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辦于1905年的上海復旦大學是我國著名高等學府之一，100年來，它幾乎見證了我國近現代高等教育史上所有的風風雨雨。

　　在復旦大學百年校史的展覽中，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照片，這是1979年的夏天，復旦大學新聞系幾位78級大學生遊覽黃山途中與我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不期而遇，而共同留下的合影。照片中這位年紀稍大的女同學名叫劉曉紅，當時她是一名年齡20歲的大一學生。

　　20多年後，我們的攝製組在上海一處高級寫字樓裏找到她的時候，她已是一家國外公司駐華的CEO。劉曉紅回憶説：“走到半山的時候，陳靜溪看到了，她説哎，我看到鄧小平在裏面，我説不可能，她説真的，當時那個車子已經過去了。”

　　照片中這位年齡較小的女同學名叫王曉望，如今她在北京一家外企擔任高級主管。當時王曉望對於所看到的也感到疑惑，大家覺得像這麼重要的中央領導人，如果到這黃山這樣的旅遊區的話，肯定提前很長時間就會封山。不可能再讓普通的遊客去，還能那麼隨隨便便地過去，所以大家當時都不太相信。

　　王曉望隨後提出，大家應該往山下走。如果真是鄧小平，往前山下去肯定能碰到他。大家很快決定改變原來的旅遊的線路，從前山下去，希望還有一次機會，還有可能和鄧小平還打個照面。

　　劉曉紅還記得當時他們一路歇歇跑跑，最後終於看到一堆人馬，大概有7、8個人。於是趕快往上追。

　　王曉望是幾個同學中歲數最小的，只有19歲。在一路狂奔下，她一直氣喘吁吁地跑到鄧小平面前。鄧小平當時正好在一個百步雲梯邊兒上，一邊欣賞岩石一邊休息。王曉望興奮地向鄧小平自我介紹：“我是復旦大學新聞系78級的學生，正是您恢復了高考制度，我們才上了大學。我説我還有兩個同學，都是老三屆的，能夠上大學就更不容易了，他們特別想見見您，特別想當面表達一下謝意。您能不能在這兒休息一會兒，等等她們。”聽到這句話，王曉望發財發現，旁邊的人都樂了，笑了。

　　劉曉紅、王曉望、陳靜溪他們都是文革後我國恢復高考制度于1978年考入上海復旦大學的首批大學生，在1979年的那個年代，他們是一群充滿朝氣與活力的年輕人。

　　王曉望印象中的平同志是特別親切，特別和善的。他一直等著劉曉紅和另外一個同學趕上來。

　　劉曉紅見到鄧小平也激動不已，作為老三屆的學生，高考制度的恢復讓她考取了大學。鄧小平高興地詢問了劉曉紅的情況，在得知她原來是在街道工廠做檢驗工時，説到“不容易啊。”而這句話一直成為劉曉紅的一種鼓勵，讓她有得到認可的感覺。

　　隨後，大家提出來希望鄧小平能給他們簽字，一起合影留念，他都非常親切的，很愉快的同意。

　　於是在1979年一個難忘的夏天，在黃山險峻陡峭的百步雲梯前，作為我國恢復高考制度的有力推動者鄧小平，與這個制度培養的首批大學生留下了這張珍貴的合影。然而就在兩年前，對於劉曉紅、王曉望這些年輕人來説，考大學還是一件想象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1966年6月，在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中，高考制度作為資産階級教育路線的舊制度被廢除了，此後十餘年，數千萬處在學習知識年齡的青年被排除在高考的大門之外，人生的道路怎麼走，成為當時許多青年難以回答的問題。

　　劉曉紅出生於上海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文革爆發那年，她還是一個年僅14歲的初中畢業生，但隨後不久，父母被關進了牛棚，哥哥和姐姐則下鄉去了農村，她帶著弟弟和妹妹，也被當時的革命組織趕出了家門。

　　劉曉紅當時的住宅是以整棟房子，處於最好的一塊住宅區。文化大革命以後，家裏全部被趕了出來。劉曉紅清楚的記得她和妹妹兩個人被帶著到處看地方，最後搬進了房子原有的汽車間。

　　那是劉曉紅一生中最為艱難的一段歲月。1969年的元旦，家裏只有她和弟弟、妹妹三個人。劉曉紅就出去買了一塊年糕，然後回來三個人煮一煮，就這樣過了一個年。

　　在這樣的環境中，劉曉紅也沒有放棄讀書的習慣。她記得爸爸經常説的一句話：“一個人不讀書就成了廢人了。”如果她你不繼續學習知識，那她怎麼在這個社會上存在呢？

　　1974年劉曉紅22歲，她結束了多年的閒散狀態，進了一家工廠，做了一名普通的女工。劉曉紅工作的工廠就在鄰里的街道裏面，一天的工資是7毛錢。幹了四年以後，才加到一天9毛錢。

　　在工作之餘，劉曉紅依然如饑似渴地讀書，特別是文革期間禁止出版的優秀讀物。《青春之歌》就是一本對她影響很大的書。劉曉紅覺得書中的人物非常抱負，沒有他們戰勝不了的困難。而當時處於她的生活狀態正有許多東西需要去克服，需要她自己去解決。

　　陳靜溪是劉曉紅,王曉望的大學同學,在一九七七年的黃山之行中,由於他背著所有人的行李,所以沒有趕上與鄧小平的見面.

