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剛剛初中畢業的張放沒有與任何人告別，離家出走。當時，作為一個“黑五類”子弟，年幼的張放一直生活在恐懼之中，為了逃避壓抑的環境，張放選擇了一條流浪四方的道路。那一年，16歲的他打算離開家鄉，後來他背著一個行囊，到若爾蓋草原一去就是5年，一直到了1977年。

　　1977年底，國家舉行了文革後的首次全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在這次共和國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冬季高考中，一紙准考證將570萬青年帶進了久已陌生的考場。在大學停止正常招生11年之後，人們的命運和試卷再次聯絡了起來。

　　考試的時間是在冬天，張放是騎馬到縣城的。在中學的教室裏，所以雖然生的有爐火，但是還是比較冷，而且鋼筆的墨水還會凍上，所以張放準備了很多支筆，隨時都做好鋼筆凍結了，馬上用圓珠筆甚至鉛筆。

　　那次考試，張放自認為考得不錯，但和往常一樣，機會的到來既給張放帶來希望，又使他陷入深深的擔憂之中。

　　張放的父母出身是地富家庭，當時祖上只要是這樣一個家庭，相當於身上背上了一個紅字，就是有洗不掉的烙印了。在將信將疑中，張放覺得是滿懷熱情地去迎接它，但是對結果是不敢抱希望。

　　真正使張放擔憂的是當時在中國高校招生中延續多年的政審制度。

　　196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革中國高等院校招生考試辦法，同年7月24日，發出《關於改革高等學校招生的通知》，決定高等學校的招生取消考試，採取推薦與選拔相結合的方法，高等學校選拔新生，必須堅持政治第一的原則。從1967年1月1日 起，全國高等學校停止按計劃招生達6年之久。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廢除入學考試製度，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復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工農兵學員，明文規定了高等學校招生中對學生的政治審查制度。並在政審制度中提出成份論，但不唯成份論，主要看學生本人的政治表現。

　　自懂事起，張放對填寫各類履歷表就有一種刻骨銘心的記憶。張放回憶説：“我的少年時代作為我來説最怕的就是填這個履歷表。那個履歷表它發到你手中，在首欄最顯要的位置就有一個家庭出身，所以我是心裏對這個特別敏感，也是特別畏懼，當時我記得我高考的時候我填了一個教師，但是當時某一個級別的領導審查的時候，他在旁邊批了一個，該生屬於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履歷表上對家庭出身一欄的設置是對填表者出身成分的界定。

　　１９５０年６月，共和國頒布了《土地改革法草案》，在農村進行土改的同時也對農村人口進行了成分登記。當時制定了一個很詳細的一個標準，就是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

　　1954年9月，《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得以通過，在對城市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改造的同時，城市人口也開始了成分登記。

　　一個人如果定性為他是官僚資産階級，那麼他的東西是無償地要剝奪掉的，如果是民族資産階級，就採取贖回政策，如果是一個小工商業者，小私有者，當時是允許他存在的。對青年人規定是，18歲以下的，一般來説不劃本人的成分，但是要填家庭出身。

　　成分開始的時候主要是經濟意義上的，但經濟意義上必然就變成一種社會性的成分，是革命幹部、是工人，是貧農，之後再變成一種政治性的一種身份。

　　與張放一樣，1977級的考生楊鵬程也有很多次填寫家庭成分的記憶。楊鵬程回憶道：“我填過無數次表，當時每當填到家庭出身這一欄的時候，我就空在那裏，一定要等到其他內容全部填完了，再填這一欄。我家的成分叫做“小土地出租”因為家裏父親是醫生，家裏14口人，在我們小鎮後面還有14畝地，人均一畝地，租給人家種。這是一個什麼成分呢？也不是地主，也不是富農，但是也不是勞動人民。在當時人民心目中就把它劃為“準地主”、“準富農”。所以這個家庭出身好像一個沉重的帽子戴在我頭上整整戴到1978年上大學。”

　　除了家庭成分外，家庭成員的社會關係也是填寫的重要內容。1978年考上武漢大學的李工真第一次填寫這類表格的時候是他12歲小學畢業那一年。

　　李工真記得母親來幫填“殺關管”這一欄。裏面的一個人，是他父親這個家庭裏面的一個人，但是實際上他們跟這個人是完全不認識的，但是也要寫進去。因為那個時候對組織要忠誠，那是任何的隱瞞都是不允許的。

