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衛東是天津光華學校的高三老師，自1982年大學畢業擔任中學教師至今，謝衛東作為學校的教學骨幹力量，20多年來一直帶領高中畢業班的學生迎戰一年一度的高考。

　　然而回首自己的大學之路，謝衛東卻走過了一段夢生夢滅的艱難歷程。

　　這張照片是1977年謝衛東參加高考，與四位中學同學的合影，他珍藏至今。

　　謝衛東記得高考在城裏考了三天，考完以後，他和幾個同學湊在一起，商量如果大家都上大學走了，天各一方，所以提議咱拍個照，做個紀念，於是五個人就合了一個影。

　　1977年冬季高考是我國文革後恢復高考制度的首次高考，也是共和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

　　由於高考的大門關閉達11年之久，這次高考共有570萬適齡青年參加。也就是在這次高考中，照片上的五名青年只有謝衛東一人考進了山東師範大學，謝衛東認為，正是因為1977年冬季的高考，徹底廢除了文革期間的16字招生方針，這才圓了他一波三折的大學夢想。

　　謝衛東回憶道：“當時是感觸很深，我覺得要是……那個16字方針，我是肯定上不了大學。只有高考，我有了參加高考的機會，我才能考上大學，我為之努力，我才能考上大學。所以這樣也改變了我人生的命運。”

　　所謂16字招生方針就是“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批准，學校復審”，這是“文革”期間我國大學主要的招生方針。

　　十六字招生方針源於一九七零年《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聯合招生（試點）請示報告》，在上一年，中國共産黨召開了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告自一九六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進入勝利階段，並對北京大學等國內高校提出了教育革命的要求，但是模式還是根據毛主席“7.21”指示，

　　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是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澤東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調查報告》上所做的批示。上海機床廠是我國著名的生産精密磨床的企業，該廠自五十年代初就開始在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毛主席所做的這個著名批示大概的意思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要無産階級政治挂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從工人農民當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再回到生産實踐中去。而這個指示則成為文革期間我國高等教育革命的最高指示。

　　遵照這個最高指示，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報告。報告規定廢除入學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大學生。同年底，我國招收了首批4萬餘名工農兵大學生。

　　工農兵大學生的招收結束了文革以來我國大學長達六年的停招停學狀態。而這一年，謝衛東在家鄉山東菏澤地區一所中學即將初中畢業，儘管家裏缺乏勞力，但作為小學教師的父親還是毅然讓謝衛東繼續上高中，因為，我國大學的恢復招生使父親希望謝衛東有朝一日能進入大學。

　　當時謝衛東在班裏學習各科都是第一，他相信如果能參加考試，他肯定有希望考上大學，所謂“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文革期間，人們習慣性地將推薦工農兵大學招生制度稱為16字招生方針，即“自願報名、基層推薦、領導品準、學校復審”。而招收的工農兵學員的主要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管大學。

　　由於招收的工農兵大學生大多不具備高中畢業的文化程度，1973年4月3日，國務院轉批了國務院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提出要重視文化考察，保證入學學生有相當於初中畢業以上的文化程度。

　　1973年7月，我國舉辦了文革10年中唯一的一次大學招生文化考試。

　　但是1973年的7月19日，《遼寧時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遼寧省新興縣下鄉知青張鐵生在考試中交了白卷後，利用試卷背面寫的一風封信，他在這封信中，對大學招生恢復文化考試提出了異議。

　　就在這一年夏天，謝衛東畢業了，根據當時的制度，上大學需中學畢業後並有二年以上工作實踐經驗才具有資格，因此，一九七三的高考謝衛東沒有參加，但他明白，在當時的條件下，推薦是上大學的唯一道路。

　　由於謝衛東的成績好，考試對他不是問題，所以關鍵就是政治表現。當時推薦上大學的條件是年齡25歲以下，未婚，高中水平，政治表現好。謝衛東的家庭出身有點小問題，外祖母是地主成分，但當時老師經常説，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父親也跟他説，只要是你表現好，照樣可以被推薦上大學。於是，謝衛東就想著多做好事，好好表現自己，爭取一個考大學的機會。

