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蕪湖是一座美麗的江城，在中國近代史上，它不僅是安徽省最早對外開放的通商口岸，也曾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
但是，又有誰知道，蕪湖米市的形成和興衰不僅和一個清朝的大臣有著密切的關係，也曾經成為清朝官府間互相角力的舞臺。那麼，曾經的蕪湖米市究竟上演過什麼故事？它又為什麼會退出蕪湖歷史舞臺呢？
公元1882年三月，一艘小火輪從武昌出發，順長江而下，在青弋江的交匯口逆流拐入蕪湖。緩緩停靠在了中江塔下。岸上，蕪湖的地方官和當地的鄉紳幾乎傾巢而出。他們迎接的是護送母親靈柩回安徽老家的清廷重臣李鴻章。走水路，必然要從離蕪湖不遠的榆溪口入巢湖水系，然後經運河直達李鴻章的合肥老家。李鴻章將在蕪湖作短暫的停留和休整。他在親戚家設了靈堂，進行了盛大的祭拜儀式。
李鴻章在蕪湖停留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的許多親戚都在蕪湖。其中老四李昭慶、老五李鳳章幾乎全家都在蕪湖。他們在在這買地建房，開設典當行、錢莊，壟斷運輸業，成為當地富甲一方的有錢人，蕪湖儼然就是“李氏家族的第二故鄉”。作為清朝的督府大員，到蕪湖來作停留祭拜母親，這本身也是向朝野作一個姿態，那就是説，蕪湖有我李家的利益在這裡。另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時蕪湖米市剛剛從鎮江遷來，許多米商對官府的強制搬遷還有不少微詞。那麼，清政府為什麼要把米市遷到蕪湖呢？
1876年，雲南發生了“馬嘉理教案”，英國揚言要用武力解決。清政府迫於壓力，指派李鴻章出面談判。談判中，英國公使威妥瑪要清政府開放宜昌、溫州和北海等三個口岸。而正當李鴻章準備簽字時，一個意外情況出現了。原來，一個英國傳教士發現了蕪湖獨特優越的地理位置，非常適合做通商口岸。於是他立刻知會了當時正在談判的英國公使威托瑪。接到這個信息以後，韋托瑪就把蕪湖作為一個籌碼壓上去。
對於洋人的無理要求，李鴻章極力反對。因為皖南不僅是李鴻章淮軍的大本營，更是他家族的勢力範圍，他不希望大英帝國的黑手直接伸到他的家門口。
但是，英國人並不給李鴻章討價還價的餘地，絕交開戰成為最後通牒。鴻章最終無奈地在《中英煙臺條約》上簽了字，同意將宜昌、蕪湖、溫州、北海等四個城市開放為通商口岸。這是英國人在蕪湖設立的海關大樓，1876年四月一號蕪湖正式開埠。一位英國醫生拍攝了這樣一張照片，許多蕪湖百姓站在青弋江邊，他們吃驚地看著冒著黑煙的巨輪駛入青弋江，在此之前，他們還從未見過如此龐大的巨輪。
蕪湖開埠以後，大量洋貨通過蕪湖口岸向皖南地區傾銷，市場逐漸繁榮。但是，這個市場卻完全掌控在洋人的手裏。李鴻章不甘心就這樣把蕪湖拱手讓給洋人，他決定和洋人搏一把。那麼，又該怎麼來抗衡洋人對皖南市場的壟斷和掠奪呢？
在清朝光緒年前，主要有無錫、鎮江、長沙、九江等四大米市。早在咸豐八年，鎮江已成為對外開放口岸，七浩口米市也已成為長江下游一帶重要的米糧集散地。
鎮江比蕪湖早開埠，早了大概15年。所以鎮江一開埠以後，兩廣的，廣東、廣西的，寧波的、還有煙臺的，那些米商就到了鎮江，設立了米號，進行採運。所以他已經定在那裏。
1877年的一個晚上，一心想和洋人搏一把的李鴻章準備給朝廷上一道奏折，為了這道奏折，他已經斟酌了好久，顯然這不是一道普通的奏折。
這道奏折的內容竟是要把七浩口的米市，遷到安徽蕪湖來。依據李鴻章在朝廷裏的地位，要讓朝廷準奏，自然不是件難事。但是，單憑一紙奏章，就要讓鎮江的米商自願遷移，顯然不是件容易的事。
當時鎮江的米商已經成團成幫，他們在鎮江的生意已經做穩，自然不願遷移，於是暗中就和官府抵制。在朝廷下達命令後的前五年裏，七浩口米市的搬遷幾乎成了僵局。
向來辦事謹慎的李鴻章，並不想因為這件事，被人説他照顧鄉里和家族利益。那麼，他有什麼辦法能讓鎮江米市順利遷移，而米商又都是自願的呢？