　　1973年，陳靜溪中學畢業了，當時他也面臨著去農村做一名知青的選擇。在得知被分配到農場後，陳靜溪難免有些沮喪。但她畢竟是朝氣蓬勃的年齡，加上分配的農場是全國農墾系統的先進單位星火農場。於是包括陳靜溪在內的一批上海的紅衛兵，就&&響應號召去了星火農場。

　　時年19歲的王嘵望是照片中年齡最小的大學生。1966文革開始時，她還是一個尚未入學的孩子，但到了1977年，她即將成為上海一所中學的應屆高中畢業生，但在王曉望的心中，早已有了對大學的憧憬和嚮往。

　　文化大革命後期後期的一部電影《青年一代》，講述的正是文革前的60年代的一波地質大學的大學生，怎麼樣服從祖國的需要到最艱苦的地方去。片中60年代的大學的生活讓王曉望羨慕不已。因為那時候的大學生都是通過考試，從高中直接上大學。王曉望覺得那種大學生才是真正的大學生，那種大學生活才是真正的大學生活。她當時和一個最好的一個朋友還模倣那個電影裏面的女大學生，穿上60年代那種格子的裙子。但在當時，那種大學生活對王曉望來説是可望不可及的，只能説是一個夢想，她根本還會有上大學的這種可能性吧。

　　雖然從1970年開始，中共中央批准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我國開始了培養工農兵大學生的招生制度，但是按照當時的規定，中學畢業以後，必須上山下鄉或有實踐工作兩年之後，才有被推薦上大學的資格。

　　對於王曉望來説，當時最好的去向就是當兵，再下來就是分到上海的工廠。讀書在她腦中的印象幾乎是空白。雖然當時王曉望學過手風琴、學過小提琴，但只是為了上山下鄉時，或者分到什麼工廠裏面時，能有一技之長。這樣就有可能不用做那些比較粗笨的農活兒或者是在車間裏做工，而去參加小分隊，毛澤東思想宣傳小分隊。

　　照片中74歲的鄧小平精神矍鑠，面容慈祥。作為一生穿越無數政治風雨的偉人，那時據他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第三次復出才過去兩年的時間。

　　1976年10月，“四人幫”被徹底趕出了被他們霸佔了近10年的中國政治舞臺，他們在中國的倒行逆施也隨之煙消雲散，該往何處去？中國站在了一個十字路口，如何把中國從噩夢中喚醒，接續上斷裂多年的現代化鏈條，當務之急是教育。早在1975年9月，鄧小平在聽取中國科學院領導的工作彙報時，敏銳地提出，我們有一個危機，可能發生在教育部門，把整個現代化水平拖住了。

　　1977年，中共中央全面做出了恢復鄧小平一切職務的決定，這是鄧小平一生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復出。針對當時國運衰敗的局面，鄧小平向中央提出了要求分管科技與教育工作的要求，他再次指出，我們要實現現代化，關鍵是科學技術要能上去，發展科學技術，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講是不能實現現代化，必須有知識、有人才，一定要在黨內造成一種空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

　　然而，就在中國百廢待興，人人思變的時候，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紅旗雜誌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社論第一次在全國公開提出了兩個“凡是”的方針，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兩個“凡是”的提出給當時許多關注中國前途及未來的人，心頭澆了一盆涼水。

　　十年文革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破壞，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而且教育戰線也是百病叢生。從1966年6月廢除考試製度，大學停止正常的考試招生到1977年，十年廢學，當時中國被堵在的大學校門外的青年達三千萬人之多。為了解決教育問題，1977年6月底，教育部在太原召開了全國高校招生工作座談會。

　　這次會議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教育部召開的第一次招生會議。會前為這次會議準備提供會議討論的文件，就是1977年的招生意見。這個意見裏面重點有兩條，一條就是招生辦法上基本上按照1976年所謂群眾推薦的辦法來執行。

　　由於受當時的兩個“凡是”的束縛，太原招生會議繼續維持了群眾推薦的大學招生方針。同年8月，鄧小平親自提議召開一個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是這次會議的組織者。

　　李琦的腦海中，鄧小平提出的幾個條件記憶清晰，第一要有真才實學，參加會議的人得有真才實學的；第二，要有見識，肯講話，能説出東西來的；第三條，不能跟“四人幫”有關係。

　　這個座談會一共開了三天，請來40多位教育界人士和官員暢談教育，當時武漢大學的化學系教授查全性也是與會代表。在第二天的會議上，查全性教授言詞激昂，要求改變當時的大學招生辦法，建議恢復高考。

