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慶《尋蹤利瑪竇》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16日 15:26)
編導:王寶成 攝像:鄭斯寧
2000年,北京修建中華世紀壇時,在中央大廳內設計了一組浮雕壁畫,壁畫上雕刻著幾千年來對中華文明做出貢獻的傑出人物,在一百多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中,僅有兩個外國人,一個是馬可波羅,另一個就是利瑪竇。
世紀壇前,有一條記載了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青銅甬道,上面有三處也刻上了這位外國人的名字:利瑪竇。
能在世紀壇上留下名字的中國人不多,外國人更少,這個利瑪竇是誰,他曾經對中國的文化做出過什麼貢獻,才能在中華世紀壇的青銅甬道上留下自己的姓名?
2000年7月的一天,廣東省肇慶《西江日報》社的一名記者和兩個朋友一起吃早茶,無意間,這位記者聽到了一件四百多年前發生在肇慶的事情。
很快,黃思源在8月2日的《西江日報》上刊登出他采寫的報道。緊接著,一些在中國有影響的報紙和網站,都轉載了這條消息,成為了新聞界長達兩年的報道熱點。
同年,肇慶市中文世界地圖演變研究課題組宣告成立。
這個課題組的選題,是從跨學科的角度,研究中文世界地圖的演變,其中最主要的任務,就是尋找利瑪竇在肇慶的蹤跡和他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
十六世紀八十年代,正是明朝的萬曆年間,當時的肇慶是嶺南一座繁華的城市,這裡交通便利,物産豐饒,北宋年間修建的城墻,全部採用青磚包砌,在嶺南是屈指可數的堅固城池。
那時候,肇慶住著兩位西方傳教士,由於他們一身僧人打扮,當地人就稱他們是洋和尚。這兩位洋和尚隨身帶來了許多稀奇的東西,有能把太陽光分成七種顏色的玻璃鏡,有每隔半個時辰就能叮咚奏響的自鳴鐘。後來,他們還繪製一張中國人從沒有見過的世界地圖。這張地圖,就是今天肇慶人要尋找的中文世界地圖《山海輿地全圖》,繪製者是那兩位洋人之一的利瑪竇。
據説當年一些人看到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時,都感到了一種強烈的震撼,但是這張圖失傳了,當時的人為什麼對那張地圖有如此的感覺,或許只有找到利瑪竇的原圖才能弄清楚。
四年前肇慶人尋找地圖的過程,也是一次了解和認識利瑪竇的過程。這位外國的傳教士,是什麼原因來到肇慶,又是什麼原因使他繪製了那張世界地圖,在這些問題的後面,也許有許多傳奇的故事,為此,我們跟隨黃思源來到肇慶市圖書館的報刊收藏庫。當年,《廣州日報》的記者全程跟蹤了尋圖的過程,並寫出了長篇報道。
由於記錯了報紙日期,圖書館的工作人員翻找了整整一年的報紙,也沒有找到《廣州日報》的那篇報道。
但是,在交談中我們了解到,當年直接參與尋找到地圖的,還有人在肇慶。
這是肇慶城南的西江,四百年前的那個故事,就是從這條江上開始的。
1583年的一天,從西江的下游搖來一條小船,上面坐著兩個打扮奇特的人。他們身穿中國人的衣裳,卻長著一付西方人的面孔。那位年齡稍大一些的,叫羅明堅,坐在船頭總是好奇地東張西望的那個人,叫利瑪竇,他就是今天故事的主角。
1552年10月,意大利馬塞拉塔市市長的家中,新添了一個嬰兒,父親給他起了個名字叫Matteo Ricci,十六歲時,家裏把他送到羅馬學法律,但是他卻轉入了神學院當了學生。23歲時,Matteo Ricci被教會派往東方。當時中國正是明朝萬曆年間,朝廷嚴格禁止外國人出入國境。為了進入中國,他改了一個中國化的名字,叫利瑪竇。後來,幸運之神終於向這位執著的意大利人露出了微笑。
