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回家》（2004年3月25日播出）

央視國際 2004年03月31日 11:06

　　解説1

　　字幕：美國1960年

　　這是一戶普通的美國家庭，家裏的男主人曾經是一名外交官，由於他的職業經歷，他曾經到過世界很多地方，帶回了各種各樣古老的藝術品。 這個花瓶已經在他們家保存了好幾代，並且巧妙地改裝成了燈座，燈座裏塞滿了從他們家後花園挖來的夾雜著狗糞的泥沙。幾十年過去了，連家裏的男主人奧格登裏德也不知道，手中的這件瓷瓶價值到底有多少。

　　字幕：香港 2003年5月

　　2003年5月，這只瓷瓶出現在香港蘇富比拍賣會上。現場氣氛異常激烈，瓷瓶的價格也一路飚升，隨著拍賣師手起錘落，這只瓷瓶最終以4150萬港幣的價格被香港實業家張永珍女士買下。在接下來的日子裏，張永珍作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將這只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無償捐獻給上海博物館。

　　字幕：上海 2004年2月14日下午五點

　　2004年2月14日，張永珍來到了上海。

　　這一天，對上海博物館來説，是一個特殊的日子。隨著瓷瓶回歸特殊鑒賞周活動序幕的拉開，這件流失海外多年的珍品，將結束它的飄零生活，擁有一個更大的家。

　　主持人：其實我看完這個片子我也很感慨，是回到了更大的家，這個家我要理解不錯的話，就應該是我們的祖國。其實有很多這種漂泊的，無論是人、還是物，都期盼著有這麼一天。

　　我想這件事情能夠成行，也是得益於我們今天請來的嘉賓張永珍女士，她是有很多的頭銜，

　　一個是全國政協的常委，另外一個就是香港中華總商會的副會長，歡迎您來到我們這兒。同時還有一位我們的老朋友，是我們上海博物館的副館長汪慶正先生，也歡迎您。我想是不是還是請這個張會長説一説，您當時第一次看到這個瓶子的時候，您是什麼感覺？

　　張永珍：：看到這個瓶子，當時我第一次知道這個瓶子要拍賣的消息，是從我到英國回香港的時候，在飛機上看到這個消息，飛機上的報紙登了，説有一天要拍賣這個瓶子，這個瓶子已經在美國很多年，而且在美國大使的家。所以我就在想，它的身世是很可憐的，是把它搶到了外國，流落在一個人家的家裏，當了一個燈的座。就想，假如我可能的話，我一定要把它買回給我自己，從外國人的手裏頭買到我中國人的手裏頭，把它買回家來。

　　主持人：其實是一則消息，讓你有憐惜之心。汪館長，當年您第一次看到這個瓶子是什麼時候？

　　汪慶正：：那是在他們拍賣以前拿到上海來過。

　　主持人：曾經到上海來過？這是在張會長之後呢，還是在張會長之前呢？

　　汪慶正：：這個肯定還在前面，這個因為我知道。我當時看到以後呢，我心很跳，這麼好的東西。

　　主持人：就等於你看到過實物？

　　汪慶正：：這個看到過實物。但是這個時期正好我們要花450萬美元買那個淳化閣帖。所以當時矛盾心理，這麼好的東西肯定拿不到手，因為我知道這個一定貴得不得了，所以沒有敢想這個東西能拿到。當然不知道她買了，而且捐給我們了。這個做夢了，這是做夢了。

　　主持人：這件事讓張會長在香港實現了。拍賣的時候肯定也很激烈吧？

　　張永珍：：很多人跟我説，他説這個瓶子恐怕不到2000萬，是你買不到的。我那天晚上睡不著，一直在想要不要買這個瓶子，會不會再可能又到外國人的手裏。因為當天很多從英國、法國、日本，很多人都到香港來拍賣，所以我在想。他們説2000萬恐怕還不夠，那麼我就擔心説會不會更貴呢?那就要到時候看了。我去的時候，那天我特地還慢一點進場，我説不要老早去坐在那兒，人家以為這個人一定是想拍那個花瓶，所以我故意稍微晚一點進去。當時有幾個人一起在出價錢，這個過程還比較慢，但是後來呢，我一齣價錢，另外一個人，馬上出一個比我更高100萬的價錢。這麼一來，我又要馬上伸手，我們都有一個牌子，我就一伸100萬，一伸100萬，這麼一加，後來就加到了3000萬。我心裏也在跳，不得了了，這個價錢超出了我很多的預算，但是我是不甘心的。

