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3期——《21天》

央視國際 2004年04月15日 11:20

　　我們一起回首去年的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事至今還記憶猶新，那就是我們和“非典”的抗爭。回首那一段日子已經過去一年了，現在我們心中早已經沒有了恐懼和茫然，留下的只是對生命的感慨和對白衣天使的感激之情。今天這一期的節目給您介紹的電視劇《21天》，就是講述了在“非典”期間，一座被隔離的居民樓裏，這十戶人家二十多口人，他們在面對“非典”時候的那種不同的心態和表現。

　　主持人：説到樓中這十戶人家，咱們先從一位女士開始講起，她是本劇的女主人公周捷。説到周捷，用咱們導演高一功的話來形容，她身上有著濃濃的書卷氣和廚房氣。因為她是一位非常溫文爾雅的女性，而且有一位相親相愛的丈夫，兩個人的生活雖然平淡，但是非常地幸福。可是這本該繼續下去的幸福，卻突然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是為什麼呢？我們請出周捷的扮演者，也是我們的老朋友，您非常熟悉的演員——薩日娜。

　　其實看這個戲的時候有這樣一個感覺，很多電視劇當中的女性形象，往往都是處在一種很柔弱，很需要男性來呵護和保護的。可是我發現不光是《大染坊》、《錢王》還是這個戲當中您所扮演的角色，總是感覺很堅強的，您有這種感覺嗎？

　　薩日娜（《21天》飾周捷）：有，雖然不太一樣，因為我曾經跟導演交流過，我覺得這個戲裏面的這個周捷，不是她選擇了堅強，而是堅強選擇了她，她是一個這樣的女性。在片子的一開始，她就知道自己的丈夫得了胰腺癌，然後她如何面對這個事情，如何面對這樣一件對她來講天都塌下來的事情，因為她非常愛她的丈夫，所以我覺得這個片子中，“非典”對於她的影響是什麼，她本來要跟著她丈夫一塊兒旅遊，帶著他出去散散心，度過最後的歲月，可是就是因為“非典”，把她固在了一個非常狹小的空間裏，這樣的話她面對她丈夫的時候就更難，因為她又不能夠讓他知道實情。

　　主持人：其實對於她來説，在“非典”那段日子和別人面對的不一樣的是，她承受了很多，我們真是能充分地讓了解到周捷和左光這個家庭的故事，知道自己的丈夫身患絕症，但是不能告訴他，像劇中的醫生講，就當什麼都沒有發生一樣去生活，但那是不可能的，而這種感受我們在生活中一般人都不可能去經歷，你怎麼去揣摩她那種複雜的心理？

　　薩日娜：其實我也沒有這种經歷，我記得接到這個劇本的時候，我就跟導演説，我太喜歡這個角色了。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在抱有一個巨大秘密的時候，可是她的臉和她的心完全是兩回事，她是必須要去這樣做，所以我就把我姑姑叫過來，我的姑父是在七、八年前去世的，是肺癌。我就跟我姑姑説，我現在接到這麼一個角色，我很希望她幫我。她説她那個時候就是，在面對我姑父的時候，什麼都不能流露，就是笑，但只要一回過頭就是哭，就是眼淚，而且經常在他不經意的時候盯著他看，我覺得看他一眼少一眼，看他一眼少一眼。後來我就在想，可能周捷和左光，因為我姑姑和姑夫是工人，他們的表達就更加不一樣。

　　主持人：知識分子的一種方式。

　　薩日娜：知識分子的一種方式，更加有一種更內涵的東西，可是當左光不在的時候，有很多場戲都是她和馮大夫在打電話。因為在“非典”時期，她只有通過電話，這是她跟外界唯一的一個聯絡方式了。只有到這個時候她才能表現出她的一點恐懼，她的無奈和她的那種絕望。

　　主持人：因為當時大的背景是“非典”，她面對“非典”的時候，她會害怕嗎？

　　薩日娜：我覺得那個時候“非典”可能對於她來講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主持人：沒有她丈夫的病重要。

