讚嘆，被稱為“開創了本世紀高科技修復的里程碑”。最近意大利搶救比薩斜塔技術委員會宣佈，自採取在斜塔塔基北部放鉛錠的方法後，已使斜塔挺直了幾毫米，恢復到了幾年前的斜度。在意大利各個城市的商業街道和大街小巷，有很多的修復公司、作坊，他們用傳統的修復技能保護著眾多的民間收藏品。

　　1993年，烏菲齊美術館被恐怖分子炸壞，意大利從上到下迅速作出反應，日夜輪班搶修，在短短24天時間內就修復了美術館並且重新開放。1997年，在意大利中部城市阿西西發生強烈地震，將大教堂的拱頂震開了兩道巨大的裂縫，喬托和奇馬布埃著名的壁畫被埋在一堆廢墟中，為尋找遇難者的遺體，推土機將喬托的壁畫殘片也鏟走了。意大利的修復專家從各方聚集到阿西西，將碎片一塊塊拼接起來。這樣不懈地努力了兩年，竟然粘接了2.5萬塊殘片。幾件事情，足見意大利在保護本國歷史珍品上那種不低頭的決心。

　　澳大利亞：與古人同在一個屋檐下

　　澳大利亞的文化遺産除了5萬年土著居住史留下的早期遺跡和一些紀念碑、博物館以外，相當一部分是18世紀之後産生的私人資産。這些鄉間別墅、私人公寓和工業廠房的遺産價值為全社會承認，卻仍然被業主繼續使用。不過，這些私人資産的保護和開發，與所有公有遺産一樣，要遵循《巴拉憲章》。業主要做修理、改建，即使是一項很小的項目，也要看看《巴拉憲章》怎麼説。這部經過20年執著推廣最終贏得社會廣泛認可的《保護具有文化意義地方的憲章》（簡稱《巴拉憲章》），體現出澳大利亞看待遺産的特有方式。

　　《巴拉憲章》中“遺産”被3個新概念重新闡釋，即“地方”、“構件”和“文化意義”。保護對象被稱為“地方”（Place）.《巴拉憲章》堅決反對把被保護對象稱為古跡或遺址，理由是這兩個詞指的是遺存的實物，而保護的根本目的是保護“文化意義”。因此就有了第2個新概念“構件”，就是被保護的實物、物質材料（Fabric）。與“構件”緊密相關的是第3個新概念“文化意義”（Cultural Singificance）。文化意義是被保護對象“地方”的生命力所在，是一個“地方”的藝術、歷史、科學和社會的價值，幫助人們了解過去、豐富今天。“構件”儘管很多，卻只有具備文化意義的才需要保護。至於文化意義究竟包含什麼內容，怎樣評估一個“地方”的文化意義，《巴拉憲章》都有著説法。

　　於是，人們如何對待一個“地方”的“構件”，就取決於怎麼做能使這個“地方”的文化意義得到最好的延續。澳大利亞西部的文化遺産弗裏曼特爾監獄，管理者將遺址中每一所建築的文化價值都單獨做出評估，並考慮它們與整個遺址的聯絡，以此為每一所建築找到合適的用途：比如重要區域租給旅遊公司，為遊客提供了解19和20世紀監獄生活的獨特視角；原工廠和女子監獄租給藝術與設計學院，成為他們的畫室和現代設計場所，等等。西澳大利亞的伯恩斯貨棧曾經是20世紀初十分紅火的商業活動中心，後來遭到廢棄，澳大利亞人通過公共投標將其售出，保留原有的立面、基本結構框架等標誌性建築遺産元素，同時創造性地將其改建成住宅單元房。不少傳統的銀行、郵局、法院、教堂、加油站、火車站、車間、羊毛倉庫和麵粉工廠都被重新利用，它們一邊為業主帶來收益，一邊向公眾講述著過去的故事，解讀這些遺址本身已經成為一個特殊的專業領域。不過，澳大利亞對待遺産的“改造再利用”十分謹慎，認為小修改的長期積累會使遺産的文化意義不斷喪失，《巴拉憲章》提出改動原則是變化越少越好。

