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4年2月14日，農曆甲戌年春節。在上海，街道上的鑼鼓聲比往年熱鬧了許多，往年在街上勸阻民眾不要過舊曆新年的警察今天破例沒有執勤，租界當局也不再對燃放鞭炮進行限制。

　　1912年，民國政府廢除陰曆，改用陽曆，國民黨政府成立後，又宣佈禁止百姓過春節。

　　政府對春節解禁後，作家魯迅終於過了個盡興的農曆新年，他在《過年》中寫道：“今年上海的過舊年，比去年熱鬧，我連放了三夜的花爆，使隔壁的外國人也“噓”了起來：這卻和花爆都成了我一年中僅有的高興。”

　　在北平，作家老舍則在文章《新年醉話》中寫道，醉話比詩話詞話官話的價值都大；特別是在新年。可以罵所恨的人，可以在家中恢復男權，還可以抵擋討債的人。但醉話的秘訣在於：酒喝到八成，心中還記得“莫談國事”，把不該説的留下。

　　就在春節前4天，日軍將上一年佔領的山海關部分行政權交還中國代表。但中方接收後，日偽機關仍佔據城外，日本關東軍仍繼續常駐山海關。中國警察在山海關限定二百人，而且必須徒手站崗，一切反日活動更被絕對禁止。日軍控制山海關的 局面並未改變。

　　上一年，長城抗戰失敗後，日本迫使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默認日本對東北、熱河的軍事佔領，冀東作為緩衝區任由日軍自由出入，華北門戶洞開。這個協定留下無數的隱患，長城再也不能成為中國軍隊的防線，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時，北平已經無險可守。

　　這是年初上海《時代漫畫》的一幅漫畫《大出風頭》，作者胡考點評了黨國政要，走紅藝人和體育明星，並加以大膽的註釋：握大拳的是蔣介石；穿野球衣的是張學良。

　　就在漫畫刊登之前，1月8日，張學良結束近一年的歐洲考察，回到上海。在歐洲的一年，張學良目睹了德國的崛起。

　　從上一年開始，德國納粹黨領導人希特勒集逐漸黨政軍大權于一身，成為事實上的獨裁者。希特勒的演講富有鼓動性，演講中提到最多的詞彙是：“國家”、“民族”、“振興”、“成就”之類的詞。

　　一戰後，戰敗的德國靠貨幣貶值苦苦應付巨大的戰爭賠款，馬克在幾個月內就變成了廢紙，失業率節節攀升。上百萬人在街上遊蕩，騷亂幾乎每天都會發生。

　　希特勒執政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所有的戰爭賠款，穩定馬克的幣值，讓萊茵河邊的重工業區恢復生産。隨後，為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希特勒決定在全國修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

　　從1933年開始，德國從幾乎破産的國家成為世界名列前茅的經濟強國。經濟的復蘇為希特勒贏得很高的支持率，當時的民意調查表明，90％的德國人願意跟隨希特勒。

　　德國的復興給張學良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將中國復興的希望寄託在蔣介石身上。在一封給友人的信中張學良寫道：“德國之所以能復興主要是人民對其領袖的支持。在中國，沒有人絕對忠實自己的領袖，內戰與外侮皆由此出。”

　　此時的蔣介石已經牢固掌控了軍事權力。但他的權力並不穩固，在廣西與廣東， 李宗仁和陳濟棠正拋開中央政府，專心經營本省；在福建，十九路軍雖然失敗，但還是損害了蔣介石的威信； 外交上，他的對日妥協政策更沒有贏得公眾的認同。

　　蔣介石將汪精衛推到對日外交的前臺，他則一心圍剿中央蘇區的紅軍。回國不久的張學良就被蔣介石任命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務。

　　這是國民黨中央“剿匪”宣傳大隊拍攝的影像畫面。畫面中碉堡林立。這一年，德國“國防軍之父”漢斯馮賽克特來到中國，擔任蔣介石的的軍事顧問。賽克特建議用碉堡步步為營，擠壓蘇區。

　　在國民黨軍隊修建碉堡的同時，工農紅軍一方面軍應中央軍委的要求，同樣在江西黎川以南、廣昌以北等地的城、鎮、村交通要道上構築碉堡。提出修碉堡的同樣是一個德國人，來自共産國際的顧問李德。

