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導:唐立新 楊帆 攝像:梁濤
| |
上百座明清大院為什麼集中在晉中?中國銀行業的老祖先為何誕生在平遙?2000年前的隱士為什麼甘心葬身火海?行意拳為何在這裡發揚光大?神秘的古地道、優雅的古縣城演繹過多少傳奇?大寨的精神為何激勵了幾代人?這裡的麵食為什麼永遠也吃不夠?從週一到週日,讓我們一起感受《晉中》。
| |
在山西省晉中地區,矗立著上百座高大氣派、巍峨挺拔的明清建築,走進這批深宅大院,主人當年的富貴氣息幾乎可以直接觸摸。有的大院因為太有名了,以至於不少中國人都能叫出它們的名字來,比如喬家大院、王家大院和曹家大院等等。
這樣一來,這些大院所在的平遙、榆次、太谷等地方也變得名聲大噪,而提起晉中市,很多人反而不怎麼熟悉了,其實,這些大院以及他們所在的平遙、太谷、榆次和介休等縣,都屬於晉中市。
俗話説,“建築是凝固了的歷史”,那麼為什麼這麼多大院都集中在晉中地區?他們的主人是一群怎樣的人?這些院落是如何一點點從無到有地建起來的呢?
在距離山西省會太原大約六十公里的祁縣,有一個叫喬家堡的小村子,村子中坐落著一處氣勢不凡的深宅大院。由於當年的院落主人姓喬,所以現在的人都管它叫喬家大院。喬家大院氣勢磅薄,充分顯示出主人的財富和權勢,而它的奠基人卻曾經是一個家徒四壁的孤兒,名字叫喬貴發。
1736年,正是清朝最鼎盛的乾隆時期,而喬貴發所在的山西祁縣卻苦難重重。家裏實在太窮了,為了活命,父母雙亡的喬貴發最後回頭看了一眼家鄉,義無反顧地向遠方走去,那麼,他要往哪去呢?
《走西口》是一首山西老歌,已經流傳了幾百年:早在明初朱元璋時代,在長城沿線駐紮的80萬軍隊有籌措軍糧的需要,晉南的商人用當地出産的鹽和鐵換取糧食,轉手賣給軍隊,他們從晉南的運城、臨汾和長治出發,過太原,朔州,翻越呂梁山,最後到達包頭城,這是一大批山西商人共同的經商路線之一,歷史上稱為“走西口”。所謂走西口,指的是他們途中都必須穿過山西右玉縣的殺虎口。
在中國封建社會,農民離開土地,是非常危險的。但晉中地區的土地實在太貧瘠了,人口稠密程度又是全國第一,再加上天災不斷,年年都餓死人。此時晉中人面臨兩個選擇,要麼餓死,要麼出去闖天下,清朝文獻記載:祁縣每2戶農民中就有一個人外出經商,大家一窩蜂地也向西口涌過去。
為了紀念這次意義重大的經商浪潮,榆次人張繼剛被家鄉人民邀請回來,他現在是總政歌舞團的團長,中國最有名的舞蹈編導之一,他這次回榆次,是要為家鄉排練一部以“走西口”為主題的大型舞劇,因為走西口對他的家族來説,是一段辛酸的歷史。
從這首纏綿悱惻的歌曲裏可以聽明白:走西口的男子本來並不孤單,他們在老家常常有一個青梅竹馬的愛人,他們完全可以過一種溫馨的生活,但他們還是狠狠心踏出了家門,而他們的戀人竟然也都能理解,這裡面多少有“望夫成龍”的成分。而那些多情女子在村口灑下的溫柔眼淚,又為晉商們開創“海內最富”的局面播下了最初的種子。
其實有一點可以肯定,能夠回到家鄉光宗耀祖的人一定只是少數,這很像美國人最初到西部淘金時的情景,成千上萬的人可能在走西口的路上丟了錢財乃至生命,今天我們所知道的只是最後的成功者。但只要有一個人成功地回來了,人們看到的就不是失敗的影子,而是財富的榜樣效果。
在這樣的背景下,年輕的喬貴發憑著一手磨豆腐的手藝,也走了西口,喬貴發當時的理想或許是迷茫的,他並不知道自己還能否活著回來,但隨後發生的一切在他的後人們眼裏,都已經成為了傳奇。
祁縣喬家後裔:喬挹青:
一開始去包頭的時候,喬貴發一分錢都沒有,就全是靠苦力打工,後來掙了一些錢,但是當中買賣做的也不是很好,他就回到老家又開始種地了,他在包頭的那個小買賣,就請了一個姓秦的老鄉在那裏守著呢。
幾年以後,他在包頭的豆腐店因為一次黃豆的意外漲價而賺了大錢,喬貴發就又回到包頭,他拿這些錢來開了一家很大的鋪面,起名為“復盛公”。
我們今天已無法知道喬貴發當年是如何生活的,但散落在山西民間的一些照片,可以幫助我們大致了解早期山西商人的生活面貌。
父棄其子,夫賣其妻,至有全家聚哭投河而死者,盜匪起,人相食。