1583年9月,一次偶然的機會,利瑪竇與羅明堅踏上了肇慶的土地。
這兩個打扮奇特的人一上岸,就被人引到肇慶的府衙,前來拜見知府王泮。
王泮是一位性格活躍的士大夫,他對高鼻深目的外國人充滿好奇,更對他們帶來的中國以外的消息以及新奇的西方科技感到新鮮。利瑪竇帶來的一些外國禮品,也使王泮高興萬分。王泮破例允許利瑪竇等人留在肇慶。這使以前幾次遭到拒絕入境的羅明堅和利瑪竇松了一口氣,在肇慶城南的天寧寺住了下來。
後來,王泮又在西江邊上批了塊地,允許這兩個洋人蓋房子,這就是在中國內地地區修建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四百年的時光,仙花寺早已沒了蹤影,而它西側的崇禧塔還依然挺立。
當年西江經常發大水,為了平息水患,肇慶人在江南、江北一共建了四座鎮江塔,崇禧塔是四座磚塔中最大的一座。在肇慶博物館工作人員的帶領下,我們爬上了這座當年與仙花寺同時修建的寶塔。
一百多年前,一場突兀奇來的大火把仙花寺燒得只剩下了殘磚碎瓦,後來,這塊地上蓋起了民房。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民房又改建成一個無線電工廠。
當年梁文廉等人經過勘查,確定了仙花寺的具體位置。
就是在這片廠房的磚墻後面,四百年前,利瑪竇繪出了第一張標有經緯線的中文世界地圖。
當利瑪竇與羅明堅來到肇慶時,他們攜帶的機械自鳴鐘、玻璃三棱鏡和世界地圖引起了王泮極大的興趣。特別是那張世界地圖,讓他第一次看到中國以外的世界有那麼大,也更直觀地了解到居住的大地原來是個圓球,而且中國的位置也不在世界的中央,在地圖上偏到了右側邊緣。
或許對於生活在今天的人來説,世界地圖並不陌生,但是四百年前,絕大多數中國人一直認為天圓地方,中國在大地的中心。所以當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第一次展現在眼前時,那種對心理的震撼該有何等的強烈。
王泮特別喜愛這張世界地圖,他讓利瑪竇為他再繪製一張,並特別叮囑圖上的地名要用中文標注。
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利瑪竇按照王泮的要求,繪製出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張採用經緯線標明的世界地圖。
但是,這張圖是以西方世界地圖為藍本繪製的,中國的位置仍在地圖的邊上。王泮雖然收下了這張地圖,但是他對於中國的位置還是感到不滿意。
為了到中國傳教,利瑪竇採取了與其他傳教士不同的方法。他改穿中國服裝,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花費精力鑽研儒家的詩書典籍。了解到王泮的不滿後,利瑪竇馬上畫出了第二張世界地圖。這張圖與上張地圖最大的區別,就是採用本初子午線投影轉移的方法,把中國的位置放到了地圖的中央。
《山海輿地全圖》受到了王泮等士大夫階層的極力推崇,這張地圖也成了利瑪竇留在中國居住的一大理由。在後來的日子裏,利瑪竇在肇慶、韶關、南京、北京等地,又繪製了十來張中文世界地圖。這張圖影響之大,以至於後來中國刊印發行的世界地圖,都採用了利瑪竇的方法,轉移地圖上的本初子午線,將中國的位置放到世界的中心。
可是,去瀋陽尋圖的課題小組人員卻無功而返:瀋陽博物館收藏的明刻世界地圖是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平時深藏在倉庫中,研究拍照要經過國家文物局的特別批准。
肇慶人真的與那張圖無緣會面嗎?