　　作為蘇區軍事的實際指揮者，李德與毛澤東對戰爭的理解迥然不同，李德主張陣地戰，毛澤東主張遊擊戰。吃慣西餐的李德在《中國紀事》裏回憶：“到蘇區後，很長時間我吃不慣味道很重的菜，像油炸辣椒，這就引起了毛的譏諷，他説：“真正革命者的糧食就是紅辣椒，誰不能吃紅辣椒，誰就不能戰鬥。”

　　4月， 苦守經過十八的激戰，紅軍苦守的廣昌陷落，中央蘇區的北大門被打開了。

　　隨後到達被佔蘇區的國民黨中央剿匪宣傳大隊特意拍攝了一組共産黨街頭宣傳標語和墻報。此時，他們並不知道，中共中央已經開始秘密謀劃放棄被圍困的蘇區突圍。

　　南昌，是江西的省會，也是蔣介石“圍剿”紅軍的大本營，在這裡蔣介石還發起一場被稱為新生活運動的精神外圍戰。

　　和當時的大多數內地 城市一樣，南昌市容顯得破舊淩亂。在夫人宋美齡等人的建議下，蔣介石想要改造國人的精神，首先從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習慣做起。他在南昌發表《新生活運動之要義》的演講，聲稱：必須從用冷水洗臉做起，來復興民族。”“新生活運 動”的口號和準則是：明禮儀、知廉恥、負責任、守紀律、守時間、愛清潔。

　　蔣介石和宋美齡夫婦首先做出表率。蔣介石是個軍人，飲食起居比較簡單，根據不同 的場合穿著中山裝、軍裝或者長袍馬褂，給全國男士做出榜樣。宋美齡則在髮式上梳中國婦女傳統的發髻，前額留傳統的齊眉劉海，服裝也穿傳統的旗袍，好讓全國婦女效倣。

　　這是當時的一段影像資料，在南昌街頭執勤隊拿著旗子在街上一邊指揮人們要靠左行走，一邊處罰隨地吐痰的人。新生活童子軍們開始糾正歪戴帽子的路人；正在飯店用飯的食客也受到監視，不能超過四菜一湯的標準；女子的散發和燙髮被禁止，要求每日每人要洗手三次，每週要洗澡一次。

　　習慣卻不是一紙命令就能夠改變的，上海、北平、廣州等地的燙髮生意依然紅火。在首都南京，受到嚴格限制的時髦女性不再燙髮後，乾脆留起瀑布一般的披肩長髮，輕風一吹，依舊飄逸。

　　新生活運動促進總會開始設在南昌，後來遷往南京，蔣介石親任會長。到1936年，全國共有20個省和4個直轄市成立新生活運動會，蔣介石夫婦和他的追隨者們象家長教幼兒一般一招一式地教誨著全國民眾如何糾正錯誤的言行舉止。但是十幾年的新生活運動並沒有收到多大效果。為此，蔣介石也很感慨：“新運的結果，只做到表面一時的更新，而未達到永遠徹底的改革”。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就批評説：“ 新生活不準打牌，但只有聽見説蔣介石來了，才把麻將牌收到抽屜裏，表示出一種很守規矩的樣子；聽見説蔣介石走了，馬上就打起麻將來。又如新生活不準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飯只花8塊錢，蔣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飯約60元，總是燕窩席、魚翅席。”

　　而當時的中國國民“正在受到戰爭、饑荒、洪水、旱災、疾病、蝗及其他各種各樣災難的威脅，沒有心思聽取什麼禮義廉恥的教訓”。

　　這一年， 高83.8米的“遠東第一樓”上海國際飯店落成開張，大樓裏，第一次使用消防自動噴淋裝置和報警系統，住房的客人可以使用呼叫系統；上下的時候還第一次坐上自動電梯。這座高樓是30年代初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後見證。在此後30年內，它的高度在東亞都無人企及。直到1983年，國際飯店才失去上海第一高樓的榮光，其間整整隔了50年，它目睹了中國近代化步履的艱辛與遲緩。

　　國際飯店也出現在2月出版的第85期《良友》雜誌上，在標題為《都會的刺激》的專欄中可以看到上海摩登的一面，影院與美國同步上演著好萊塢大片《金剛》；富有的階層享用著跑馬、跑狗和舞場中的爵士樂。穿著旗袍的女人被這些景象包圍，旁邊的註釋寫道：女人旗袍的開衩越來越高。