　　薩日娜：對，相比較而言已經太弱了。因為她丈夫是她的天，天都要塌下來，其它的東西還有什麼呢？只不過“非典”是把她限制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裏，讓她更加難做。一直到最後她忐忑不安地在迎接她的丈夫知道這件事情，她不知道左光能不能承受，她想了很久很久，一直到有一天左光説出來他知道了。那一刻我覺得，趙老師有一句臺詞寫得特別好：我們無法選擇命運，可是我們可以選擇我們在命運以前的態度。

　　主持人：而且他們一直是很充實的。

　　薩日娜：對。

　　主持人：後來甚至想過了很多辦法，包括要求丈夫跟她一起去雲南，都是希望兩個人能夠有一些在一起的日子。

　　薩日娜：讓他愉愉快快地去享受生命，享受生活，走過最後的這一段日子。可是因為她再也出不去了，她就帶著他，兩個人去爬樓，我跟導演説，這個爬樓可能也是她向命運挑戰的一種外化的形式。她每天都帶著他爬，然後不斷地把他丈夫推出去，説一會兒這個有什麼事，叫他出去，那個有什麼事叫他出去，讓他去接觸別人，因為他丈夫是一個很學究氣的人，一直在學問裏面。這樣他整個後面的日子，尤其是這21天，他突然明白很多道理，明白了很多普通人的心理，覺得我就是搞哲學的，我都不太明白一般普通老百姓是怎麼想的。他不斷地去給人家解決問題的時候，知道老百姓真是挺不容易的，我覺得讓他的生命在這一段時間裏更加有意義了。

　　主持人：對，我發現你在處理這些戲的時候，好像哭的戲還是比較多的。

　　薩日娜：我在拍戲的時候經常是自己留下來，最後拍這幾場都是哭戲。我自己演。

　　主持人：是嗎？導演高一功在，連拍了多少天的哭戲？

　　高一功（《21天》導演）：每天晚上都是她最後，因為希望趙冬苓老師能趕緊回去，因為第二天還得上班，就把她留下。留下幹嗎？留下她哭，她只有在沒有趙冬苓的時候，她才能釋放一下自己的情感。每天哭一回回家，每天哭一回回家，半夜三更地哭。

　　薩日娜：但是我心情特別好，雖然哭完了以後，我覺得做演員的那種，演完了一場戲之後的那種釋放，那種心情特別愉快，我説沒事，我哭得特別高興。

　　主持人：是不是這一點也是你演過這麼多戲這麼多角色，這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薩日娜：對，非常特別的地方。而且我是覺得周捷這個人物我非常非常喜歡。我那天跟趙老師説，趙老師寫戲把人物寫得非常細膩，她留給演員的東西非常多，你的那種創作特別能夠被帶動起來，人物的每一點一滴，每一點的那種表現，每一場戲，包括打電話，我都覺得是她內心裏面，聚集了那麼長時間的話要説出來和她情感的一種表達。

　　主持人：但實際上我們通過一個小小的家庭，因為它是社會的細胞，它所呈現出來那種特別真誠、特別善良、特別美好的東西，讓我們覺得這的確是一個充滿愛的社會。在面對“非典”這場劫難的時候，可能當時我們還能回憶起在很多的紀實報道當中，看到最多的就是我們那些白衣天使們的笑臉。在本劇當中也有這樣一個特別典型的代表，她也是一位盡職盡責地去醫治這些“非典”病人的醫生，但不幸的是她在和這些“非典”病人接觸的過程當中也被感染了，可以説她是當時“非典”發生的時候，眾多醫生和白衣天使的一個化身，而她的扮演者也是我們久違了的一位老朋友——張唏。