　　針對大家要求恢復文化大革命前夕行之有效的高校招生考試辦法，8月8日，鄧小平發表了一個著名的講話，當場表態寧肯推遲半年招生，今年就要下決心恢復從高中畢業生中直接招考學生，不要再搞群眾推薦，從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個辦法。

　　遵照鄧小平的上述講話，1977年8月中旬，第二次高等學校招生會議在北京召開，一年之內開兩次招生會議，是建國以來惟一的一次。

　　郭厚登記得大會一開始就是要大家傳達小平同志的講話，之後大家再討論，學習領會小平同志指示的精神，然後就要考慮落實。如何落實？由於招生問題事先沒有準備，1977年的招生意見在會前來不及準備，所以完全靠大家討論。

　　會上討論的重點不僅僅是招生的問題，還有招生的計劃問題，以及畢業以後的分配問題和入學以後的待遇問題。由於當時的學生一部分已經是國家的工作人員，還有一部分則是工人、農民，具體情況很複雜，於是包括報名費這樣的具體也成了會上討論的內容。

　　1977第二次高等學校招生會議總共開了44天，同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恢復高考的問題，10月12日，國務院轉批了教育部關於1977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意見，文件規定，凡是工人、農民、上山下鄉和回城知青、復員軍人和應屆畢業生，符合條件均可報名，考生要具備高中畢業生或與之相當的文化水平。招生辦法是自願報名，統一考試。

　　1977年10月21日，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等新聞媒體都以頭號新聞發佈了恢復高考的消息。

　　劉曉紅得到消息時正在工廠。一位同事衝進來興奮的告訴她：“你知道嗎，劉曉紅，我們可以有救了。改革高考招收制度了，我們可以考了！”

　　王曉望當時在中學，馬上已經面臨著畢業。這個消息對她來説簡直就像做夢一樣，天上掉餡餅了，非常地興奮。

　　在黨和政府的大力推動下，文革後我國恢復的首次高考與1977年冬季舉行。因時間倉促，這次高考是由各省市自治區分別命題，統一考試，全國共有570萬青年報名參加了這場盛況空前的高考。由於種種原因，劉曉紅、王小旺、陳靜溪沒來得準備參加這次高考，但為了給當時百廢待興的中國選拔人才，半年之內，黨和政府又舉行了第二次高考，這次是全國統一命題，統一高考。

　　在劉曉紅的記憶中，那年的夏天天特別熱，她和妹妹兩個人在家把澡缸放滿了水。兩個人將兩隻腳浸在水裏面，在澡缸上對坐著復習。劉曉紅回憶：“就是覺得就只有這一個機會了，你再不抓住的話，你就沒有了。”

　　陳靜溪的復習是每天晚上8點到10點看兩小時書，然後睡覺。第二天早上的3點到6點再起來看書。這樣大概持續了兩個月左右，陳靜溪覺得這個進度根本無法適應高考，所以她下定決心，在6月下旬的時候，正式向連隊的黨支部書記提出請假復習。在得到允許後，陳靜溪回家後一天睡四個小時，堅持看了一個月的書。

　　雖然當時劉曉紅的父母尚未平反，但歷史的轉機終於給劉曉紅、王小旺和陳靜溪帶來了命運的轉機。

　　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的時候，劉曉紅父母的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此復旦新聞系招收劉曉紅的時候曾經有過一番考慮。但劉曉紅的成績很好，大概是女生中分數最高的。當時新聞系的總政書記覺得平反的題以後都要決解決的，最終決定招收劉曉紅。

　　陳靜溪得到考取復旦新聞系的消息後馬上跑到公共電話亭打電話給父親。她當時只説了一句“大學考進了”，周圍就圍了一圈人，電話另一頭的父親一邊也是圍了一圈同事。父親堅持要問陳靜溪考取的是什麼係。她知道在公開場合説她考取了復旦大學新聞系，大家會很轟動，她會覺得很尷尬。但在父親的催問下，陳靜溪説了實話，電話那頭立刻一片歡呼聲，她的周圍也是一片歡呼聲。

　　1978年9月，劉曉紅、王曉望和陳靜溪如願以償地走進了復旦大學新聞系。當時復旦大學僅新聞系78級就在全國招收了60名新生，在那個充滿希望的年代裏，他們是一群最有希望的年輕人，而他們心中對時代的感激之情，在第二年夏天黃山之行與偉人的不期而遇中，得到了淋漓的釋放。

　　1982年，劉曉紅、王小旺、陳靜溪大學畢業了，作為我國恢復高考制度的首批受益者，他們都投身於我國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改革開放大業中，但不論他們走到哪，都隨身珍藏著這歷史的照片。

　　從高考制度的恢復，到後來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鄧小平倡導的宏偉大業，不僅改變了無數中國人的命運，而且也使我國這個古老的國家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今天這張見證歷史的照片，不僅永久存在在復旦大學的校史館裏，而且也永遠存放在劉曉紅、王曉望、陳靜溪那一代人的心中。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