絞盡腦汁的李鴻章最終想到了一個人，那就是當時擔任皖南兵備道兼任蕪湖關監督的張陰桓。張陰桓是廣東人，而鎮江七浩口米市的勢力，以廣幫和潮幫為主，只要能説通廣潮兩幫的米商來蕪湖，米市的搬遷就算成功了一半了！作為洋務運動的大員，張陰桓一直為李鴻章馬首是瞻。他立即趕到鎮江，利用他同鄉的關係，説動他那些經營米市生意的同鄉和親友遷往蕪湖。張陰桓主要有廣東這個背景，他就通過同鄉關係，經過三四年的陸陸續續的努力，也就是張陰桓在當蕪湖道臺這一任的基礎上，蕪湖米市得以形成。
儒林街48號是現在的蕪湖市環城南路幼兒園，這裡被當地的老百姓稱為“小天朝”。“小天朝”的房屋建築屬於三開三進兩層的標準建築模式，內部用料和結構也完全符合官宦人家的身份，雖然歲月已經磨滅了它往日的奢華，但是，我們依然可以從殘留的古跡當中尋找到當日的豪華。就在蕪湖米市開市後不久，一場盛大的婚禮吸引了蕪湖的百姓。在慶婚的人群裏，不僅本地的達官貴人一個不少，甚至還有江南一帶趕來的官員和士紳，這麼多地位顯赫的人物齊聚蕪湖不為別的，他們是來參加李鴻章的侄女、老四李昭慶女兒的結婚慶典的。李鴻章送給這對新人的陪嫁就是這個被稱為“小天朝”的深宅大院。李鴻章是否出席了這場婚禮我們已無法考證。但是，我們從李鴻章送給這對新人的陪嫁當中，卻也可以看出他對這個侄女的偏愛。盛大的婚禮不僅讓蕪湖的百姓知道了李家的權勢到底有多大，也傳達給各地的官紳和米老闆一個信號，那就是李鴻章眷顧著蕪湖，軍糧採辦、稅銀定制等都可能左右蕪湖米市的興衰，顯現出蕪湖對於李氏家族舉足輕重的地位。
在蕪湖的老城區，有一條因米市而得名的米市街，米市興旺的時候，江邊米糧運輸日益繁忙，來往客商日漸增多，作為米市的重要交易場所，米市街自然熱鬧不凡。據蕪湖縣誌記載當時的米市街是：“百物翔集，市聲若潮，至夕不得休”。
這裡是馬塘區的南街和西街，早在蕪湖開埠之前就已經是當地重要的米糧集散地。南街和西街是兩條緊挨著青弋江的小街，街道雖然只有兩米來寬，延綿卻有100多米。
馬塘區的西街是當時最早，也是礱坊最集中的地方，所謂礱坊就是專門加工稻米的地方。西街25號的胡礱記，是當時整條街上最大的礱坊之一。那麼，礱又是什麼樣的東西呢？《現代漢語字典》中是這樣注解的：礱，去掉稻殼的工具，形狀略像磨，多用木料製成。
在蕪湖市的南陵縣的一個小鄉村，我們發現了一種叫做“兌窩子”的稻米加工工具，在用礱將稻米分開以後，就要用這種石臼把稻米表面的雜質去掉，在蕪湖，現在已經很少能見到這種完全手工的稻米加工方式。
今年94歲的郭老伯，是出生在南街的老斛工。他給我們展示的是一種叫做斛的量米工具。斛，是一種舊量器，呈方形或桶形，容量本為十斗，後改為五斗左右。而斛行就像現現在的計量所，更是米市舉足輕重的一個行當。
一個好的斛工，還會用斛玩出許多花樣，黑心的斛行的老闆往往指使斛工用玩斛的技巧對付來往的客商，不露痕跡地就讓他們吃了虧。
煙雨墩是古木蓊鬱、鳥語花香的湖邊半島，島上有一處獨立的歐式小樓，環境優美，風景宜人。現在是蕪湖市圖書館的一部分。
在蕪湖市房産局的檔案庫裏，我們發現了一張民國期間督軍府承租煙雨墩的憑證。而煙雨墩的主人的，正是李鴻章的繼子李經方。 “李漱蘭堂”是李經方一支的稱號。而光這一處房産，一年的租金就高達1000圓大洋。這是一張和米市相關的承租憑證，一位姓夏的米商花三百元大洋租賃了李漱蘭堂名下的一處米鋪。在蕪湖米市沒有形成以前，他用很低廉的價格，把土地都先盤下來，然後，他又開典當行，誰要來做生意，他要來抵押啊！你商幫過來。當時銀行業也沒有那麼發展，這是一種財富積累手段。
隨著蕪湖開埠和米市的形成，不僅七浩口的米商逐漸遷到了蕪湖，同時也促進了周圍的米商到這來開店設廠。這麼龐大的人群齊聚蕪湖，自然會帶動蕪湖的經濟繁榮。房地産業、金融、倉儲、運輸等行業逐漸興旺。這其中，李氏家族幾乎壟斷了和米市相關的各個行業。