　　在前一段中央一套播出的《越走越好》裏面，我們又一次看到了你的身影，覺得還是以前的那種感覺，特別親切。其實説到你扮演的醫生，在劇中的責任挺大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在抗擊“非典”的時候，這些醫生、白衣天使簡直就是我們的守護神，我們在電視上看到最多的就是他們那種特別安靜的笑容，特別給你鼓舞和勇氣的那種笑容。你在進入這個角色，塑造這樣一個醫生的時候，你有沒有想過他們去面對“非典”的時候，是不是心裏也會像我們普通人一樣會害怕。

　　張唏（《21天》飾鄒燁）：那肯定的。因為我覺得只要是一個正常的人，他在面對危險，危及生命的危險，而且是不可預知的危險的時候，他的生命和心理都會有恐懼感，都會有反應的。

　　主持人：儘管他是醫生。

　　張唏：對，所以通過演這個戲我才覺得，醫生讓我最欽佩而且最感動的就是，他承受著這麼大的恐懼感，不管是生理還是心理上的，他依然能夠要求自己，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要求自己以別人的生命為第一位。

　　主持人：那麼我們看劇中，就是鄒燁在得知自己也被感染了，跟家人隔離之後，肯定她最牽掛的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孩子。我不知道這種感覺你是怎麼處理的，包括有很多細節上，她不希望家人去替他擔心。

　　張唏：可能是因為愛吧。因為趙老師給了我一個很特別的家庭，我戲裏面的那個丈夫比我小，通常意義上的家庭，應該是丈夫是頂梁柱。

　　主持人：大男人。

　　張唏：對，在我們這個戲裏面，其實鄒燁在家裏是一個特囉嗦的女人。

　　主持人：很掏心。

　　張唏：一齣場就是什麼孩子的尿布，麵包擱冰箱裏，先吃舊的再吃新的，很囉嗦，她是這麼一個人。我想她對她的丈夫和她的孩子同樣都有一種很寬容的感情。她愛她的丈夫，愛她的孩子，所以當她自己必須要面對死亡，面對每個人都很恐懼的東西的時候，她會選擇不把她的丈夫牽扯進來。我覺得是很深情的感情。

　　主持人：這是這個家庭裏面特別獨特的一點，這種感覺真的仿佛又把我們帶到去年的這個時候，發生的一切一切。我不知道今天這麼多演員當中，你的“家人”誰來了。

　　張唏：我兒子。

　　主持人：就只有兒子來了。

　　張唏：來，東東，上來東東。

　　主持人：這是我們最小的演員。第一次演戲嗎？

　　白小英楠（《21天》飾東東）：不是。

　　主持人：演幾部了？

　　白小英楠：一部。

　　主持人：第二次演。你知道“非典”是怎麼回事嗎？

　　白小英楠：不知道。

　　主持人：那你當時怎麼演的？

　　白小英楠：好好演的。

　　主持人：回答得真好，問得沒什麼水平。你覺得媽媽好嗎？戲裏的這媽媽？

　　白小英楠：好。

　　主持人：媽媽是一個醫生，那戲裏爸爸怎麼樣？

　　白小英楠：也挺好的。

　　主持人：也挺好的，反正對你都挺好的。那導演拍戲的時候兇不兇？

　　白小英楠：不兇。

　　主持人：誇沒誇過你？

　　白小英楠：沒有。

　　主持人：今天高導您得誇一下，你覺得東東這小演員演得怎麼樣？

　　高一功：好。

　　白小英楠：謝謝。

　　主持人：謝謝。真乖。

　　張唏：他在戲裏面還有一段唱歌，因為我已經在病房，他爸爸錄他的歌聲給我聽，唱得特別好。

　　主持人：是你自己唱的嗎？

　　白小英楠：是。

　　主持人：歌唱的是什麼你還記得嗎？站起來給大家唱兩句。

　　高一功：兩隻老虎。

　　主持人：其實説到演醫護工作者還有一點，就是因為畢竟你跟其他人在生活當中的狀態不一樣，作為醫護工作，特別是在“非典”期間醫生的狀態，我們都是從電視裏看到，你有沒有為這個特別去跟他們接觸過，或者是做一些準備？

