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有約

央視國際 2003年06月10日 11:20

　　作者：焦建成

　　故鄉的概念雖然模糊，但那個影子總在我視線的深處飄移，歲月慢慢流逝，她卻漸漸清晰。

　　“皇天之神，啟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歷載億年”。

　　——《魏書序記》

　　作為一個國家，北魏毫不愧色。這個少數民族部落在很短時間便強大起來，並把社稷整理得盡善盡美。他們請來了漢族教育家幫助培養他們的後代，請來漢官幫助治理朝政。他們極力推崇佛教，不惜血本到處開山鑿洞，雕刻下數不清的佛像頂禮膜拜。以至於這個部族被征服的千百年後，留下了豐富的漢民族文化遺産。

　　北魏的建都和輝煌百年的歷史有多少記載暫且不説，但有關北魏見之於天下的開端，卻是一個山洞。

　　對所有的鮮卑後人來説，這個山洞便是祖先的象徵。因此在他們強大之後，特意派人找到這個山洞刻碑祭祖。他們想讓這個碑記同這個輝煌的國家一起流芳百世。這個碑刻的內容及刻碑時間在北魏留下的一份檔案《魏書》中記錄了下來。不知是記載的失誤還是有意而為，史料中沒有紀錄下山洞所處的詳細位置。這個後來被史學界和文物研究者多少年潛心探尋的歷史遺跡，因此成為一個謎，飄散在大興安嶺遼闊的山林中。

　　時光荏苒，直到八十年代，這個歷史之謎才被破譯。而這個破譯者，是當地一位普通的文物工作者。

　　那還是在1989年，我讀到了米文平先生的一本書，因為書中談到北魏先祖拓跋氏與我的民族有關，引起我的好奇。他是第一個發現了拓跋鮮卑祖居的人，而我也是第一次通過他知道了鮮卑與我們錫伯民族的歷史聯絡。

　　米文平年輕時是個記者，後來當了呼倫貝爾盟文物管理所的文物員，他一直都在潛心研究北方少數民族歷史。為找到北方民族的發祥地，他開始尋找《魏書序記》中提到的那個“舊虛石室”。經過多年的深山踏勘，他終於在大興安嶺森林地帶的鄂倫春自治旗發現了一個當地群眾叫“嘎仙”的山洞。雖然沒有找到那個祭祖的碑文，根據史料記載，他推斷，嘎仙洞很可能就是拓跋鮮卑的“石室”，決心揭開那個歷史的面紗。多少年來，他無數次徒步進入嘎仙洞，足跡踏遍整個大興安嶺。1980年，米文平先生陪朋友再次到嘎仙洞考察時，無意中，他的手觸摸到了嘎仙洞裏墻壁上凸出的碑文。雖因年代久遠，字跡損毀嚴重，但其中幾個字依然能看得清楚。碑文的內容，正好與《魏書序記》記載的內容吻合，就這樣，中國北魏先祖的遺跡在米文平先生指間躍然而現。

　　1990年的拍攝大型紀錄片《望長城》時，我們順著米先生在書中提到的線索，找到了嘎仙洞。當地人告訴我們，“嘎仙”是鄂倫春語，意為“獵人之所”。琢磨著這個名字，我想到了我新疆的老家察布查爾錫伯族自治縣。那裏的錫伯族人也把“察布查爾”叫“嘎仙”。而“嘎仙”，在錫伯族語中，就是故鄉的意思。這也許只是個巧合，無論是哪個民族，既然是同宗，自然會有很多共同之處。欣慰的是，米文平先生找到了嘎仙洞，我找到了我的“嘎仙”。

　　我是在一個冬天的大雪天進入祖先山洞的。山洞在一座大山的半山腰，洞口高十幾米寬約二十來米，洞內縱深三、四百米，裏面坍塌得很厲害。無法想象，這裡曾經誕生過一個國家。然而，那個縱橫華夏廣大地區，建立政權二百多年的北魏，竟然是從這個山洞裏走出去的。那位令人稱道的孝文帝，把威名和燦爛文化播撒一路，到處留下遺跡。在山西大同、河南的洛陽以及更多的地方鑿刻了很多洞窟壁畫。這些絕世藝術至今叫人驚嘆。北魏把國土擴展到中原地區，卻把祖先的山洞深藏于大興安嶺的群山峻嶺中。畢竟，找到碑就找到了源頭，也找到了民族的心裏定位。在嫩江流域的大興安嶺中，生活著達扈爾、鄂倫春、鄂溫克、錫伯等民族，他們就是歷史的祭奠者。嘎仙洞不僅繼續講述鮮卑的久遠傳説，也將續上這些北方民族今後的故事。