　　美國：只要昔日能夠重現

　　人們對美國的普遍印像是科技先進、財富充足，而人文歷史似乎矮人一截。有相當一段時間，美國人自己對其歷史也沒有足夠地關注。然而20世紀以後，從發掘的大量遺址中，人們發現北美這塊豐腴的土地在歐洲人來到之前，存在著悠久的歷史。更為重要的是，美國人從殖民文化的陰影中走出，在這塊大陸上找到自己的文化積累。於是他們強調，美國有歷史。美國保護遺産的一切手段和方式，都以保護歷史為目的。這個實用主義根深蒂固的國家，手段完全服從於目的。只要能達到保護歷史現象的目的，他們對待各種保護方法的態度相當開放。所有的保護方法，“藏之名山”也好，新舊並存也好，倣古重建也好，住人也好，空置也好，只要能將歷史的現象保存起來，讓現在的美國人了解過去的美國是個什麼樣子，就可以了。

　　對於17世紀以前土著留下的歷史遺存，美國人不遺餘力地將其保持原狀，嚴格限制遊人。新墨西哥州首府阿爾伯克基近郊有個“岩畫國家遺址”，散佈著2萬幅數千年前留下的岩畫。岩畫分佈的陡岩長達27公里，可是遊客只被允許參觀其中一小部分，而且要跟隨著騎警裝束的導遊，穿過崎嶇的小路，進入陡崖才能有幸一睹。新墨西哥州西北部有個長達23公里的查柯峽谷，有大量土著人留下的房屋遺址。當地管理機構除將部分遺址填埋保存以外，還想方設法控制遊人。遺址號稱“公園”，卻沒有任何服務設施，甚至進入峽谷的道路也被有意修得凹凸不平，讓絕大部分遊人的汽車拋錨。

　　從保護文物的角度來説，已消失的就不再是文物，複製品不屬於文物，因此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國家將重建遺産作為極其特殊的手段加以對待，嚴格控制。可是，美國卻把重建作為一種正常的方法載入標準。

　　充滿活力的旅遊城市安納波利斯，有一條商業古街。當熙熙攘攘的遊人徜徉于古街兩旁17世紀風貌建築物之間的時候，幾乎分不清哪些是真古跡，哪些是複製品。有的可能是被精心修復的原有建築物，有的可能是從別處整棟搬遷來的古建築，有的則可能只有建築物的立面或者門廊屬於那個時代。對美國人來説，無論建築物的出身如何，都是展示17至18世紀生活的載體。馬裏蘭州緊靠海岸的聖瑪麗古城，是1634年英國人初次登上美洲大陸的落腳點，後來逐漸衰敗，成為荒野廢墟。美國人經過考古發掘找到了一些房屋基址以後，進行了全無文獻考證、推測性的“再創作”。他們已經建造了法院、印刷廠、碼頭，還倣造了一艘當時登陸的帆船，定時開炮。當地政府的最終目的是把它們全部重建起來。

　　日本：與前人合作

　　日本對文化遺産的重視和保護由來已久。正倉院作為皇家寺院東大寺的倉庫，保存著聖武天皇的遺物和法具9000余件，直到1250多年後的今天，大多數的寶物依然保存完好，特別是其中由中國傳入的樂器和紡織品。每年一度在奈良國立博物館舉辦的《正倉院展》，吸引著來自日本及世界各地的觀眾。

　　日本自明治時期建立文物保護制度以來，經過多次修改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國家、地方公共團體、所有者和國民共同保護文化遺産的良性格局。各方力量對於文化遺産的保護，認識清晰、職責明確。1950年日本政府即頒布了《文化財保護法》，其中首次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無形文化遺産的範疇，領世界之先。