　　自三年前起，漫畫家郭建英的都市生活漫畫開始出現在上海的各種報刊，並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郭建英最為擅長的是描摹上海的摩登女性，她們活躍在舞廳、酒吧、高爾夫球場這樣的公共休閒場所，與追逐她們的男人調情、週旋。上海的夜幕中，閃爍的霓紅燈下百樂門、大都會、聖安娜等熱門舞廳人滿為患，舞女行業得到空前的發展。

　　在《時代漫畫》的創刊號上，特別刊出費志仁女士所作的一個舞女的生活費微算，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舞女一天工作五個小時，要伴舞50次，每天收入八元五角，日常的收支並不平衡，收支相抵每月還欠99元，在調查的最後，作者只好註明，此種欠款如何解決只能成為啞謎。

　　支出項：房租：25元

　　伙食：30元

　　應酬（影戲票在內）：20元

　　衣服：54元

　　供給家用（注：此或係虛帳）：200元

　　儲蓄：25元

　　按月總支出354元整

　　收入項:每日工作五小時（每小時伴舞十次）分的舞資八元半，按月總收入255元整

　　收支兩抵尚欠99元元整（注此種欠款若何解決啞謎而已）

　　這份調查還表明，除了供給家用，服裝是生活預算中最大的支出，同時刊登的摩登女子最低的費用是52塊上海通用銀元，這恰恰是一個普通公司職員的月收入，一個中等階層五口之家的月開銷。

　　深黃色紋皮皮鞋 一雙 6.5元

　　雪牙色蠶絲襪子 一雙1.2元

　　奶罩 一隻 2.25元

　　衛生褲 一件 0.8元

　　吊襪帶 一副 3元

　　糾縵縐夾袍 一件 8.2元

　　春季短大衣 一件 16元

　　白雞皮手套 一副 2.8元

　　面友 一瓶 0.75元

　　胭脂 一盒 0.5元

　　可的牌粉 一匣 1.45元

　　唇膏 一匣 0.5元

　　皮包 一隻 2.5元

　　電燙髮 5元

　　鉛筆 一支 0.2元

　　蜜 一瓶 0.4元

　　共計上海通用銀元52元另5分

　　這一年的電影《神女》敘述的正是一個舞女的生活。電影主角阮嫂由阮玲玉主演，阮嫂，一位20齣頭的小姐，為了撫養親生兒子，每當夜幕降臨，她就充當妓女，每當第二天淩晨，她又總是有氣無力地回到家中，儼然一位聖潔的母親。不幸的是阮嫂被一個流氓看中，最終她拿起一隻瓶子將流氓砸死，她也因殺人被關進監獄。

　　在作家豐子愷的眼中，自有租界以來，實際上就有了兩個上海。外國的上海在霞飛路、楊樹浦、南京路和虹口，有整齊的柏油馬路、宏偉的建築物、最大的遊樂場所和管理權在外國人手上的百貨商店，在這個上海，看上去街道上的行人似乎各個衣冠楚楚，精神勃勃，連人們攜著走的洋狗都趾高氣揚。在豐子愷看來，中國的上海在南市、閘北和西門，房子狹小，街道也有點污穢，看上去只有上海市府大廈是莊嚴而華麗。行人似乎個個衣衫襤縷，精神萎靡，連鑽來鑽去的許多狗也都貌不驚人。

　　在北平，23歲的季羨林從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畢業。畢業後不久，他得到一個消息：清華大學和德國學術交換處簽訂了一個合同，雙方交換研究生，路費置裝費自己出，食宿費相互付給，中國每月三十塊大洋，德國一百二十馬克。

　　季羨林得到有可能出國的消息，立刻前去報名，並獲得通過。他在《留德十年》中回憶到：“一條開滿了桃花的路上，雲蒸霞蔚，前程似錦，不由得你不想往前走。”

　　這一時期，留學熱是瀰漫全國的一個風潮，那時候學子中有一句名言：畢業即失業。一個大學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而如果能出國一趟，"鍍金"一下，立刻身價百倍，成了"搶手貨"。因此，學生們都把出國留學當做自己的理想。

　　由於公費生名額有限，限制很多，手續簡單、沒有名額限制的的自費生就成為留學生的主力，但並非所有留學的人都能獲得很好的教育。教育部長朱家驊在兩年前談到留學潮時就指出：“最近留學人數，約有5400余人，每年費用總額在國幣2000萬元左右，已超過國內大學生經費總額一倍，但由於對留學無限制，資格無限制，所習學科更無限制，結果有的出國只是接受普通的教育，造成留學教育極大的浪費。”