1895年，蕪湖米市正式搬遷13年後。從蕪湖出發的運糧船在經過江蘇段時，米商突然發現，在靠近安徽的大勝關、大河口、瓜洲等地方突然冒出了官方設立的關卡，對過境的運糧船隻徵收關稅。在這三關完稅的話，就等於是要二次完稅，這樣的話，沉重的賦稅使得米商不願意到蕪湖集散。他們往往就直接到這三關完稅，然後順江而下。蕪湖米市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那麼，為什麼十三年後，江蘇省竟會對過境的糧船突然開徵米捐稅了呢？按照清朝的吏治，兩江總督管轄範圍包括江蘇、安徽和江西三省。之前，兩江一直是李鴻章的勢力範圍。那麼，究竟是誰那麼大膽，竟敢和李鴻章唱起了對臺戲呢？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在政見上和李鴻章有著巨大分歧的張之洞。從1884年二月到1885年不到兩年的時間裏，長期擔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臨時兼任兩江總督，而正是他，以為朝廷增加稅銀的名義，奏請朝廷在江蘇設立關卡，對過境糧船徵收米捐，而這竟然也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在這個過程當中，兩個人的關係是比較差，這也可以體現在李鴻章1895年，《馬關條約》以後，基本上大權旁落。張之洞從湖廣到兩江過程當中呢，對蕪湖米市也採取了一個要分肥的辦法。當年的米銷量急劇下降，降到了只有80萬擔，一般正常的年份都在兩、三百萬擔，到了1895年設關以後，降到了最低點80萬擔。米市的低迷不僅損害了安徽官府和米商的利益，同時也令李氏家族的産業受到極大影響。這種官、商、民俱損的局面，引起了蕪湖各界的強烈不滿。要維持蕪湖米市的繁榮，江蘇的稅卡就必須撤掉。
雙方誰也不肯讓步，事情會有轉機嗎？
1895年，張之洞臨時署理兩江總督的任務完成，原來的兩江總督劉坤一，參加完甲午戰爭後繼續留任兩江總督。劉坤一和張之洞一樣，雖然也與李鴻章政見不合，但當時的劉坤一在朝廷的影響還遠不如張之洞。因此，劉坤一的態度自然不會像張之洞那樣強硬。那麼怎樣才能既保持蕪湖米市的繁榮，又不損害江蘇省的利益呢？
一番密謀之後，兩個利益集團終於達成協定。由江蘇省在安徽蕪湖設立米捐局，代收大勝關、大河口、瓜洲這個三關的捐銀。
在一個省內同設江蘇、安徽兩個米捐局，這在中國歷史上可説是十分罕見。但是對於蕪湖米市來説，流失的米商回來了，米市又恢復了往日的繁榮。
在江蘇設立米捐局的第二年，米市的交易量就恢復到了313萬擔。此後，由於過境安徽、江蘇的米糧都要到蕪湖完稅，蕪湖成了過往米商必須停靠的地方，米市達到了空前的發展，鼎盛時期，蕪湖米市的年交易量達到過1000萬擔，成為了四大米市之首。就在這段時期，李氏家族在蕪湖的資産也隨著米市的發展達到了頂峰。根據蕪湖縣誌的記載，當時李經方的房産達到了空前程度，總資本已不下40萬兩白銀。李瀚章之子李仲浩則開了典當鋪，錢莊，幾乎包攬了米商借貸、匯兌的所有業務。李仲浩還是蕪湖招商局總辦，壟斷了漕運。在八百里皖江地區，尤其是江北一帶，李氏家族還擁有數以百萬畝計的莊田。
隨著清政府的滅亡和李氏家族政治舞臺的謝幕，蕪湖米市經歷了一段興盛期後開始逐漸走向衰敗。1936年，粵漢鐵路全線通車，依靠水路運輸糧食的年代宣告結束，廣東不再依靠安徽的稻米，廣潮兩幫的米商全線撤退。而此時，已在蕪湖米市撈不到什麼好處的李氏家族，也開始撤出蕪湖，其中大多遷往了上海。在蕪湖米市積聚了大量財富的李氏家族開始在上海創業，成為中國近代資本市場的重要力量。40年代末，最後一批米商撤出蕪湖，曾經輝煌一時的蕪湖米市正式退出歷史舞臺。
時光荏苒，百年後的今天，米市早已成為蕪湖人民心中永久的記憶。今天的蕪湖新興的商業街、經濟開發區一片繁榮。商業、旅遊帶動這座美麗的江城進一步騰飛，已成為安徽乃至全國重要的沿江開放口岸。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