然而就是這樣一群愛吃蔥和花椒的人,不斷地給家鄉帶來驚喜。這天晚上,一個驚人的消息在祁縣城裏迅速傳開——已經發了大財的“復盛公”老闆喬貴發,要跟一個帶著小孩的寡婦結婚了。消息為什麼驚人,是因為以喬貴發此時的財力,他幾乎可以在縣城裏任意挑選一個年輕姑娘做老婆。
但喬貴發不這麼看,他常年出門在外,需要一個本分的妻子幫他料理家務。要是娶一個千金小姐,不僅要雇人伺候,還擔心賺回來的錢被她揮霍掉。如果娶了這個寡婦,擔心就都不存在了,於是不顧輿論的壓力,一代富商娶了一個小寡婦,並把她帶來的兒子當成親生兒子看待。
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喬貴發在婚姻問題上的精明和講實際,連討老婆這個問題都精打細算,當地人都誇喬貴發會過日子。
這種務實的作風,從喬貴發蓋的第一幢房子的風格也可以看出來。這個四合院是喬貴發結婚不久給妻子蓋的。它矗立在喬家堡村的東北角,它不算氣派,但是很實用,堅實牢固,墻壁也厚。雖然規模不算很大,不張揚,但卻奠定了喬家大院的第一塊基石。
喬貴發的講實際還體現在一件事,他把掙來的錢全都埋到地窖裏!喬貴發修的地窖又深又大,遙想當年,喬家的夥計們就是經過這個狹窄、幽深的通道,背著裝滿銀錠的竹簍,一步一步走下去,最後存放在地底深處。
到了民國初年,山西商人的錢莊紛紛倒閉,只有喬家一直支撐到上個世紀40年代,除了家大業大不易被吃掉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窖藏了大量白銀。
愛往地窖裏藏銀子並不只喬貴發一個人,而是一種群體現象。除了務實以外,還出於什麼考慮?他們的記憶裏曾經發生過什麼?
這已經成為了晉中人代代銘刻的慘痛記憶。因此,一旦經商發了財以後,他們所想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把銀子挖個地方藏起來,不僅埋銀子,還埋糧食,埋的越多越好,越深越好。這是危機感的一種強烈表現,因為腳下是一塊不可靠的土地。
另外,在那個重農輕商的傳統社會裏,商人們的社會地位是沒有保障的,他們對未來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他們不知道前面等待著他們的將是什麼。
德國學者貢德.弗蘭克寫了一本書叫《白銀資本》,書中指出:1500年至1800年期間, 歐洲從美洲搶劫的白銀有一半最終都流到了中國,歐洲各國只是做了過路財神。這麼多白銀流進中國後,就進入“神秘的窖藏”,不再回流到世界各國。
其實對於喬貴發來説,他也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商人們無論多富有,都進不了主流社會。因為中國的道家、儒家、法家等所有東西都不允許他往前再走一步。
這中間的含辛茹苦,可能是歐洲人弗蘭克所無法理解的。喬貴發他們埋下的不只是白銀,還埋下了對未來的憧憬,以及一種前所未有的安全感——而財富,也就這樣一點點地積累起來了。
長城的開放,給晉商們帶來了什麼命運?縱橫萬里的國際商道,為晉中人營造了多少商機?晉商大院成百上千,為什麼最出名的卻是喬家大院?山西太谷縣之曹姓、祁縣喬姓富各四五百萬,平遙縣之侯姓、介休縣之張姓富各三四百萬。榆次縣之常姓、王姓計闔家資約各千萬。
經過30多年塞外生活的顛簸,喬貴發積攢了上百萬兩白銀,他委託當地的鏢局分幾次運回祁縣,然後深深地埋進地窖。研究者指出,喬貴發在內蒙的生意之所以做得這麼大,是因為清兵入關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無意中替喬貴發的生意鋪平了道路。
因為在此之前,中原跟長城以北的貿易是不暢通的!因為明太祖朱元璋把元朝的殘余勢力打跑以後,沿著長城駐紮了80萬軍隊,把蒙古人孤立起來。蒙古人的基本謀生手段是放牧,這導致了他們經濟結構的單一性。他們對中原地區生産的糧食、布匹、鐵鍋、茶葉等生活必需品望眼欲穿。但當清朝用武力把蒙古和中原統一到一張版圖以後,長城這座貿易壁壘一夜之間就消失了!