　　三年後，日本全面侵華，國民政府出臺《限制留學生暫行辦法》，控制留學生出國，並召回留學3年以上的學生。這股風靡一時的留學熱才告一段落。

　　這一年，美國5月5日的《時代週刊》的封面是末代皇帝溥儀戴著皇冠、穿著日本和服的照片。

　　就在兩個月前，長春郊外的杏花村，在用土壘起的“天壇”上，溥儀穿著龍袍舉行告天即位的古禮，在日本的支持下當上“偽滿洲國”的皇帝。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不無興奮的寫道：在勤民樓裏，我立在椅前，文武百官列隊向我行三鞠躬禮……北京來的宗室前內務府的人又向我行三跪九叩之禮，並在隨後的宴會上舉杯高呼：“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連我父親也不例外。

　　然而日本人承認的只是滿洲國皇帝，而不是溥儀幻想的大清皇帝，他只能穿著關東軍指定的“滿洲國陸海空軍大元帥正裝”舉行登基儀式，這個王朝並不屬於他自己。

　　溥儀與自己的皇后婉容連出門的權利都沒有，雄心勃勃的溥儀沉默了，他一天天心灰意冷。皇宮裏的良辰美景卻成為堅固的牢籠，精神苦悶的婉容開始吸食鴉片，精神也逐漸崩潰，最終她發瘋了。

　　3月9日，長城線上關口樹立起一個個王道樂土大滿洲國的所謂界碑。在偽滿洲國這塊所謂的王道樂土，中國的煤、鐵被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日語成為法定的教科書內容，孩子們每天清晨要向日本天皇遙拜；在不到四年的時間裏，有500萬中國農民被趕出世代相傳的土地。

　　5月12日，由150人組成的中國體育代表團走出國門，參加在菲律賓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開幕之前，日本處心積慮要讓偽滿洲國參加，遭到中國政府拒絕。

　　在本屆運動會田徑比賽中，中國比賽成績最差，排名墊底，在足球決賽中，志在九連冠的中國隊對手是日本隊，比賽空前激烈，三比三的比分保持到終場前，最後，中國隊獲得點球機會，李惠堂抓住機會一蹴而就，奪得冠軍。

　　幫助中國隊奪得冠軍的李惠堂在當時是中國足球的代名詞，30年代流傳著這樣一句民間俗語：看戲要看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由於技術全面，球藝精湛，9年前加盟上海隊以後，李惠堂立刻以驚人的球技颳起一陣旋風。他這樣回憶一場決賽過後被追捧的情景：“觀眾們不斷要求籤名，紀念冊、手帕、帽子甚至衣服背上，直弄得我一身臭漢，應接不暇。同隊的隊友早已浴罷裝束停當，我看看大時鐘，原來我不知不覺已站了一個半鐘頭，做簽名的苦工了……”

　　在遠東運動會上，除了足球，中國代表團表現最搶眼的要數表演項目女子游泳。比賽中，中國選手楊秀瓊包攬除200米蛙泳在內的所有冠軍。由於她年輕貌美，很快獲得“美人魚”的稱號。

　　楊秀瓊從菲律賓回國後，社交活動頻繁，海內外的邀請信如雪花一樣飛來，幾種畫報更將他當作最時髦的封面女郎。有記者這樣描寫楊秀瓊：“體態婀娜豐滿，身穿紅色西服，腳著肉色絲襪，咖啡色縷花皮鞋，舉止大方，儀態萬丈。”兩年後，她作為中國唯一的女子選手參加了第十一屆奧運會，遺憾的是初賽階段即遭淘汰。

　　下 集

　　位於中國腹地的古城西安，自古以來就是中國東部與西部交通的樞紐。1934年，古城西安熱鬧起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和財政部長宋子文先後來到西安，考察開發西北。在丟失了東三省之後，許多愛國人士呼籲，西北是中華民族的出路，要恢復中國版圖，必須以民族發祥地的西北做大本營，要集中全力來開發西北。

　　在西安城外，通往蘭州的公路開始進入緊張的施工階段。

　　7月，一部有關修築公路的電影《大路》開始在上海拍攝。《大路》是一部抗戰影片，講述一群年輕的築路工人在搶修一條 軍用公路時克服敵軍的陰謀阻撓，終於把公路修築完成的故事。