　　另外讓李工真擔心的是家裏的一個姨媽，當時她們家到台灣去了，而且我的姨夫還是國民黨空軍的一位人物，所以這個東西也寫進去了。而這對於李工真這些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孩子來説很害怕。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了，同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學院附中的紅衛兵在學校貼出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橫批是“基本如此”，血統論的觀點流行一時。

　　文革爆發那年，張放還只是一個10歲的孩子。在一個夏天的記憶中，張放第一次發現地主的後代成為自己無法剝離的標記。

　　當時有一句很流行的話叫觸及靈魂的革命，張放覺得自己正遭遇一次觸及靈魂的革命。他回憶説：“我在一個水潭跟前游泳，我們一群小孩在水潭跟前游泳，當地一個自詡為出生很好的人，當然嚴格講他是不是查得了三代，其實很多也是模糊詞，他當時反正是苦大仇深的那樣一個人，一個小孩子，我們遊了泳起來，他就站在背後向我們背上尿尿，把尿尿到我們背上，他一邊尿還一邊講“尿地主的小孩”，當時受到這樣的欺侮，確實心裏很痛苦，也很憤懣，也很憤怒，但是也無可奈何，因為這些小孩的霸氣比較足，而且比我們年長，可以欺負我們，但是這個事情可以講在心裏留下很深的一個傷口。”

　　雖然受到同齡人的欺負，但在學校，張放認為至少有老師會保護自己。但張放只因為老師誤認為他用鏡子反光刺了自己的眼睛，就把張放留了我兩三個小時，並指著他的鼻子説，“你知道你是誰嗎？你還像這個樣子，你是地主的小孩。”

　　老師冷漠的態度使張放受到了更大的傷害，人們的仇恨來自哪？少年的張放開始在內心不斷地問自己，不斷地思考。於是張放只有在樣板戲和能看到的影視中尋找答案。他回憶道：“就是電影裏面看，像《白毛女》這個電影，還有《紅色娘子軍》啊，那個南霸天啊，黃世仁啊，就是從這些人的身上去聯想自己的祖父母，也問過父母，咱們家爺爺奶奶就是那個南霸天、黃世仁那個樣子啊。”

　　但此時身處政治漩渦中的父母已無法顧及張放的問題。

　　當時父親的脾氣由於心理的畏懼變得煩躁、暴躁，家庭裏面失去了和諧的氛圍。張放成天戰戰兢兢的，一家人生活在恐懼當中，所以他決心離開這樣一個恐懼的，壓抑的環境，決心出走。

　　就這樣，一個少年離開了父母，離開了家庭，沒有目標也沒有方向，開始了一段流浪的人生。最終，在一個復員軍人的幫助下，張放搭上了一輛解放牌卡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幾天幾夜，來到了無人能夠找到他的川西北高地，來到了紅軍長征曾經走過的若爾蓋草原。

　　頭兩三年，張放是漂泊地生活，有時候他一覺醒來，甚至不知道睡在哪。但張放覺得這樣比生活在家裏要開心得多。至少他不需要每天起來看見父母的苦臉，看見父親提心吊膽的樣子，唉聲嘆氣的樣子，不需要看到老師面對履歷表反復審查的樣子。

　　雖然居無定所，雖然不知前路在何方，但張放用手中的畫筆，在美麗的若爾蓋草原找到了心靈中的天堂。

　　1968年12月，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對敵鬥爭中應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強調“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子女也不要稱他們為‘黑幫子女’，而要説他們屬於多數和大多數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間的一部分，以示他們與其家庭有所區別”。從此，“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開始出現在公開的文件中。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背後還是前承的一種血統論的一種影響，就是説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單獨把這一部分人挑出來，説他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證明他們一齣生下來本性決定了他不好，但是是可以教育好的。

　　1970年6月，在中共中央批准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所規定的學生政審制度雖然也要求不唯成份論，主要看學生本人的政治表現，但在文革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大學招生很難破除成分論，許多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擋在了大學校門之外。

　　離開草原已有２０多年了，張放心中一直對馬情有獨鍾，偶爾他會來到郊區的馬場，在顛簸的馬背上找回他昔日留在草原的少年時光。

　　時間到了1976年，在若爾蓋草原的深處，在馳騁的馬背上，張放聽到了四人幫的倒臺、鄧小平復出和高考恢復的消息。

　　張放是和全公社的知識青年一塊兒去報考，所以藏族老鄉，包括當地的藏族領導對他們都很關照，派了專業的騎手保護他們。在張放的印象中，當時參加高考真的是覺得就是出征，是面向人生，面向世界，去做一次新的探險，做一次新的人生的挑戰，當時也沒有想到會考上，因為每一個人都沒有去想會考上或者是考不上怎麼辦，只是覺得這個機會對大家來講太寶貴了，而且也是太新鮮了，所以復習的，沒有復習的，大家都不約而同地參與了這次考試的經歷。