　　張唏：那肯定是有的，導演是提前有一個月到兩個月，反正自從趙老師他們決定給我這個光榮的任務開始，我就必須要去醫院了，其實我有很多朋友是一線的，我會晚上跟他通電話。我有一個朋友是鐵路醫院。鐵路總院的呼吸內科主任，她在“非典”的時候就到了一線有兩三個月，她帶隊去的，所以我會跟她通電話，晚上通得特別晚，我會問她很多問題，更多的是我會靜靜地聽她説什麼，因為我覺得在她的整個回憶的過程中，她的講述，給我講述她的故事的過程中，我能夠很準確地去捕捉到她當時的那種心態。

　　主持人：他們也會向你講也會害怕。

　　張唏：對，其實他們很害怕。我特別感動，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在那麼緊張、那麼恐懼、那麼害怕的情況下，她每天穿那麼多的衣服，不可以上廁所，不可以休息，甚至於哪兒都不敢碰，那種情況下她要工作，她要去救別人的生命。

　　主持人：但是自己隨時有危險，你無法預知。那我看你們這個戲當中，好像沒有像我們平時看的那些專題報道裏穿那種防護服，但是眼鏡戴了。

　　張唏：其實這個眼鏡是我一個特別好的姐姐，她是做B超的主任，是放射科的，但是“非典”的時候她也到一線去了，這個眼鏡是她送給我的。

　　主持人：是不是她到一線去戴的那個。

　　張唏：沒有，沒有，她沒有戴過的。她們所有穿過戴過的東西都已經銷毀了，她留了這麼一個眼鏡，我就要過來，我説我覺得這樣能更貼近他們當時的感受。

　　主持人：當你戴上這樣一個眼鏡，它已經不是一個普通的道具了。

　　張唏：對，它上面凝聚了很多醫生很強烈的一種責任感。

　　主持人：今天我們再來看這個電視劇，再來看張唏扮演的這個角色，也是無數人的濃縮和化身。我們不會再去害怕，也不會再茫然，但是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些最可愛的白衣天使。那我想問問東東，你覺得媽媽偉大嗎？

　　白小英楠：偉大。

　　主持人：那親媽媽一下吧。

　　白小英楠：好。

　　主持人：還挺害羞的。

　　如果您看過電視劇《炊事班的故事》，我想接下來出場的這位嘉賓您一定不會陌生，他就是幽默、憨厚的大周的扮演者——周小斌。在本劇當中他出演的是一位派出所的所長，他的工作主要是維持被隔離的居民樓裏所有人正常的生活秩序。我們掌聲有請周小斌，今天大家有沒有覺得大周特深沉，生活中就這樣是嗎？

　　周小斌（《21天》飾趙所長）：生活中就這樣。

　　主持人：其實説到這次你在劇中扮演的角色，因為每次一看到你大家忍不住就會想到《炊事班的故事》裏面的大周，一看到你覺得特喜慶，特高興，沒有什麼煩惱的事，但是這一次出演的是派出所的所長。

　　周小斌：對。我記得孩提時代，我最先知道的能管人的就是派出所。

　　主持人：認為最厲害的了。

　　周小斌：他離老百姓是最近。我記得我小的時候，我們那兒管片的片警，那個時候不像現在一家就一個孩子，那個時候一家多少孩子都有，哪個孩子在哪兒，哪個孩子在哪兒工作，結婚了沒有，全都瞭如指掌，所以説，就在我演派出所所長的時候我搜尋了我的記憶，我對我的記憶還比較滿意。當時我記得我們那個派出所所長，他當時是一個片警，後來他上任當了那個派出所的所長，那個時候之間的關係，現在看著很動人，在當時來講就是習以為常。就是騎著自行車，後邊夾一個飯盒。特逗，那個人叫小虎，每天去這家那家的，哪天中午大夥説小虎上我們家去吧，就在那兒打茬粥，什麼苞米麵窩頭，土豆絲，就在那兒吃了，連説帶笑的。所以我演這個所長的時候，我就有一種感覺，就是説一定要拿住這個，就是他的感覺必須得拿住了。當時我就想我一定要拿一個什麼派出所的所長，跟他們特好，特親那種。如果要把這個拿住了，就有別於所有的公安人物形象。