　　為了獲得兩年後上大學的機會，謝衛東開始處心積慮地為集體、為群眾做好事，以求獲得推薦的資格。

　　每天謝衛東早晨黎明時就起床，挨家挨戶地幫忙打掃衛生。這樣他堅持了半年，不怕臟、不怕累，每天早晨多幹一個多小時，大隊黨支書和生産隊長都多次提出表揚。表揚謝衛東愛集體、愛勞動。當時他還義務不要一分錢，給18個生産隊的社員修廣播喇叭，修洗練盆，修300多個廣播喇叭，希望能表現自己，能有一個上大學的機會。

　　兩年後，謝衛東終於盼來推薦上大學的機會。

　　謝衛東記得當時7點多鐘就報名了，他是第一個去報名的。負責報名的是他父親的一個同事，他把我叫到一邊，他説“傻孩子，你別想了，你看今天咱公社就兩個指標，100個當官的孩子爭，你外祖母又是地主成分，你根本排不上號，所以你別舍得想了。”聽到這個消息，謝衛東頭嘣的一下就像爆炸了一樣，覺得周圍一片漆黑，就感到有一種受騙的感覺，非常的失望。

　　謝衛東的大學夢想就這樣破滅了，他的內心無法承受這個事實。

　　回到家裏，謝衛東一天沒吃飯，到了夜裏10來點的時候他的燈依然亮著，他用兩張報紙，用毛筆寫了“天下不公”四個大字。

　　父親一看謝衛東的燈還亮著，就到了他那個屋子裏，把那張報紙給撕碎，又劃了火給點了。謝衛東還清楚地記著，父親的眼睛裏閃著淚花。他覺得眼前一片黑了，前途非常渺茫，非常失落，平時説的那麼好，到時候不那樣做。

　　文革期間，社會流行著這麼一句話，“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這反映出當時推薦上大學和導致的走後門現象成為社會普遍痛恨的嚴重問題。

　　1972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杜絕高等學校招生工作中走後門現象的通知，指出各地招生工作中程度不同地存在走後門現象，有些地區和單位情況比較嚴重。

　　1974年2月2日，國務院科科教組在教育革命日報上刊載了一批教育系統裏走後門的材料，上大學走後門成為人民群眾非常痛恨的社會不正之風。

　　還在上高中的時候，父母就為謝衛東説了一門親事。謝衛東的愛人比他大4歲，為了能被保送上大學，他的婚姻推遲了兩年，原因是那個時候回家也好，怎麼也好，必須是未婚的。謝衛東如果一結婚，就沒法上大學了。

　　出於對上大學的無望，謝衛東終於選擇了結婚了。

　　這是一個星期天，謝衛東從天津回到山東菏澤家裏，他的兩個高中同學，謝貴軍和張名論前來看他。

　　1977年謝衛東就是和包括這兩位同學在內的四位同學一起參加了高考。但除了謝衛東以外，其餘四位同學均未被錄取。與他當年高考落榜的同學相比，謝衛東直到今天還在慶倖自己當年考上了大學。

　　謝衛東在菏澤一中周邊要了兩棟房子，第二棟房子買的時候，他借了六萬五千塊錢。他退休後出來打工，一年就讓他把這樣六萬五還清了。謝衛東在光華學校一月就是四五千塊錢，加上退休金1600塊錢，這樣生活應該還算不錯，比一般地不上大學的同學，生活都好一點。他感嘆道：“我要不是大學畢業，不是到光華學校去教書，我怎麼能掙那麼多？”

　　一九九七年，謝衛東的大兒子成功考上了大學，而今年，又到了他小兒子高考的時候。

　　謝衛東的兒子今年19歲，也是學習好的好孩子，但他對兒子不放心是，快高考了，兒子老是上網，玩電腦，這樣勢必影響學習。謝衛東想到了自己當年考大學的時候是怎樣的全力以赴，常常熬到深夜。