　　主持人：您的預算當時是多少？

　　張永珍：：超出了我本來是2000多萬，所以結果到了3000多萬的時候，我就不管了，就是舉手。後來到了3500萬的時候，那個人本來就不想再出手了，他旁邊有一個女人，跟他意思説再要，那麼那個人出了3600萬，那我就3700萬。我一齣這個3700萬呢，拍賣官就問大家，他拿了一個榔頭敲下來，他説3700、3700、3700，沒有人接下去了，他就説要敲下來了，3700萬一敲。一敲下來的時候，大家都拍手，這個價錢是超出了清朝瓷器全世界的價錢，這個價格是天價。從來沒有一個清朝瓷器的價格是3700萬，加上那個佣金是4150萬。

　　汪慶正：：就相當於是那個拍賣會要收取這個佣金，她要付4150萬。換句話説，這一件東西就是4150萬買下來。

　　主持人：我就想象到其實那個現場的氣氛，已經是很熱烈、很熱烈了吧。當時您去了嗎？

　　汪慶正：：我沒去。一下子當天就有好多人打電話，是怎麼説，是説你們上海博物館怎麼不去呀？有沒有這種説法，報消息，不得了、不得了，這件東西竟然到了4150萬。

　　主持人：我今天開一個玩笑，如果説那個和您一直飆價的，是我們上海博物館汪館長的話，

　　您會不會再次舉牌？

　　張永珍：：因為我不認識他，所以我一定也會再舉手的。

　　解説2

　　這就是那個價值4150萬的清雍正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在它優雅的橄欖瓶形下，畫有8隻蟠桃，以及一些飛舞的蝙蝠，8支桃子象徵著長壽，而蝙蝠是福的諧音，則寓意著幸福。人們常説福祿壽三全，為什麼沒有祿的意思呢？原來和大多數官窯瓷器一樣，這只瓷瓶是皇室專用品，而皇室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因此便只祈求福壽雙全了。

　　這只瓷瓶的出産地是景德鎮，説起景德鎮，很多人都會把它同著名瓷都這幾個字眼聯絡在一起。據説景德鎮這個名字，就來源於宋真宗景德年間燒制的瓷器。景德鎮制瓷的歷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漢代，元朝的時候，景德鎮獲得了專門燒造官府用瓷的特許權，官窯由此出現。

　　到了明代，隨著青花、釉裏紅的出現，景德鎮確立了中國瓷都的地位。到了明代，隨著青花、釉裏紅的出現，景德鎮確立了中國瓷都的地位。青花瓷，被人們稱為人間瑰寶。它藍白相映、晶瑩明快，使人賞心悅目。明代航海家鄭和七下西洋，每次都帶去了大批青花瓷，與３０多個國家進行交往。不少青花珍品現在被收藏在英、美等國博物館裏。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人都酷愛瓷器，景德鎮的官窯瓷器由此進入了歷史上的高峰期，特別是雍正年間，隨著粉彩技術的大發展，景德鎮官窯的制瓷工藝，可以説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傳世的雍正官窯粉彩瓷器中，瓶類的作品特別少，橄欖瓶極為罕見。畫幅桃紋樣的多是一些盤子，像這件粉彩蝠桃紋橄欖瓶則是存世的孤品。

　　主持人：這個瓶子是不是這麼值錢？我可能問的比較俗這個問題。因為我知道汪館長還有一個頭銜，是全國陶瓷學會的會長。從您這個專家的角度，您能不能告訴我們大家説，這個瓶子究竟有多好？它為什麼好？

　　汪慶正：：我們中國的瓷器最主要的是青瓷。到了後來出現了彩瓷，就是有彩了。這個彩瓷到了明清時期，出現了很好的五彩、鬥彩，那麼到了清代康熙時間，康熙末年開始有了粉彩。五彩簡單講就是紅顏色。瓷器上的紅顏色最早是用氧化鐵産生的顏色，紅顏色。後來出現了