　　主持人：沒錯。

　　周小斌：我當時就是這麼想的。

　　主持人：其實我們前一段剛做了一個表現共和國派出所發展歷程的一部電視劇，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感受，派出所不管是所長還是片警、民警，他們的工作是最瑣碎的，但是跟咱老百姓的關係是最密切的，有什麼事一個電話他來了，幫你解決問題。其實有很多都是七尺男兒，但是每天面對的可能就是家長裏短的事情，但是他們從來都不會不耐煩。所以我就看這個戲，不管是不是非典時期，對於你所飾演的所長，其實都是一樣的。只不過在這個時候他比別人更沉著。

　　周小斌：應該是這樣。

　　主持人：可是還有一點，就是他送那個小姑娘那場戲，我們大家看得都特別冷靜，但是前面幾場戲大家還是會笑，看到你出來的時候還是忍不住笑出來。

　　周小斌：因為他跟二墩的那個感覺，它又是一種感覺，它既有父親的那種感覺，因為作為一個派出所的所長，這個人他是一個剛釋放的一個小青年，他回到這個派出所來了，那他就是一個正常的一個小青年，他以前有污點，不證明他將來以後會有污點，但是他對他的幫助是極為重要的。尤其是這位邊緣人物是極為重要的，你既要有訓斥，同時又要有平常的那種感覺。

　　主持人：你不要讓他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

　　周小斌：對。

　　主持人：今天來到演播室我們發現生活當中的周小斌可不一定都像屏幕上那樣逗大家樂，也有自己非常嚴肅和沉靜的一面。我記得你本來上場之前是戴著一幅眼鏡的，怎麼給摘了？

　　周小斌：是，我那眼鏡放在那裏了，我尋思，別戴了，你也沒戴，我也就別戴了。

　　主持人：早知道我也把我那近視眼鏡帶來配合一下，讓我們看看特別文靜的周小斌是什麼樣子。不管怎麼樣，感謝你今天來到我們的現場，謝謝。

　　最後請出的是我們整個這棟樓所有人的一個領導，應該説是兩位領導，就是我們的編劇趙冬苓和導演高一功。因為剛才幾位演員在談的時候，都談到了我們的編劇還有我們的導演。看得出來，其實咱們這個創作也是時間緊、任務重。我特別想問問我們的編劇，為什麼這個戲會叫“21天”呢？為什麼要有這樣一個時間上的界定？

　　趙冬苓（《21天》編劇）：如果簡單地説，就是這個大樓被隔離了21天。然後再進一步説，當時有這樣一種説法，就是一個人如果懷疑他感染了“非典”，那麼最長的隔離期是21天。我想在這21天裏，可以説一個生命處於最危險、最恐怖的這樣一個時候，也就是他的人性最裸露的時候。所以我們這個戲的名字叫《21天》。

　　主持人：其實説到趙老師，是一個多産、多獎的這麼一個很著名的編劇，像以前寫過的像《緊急救助》等等。您是不是對這樣一類的題材也是情有獨鍾？

　　趙冬苓：也可以這麼説吧。我覺得像《緊急救助》和它都可以套用一個模式，就是災難片的模式。我覺得這也是我們創作這個《21天》的時候，一個非常自覺的一種藝術上的追求，對我們來説“非典”是什麼呢？我覺得它就是提供了一個災難的外殼，一個規定的情境，在這樣一個規定的情境裏邊，我們把人放在這個規定的情境裏邊，我們來考察一個人在這樣一種情境裏邊，他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他會發生什麼故事。

　　主持人：其實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把環境放在一個居民樓，而沒有放在一個醫院裏去表現。

