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鐵軍《百年中國 一波四折》我們到底要什麼？8月23日首播

央視國際 2004年08月17日 10:47

　　百年中國一波四折

　　我在探索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困惑之中，逐漸涉獵近現代史的研究，今年又在杜克大學那片森林中讀了幾個月的書，有機會把過去在實踐中遇到的難以用現行經濟理論解釋的問題，結合這十多年的大量實地調查和資料研究這是我1998年以來準備了三年的著述《20世紀中國史述要——經濟卷》的研究提綱。原來打算2000年底出版，結果卻越寫越感到困難。於是，乾脆先把提綱拋出來看看反映。此文先後在《改革內參》2001年前2期連載，在《讀書》2001年第3期上公開發表。

　　我在過去10多年對現實問題研究中，已經形成了以“兩個歷史階段和兩個基本矛盾”為主的分析框架。其中兩個歷史階段，即指建國後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工業化和近20年的地方工業化都不可能逾越的、現象上有所不同但本質上卻相同的資本原始積累。後來又對建國前大約100年的各種調查做了排序研究，豐富了既定的研究框架。現在則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對其他學者做的研究予以比較，對所能夠收集到的滿清和民國的歷史資料做整理。目的仍然是加深對現實問題的認識和解釋能力。我感到無論在思路上還是在主要觀點上，我的成果都與兩種相對立的主流理論有所不同。因此，這個研究到目前為止，的確還是十分粗淺的，值得批判的。，用中國人自己的眼光對20世紀中國的經濟發展過程認真作了梳理，以下就是我嘗試提出的“一波四折”——20世紀中國問題研究的基本假設。

　　中華民族延續了五千年的厚重農業文明史，翻到20世紀，終於到了一個非改變不可的特殊階段。但當她要按照西方人的樣子改變自己的時候，已經工業化了的西方卻並不給她改變的機會。於是，中國人不得不在這一百多年裏進行了四次以自我剝奪為主的複雜的工業化歷程。每次都既有收益，也有成本。對我們這樣資源嚴重短缺的人口大國而言，任何成本大於收益的制度安排都會引發社會動蕩甚至革命。因此，我才把百年來四次追求工業化的進程稱為“一波四折”……。

　　我對這段歷史的認識概括起來可以形成如下假設：1中國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資源稟賦極差的發展中的人口大國，在險惡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壓迫下，主要通過政府對本民族進行剝奪的內向型積累方式，追求工業化及現代化的經驗過程。有鋻於此，如果把百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概括為四次工業化，則為：滿清的“洋務運動”及隨後的民族工商業發展；民國的20～30年代的“黃金10年”和抗日戰爭之後形成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新中國建立後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工業化；其後是改革20年地方政府主導的地方工業化。2任何制度安排都不過是宏觀環境制約下要素結構變化的結果。由於政府面對高度分散且剩餘太少的億萬傳統小農，因此，進行工業化的資本積累必然交易費用奇高，於是，凡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政府就失敗，而能夠解決這個問題的政府就成功，其所建立的制度就應該被認為是收益大於成本。簡言之，滿清在安定了兩百多年、政府已經不能更腐敗的條件下採用加稅剝奪的傳統手段，民國在戰亂頻仍中也沒來得及有條件創造出相對有效的制度，於是都自亡于過量提取農業剩餘引發的社會衝突。惟獨新中國，利用長期戰爭對執政黨和人民的教訓以及戰爭中形成的軍事化集權體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國家工業化的動員機制和組織，初步完成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以國家資本主義為手段的原始積累參見溫鐵軍“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新華文摘》1993年第12期；《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3期。。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工業化發生了從1個中央政府演變為約7萬個地方政府（現在約為5萬個）都進行地方工業資本積累的戲劇式變化。由此形成持續20年的高增長。

　　隨之，中央在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實現初步工業化以後，傾向於強調可持續發展，但這與地方正在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之間又出現了幾乎難以協調的矛盾。3不同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産生不同的、正反兩方面的制度經驗。新中國通過高度集權和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短時間內完成了國家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初步形成了産業門類齊全、專業分工細緻的“社會化大生産”，於是，必然要求市場交換及其相應的制度改變。其實，這兩個階段都是經濟規律使然，本來無可厚非。

　　當然，我們也有制度成本：由於我們是在地緣政治關係壓力以及人口與資源關係高度緊張的條件下重工業超前發展，必然産生“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內在機制；必然由於長期就業不足而壓抑城市化。進而，國家在 “工農兩大部類難以交換”的矛盾之中，不得不強化城鄉二元結構這個基本體制矛盾。4由於城鄉二元結構和國家資本的部門壟斷，迫使後人在市場趨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中面對區域差別擴大以及資本異化于勞動造成的兩極分化等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追求現代化進程中必然遇到的矛盾。上一代中國人在追求經濟增長中産生並且延續下來的問題，已經命中註定要由21世紀的新一代中國人在資源環境更加惡化的國內解決。而且，既然百年來的四次工業化都必須搞資本原始積累，而且其後的工商業與金融資本收益事實上都由政府或其部門為主來佔有，我們當前面臨的也就是“世紀難題”：