　　用氧化銅産生的紅顏色，到了康熙末年我們進口了國外的紅料，是什麼，是黃金，這種技術是進口的。所以你看那個瓶子，我們用鐵做的紅顏色，是淡淡的一種鐵紅；用銅做的紅顏色，很深的紅，但是用黃金做的紅顏色。就是張會長捐的那個瓶上的一種胭脂紅，像胭脂一樣的

　　粉紅，這種紅顏色比較秀麗、比較淡雅，那麼這是一面；另外一面 ，我們歷來中國的瓷器上的五彩，上顏色是用兩種，一種是清水，一種是膠水。而採用西方技術來上顏色，是用的油。所以我們那個粉彩的立體感好像強一點，所以你看張會長捐的這個瓶，上面的粉紅顏色

　　它是比較淡雅的東西，而且立體感比較強。這個粉彩是開始於康熙，大發展于雍正，到了雍正那是大發展。在這個時期雍正的彩瓶、粉彩的東西很多，但是像這樣一件東西，我説僅有這麼一件。

　　主持人：如果咱們來一個假設，如果在那個拍賣會上，資金不封頂，咱説一定要拿下來，讓您來拍這個瓶子，您願意出多少錢拍到？

　　汪慶正：：當然，這個要講實際。她用的是自己的錢，我們用的國家的錢，所以這個是不能像她那樣的。但是我們真有錢的話，我們國家真有錢，無論如何也要拍下來，要比她高。但是我早知她要捐，那我不拍了。

　　主持人：其實等於你捐出來了，也是等於把你喜歡的東西拿出去呀！我覺得這個也是有一個矛盾在裏頭呀，你比如説也是什麼樣的原因，讓你把這麼喜歡的東西要捐出去呢？或者這個動念是什麼時候産生的呢？

　　張永珍：：這個我買下來的時候，很多記者來問我，你這個花瓶要放在哪？這什麼意思，放在哪是不是有什麼想法，説你是放在家裏還是怎麼樣？我説我都還沒有想過要放到哪去，我就馬上説保險箱裏，我説放在銀行的保險箱，因為我放到家裏怕偷掉，而且很危險，我就想説放在保險箱是最可靠的。我還托了人特別做了那麼大的一個保險箱去放，放到保險箱以後，從此再也沒有見過它。我就想太可惜了，那麼漂亮的一個瓶子放在保險箱裏，比放在人家家裏還要慘。因為至少在人家家裏，還有人走進走出看見這個瓶子，放在這個保險箱我也不去看，將來怎麼辦呢？我不想再給它被別人再拿出去賣，我這一代不會，我的子女不會，將來你很難保又到拍賣行去，又被外國人拍去了，那不是又去漂流嗎？所以我就決心要把它捐了。我是從上海出去的，我是生在上海的，我對上海是有很深很深的感情。我人在外國，或者我在香港的時候，一直在想，我有什麼辦法可以為國家多做一些事情，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所以這個時候我就想到説，我應該是捐到上海博物館。

　　主持人：就要見到這只瓶子了，是不是特隆重呢?

　　張永珍：：我們見到了面以後，剛巧那天我的書房鑰匙不見了，我的保險箱鑰匙又是放在書房裏，所以還叫一個銅匠來開這個門，開了門才拿到鑰匙。所以我就要他再多等一天，我開了保險箱把它拿回來，第二天他再來看。我跟他剛剛認識，剛剛見到。我就説省得我自己拿回去，你們拿去吧。

　　主持人：但是我覺得肯定汪館長那天也特緊張。怎麼又看不到了，那鑰匙是真丟了嗎？有這想法嗎？您説説當天見到是什麼情景。

　　汪慶正：：當時我去看，但是我沒有想到張會長就讓我們拿走，而且她收條也不要。我問她要不要收條，她説不要，我説不好，不寫一個收條不好。她那個時間很忙亂嘛，結果她拿來一張紙，這個紙是廢紙，背面寫了字的，在這個已經寫字的背後，就叫我寫這個收條。我説我幹了幾十年的捐贈工作，從來沒有這麼簡單過，這個事情，而且那麼貴一個東西，就那麼拿走了，抱著就走了，就走了。而且我們直接上了飛機，但是當時買票沒有公務艙的票，就把這麼540萬美元的東西，就擺在那個經濟艙的行李架上，當然當時有點緊張，就是眼睛總是盯著它。