　　趙冬苓：我現在想，我和高一功去年的5月1號，五一節那天我們坐下來説。哎呀，“非典”發生了，我們覺得它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我們要做一部電視劇。我想當時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創作理念，就是我們是在“非典”當中，但是我們是為“非典”以後的人寫的一部電視劇。我想這種表述，它有兩層含義。第一，它是在“非典”之中，那麼你在“非典”之中和所有的老百姓一起感受那種恐怖，那種無助，那種生命的脆弱。感受人在災難當中，人和人之間那種相濡以沫的溫情。它使我們在創作的時候能夠充滿了感情，這是一層意思。另外一層意思就是説，我是為“非典”以後的人寫的，準確地説我們就是為今年的4月份來寫的。

　　主持人：為什麼咱們這個戲拍完之後沒有馬上趕在“非典”之後播出，為什麼時隔一年這麼久？

　　趙冬苓：其實這就是我們有意地要和災難拉一點距離，就是我剛才説的第二層意思，就是“非典”之後。那麼拉開一點距離，我想很多的東西就過濾了，就昇華了，它使我們在創作這部戲的時候能夠增加很多理性的東西，能夠增加很多思考。我想這是我們這個戲非常重要的一個藝術上的特點。

　　主持人：咱們從那個恐慌當中脫離出來，用一顆平常心，或者咱們更冷靜的心態去看待那一段曾經發生的事情。説到導演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片頭的拍攝，您給我們講一講，我確實也沒見過這麼長的鏡頭。

　　高一功：我想就這個片頭説兩個意思。一個是這個片頭，它是我對這個作品，對這個作品的內容上的理解。很簡單，就是在一幢樓裏面十戶人家他們的生活狀態，各自不同的生活狀態，這是內容上的。看上去是一個鏡頭下來的，十戶人家，從最上邊搖下來。

　　主持人：挨家窗戶打開。

　　高一功：挨家窗戶裏邊各種各樣。最後推到一個電視機上去，電視機是“非典”的什麼北京多少例、河南多少例，這是內容上。第二個是在風格上，我覺得這個戲挺難拍的，因為劇本太好了，提供的基礎太高。

　　主持人：那不應該是錦上添花，更好嗎？

　　高一功：它要求高，難度系數大。

　　趙冬苓：難度相當高的。

　　高一功：你比如就不説人物塑造得好與壞了，光説數量就20多個主人公。

　　趙冬苓：每個人的戲份都差不多。

　　高一功：每個人戲份都差不多，性格千差萬別，職業千差萬別，年齡什麼都不一樣，怎麼去把握人物，首先一個工作就是選好演員。

　　主持人：其實剛才我們認識了劇中非常堅強的周捷，又結識了非常樂觀、豁達的周小斌扮演的趙所長。還有盡職盡責我們的白衣天使的化身張唏，當然還有東東，還有這麼多的演員，我覺得都很有色彩。

　　高一功：是，其它色彩特別多，其實我們這個戲真的是特別好看的，不是説它什麼懸念迭起，或者是一個線索下來不是那樣。它是靠人物去取勝的，而且咱們知道藝術創作理念最難的可能就是人物。

　　主持人：因為它有可能是“非典”，有可能是地震或者是水災，但是我們關注的還是人的故事。

　　高一功：人物就落在我和演員上。我來介紹介紹這些色彩。這個戲裏邊的人都不一樣，我先介紹一下。有一個演員沒有來，叫劉冠軍。是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老師。他演的角色叫王貴生，是一個幹部形象，處級幹部。從縣城調到省城，來報道頭一天臨時安裝在這幢居民樓裏休息休息，隔離在這兒出不去了。我用一句話概括他，我覺得他是這個戲裏面最有認識價值的一個角色。王貴生這個人物形象我覺得是創作難度特別大的一個人，他在這個戲裏面變化特別大。我想將來觀眾看到的時候將在他身上發現，好多我們在幹部身上可以看到的東西。比方説他對領導報喜不報憂。