　　影片的結尾，在敵機的轟炸下，金焰飾演的金哥壯烈地犧牲，但抗敵的軍用卡車，卻通過公路一輛輛駛向前方，《大路歌》響徹雲宵：

　　壓平路上的崎嶇

　　輾碎前面的艱難

　　我們好比上火線，沒有退後只向前！

　　在德國沃爾斯堡，大眾汽車公司于年初開始建立，工程師費迪南德波爾捨得目標是生産“人民的汽車”，即大眾牌汽車。不久，第一輛大眾汽車問世，但很快被納粹用作新德國的政治象徵。

　　在日本，曾在美國汽車廠工作過的豐田喜一郎也在這一年創立汽車廠，不久便造出一輛汽車，該車採用二衝程雙缸，車頂用皮革縫製。三年後，“豐田汽車工業株式會社”正式成立，生産出的豐田汽車很快被日本陸軍購買一空，豐田公司一躍成為世界著名汽車生産商。

　　在中國的羅布泊，這一年第一次留下汽車的印痕。這是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組織的探險隊。這已經是赫定第二次來到中國新疆。上一年，赫定被特聘為中國政府的外籍顧問，開始著手勘測連接內地和西部的公路交通線。

　　在探險途中，赫定深刻感受到無路可走的痛苦。一個小小的農田水渠龍口，都會使現代交通工具汽車受挫。而在開都河上“輪渡”時，由於平底渡船吃水太深，甲板離水面甚至不到一尺。

　　經過千辛萬苦，斯文赫定一行終於到達了烏魯木齊。但在烏魯木齊，斯文赫定看到的是一個殘破的邊疆城市。這裡百業凋零，耕地荒蕪，再加上沙漠不斷擴大，天氣變化更加無常，地震怪風不時為災，農民的生活所需的食糧和必需品都不能充足供給。

　　在烏魯木齊，斯文赫定還目睹了一場傳統的中國式婚禮。新疆督辦盛世才弟弟結婚，斯文赫定在書中記述到：“眼前出現一個偌大的帳篷，帳篷挂著孫中山的肖像，一對新人在肖像前站成半圓型。四週裝飾著彩旗，一片喜氣洋洋的景象。”

　　盛世才，1927年畢業于日本陸軍大學，在三十年代初來到新疆。上一年，他通過政變讓新疆省主席金樹仁下臺，自己則牢牢把持新疆省軍事大權，因而被推選為新疆督辦。雖然受邀參加婚禮，但斯文赫定很快發現這位新疆督辦並不容易交往。烏魯木齊的人都因為盛世才喜歡騎馬而放棄了現代交通工具。盛世才還以供給軍需為由，拒絕給斯文赫定的車隊提供油料，更因為斯文赫定到過南疆馬仲英部隊，將探險隊員軟禁了起來。

　　當時，盛世才只控制省城一帶，南北疆由馬仲英和張培元分別統治。在南疆的時候，斯文赫定親眼見到盛世才利用蘇聯飛機轟炸馬仲英，探險隊在地上畫紅十字作為標記才免於被炸。

　　在向南京政府求援後，斯文赫定得以擺脫盛世才，繼續探險。深秋的時候，赫定第一次來到真正的絲綢之路，但昔日繁華的古道呈現的是最蕭條的場景，斯文赫定在書中寫道：“此地生機全無，商業奄奄一息，村鎮變成一個又一個廢墟，我們只有通過想像才能看到過去那車水馬龍的輝煌場面。昔日的圖景隨日落沉入了西方的地平線。”

　　年底的時候，斯文赫定終於結束探險，乘坐火車前往南京。在南京，斯文赫定向國民政府彙報這次新疆考察的情況。而他此前剛剛拒絕了日本駐南京總領事的要求，對方希望探尋在中亞建立一條汽車公路的可能性。一年多後，從西安通往新疆烏魯木齊的公路開始修建。全面抗戰爆發後，這條公路成為蘇聯援華物資進入中國的唯一陸上通道。

　　6月，斯文赫定還在新疆探險時，南京城突然籠罩一片緊張的氣氛。13日，明孝陵前的一家小茶館剛剛開張，老闆魏宗青還沒來得及收拾好店舖。就來了一個蓬頭垢面、神情沮喪的中年男子。男子先付了兩毛錢茶資，又要了一碗陽春面，用兩顆金紐扣充當面資後便離開了。魏宗青發現，這個中年男子似乎是政府出鉅額賞金尋找的日本外交官藏本英明。