長城的開放,也打開了人們的一堵心墻。在包頭,喬貴發主要做牧民的生意,他的第一大買賣是茶葉生意,這種“川”字牌磚茶是喬貴發的拳頭産品。他的駝隊每年從江南運茶,從內蒙一直暢銷到西伯利亞牧民的帳篷裏。
這是一條赫赫有名的“茶葉之路”,是中國繼“絲綢之路”後開闢的第二條橫貫亞歐大陸的國際商道。也是晉商北上與西進的基本路線,它以現在的呼和浩特為中心坐標,南連黃河與長江中下游,北接庫倫與莫斯科。當然不單單是茶葉,每年大量的糧食、布匹、鐵鍋和瓷器也都從這條路輾轉北上,走走停停,最後到達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等城市。
晉中商人在這條國際商路上究竟掙了多少錢呢?咸豐年間的《軍機處》曾做過一次財富調查:發現山西省最富裕的曹姓、喬姓、侯姓、常姓、王姓等14個家族,全部集中在介休、祁縣、太谷和榆次4個縣,晉中商人集團最終形成了壟斷地位。
而相反,由於“富不過三代”的殘酷規律,稱雄全國將近200年的晉南商人長期養尊處優,祖先創業時候的銳氣已經消磨殆盡,許多晉南豪門逐漸地衰敗下去了。
喬貴發賺了錢以後,幾次翻蓋自己的房子。與此同時,離喬家不遠的太谷、平遙、榆次、介休和靈石縣也先後蓋起了一大批豪宅。值得注意的是,今天人們看到的晉商大院,幾乎全部集中在晉中。晉商們用賺來的錢紛紛修建宅院的同時,也無意中為他們的人生建立了一座座紀念碑。
在這批大院的主人當中,有一個叫常威的榆次人發跡得最早,他主要是在張家口做布匹生意。
我們榆次在歷史上有一種著名的産品,紡織産品,就是家織的布,叫“榆次大布”,常威啊就是到了張家口以後,從榆次,組織榆次的布到那邊去銷,開始站住腳,他成立的第一個鋪號就叫做“常布鋪”,他不姓常嗎。
這是高高矗立在榆次縣郊區的常家大院,常家大院佔地一百餘畝,樓房40多幢,房屋1500余間,把四個村子都連成了一片。
太谷縣有個叫曹三喜的青年生意也做得很大,資産高達 1200萬白銀,僱員有 3萬多人,當時民間流傳“凡是有麻雀飛過的地方都有曹家的商號”。曹三喜發財以後,就回到太谷縣老家蓋起了福祿壽喜四大宅院,至今太谷縣還保存著名叫“三多堂”的壽學院建築群。所謂三多,指的是“多子、多福、多壽。”
這兩個先富起來的大戶,距離喬貴發的家鄉都不到30公里。
而喬貴發的家族生意積累到他孫子手裏才發展到頂點,他的孫子叫做喬致庸。是整個喬氏家族的靈魂人物。
喬致庸長袖善舞,把家族生意做到了頂峰狀態。爺爺喬貴發所開創的“復盛公”商號,現在已經增加到19個鋪面,四五百職工,奠定了整整一個包頭市的商業基礎,以至於出現了這樣一句民謠:“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誰能想到,那個擦一把眼淚便匆忙向口外走去的孤兒,竟然成為了偌大一座城市、一種商業文明的締造者!
喬致庸一口氣把爺爺喬貴發的老宅子周圍的空地全部買斷,內心裏躊躇滿志:房子太小了就撐不起門面,一定要蓋一個大大的院子,把祖宗的基業擴張成顯赫的規模!
他要求:在剛進大門的地方,要修築一條80米長的大甬道,既作為喬家的標誌性建築,又顯得比較有氣勢。
房子前後蓋了200年,花費了6代人的心血,總共修成了6座大院、20進小院、313間房屋,這就是聞名中外的喬家大院。喬家幾代人富有傳奇色彩的歷史仿佛就凝固在這些院落裏,不斷地供後人去感悟,去解讀。
在不到100年的時間內,晉中地區崛起的晉商大院不下300座,但最出名的卻是喬家大院,因為上個世紀在這個院子裏曾經發生過兩件事。
第一件是1932年,中國建築學領域最有名望的一對夫婦梁思成和林徽音參觀了喬家大院,相見恨晚,讚揚它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築史上的一顆明珠。”
第二件是1990年,由張藝謀導演、鞏俐主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挂》在喬家大院拍攝,影片講述的是一個“妻妾成群”的故事,該片公映後紅極一時,也使喬家大院名揚海內外。電影拍完以後,劇組留下了幾百個紅燈籠,成為喬家大院最重要的裝飾。
晉商們之所以在修造住宅時做得比別人更投入,更加不惜工本,因為他們是所有離鄉背井的遊子中,走得最遠、漂泊時間最長的一群人。他們中許多人從十幾歲就離開家去當夥計,商號的制度是三年才允許探一次親。這樣計算下來,當一個60歲的山西商人告老還鄉時,他在外飄零的時間超過了40年!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