四百年前,肇慶城裏城外常能看到一個外國人,他穿著中國人的衣裳,走街串戶,到處找人聊天。他操著流利的漢語,談話中還能帶出一些中國的古文詩詞和成語典故,這個外國人就是利瑪竇。
當利瑪竇修建的天主教堂落成後,為起什麼名字他絞盡了腦汁,最後,他選用了中國佛教使用的“寺”字,把自己的教堂起名仙花寺。就是這個中國化的名字,利瑪竇拉近了與肇慶人的距離。
利瑪竇剛進中國時,穿的是僧人的衣裳,後來他發現中國人對神靈並沒有太多的敬意,佛教人士也沒有很高的社會地位,而通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的人,卻受到人們的尊敬。因此,利瑪竇脫掉了僧衣,改穿讀書人的服裝,還研讀了一些儒家的經典文集。隨著利瑪竇對中國文化的深入了解,他開始向西方社會翻譯介紹儒家的著作。這些都得到了中國讀書人的好感,也結交了不少知識分子朋友。
一天,一位葡萄牙商人在澳門見到了一本用拉丁文注音的中葡文字對照的字典,非常高興地買下來。為了同中國做生意,這位葡萄牙商人曾學過中文,非常想得到一本實用的字典。這本字典就是利瑪竇與羅明堅兩個人編寫的,書名叫《平常問答詞義》。現在,這本書的原稿保存在葡萄牙一家博物館裏。
一次,王泮説起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很好,表示要托利瑪竇再買一個。利瑪竇到澳門時,由於所帶的銀兩不夠,沒能買到自鳴鐘,便從澳門找到一位印度籍的製表工匠,帶到中國製作自鳴鐘。
回到肇慶後,王泮又為他找到了兩位中國工匠。很快,印度鐘錶匠在兩位中國工人的協助下,制做出了一台機械自鳴鐘。這是在肇慶也是在中國生産的第一台機械鐘錶。
利瑪竇對中國文化表示的尊重,以及他淵博的西方科學知識,贏得了一些士大夫的好感。後來,利瑪竇就是靠這些士大夫的幫助,才在中國居住下來,最後還來到明朝的國都北京。
據説,萬曆皇帝也十分喜愛利瑪竇帶來的世界地圖和機械鐘錶,這位皇帝下令把利瑪竇的中文地圖刻版印刷,把利瑪竇進貢的自鳴鐘,擺放到自己的居室裏。
在北京期間,利瑪竇與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合作,翻譯介紹西方的科學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幾何原本》,書中使用的點、線、面、直角、銳角等數學名詞,成為了中國幾何學的標準術語,直到今天人們還在使用。
1610年,利瑪竇病死在北京。在一些大臣的斡旋下,萬曆皇帝賞給了利瑪竇一塊墓地,這位在中國生活了27年之久的意大利傳教士,永久地留在了中國。
經過多次詢問和查找,我們終於弄清了刊登在《廣州日報》那篇報道的詳細日期,我們又一次來到肇慶市圖書館的報刊資料庫。
2002年3月15日,《廣州日報》在新聞版的頭條位置,詳細報道了肇慶人尋找利瑪竇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的詳細經過。
利瑪竇所繪的中文世界地圖,在中國內地只發現了兩個版本,分別藏在瀋陽博物館和南京博物院。
課題小組人員在做了多種準備之後,三上瀋陽,兩到南京,不知跑了多少路,費了多少週折,終於辦妥一切手續,把兩張利瑪竇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從倉庫中借出翻拍,還蒐集了不少相關資料。
但是,這兩張圖都不是利瑪竇在肇慶畫的《山海輿地全圖》。
馬可波羅沿著絲綢之路來到東方,把中國的文化帶到西方。利瑪竇從海上來到中國,他帶來了西方的科學和技術。這兩個意大利人都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貢獻,也因此走進了中華世紀壇的聖殿。
直到今天,肇慶人還在尋找利瑪竇最初繪製的中文世界地圖。他們知道尋找的不僅僅是一張地圖,而是肇慶曆史上輝煌的一頁。
責編:紅立 來源:CCTV.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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