　　藏本英明是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副領事，幾天前，仕途不順的他離家出走，準備自殺。9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氣勢洶洶的向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遞交了藏本失蹤的備忘錄，同時，長江上已經擠滿蜂擁而至的日本軍艦，連海軍第三艦隊旗艦出雲艦也駛過來了。

　　此時，南京防守空虛，根本沒有作戰部隊，若日軍強行登陸，南京必將陷落。在得到魏宗青提供的線索後，政府的官員們如釋重負。軍警迅速找到藏本英明，曾經到外交部興師問罪的日本總領事狼狽的把藏本領回。江面上的日本軍艦 開始撤退，籠罩南京的戰爭陰雲消散。

　　此時上海金城大戲院正在上映電影《漁光曲》。《漁光曲》擁有當時豪華的製作陣容。導演是 蔡楚生，女主角是歌舞影劇全能女星王人美，男主角是當時頭號喜劇明星韓蘭根，作曲與配樂由任光、聶耳 擔綱。影片以人們的現實苦難引發普通市民的共鳴，講述漁民小貓、小猴因為船主與外國人合辦漁業公司而家庭破産、流浪和死亡的故事。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的《漁光曲》，很快成為家喻戶曉的流行歌曲：

　　輕撒網，緊拉繩，煙霧裏辛苦等魚蹤！魚兒難捕租稅重，捕魚人兒世世窮。天已明，力已盡眼望著漁村路萬重；腰已算，手已腫，捕得了魚兒腹內空！

　　為了使表演更逼真，演員們前往海上體驗打魚生活，王人美在《我的成名與不幸》中描述：出海後很多演員都暈船、嘔吐，拍片根本無法進行。我當時年紀輕，身體好，所以很快適應了海上生活。在石抵我還學會了搖櫓。一位大辮子漁家姑娘天天搖著小舢扳，撒網捕魚。我就跟著她學搖櫓，我練了好幾天，把胳膊都練腫了，才學會。

　　《漁光曲》在上海上映時，恰逢上海六十年來少見的酷熱天氣，但這阻擋不住觀眾的熱情，影片連映84天，打破年初《姊妹花》連映60天的紀錄。一年後，《漁光曲》在莫斯科國際電影節獲“榮譽獎”，成為我國第一部獲得國際榮譽的故事片。

　　《漁光曲》上映一個月後，7月12日，上海徐家匯天文臺報道，城市溫度達到攝氏42度，為六十三來最高。南京也迎來有史以來最高氣溫：攝氏42.8度。

　　在整個長江中下游，熱浪席捲了一座又一座城市，人們紛紛尋找靠近水的地方以求躲避酷暑。由於路面溫度太高，許多地方深埋于地下的自來水管受熱爆裂，水流成湖，只有孩子們開心的把這當成了他們的洗浴場。

　　在鄉村，農民眼見田中禾苗枯萎，秋收無望，紛紛開始逃難，浙江嘉興一帶受災尤其慘重。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在本年的報告中寫道：“本年夏大旱成災，區域遼闊，各省被災田畝約在一萬三千三百八十萬零三千余畝。最嚴重之華中、華東，遍野哀鴻，嗷嗷待哺……”

　　這是7月8日的《北洋畫報》上刊登的新聞，北平和瀋陽通車。“今年的7月7日平沈通車了，一年以來的天塹、鴻溝、雷地、一是兇行無阻，周道如砥，春風不渡玉門關已成過去，我們應該如何的歡欣鼓舞。”

　　事實上，對中國人來説，這是一次羞恥的通車，因為北平、瀋陽兩個中國城市的通車完全是按照兩個國家間的通車進行的。偽滿洲國成立後，日本一直要求中國政府讓平沈儘快通車，以使國民政府進一步在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

　　6月29日，由上海商業銀行出面開辦的中國旅行社與日本國際觀光局合資設立的東方旅行社在山海關成立。兩天后，由北平開出的第一列車駛往瀋陽，該車在塘沽一帶被愛國反日團體襲擊，造成16人死亡，列車未能到達瀋陽，但關內外通車已由此開始。

　　在平沈通車的同時，蔣介石下令四川省主席劉湘儘快在川陜邊境剿滅紅軍。這時，兩年前從鄂豫皖開始西征的紅四方面軍主力已經在川陜邊境一帶建立了大片根據地。7月中旬，劉湘聯合約20萬軍隊，兵分六路，向川陜蘇區發起圍攻。僅過20多天，紅軍擊退川軍的圍剿，殲滅劉湘部1萬餘人。

