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號文件”在農村：稅費改革（下）——專訪河南省常務副省長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05日 17:06

　　出鏡記者：董雯嫣 編導：陳菲

　　嘉賓：王明義 人大代表 河南省常務副省長

　　導語：

　　歡迎收看我們的節目，在中國正在進行一場巨大的變革，這次變革的受益者將會是中國的九億農民，而這次變革就是被稱為“中國農村第三次革命”的農村稅費改革，從1999年開始，國家在安徽進行了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到了2002年，參加試點的省份已經擴大到了二十個，覆蓋的農民已經超過了四分之三，參加這次改革的農民他們所承擔的稅費比起改革之前，已經減少了45.8％。

　　但是在推行農村稅費改革的過程當中，還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比如説基層的財政收入不足，以至於農村的基礎建設以及教育資金嚴重地短缺。

　　河南是農業大省，那裏的農村人口超過了六千萬，在進行稅費改革的過程當中，他們也幾乎遇到了所有的難題，我們的記者董雯嫣在鄭州採訪了河南省分管農業的副省長王明義，對於這些難題，王省長並沒有回避。

　　訪談：

　　主持人：我了解到河南從2002年開始稅費改革以來，，農民的整體負擔是下降了37.7％，應該説達到了三十八億元，那您也説過今年還要加大減稅的力度，作為河南政府來説這是一個很大的跨度，很大膽。

　　王：（河南）省委省政府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覺得這是會帶來一些實際問題和困難，也會觸及一些矛盾，但是它最根本地解決了農村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它把農民負擔不僅減下來，而且它規範成為一種依法徵稅的軌道上，這樣把它穩定下來，叫作減負、規範、穩定，所以這個大的東西，中央看得很準，我們省委省政府也認識得很準。並且在這之前，我們在兩個縣進行了試點，有中央的政策有我們自己試點的經驗，又加上我們反復的調查，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帶到廣大人民群眾中，所以這一點省委省政府感到應該下這個決心。

　　主持人：在全國推行這個稅費制改革以後，實際上很多的鄉村級的財政出現了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就是資金缺口，那為了説明這個問題，我們還準備了一些圖，這是改革前稅費的收取，農民那個時候首先要交稅，稅有農業稅，特産稅和屠宰稅一直要交到縣財政去，那麼除此之外還要交大量的費，比如説村提留，鄉統籌這都是額外收取的，還有教育附加費，還有一些攤派，還有各種的集資，這就是農民的負擔，那麼這個錢交到縣財政之後呢，將會由縣財政再撥到鄉財政，然後撥到村裏面來，那麼這個時候，還有省的財政也會額外的貼補一些。

　　王：有一部分轉移支付。

　　主持人：轉移支付貼補一些，是這樣來支付的。稅費改革以後，農民交的錢就是通過鄉鎮的收稅所就到了縣財政，作為縣財政的主要收入了，然後這個錢最後是由縣財政下撥到鄉財政來用於支付這些人員的工資，那麼省財政和中央財政還會再轉移支付一部分錢來補貼。

　　王：對

　　主持人：不過這裡最大的區別就在於村，村這個收入就完全來自於一個農業稅附加，它主要是用於公共事業開支的，那麼原來的這個表上面有一些額外的費用，是從農民這邊收取的，比如説還有村提留，還有鄉統籌，現在改革以後沒有這筆錢了，那這些職能部門，還有一些比如説教育系統，還有村，他們的收入就會大大地減少，這樣的話就形成了資金的缺口。

　　王：實際的缺口，還不是三十八億，要大於這個數字，因為這三十八億是合理的收費這一部分是硬（缺）口，硬（缺）口，硬缺口，另外還有一些集資的，亂攤派的那一部分缺口是另外的。那一部分基本上是辦事的，就是比如村裏面，鄉里面辦事的錢。

　　主持人：另外作為鄉村的錢，財政有這麼大的一個缺口，在全國有普遍的現象，很多鄉鎮的工作都已經處於半癱瘓的這種狀態。

　　王：由於農村的稅費改革，造成了缺口的補貼，中央給河南以很大的支持，給接近三十億（補貼），我們河南自己出七個億，加起來就是三十七億左右，每年進入縣裏面的財政結算基數。這一部分錢，從硬缺口上得到了彌補，我們減了三十八億，支付了三十七億。第二個辦法，仍然有缺口那就是要節約開支，就是要千方百計減少農民直接供給的，農業費附加供給的村幹部，能不辦的事情儘量緩辦，這也節約了一部分這樣辦事的開支，這是第三。第四就是加強管理，把錢用好，使這個有限的錢不流失，我們轉移支付這三十多億，首先解決兩個專戶，第一個專戶就是教育專戶，必須保證鄉村兩級的中小學教師的工資發放。第二個專戶就是村裏面村幹部的缺口。目前鄉鎮的財政收入狀況總體上是不夠好。那麼轉移支付畢竟是有限的錢，所以他吃飯的錢能顧得住，那麼辦事的錢基本上沒有的，也有一部分鄉鎮工資還執行的老標準。