　　在這個難題制約下，一方面使得“權=錢”、形成壟斷的制度成本極低，因此任何類型的國家資本都趨向於追求壟斷、佔有超額利潤，於是必須在公平競爭條件下才有效的市場經濟機制難以産生；另一方面，資本原始積累的苦難卻要由全社會特別是付出幾乎全部剩餘價值的工農勞動者承受。而其在高度無組織和勞動力絕對過剩條件下根本沒有談判地位，又使被剝奪者的自發反抗越來越趨向於破壞性極大的“流氓無産階級”。這個長期以來從根本上影響中國安定團結的最大的外部性問題從來就沒有被認真提出過，更沒有通過討論影響決策，因此才有我們這百年痛苦的波折：要麼被動地在外來勢力干預下發生革命或分裂，要麼不斷形而上學地按照西方人放在河裏的石頭進行體制變革。

　　無論如何，百年來理性的中國人只能寄希望於改良。如果代表資本力量的團體和日益與其對立的勞動者都願意接受過去的教訓，並且都不想最終走向革命或者動亂，那麼，在勞動者群體不可能正常釋放壓力的單極社會裏，就只能由願意維持長治久安的統治者對發展戰略和制度安排進行調整。5幾點啟示中國人一百年來從跟西方人牙牙學語，進步到“邯鄲學步”，再進步到“摸著石頭過河”。再前面，是資本經濟的汪洋大海。難道，我們除了亦步亦趨就沒有自己的路？本來應該有，既不同於西方，也不同於前蘇聯。但歷史不存在假設。現在，如果我們不能清醒地回顧歷史，也就沒有評價現實問題的依據和為了下一個世紀探尋第三條道路的可能。

　　中國的工業化真不容易，因為幾千萬人已經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中國人的真改革更是談何容易。因為它常常與“車裂”高度相關。然而我們必須改革，倘若改革不成，則中國必然走向革命或者動亂。

　　我們都從自己親身經歷知道：無論是革命還是改革，往往都是逼出來的，都沒有約定或事先設計好批准了再幹的。近百年的中國，從來沒有英國式的通過貴族階級“光榮革命”使統治者“自覺”讓渡部分權力和利益的先例。更何況中國重視傳統價值的貴族早已經在戰爭和革命中消亡，新貴族還正在自身形成之初的無序掠奪之中。

　　此外，傳統知識分子作為“精神貴族”，在1919年和1966年兩次文化革命中要麼“失語”，要麼自殘。僥倖存活的，也在中國工業化進程中新生代知識分子製造的技術思維型的淺薄中明哲保身。其中，還多少有點“本土文化感”的人往往輕易地被主流排斥。而且，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本來就沒有任何真正的左派誕生的土壤。因為在勞動力絕對過剩壓力下的分散勞動者沒有與資本對抗的條件，知識分子於是便沒有“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機會，除非出現外憂內患、國難當頭、底層社會民族主義洶湧澎湃，而統治者又嚴重失策的特殊情況。

　　新中國工業化派生的新一代技術知識分子被戲稱為“有學問沒思想，有知識沒文化”。他們大部分在本質上與新貴族相似，而且這些更強調“學而優則仕”價值觀的現代知識分子主力，如果不是被逼急了，從來都是主動地、拼命地與統治者（無論是誰）相結合的。大眾當然不至於蠢到連自己被剝削的感覺都沒有了。但既然知識分子放棄了社會責任，他們便沒有新的理念指引，於是有想法的往往回到傳統之中去尋找；沒有想法的大多數，則成為具有潛在犯罪心理傾向的“流氓無産階級”。後者就是中國自從1989年進入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之後、便在峰值上長期下不來的客觀基礎。再於是，理論界強調的“效益”與大眾追求的“均平”之間就越來越難以調和了。

　　但願，當21世紀30年代中國人口增長到18億、而資源卻在已經過去的四次工業化的粗放增長中消耗殆盡的時候，後輩人能夠因為比我們更聰敏而渡過難關。6 21世紀的兩個選擇我們有必要在國際競爭帶來的危機壓力下，討論以下選擇的現實性：

　　一方面，應該把調整城鄉差別和東西差距作為世紀之交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新戰略，首先通過改革讓勞動者佔有大部分以他們的剩餘價值形成的國家資産，把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落實到經濟制度上，實行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則的財産社會化佔有，使民眾“有恒産則有恒心”，才能夠解決這些本質對立的矛盾。

　　另一方面，立足於弱化這種內部結構矛盾的“軟著陸”改革，21世紀的決策者可以基本解決“跨世紀難題”，從而以更低的制度成本使原來以國有為名的150 000～200 000億實物形態的資源轉化為可進入市場交換的資本，並且對應增加至少100 000億貨幣發行，提高以資本實力為表現的綜合國力，儘快把中國的經濟總量提升到可以與國際資本集團較量的350 000～400 000億。我認為，這可能是使中華民族在下個世紀的激烈國際競爭中有立錐之地的必由之路。