　　主持人：把功勞都往自己這兒攬。

　　趙冬苓：把功勞往自己身上攬，把問題都推給別人，出了問題一定要想辦法瞞著，當時寫的時候，寫著寫著這個人物我就感覺非常難寫，非常難寫。後來我們導演就説，趙老師，你這個人沒在官場上混過，你也不會官場那一套，看來你是寫不成了。我就覺得他這個話就激了我。

　　主持人：激發了您的創作慾望。

　　趙冬苓：我就想一定要把這個人物寫好。

　　主持人：這是導演慣用的招數。

　　趙冬苓：最後我找到了這個人物，怎麼找到了他呢？你不要用一種鄙視的目光去看他，你把他當成一個正常的人，你去理解他。這樣子我覺得一下子把這個人物找到了，然後這個人物最後還得到了凈化，就是他説在這場災難當中，他睜開了靈魂的另外一雙眼睛。

　　主持人：經受了洗禮。

　　趙冬苓：對，對。

　　高一功：在過去的戲裏面，我們幹部的形象要麼是優秀的化身，要麼是腐敗分子。王貴生，我特別希望能引起大家的關注，他也很想來，但是他在拍著戲呢。

　　主持人：劉冠軍扮演的。

　　高一功：劉冠軍。還有一組，剛才我説劉冠軍，王貴生是我們戲裏邊最有認識價值的一個角色，還有我們這個戲裏邊人物關係最好玩的一組，警察和小偷。警察就那個老頭，馬安然，是北京人藝的老演員，獲終身成就獎的。劉華是北京的一個個體演員，簡單説就是劉華是一個小偷，偷到警察家去了，結果就給隔離出不來了，進去的時候還沒隔離呢，出來就給隔離。一個警察和一個小偷呆在一個屋子裏會怎麼樣。

　　主持人：這挺有意思的。

　　高一功：很多看這個片子的人都很喜歡這一組。

　　趙冬苓：這一組我也比較喜歡。就是説我覺得一個好的作品應該充滿了想象力，我想這一組的關係是充滿了想象力的。就是説這個小偷進入警察家裏，我覺得這個算不上充滿想象力，就是他進去以後，你就想不到，包括我寫的時候也沒想到他們倆之間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主持人：關鍵這個警察還是在床上不能動。

　　高一功：對，他是從頭到尾躺在床上。

　　主持人：非常特定的一個情境。

　　趙冬苓：比如一開始我想象的，因為這個警察一輩子抓小偷，所以他是我們想當然的一個英雄的形象。但是寫到後來，這個警察在這裡邊也發生了變化，他最後有一句臺詞説，我一輩子抓了無數小偷，但是真正抓住的就這一個。這個也是我在創作當中慢慢地産生的，然後由於小偷進去，所有的人全都給攪到一起去了。我就覺得這個戲到後來是充滿了想象力。

　　主持人：看似很普通的一棟居民樓，但是這裡面的故事也是天翻地覆。

　　高一功：我們這個戲概括一句話，好像有廣告的意思，你喜歡看什麼樣類型的故事，我們幾乎都有。警察的，小偷的，談戀愛的。

　　主持人：各個層面的。

　　高一功：得癌症的，為人民服務的，什麼都有，小孩、小青年的都有。

　　主持人：雖然説起來這《21天》講的似乎是跟“非典”有關係的一段故事，但是也確實囊括了人生百態。我們以前有一句老話，説大難臨頭各自飛，但是我們在這個戲當中看到在政府的關懷下，所體現出來的親人、鄰里、朋友之間的那種溫情，那種團結和穩定。我想恐怕還是希望能夠留給我們觀眾印象最深的。電視劇《21天》給我們講述了在“非典”發生的時候，一棟被隔離的居民樓裏，這些人們，他們在面對生死攸關境遇前的情感波動和心路歷程，把人生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展示給了我們。它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我們不可以選擇命運，但是我們可以選擇在命運前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