　　這次戰鬥中，紅軍發現川軍很多都不堪一擊，而他們的裝備也與眾不同。他們隨身都有一個竹子編的背籃，上面是一床軍毯，下面放著吸食鴉片用的煙槍和其它煙具，紅軍將士都戲稱他們為“雙槍兵”。

　　這一時期，鴉片在四川極為氾濫。拉縴的船上，人工背運的物資中，大部分都裝載著鴉片。在西南，鴉片的稅收是軍閥們主要的經費來源，政府規定最好的土地都要用來種鴉片，而各種煙稅名目繁多，有“煙畝稅”、“起運稅”、“過境稅”、“癮民月捐”等數不清的附加稅。

　　在四川的街道上，很容易就可以看到林立的煙館，全省各縣各鄉，即使沒有旅店、飯店，也有煙館，更有些煙館起名為“中山煙館”、“中正煙館”等。有人形容四川煙民、煙館眾多時就説：“十室之邑，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者。”

　　塞外的蒙古高原，水草肥美，蒙古族人遊牧其間，他們性情驍勇，精於馬上騎射。這段影像是一位外國攝影師記錄的蒙古族人的一些傳統生活。（同期聲）一位婦女正在擠牛奶，她用一塊硬牛皮她把它放在奶牛的鼻子下，讓奶牛聞著牛皮的味道，藉以警示奶牛如果不好好擠奶，只能是被殺的命運。

　　這是一場傳統的婚禮，新娘盛裝前來，由他最好的朋友陪伴，帳篷內是一些關係良好的模範夫妻。在給未來的公婆鞠躬後，新娘才能去除面紗，正眼看見穿著結婚禮服的新郎。

　　在這場婚禮上，人們仍能看到戴著清朝官帽，穿著清朝官員的服裝的王公們，280多年前，和蒙古人結盟的滿族人從東北入關，建立大清王朝。作為統制手段，清王朝對蒙古王公常有恩典與賞賜,王公的收入有俸銀、俸米、盔甲賞、旅費等。到了國民政府時期，大部分優待都已失去。再加上民國政府對內蒙實行改省改縣，昔日區域被劃為熱河、察哈爾和綏遠三省。王公們的勢力大受打擊。

　　上一年9月，蒙古王公和青年代表們在百靈廟舉行了集會，向中央政府要求成立蒙古自治政府。國民黨政府特意派出內政部長黃紹竑入蒙安撫。黃紹竑特意仿傚清代大員，準備了很多禮物送給王公貴族。在百靈廟，黃紹竑發現，錫林格勒盟的副盟長德王是王公們集會的召集人。

　　受過新式教育的德王自稱“現代成吉思汗”，他利用王公們對生活的不滿煽動了這次集會。黃紹竑曾在回憶錄中描述説，越來越多的王公們開始迷戀城市生活。有位王公滯留平津，為城市繁華甚至不惜將所屬旗地好幾千頃賣掉，在用所得款項一萬兩買了一輛汽車後，只兜風一個夏天就把它扔了。

　　年初，國民黨政府通過《蒙古自治辦法》，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在百靈正式成立，南京每月撥款5萬元作為經費。但德王對獲得的權力並不滿足，對國民政府的鹽運和商務通過內蒙古時加以阻撓，8月以後，德王和日本代表公開談判。年底，日本開始直接資助德王對抗國民黨政府。

　　在蒙古的時候，內政部長黃紹竑還遇見正在內蒙舉行祈福典禮的西藏宗教領袖九世班禪。在蒙古，藏傳佛教教眾很多。在這裡，九世班禪要求黃紹竑幫助他返回西藏，因為十三世達賴喇嘛去世了。

　　20世紀初，十三世達賴喇嘛利用清政府的瓦解，將自己的權力從宗教領域延伸到世俗政治的領域，直接管轄著西藏。由於交通不便，西藏和國民黨政府的聯絡並不緊密，英國也一直在西藏活動，企圖推動西藏獨立。在最後的遺書中，十三世達賴表達了希望祖國真正和平統一的願望。 “吾所最希求者，即中國之真正和平統一，……英國人對吾確有誘惑，但吾知主權不可失，均虛與週旋，未嘗與以分厘權利。——十三世達賴遺書”