　　主持人：鄉村資金的缺口，主要影響的是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的基礎教育，而基礎設施建設的錢以前是由村組織來出的，現在村組織可支配的錢少了，就必須向農民收，但是必須按照一事一議的原則，一年不超過15元錢。比如説拿修路來説吧，一個村裏面要修一路，要把三分之二的村民召集來，這其中還要有三分之二通過才能修，如果這個村民爭論不休，通不過的話，要不然就是路不修了，這個事不幹了，要不然就是村幹部最後又決定下來了，現在在農村最實際的情況大部分就是不幹事或者由村幹部決定，那麼這個一事一議，怎麼解決這個公益事業問題？

　　王：會受到一點影響，但是我們考慮到這個現狀也採取了一些對應的措施來解決，比如修道路，我們叫村村通公路的工程，我們打算用三年時間，加大集中一些公路建設方面的資金向農村傾斜。

　　主持人：您的意思是説，即使農民不交錢，不交這一事一議的錢，也不交修公路的錢，上面是會有一個政策支持，財政支持。

　　王：對，農村的公益事業，現在光靠農民來承擔，這個是不現實的，因為農民的承受力是有限的。

　　主持人：您剛才説到了轉移支付的大部分用於教育，那麼這個用於教育的錢如果分到各個鄉村去還是不多的，其實，有一些地方會用一種辦法來解決，比如説把這個小學就賣掉，給個人來經營，您認可這種辦法嗎？

　　王：我們沒有使用這個辦法，但是我們號召大力提倡民辦教育。

　　主持人：民營中小學會不會營利呢？

　　王：它一定會有一點營利的，民辦的學校就靠它自身收費來保。

　　主持人：收費都是從學生身上來收嗎？

　　王：對。

　　主持人：那麼從學生身上來收是不是還是意味著農民在自己花錢，解決孩子的基礎義務教育。

　　王：那它這個收費我們是有標準的，它參照公立學校的一些標準支撐的，不是説隨便收費。

　　主持人：村一級組織的現在的財政收入主要是來自於農業稅附加，但是農業稅附加的費用主要是現在由鄉一級的財政來管理，那麼在去年河南的農調隊調查的一個結果就顯示，很多的鄉一級財政挪用了這一筆款，您覺得為什麼這樣的一筆錢，它有專用會被挪用呢？

　　王：鄉里面集中用錢了，就它先用了，我承認還欠著你的，這樣就當月，或者是甚至當年這個村裏承認這筆錢還沒有拿到手，我們在抽查中也發現了這些問題不同程度地存在。

　　主持人：以前在那兒收費的時候很多鄉幹部比如説亂收費會得到處分，但是現在一些鄉級財政，挪用村裏面這筆款，挪用就沒有得到多少的處罰，這是為什麼，是不是在這個問題上您也覺得處理這樣的問題會心情很複雜？

　　王：那沒有，這個沒有心情很複雜，如果用項不合理，那就按財政紀律追究，如果你用項合理，那你趕快補上。

　　主持人：但是沒有時間限度，他也沒有壓力？

　　王：要有時間限度，那必須有時間限度，這個必須當年要清還，我們定這個規矩其中就有這一條，上月發現下月補上。

　　主持人：全國應該説所有的地方，現在這個縣一級的經費下撥給鄉一級，基本上是被用作鄉幹部發工資了，所以這個財政現在被叫做是吃飯財政，那我的問題就是農民可能會問，需要這麼多幹部嗎？

　　王：現在鄉鎮幹部是普遍很多的，這個超編的現象不同程度存在，這是我們當前鄉鎮機構改革的一個重點，就是要核定鄉鎮的在編幹部，另外也有一個問題，就是説如何有序地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這一部分幹部超編是多方面的。那麼有亂兼任的問題，也有政策性的，比如軍轉幹部，復員軍人政策性的分配，一個縣一年有一定的數量，那麼縣機關沒地方放，他就往鄉里面塞，往鄉里面放，這不分是不行的，另外在大學生分配，大中專畢業生分配這個制度沒改革之前，仍然是做政策性分配的。