　　社會化的産權制度是構建合理政治制度的基礎這是作者2000年5月在西安參加國家信息中心舉辦的研討會時的發言記錄稿，收入本書時有刪節。。

　　（1） 財産關係影響政治改革的故事

　　先從一個故事開頭，叫“私營企業家聯合起來保衛黨支部”。

　　廣東全省推行村委會直選的同時撤區建村，把原來的管理區（村公所）改成村委會，這是不折不扣的農村政治制度變革。在我調查的那個村子裏，競選時有人指出了黨支部領導的一系列問題，在群眾中引起比較強烈的反響，發生了數百人包圍黨支部的現象。當時，市和鎮的黨政組織都做了很多工作，卻沒能夠把農民的上訪告狀壓下去，最後是私營企業家們聯合起來才解決了問題。

　　先是由這個村最大的私營企業家站出來競選那個對黨支部書記反映最大的自然村的村民組組長，他承諾個人向村子無償提供200萬投資用於修路、通水等等，接著全村的私營企業家又召開企業家大會，發佈聯合聲明，號召全體村民跟從他們投黨支部書記的票。這樣，才把書記的位子保住了。

　　我在介紹這樣的案例時沒有作出價值判斷，只是告訴大家一個事實：市、鎮、村黨的系統沒有解決的政治問題，靠私營企業家們聯合起來解決了。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以往私營企業家為了保護自己的私有財産，往往跟地方或上級的正規組織做交易，通過帶“紅帽子”使財産合法化，以公有制企業或集體所有制為名經營。“十五”大尤其是四中全會以後，地方企業改制的動作比較大。在我調查的這個村中，帶紅帽子企業全部重新註冊為股份公司或私營企業。這樣一來，從統計報表上看，這個村兩年來集體資産大幅度下降，改制中，財産制度與分配關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這個矛盾在換屆選舉時總爆發。如果企業家不把自己在與地方幹部集團重新交易中得到的“集體”財産交出一部分，並明確公佈用於公益事業，讓大多數村民有好處，老百姓可能就不會接受那個村原來的正規組織繼續掌權。

　　（2）財産制度安排制約政治制度形成

　　如果從目標來看，20年改革中已經有四次政治體制改革或者叫政府體制改革，這四次是否都有目標，還是迫在眉睫不得不改，回顧起來，似乎都是迫不得已才改。

　　政府體制改革是繞不開初始條件的，我把它解釋為最初財産關係怎麼形成、産權制度怎麼安排的這樣一個前提。舉個例子，農村改革之所以能夠成功，很大程度在於第一步改革就把政府部門控制的最大資産——農村土地，一次性地社會化分配，把産權讓渡給了農民。當時所有權沒有給農民，所有權讓給了村社集體。政府在做這種改變的時候，它的交易是什麼呢？

　　原來，政府把本來自己應該承擔的社會保障功能讓渡給了村社集體，村社集體獲得了以集體為名的土地所有權，這時候的所謂公有制，實際上演變為邊界清楚的、具有私有制排他特性的社區共有産權，村社集體得到土地産權的同時，承擔了對社區提供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公共物品，因此才在大包乾穩定下來以後的1988年，相應出現了一種鄉村自治或村自治這樣一種政治制度的安排。它的前提是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種大家都相對認可和接受的産權制度。

　　政府體制改革繞不開財産制度這個約束條件，就是我們現在的第四次政府體制改革，也與財産關係的調整相關。因為，國有企業改革繞不開産權制度改革。人們説國營企業改革必須先改政府，所指稱的最大問題是：企業資産仍然是以政府名義上佔有權益的國家所有制，但是這個説法其實不是真的。人們難道還沒有找到真正的資産所有者嗎？顯然，我們早已經不是國家所有制，而是集團化的部門壟斷資本了。這種難題是繞不開的。那麼，假如政府不能像20世紀80年代那場農村改革一樣，向廣大職工社會化地讓渡企業資産，它就形不成政治體制改革的前提。

　　城市改革之所以到目前為止還不成功，就是這個財産制度安排的難題繞不開。

　　更清楚一點講，有覺悟的私營企業家在提出自己“淘第一桶金”的原始積累的艱苦經驗時，都承認自己是有“原罪”的。而我們的問題就在於，沒有誰把政府當年淘第一桶金的原罪告訴大家，大家都認為政府理所當然是全民資産的所有者。其實，當年中國是農民國家，“一窮二白”，政府啥也沒有，連國庫的300萬兩黃金都被國民黨帶到台灣去了，最初發行的貨幣都是“毛票子”。以後形成的國有資産，不全是老百姓的血汗積累嗎？

　　既然誰都承認農村改革搞“大包乾”的實質是農民按照村社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並沒有讓農村老百姓付錢去買地，那麼，現在為什麼城市改革卻不“分”，而一定要讓國有企業職工買房、買企業資産呢？

　　況且，現在條件比當時搞大包乾要好得多了。9億農民得到土地，沒有提出對國有資産分配中還原農民提交的原始積累的要求。3億多城裏人之間，只有1億多人要分配，其餘2億多人在私營企業或者非國有企業中也不要分配。所以，對這1億多人哪怕認真分配一次呢？

　　總之，如果形不成社會化的産權制度，就形不成合理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