　　1977年8月13日，為了落實鄧小平寧肯推遲半年招生也要恢復高考的指示，第二次高等學校招生會議在北京召開，由於左的思想還束縛多數人的頭腦，會議在“政治審查中如何克服成分論的影響，貫徹主要看本人政治表現”的政策及“招生中貫徹階級路線與擇優錄取的關係”等方面爭論十分激烈。

　　由於會期一延再延，同年9月19日，鄧小平同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談話，提出“招生主要抓兩條，第一是本人表現好，第二是擇優錄取”隨後對教育部送審稿上關於新生的政治審查條件他認為太繁瑣，這一段被他全部劃掉，親筆重新起草。

　　經鄧小平親手修改的政審條件幾乎使所有的人獲得了平等的權利，人民日報連續發表文章，要求準確執行大學招生的政審政策，許多曾經地位低下的黑五類子女獲得了考試的資格及上大學的機會。

　　時年32歲的郭齊勇此前家庭出身一直被定為“資方代理人”，1978年，在他參加高考的時候，其家庭成分根據政策重新定為“小工商業者”。

　　由於以前都是資方代理人，現在是填的小商，郭齊勇被認為不老實，政審不合格。最後，有關單位出具了家庭出身的證明材料，郭齊勇如願以償地走進了武漢大學。

　　1965年，楊鵬程參加了文革前的最後一次高考，但因家庭出身問題未被大學錄取，1978年，他再次走進考場，至今他都珍藏著這兩張相隔13年的准考證。

　　楊鵬程回憶説：“1978年的9月20號，準確地講下午6點，我接到了北京師範大學的錄取通知書。當時心裏真是感慨萬千，我又拿出我1965年那張不錄取通知書對照。這一刻，我才突然意識到，我的身份變了，又變成了學生。”

　　考試結束以後，暴風雪來到了若爾蓋草原。過年的時候，同學們都回家了，張放因為要等通知而留下來。當時一個成都女知青也留下了來，兩個人每天都是朝夕相處，一個挑水，一個做飯，每天除了參加一點農活其餘都很輕鬆，大家都在等通知書，但是都不敢把這個能拿到通知書這個希望説出來，往往就是有意地回避這個話題。

　　兩個少男少女在冰天雪地的險惡環境下，相互幫助，互相關愛，在老鄉眼裏就像一家人一樣，像小兩口一樣的生活，但是實際上兩個人還是保持了自律性，因為朦朧中都還有一個理想。

　　二十多年後，張放坦言，當年他之所以壓抑自己的情感，是害怕自己任何不慎的舉動會影響自己的高考，就在這種壓抑的等待中，張放等來了自己被錄取的消息。

　　張放回憶道：“這個時候，廣播響了，就是通知我去拿錄取通知書，我當時聽了愣在那裏，我好像聽不懂漢語了一樣，他每一次廣播就是用漢語講一次，然後再用藏語講一次，所以我聽到漢語以後，我還要再聽一下藏語，我怕萬一是同名的人，因為當地的播音員説的普通話也是有一些口音很重的，所以我反復聽不敢致信，但是我這個女同學，她倒是一遍就聽清楚了，她説哎呀，你考上的，祝賀你，挺高興的，但是過一下呢，我們一下子陷入沉默，因為覺得一個人考上了，而另一個人就好像在一個探險的旅途當中，或者在一個冰雪交加，我們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一個人得救了，而另外一個人卻還繼續留在那裏，面對這樣一個情況，大家一下子陷入沉默。”

　　對於張放來説，草原是人生旅途中的一個驛站，五年前一個人悄悄地來，今天他終於要離開了。去走向自己人生的未來。

　　1978年2月，張放作為一名新生來到了四川大學，離家五年之後，他又回到了故鄉。此後，張放開始了文學創作，今天，他是四川大學中文系的一名文學教授。

　　2005年，張放的女兒18歲，即將參加今年夏天的全國高考，令張放感到欣慰的是，自己的女兒已不用再填寫與個人身份無關的內容。

　　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它把人與人之間劃了一個等號，不論你在國家哪一個地方，哪一個地區，哪一個民族，都給你一個公平競爭的這樣一個機會，給你一個可以創造的燦爛的明天。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