　　十三世達賴去世後，國民政府派特使黃慕松入藏，著手褒恤事務。由於英國阻撓，黃慕松只得放棄從海上進入西藏的便捷路線，轉而由坎坷難行的內陸通道入藏。

　　10月1日，布達拉宮內正式舉行致祭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儀式，黃慕松代表國民政府發佈命令,追贈十三世達賴喇嘛“護國弘化普慈圓覺大師”封號。

　　這一年作家沈從文從北平回到了老家湘西。在返家的路上，他被國民黨軍隊一路盤查，甚至連熟悉他的家鄉人都懷疑他是共産黨而不敢靠近。在自傳中沈從文這樣寫道：這全不是十年來想像和回憶中的湘西！回憶裏的湘西是經過情感蒸濾過的土地。這次返鄉，一入沅水，就感到政治高壓籠罩著整個沅水流域，桃源城墻上，還依稀可見被殺害的共産黨人的血跡；眼下時局的變化正攪得人心惶惶。

　　在中央蘇區門戶廣昌失守後，中央紅軍被迫放棄蘇區，選擇渡過湘江和賀龍領導的紅二軍團會合。初冬的湘江正值枯水期，中央紅軍先頭部隊涉水過江後，後續部隊則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未能及時搶渡，遭到國民黨軍隊圍攻。電影《長征》再現了這慘烈的一幕。

　　12月1日，中央紅軍渡過湘江，經過紅軍史上最慘痛的一仗，部隊由8萬6千多人減少到3萬人。

　　中國的動蕩並沒有讓城市的生活停止下來，紅軍突破湘江的同一天，上海《良友》畫報舉辦了一次標準女性的評選。也許是按照姓氏筆畫，以女性題材《莎菲女士的日記》走紅文壇的女作家丁玲被放在了十位女性中的第一位。這一時期，才華橫溢的新女性作家還有冰心、謝冰瑩、林徽音，和這年剛剛因難産去世的黃廬隱。

　　廬隱，是五四時期和冰心齊名的女作家，她以一篇《海濱故人》向世人展示了少女的希望。五四浪潮後，反抗禮教、追求個性化生活就成為新女性的追求目標，廬隱平時很喜歡説的一句話就是，生命是我自己的，我憑我的高興去處置它，誰管得著？

　　廬隱用自己的婚姻實踐著自己的話，她先後有兩次婚姻，第一次她嫁給有婦之夫郭夢良，她認為郭夢良和鄉下的妻子僅因為媒妁之言勉強結合。郭夢良因病去世後，廬隱又于七年後嫁給了小她九歲的青年詩人李唯健。

　　作為新女性的代表，廬隱還是社會上先鋒的職業女性，她不僅在上海工部女中教書，還積極寫作。上一年連續出版了中短篇小説集《玫瑰的刺》和長篇小説《象牙戒指》。在《今後婦女的出路》這篇文章的結語中，廬隱寫到“不僅僅是做個女人，還要做人，這就是我唯一的口號。”

　　進入30年代，上海成了製造夢幻的地方，現代經濟使上海空前繁榮，大上海向越來越多的女性提供了就業機會。她們的職業領域從以前的護士、保育員、紡織女工等擴展到鐵路、電話接線員等新型職業。以前被視為男性傳統職業的法院律師、政府官員和報社記者也開始有女性擔任。有些人更涉足管理領域，擔任了銀行董事長、飯店經理，有的成為女店主，女廠主等等。據統計，當時75萬上海婦女中，有30萬人從事了工作，城市女性逐漸開始走向社會。

　　年底，一部反應新女性生活和社會黑暗的電影《桃李劫》在全國上映。這是中國第一部以有聲電影創作手法拍攝的電影。影片首次採用同期錄音，將聲音紀錄在膠片上，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有聲片。此後，有聲電影逐漸取代配音片，默片漸漸消失。

　　《桃李劫》由袁牧之編劇，應雲衛導演，袁牧之和陳波兒主演。陳波兒飾演的黎麗琳是一個職業女性，她在丈夫陶建平不滿職場欺詐辭職之後擔起了全家的生活，但她最後也不幸失業，換上重病。陶建平為救妻子，偷了工頭的錢，最終被押赴刑場。

　　影片的最後，主人公陶建平被執行槍決，在沉重的腳步聲、鐵鐐聲和臨刑前的槍聲中，畫外傳來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畢業歌》，歌中唱到：

　　同學們！

　　大家起來！

　　擔負起天下的興亡！

　　……

　　我們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場，

　　我們不願做奴隸而青雲直上！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