　　主持人：已經有這麼多人了，很多的鄉鎮一級還是想裁人，我們看到的結果是裁來裁去就是裁不下去，就很像是一塊鋼，怎麼也砍不下去？

　　王：我看解決這個問題，最根本的還是靠發展，還是靠經濟的發展，你比如一部分幹部懂得經濟的，可以領辦企業，可以走多种經營的路都是可以的，現在就是路子要拓寬，單純地説精減，減了以後放到社會上，他自己沒有職業，這又有一個下崗的問題。

　　主持人：您剛才也提到了，資金缺口存在，但是各項支出，不能一時半會兒地減下來，作為河南的常務副省長，農民們想問您一個問題，這個負擔會不會反彈？

　　王：對於農民提出這個問題，我們是可以理解的，農民會擔心，農民當前擔心的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稅費改革的成果能不能公佈，不要再回來，這一點我可以很明確地説，農民負擔是不會反彈的，是不能允許反彈的，那就是靠我們的工作，你要説如果撒手不管，那可能會反彈，（因為）又沒有資金，就在農民身上打主意。我們要採取措施解決反彈的問題，比如説剛才説的各項資金如何規範使用，這就避免問題。第二，對於一些一事一議，容易出問題的環節要進一步規範，那麼除了一事一議和農業稅附加之外，其它不管起任何名稱不準收，這是個死（規定）。第三點就是這個屬於經營性的，農民經營性的這些費，你比如種子供種問題，打藥問題，澆水問題等等，這些你統統走經營的渠道，不能和農業稅搭車收稅，也不能由村幹部統一作為一種制度去收，而是要農民自願。

　　主持人：基層幹部的這個工作做的積極性直接會影響到稅費改革，能不能順利地推展，但是鄉幹部會説，我們現在還首先要解決我們的吃飯問題，您覺得怎麼讓這些幹部能夠積極地推進這個稅費改革，他們的動力從哪兒來？

　　王：可以説大多數（幹部）很擁護，他為什麼擁護，一個過去雖然看起來向農民收的比較多，但是收繳率很低，收不上來一部分，很難。現在雖然看起來數量少了，但是51個億的農業稅和附加收的比例很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百分之九十八。由於收提留給農民的這些摩擦減少了，那麼村幹部和農民的感情就恢復得很快，因為這個利益問題是最容易産生矛盾，他打的糧食，他賣豬的錢你非要收他的，他就不願意給，村幹部就非要要，這樣就容易産生矛盾，所以現在對農村稅費改革，鄉村幹部我覺得絕大多數是擁護的，現在如果改革要有回潮的話，鄉村幹部我估計一大部分要站出來反對。

　　主持人：去年河南省的農調隊，對全省三百八十位縣鄉幹部和農民做了一項調查，就是説認為現在的農民負擔還重不重，那麼37.3％的農民是認為是重的，只有不到百分之十的幹部認為是重的，就是同一件事情，為什麼幹部和農民他們的看法差別這麼大？

　　王：主要的還是他的身份，他算賬的方法，幹部他是算他的賬，比如鄉幹部他算他這個鄉里面過去收多少提留，農業稅加起來是多少，而現在收了多少，一算賬減輕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不等。農民還有一個收入水平的問題，有些收入水平比較低，但是他的人均土地不一定少，這樣他沒有其它收入，第二産業，第三産業都沒有，光靠種地來收入，這樣又加上糧食的價格不高，所以他算一算賬，他的效益不高，而他要納的稅和他的收入相比覺得我拿這麼多都交稅了。

　　主持人：就是交多少，減到什麼程度仍然覺得還是不行？

　　王：仍然覺得自己的承受能力好像差一些。

　　主持人：在現有的中央政策指導下，河南省會把稅費改革推行到一個什麼程度？

　　王：平均下來（每人）大概二十八元，納稅的時候直接頂稅了，你看農民的負擔總額人均是六十六元，這一下又定下來，平均定下來二十八元，所以幅度還是比較大的，這三件措施今年要想一步到位。

　　主持人：一步到位？

　　王：就一次性到位，然後農民的負擔，我覺得在今年減低的基礎上以後還應該逐年遞減，直至最後取消農業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