　　1977年，在快要成為父親的時候，謝衛東聽到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謝衛東記得8月份的時候，群眾中傳播這麼一個消息，説鄧小平出山了，他抓文化科技教育，高考肯定要恢復。

　　1977年6月底，教育部在太原召開教育部招生工作座談會。這是粉碎“四人幫”，結束文化大革命後我國第一次高校招生的會議。但由於受兩個“凡是”的影響，這次會議決定1977年的高校招生，依然採取群眾推薦的方式進行。

　　一九七七年八月，剛剛復出不久的鄧小平提議並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為了杜絕過去推薦上大學中走後門的現象，為了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辦學質量，鄧小平對與會專家表態，寧肯推遲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再搞群眾推薦。

　　遵照鄧小平的講話，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三日，教育部在北京召開了當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會議。由於“左”的思想束縛著許多人的頭腦，會議在是否還要執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中“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這一精神及如何看待文革中考試被説成是“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智育第一”，“分數挂帥”,“對貧下中農專政”等方面爭論激烈，致使會議一再延期。期間，鄧小平與教育部主要領導講話，並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的七二一指示要正確的理解,“並不所有大學都要走上海機床廠的道路”，於是，在鄧小平的直接干預下，招生會議形勢很快扭轉。同年10月21日，國務院發出了恢復高考的文件，文件規定，一九七七年，高等學校招生的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因此， “文革”期間我國執行了多年的推薦上大學十六字招生方針正式被廢除.

　　1977年的4月份，謝衛東記得全公社的青年開了一個大會，參加會的有500多人，當時中學主任孔主任宣讀了中央文件，就是要恢復高考，並且説以後考大學實行統考，統一考試，擇優錄取，不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了，這樣有本事的人就有出頭之日了。謝衛東聽到這個消息非常振奮。

　　為了不失去這難得的上大學的機會，謝衛東開始了艱苦的學習。 那一段時間他總共熬了3公斤油挑燈夜戰，一學到學到深夜。他的兒子是5月1日出生，晚上的哭聲很大，干擾很大。謝衛東的愛人就抱著剛出世的兒子回娘家去住了。直到他考完大學才回來。

　　2003年6月7日，夏季高考開始了，作為天津光華學校高三年級的任課老師，他帶領學生又在迎戰新一輪的高考。

　　帶領學生來到高考考試的謝衛東，心裏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遠在菏澤的兒子今天有也要跨進高考的大門。

　　謝衛東記得每一次考試，父親都目送他進考場。進考場門的時候，他也回頭看看父親。每次考試出來，父親都在考場外面等他，對他考試非常關心。考化學那一場，總共是兩個小時，100分的題，謝衛東用半個小時就做完了。其中有一道20分的答題，他用五種方法去做，對的結果都一樣，他才相信那道題做對了。後來謝衛東又重復看了三遍，才離開現場，所以他的化學考得很好。

　　盼望已久的高考結束了，謝衛東和四個同學在縣城的照相館裏照了這張闔影，至今他都珍藏著。

　　謝衛東記得考完以後，他們就照完相，回家。走到村口，一看，他的奶奶、爺爺、母親、愛人抱著孩子，還有小妹妹都在村頭那個大柳樹底下接他。他還記得爺爺説，考得啥樣？他説覺得考得不錯。母親説今年準能考上，臉上都帶著笑容。

　　1977年，謝衛東終於被山東師範大學錄取。

　　1982年，大學畢業，分配到山東菏澤一中擔任教師。

　　20多年來，謝衛東一直帶著高三畢業班，先後將6000余名學生送進了大學校門。

　　回想高考，謝衛東説：“高考它是公平、公正、公開，別管誰家的孩子，也不論是考上哪些。它就沒有那個家庭、社會不公平的因素出現。所以你只要想上大學，你就努力學，努力學參加高考，就考上去。不努力，天上不會掉餡餅。”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