　　解説3

　　這個清代瓷瓶是上海博物館成立以來接受的最大一筆捐贈。

　　上海博物館在50年代成立的時候，因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環境，館藏出土文物非常少，在這種情況下，上海博物館主要的文物就來自於購買和接受個人捐贈。

　　這間暫得樓陶瓷館，是胡惠春、王華雲夫婦捐贈的瓷器專館，在這裡共展出了從晉唐至清末的130件瓷器作品，其中不乏戟尊這樣的絕世佳品。

　　而這間絲綢之路上的古國貨幣館又是定居加拿大的杜維善夫婦捐贈的。杜維善是原“海上聞人”杜月笙的兒子，他們夫婦倆曾經三次對上海博物館進行捐贈。

　　上海博物館的藏品由建館之初的9000件，增加到近100萬件。這其中有近十分之一的館藏是接受的個人捐贈。

　　巴金、夏衍，這些耳熟能詳的名字，我們很容易在這面墻上就能找得到。這是上海博物館館專門為捐贈者開闢的。用不了多久，張永珍的名字也會和其他人一樣，刻在這面墻上的。

　　主持人：我覺得上海博物館，其實它所有的活動也都是在善待，有系統、有方法地來對待這些捐贈人，我好像也知道上海博物館捐贈的東西還是比較多的。

　　汪慶正：：當然從上海博物館來講，它跟其他博物館不一樣。因為它1952年開館，開館以前它沒有底的，沒有原來的基礎的。你像故宮博物院，它原來有基礎；陜西博物館，它有地下不斷的發掘。上海沒有的。上海博物館就靠徵集，就靠把流散在民間、或者別的地方把它徵集來。徵集的無非是兩個，一個就是政府出錢買，一個收藏家捐贈。從整個博物館來講，大概好東西百分之十左右是捐的，百分之九十左右是政府歷年出錢買的。所以我們認為這個對待捐贈人的態度，也是我們把博物館辦得興旺發達的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從博物館來講，既然你收到了捐贈人的捐贈，這個裏面絕對不能只見物不見人。博物館最容易做的就説只看到東西，説你捐給我，好捐給我，這個東西是屬於我的了，我以後願意怎麼幹就怎麼幹，

　　因為産權你已經明確，法律上歸我了嘛。只看到物不看到人，我們想這個一定要改變的。

　　主持人：但是像他這個觀點您認可嗎？就是一定要人物相間。

　　張永珍：：我認可，我覺得你講的太對了。我還要講個笑話給你聽，那天在捐贈贈書的時候，

　　有的人早上來排三個鐘頭的隊，來拿一本書請我簽名。我沒有想到的是，那天很冷，博物館把那些人不是從裏面排到外頭，而是從樓底下排到樓上，我在簽字的時候，往上一看，大家對我招手。那天剛好是14號情人節嘛，那天是星期天，他們看見我都跟我招手，叫起來，我也跟他們招手，然後他們説張永珍：，我愛你，叫起來。我都傻掉了，我説為什麼要愛我？

　　主持人：這是一種真正的明星我覺得。但是我覺得還是得感謝一下咱們這個上博，有這麼一個想法，把它變成了一個活動。我覺得這個彰顯力，我覺得讓全社會，受到這個輻射面很寬廣 ，很寬廣。也許很多年過去以後，有一個請您簽字的一個孩子會有類似的情況發生呢？

　　這可能是最大的社會意義。

　　張永珍：：這是我最希望的。

　　主持人：其實我們今天談了這麼多，我覺得就是把一個事件聯絡到，讓我們對一個博物館

　　承載的這些具體物品的認知，讓我們知道它背後的故事。這可能又是一種傳承的意義在裏頭，

　　所以，我們的五日談博物館起到的作用也就在於此。感謝兩位嘉賓，謝謝張會長，也謝謝汪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