　　我的目光在洞穴中每一塊岩石上搜尋。我撫摸著碑文上模糊的字跡，那個遙遠的歷史，離我如此貼近。洞中散落的香灰，曾經點燃過多少代子孫心中的墓誌銘。而那個喧鬧的年代，已化作一簇燭灰沉落。這就是我的祖先，這個白雪覆蓋的山中靜寂千年的土地，竟是造我身軀給我血脈的地方。

　　我舉著拍攝用的新聞燈，向洞的深處走去，攝像機跟隨著我。把我的民族和祖先的山洞紀錄下來，並傳播到了世界。

　　我像是要完成一個承諾，對我的民族，也對自己，我用錫伯語向洞裏喊著：“我來啦，我從新疆的‘嘎仙’來啦”！這喊聲在山洞裏回蕩。從洞的最深處，從洞的兩旁，像是更多的聲音早就等待著回應：——“我來啦……”

　　這呼喚也迴響在萬里之外的天山北麓的伊犁河畔。那故鄉的形象，雖己被時間磨損得陳舊且模糊不清，但在伊犁河水的波濤中，記憶不斷被喚起並變得清晰起來。

　　把時間向前推238年，乾隆二十九年，清政府決定從遼寧各少數民族部落中，抽調上千名官兵攜帶家眷赴新疆伊犁戍邊。

　　公元1764年農曆4月18日，瀋陽的錫伯族家廟燭煙繚繞，上千名鮮卑後裔在這裡靜穆祭祖，他們是專程趕來為赴新疆的同胞送行的。晨光初露，天氣微寒，這支六千多人的遠征隊伍披著故鄉清晨的薄霧出發了。他們帶著早日回歸家園的企盼，帶著親人的囑託，經過一年多的艱苦跋涉，終於來到了中國最西部的伊犁河畔，完成了民族的大遷徙。二百多年過去了，由於歷史的原因，這一隊錫伯人回歸故鄉的願望最終成為記憶中的夢。

　　我第一次去老家東北是1983年。從新疆伊犁輾轉到東北瀋陽，從西到東幾乎橫跨中國版圖，我從飛機的舷窗望著白雲下的大地，想象著祖先的艱難跋涉。從一個故鄉到另一個故鄉。幾乎是歷史上錫伯族人西遷的距離，祖先們走了一年半，我只用了一天半。

　　故鄉，是個時空概念，它對漂泊的遊子才産生深刻的意義。它是遙遠的親近，由時間磨損的熟知。

　　對親人刻骨銘心的思念，使生活在東北和西北兩地的錫伯人把一種特殊的家譜保存了二百多年。這個家譜的名字叫“喜麗媽媽”。這是人類最早的結繩記事的方式。一根繩子上拴了很多飾物，其中，兩個羊腿關節骨之間代表一代人，拴的東西如弓箭、犁鏵代表男孩兒；布條、搖床代表女孩兒。每到春節的年三十前，人們都要從供臺上將“喜麗媽媽”打開，挂在正屋西北角到東南角的墻上，再向祖先叩頭。為了記住親人離去的日子，在東北的錫伯家人還在他們用滿文紀錄下來的家譜中，特別註明“某某，撥往伊犁”，就連離開的日期都有清楚的記錄，特意用括弧括起來，表示他們只是臨時離開幾年。在拍攝《望長城》時，我找到了幾個有家譜的人家。在這些家譜裏，都有這樣的註明。在這些舊得發黃的家譜中，記錄著一行行幽幽的思念。那個親人離去的日子，成了他們心中無法揮去的沉痛，在兩地親人的心裏延續了二百多年，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在兩地的錫伯族中，有了一個紀念日。久而久之，它成了比春節和其他任何節日都重要的節日——西遷節。小時候，我每年都同大人一起到野外去過西遷節。在孩子們歡樂的嬉鬧中，常見老人向東北方向灑著白酒，嘴裏喃喃之語不斷，他們總唱一首思鄉的歌，一人唱來，眾人便和。歌詞雖然記不清了，曲調卻哀婉淒涼至今不忘。

　　思念連接著兩地的故鄉。多少年後，生活在東北的錫伯族沒有了語言文字，但守護著故鄉；西遷到新疆的錫伯族沒有了故鄉，卻保留了傳統和文化。不同的守護，共同的情感，將遼河和伊犁河的子孫連接了兩個多世紀。

　　2001年的7月，我在拍攝大型系列節目《走進西部》時，再次來到大興安嶺。這已經是我第三次回故鄉了。我們順著大興安嶺的嫩江流域來到了嘎仙洞。我和達扈爾、鄂溫克、鄂倫春族等幾個同胞一起走進祖先的山洞。大家用各自的語言向祖先問好。這些北方的河養育的民族，這些鮮卑的後裔，終於有機會相約在祖先的土地上。

　　“其實，所有的故鄉原本不都是異鄉嗎？所謂故鄉，不過是我們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腳的最後驛站……”

　　——摘自楊明《我以為有愛》

　　2002年2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