　　自19世紀下半葉，隨著人們對歷史文化遺産普遍性價值認識的飛躍，科學技術被迅速應用於文物研究和保護。1898年日本美術院在東京成立，開始了文物保護科學和修復的研究。二戰以後，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價值普遍性和産出地域性等原則被學術界深刻探討而逐步成為共識，文物保護逐步成為政府的基本職能和衡量民族責任感的一個標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日本的文化遺産科技保護技術在國際上得到了認可，並在世界範圍內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先後於1930年和1952年成立的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和奈良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已經成為亞洲地區的文物保護研究和教育基地。20世紀90年代以來，文物保護專家在積極推動先進科學技術進入文化遺産保護領域的同時，更加重視了與傳統技術及其他相關學科的結合與交流，對新技術的引進也更加注意到文化遺産的特殊性。

　　在日本，傳統的保護修復技術一直具有重要的地位。木雕、泥塑、書畫以及紡織品等至今還是以傳統的保護和修復為主導。1959年，在政府的協調下，成立了由7家最有經驗的私人企業組成的國寶修理裝潢聯盟，負責日本國內以及流傳海外的日本美術品的保護和修復。傳統保護機構多為子承父業，他們注重傳統技術的同時，也在積極利用現代科技的最新成果，特別是保存狀態的調查和保護材料的研究方面，傳統技術和現代科技已經有機結合難以分離。

　　平城宮遺址是奈良時代以現在的奈良市為中心、模倣唐長安營造的都城。1954年開始大規模的考古發掘調查，政府基本上購買下了遺址的全部土地，抽資近40億日元于1998年復原完成了朱雀門，同年復原完成了東院庭院。這樣耗費巨大財力的復原作品，已經成為奈良市重要的旅遊資源。

　　中國：背著遺産奔跑

　　如果説，重視邏輯思辨的歐洲人讓“真實”和“完整”成為今天遺産保護的主流理念，開放的美國人讓世界見識了不拘一格的遺産保護方式，講究觀賞性的日本人喜好使用復原設計和重建手段來再現歷史，那麼，中國恐怕就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先行者：一個剛剛穿越過悠長而坎坷的歷史、正滿心期待著朝上一個生活飛躍的國家，如何面對著脊背上這些數量巨大、既可能是財富又可能是成為羈縻的遺産。

　　“歷史文化名城”是中國的一個特色。中國的地上文物古跡比地下遺存少，官方文物保護單位不足10萬個（13萬平方公里的英國英格蘭有建築遺産50萬處、保護區8000多處），然而，中國有著世界上最多的歷史文化名城。

　　中國的歷史文化名城數量超過100座包括韓城、新絳、江孜、建水等一些普通人了解不多的地方。這些名城或擁有都城時代的歷史遺存物、或擁有某一時期及幾個歷史時期積澱下來的完整的建築群，或是建築與山水環境巧妙結合的結果、或極富民族風情和地域文化特色、或其城市的某種職能在歷史上十分突出。中國以國家名義公佈名城的名錄，給予了這些地方足夠的重視。不過，如何延續這些特殊城市的歷史文化價值，已成為今天一面身處強大的國土開發熱潮、一面又有著旺盛文化需求的中國人所苦苦探尋的事情。該不該讓人們搬出擁擠，沒有防災能力、卻又是古代住宅典型的北京四合院、如何讓古城身邊長出充滿朝氣的新城區，該不該從“文化節”、“一條街”中獲得實際的收益……人們的爭論和嘗試一直在繼續著。

　　中國十分關注別的國家是怎麼做的，如同其在社會生活其他層面的表現。中國對“世界遺産”的申報很熱心，遺産的預備名單比其他國家都長。儘管有些申報者的動機和做法遭到批評，但是這種申請熱潮還是讓來自世界的遺産觀念在中國登陸、並且開始衍生出更適合這塊土壤的形態。遺産保護在中國行進的腳步有一些像同樣自國外引入的環境保護事業，困難重重卻方興未艾。在觀察中中國逐漸意識到：研究應該與保護並重，與遺産共存的環境也應得到關注，保護過程不是一個專業領域的事情而需要多項學科交叉支撐，數字技術能夠避免遺産在遊人舉手投足之間被毀損。著名的世界文化遺産敦煌，因其在這些方面的探索，成為中國大遺址保護的一個典範。

　　（《中國國家地理》2004年第6期）

責編：戴昕 　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