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7年元旦，國民黨政府的官員照例在清晨冒著寒風前往中山陵祭奠孫中山，從當時的影像中可以看到，人群中少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他在西安事變中腰部受損，正在老家浙江奉化的溪口療傷；國民政府原來的二號人物汪精衛也沒有出現，此刻，他正坐在從歐洲回國的海輪上，一年多前，他被要求抗日的刺客擊傷，如今已經痊癒。

　　這一天的南京，剛從西安事變的驚嚇中恢復過來，黨政要人顯得分外輕鬆。各機關團體舉行了擴大慶祝會，還準備在晚間舉行提燈會。各大報紙上紛紛登載南京專電，專電稱，今年元旦，正當蔣委員長脫險歸京，所以幾天來市民們都歡欣鼓舞，除夕當天，茶館、飲食、水果、玩具等行業十分熱鬧，一些時新的家庭還準備通宵狂歡。

　　南京城裏，有一人心情黯淡。他就是護送蔣介石回南京，自己卻被扣留的原西北剿總副司令張學良。剛剛在一天前，他受到軍法審判，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剝奪公民權5年。在元旦日記中，他寫到：“昨夜夢中過新年，同鄉二人來訪，述及亡國衰家之苦，大家對泣，恐非東北人不知其滋味，因夢中涕泣，被看守我的人叫醒。我心中十分慘然。”

　　春節期間。中共代表周恩來同國民黨代表張衝、顧祝同在西安開始談判國共合作的具體問題。上一年年底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促使國民黨與共産黨這兩個打了十年內戰的對手攜手合作，從而奠定了中國長期抗戰的基石。這一年的春天，戰亂與兵禍暫時停止，中國終於迎來難得的安寧與平靜。

　　在上海， 各大影片公司都在報紙上刊登出春節期間新片上映的廣告，這一時期上海市民看到的既有迎合節日喜慶氣氛的《皆大歡喜》《春到人間》《化身姑娘》等影片，也有關心社會現實的《壓歲錢》。

　　所有的影片中，上映時間最長的是一部帶有恐怖色彩的影片《夜半歌聲》。《夜半歌聲》的男主角由金山主演，表現了戲劇演員宋丹萍和富家女曉霞的愛情悲劇，影片最叫人難忘的是影片營造出來的恐怖氣氛，開中國恐怖片之先河。

　　這部影片自2月20日在上海金城大戲院開映後，創下連映三十四天，場場爆滿的記錄，報界稱之為“大量觀眾傾巷而至，影迷府上十室九空”。儘管是一部恐怖片，但影片還是通過歌曲曲折地進行抗戰宣傳。插曲之一的《黃河之戀》這樣唱到：我是一個大丈夫，我情願作黃河裏的魚，不願作亡國奴。

　　《夜半歌聲》的魅力促使其後繼者不斷地嘗試翻拍。1962年香港邵氏公司的導演袁秋楓，1985年上海電影製片廠的導演楊延晉，1995年香港的著名導演于仁泰都曾翻拍過同名影片，但是在影響力上都沒有超過當年的《夜半歌聲》。

　　這一年另一部引人注目的電影是《馬路天使》，男主角是影星趙丹，女主角是剛出道的周璇。

　　周璇在1935年才進入國華影片公司，一開始月薪50圓，只能演演配角。但她已經滿足，覺得：“這個數目對當時的物價説來是不算少了。”早年她在黎錦暉主持的明月歌舞團時，與普通團員一起住在霞飛路一家俄國餐館樓上，每天晚上睡地鋪，吃大鍋飯，生活很清苦。演出票房有盈餘的時候，一晚上才可以分到5角錢。

　　《馬路天使》的導演沒有把鏡頭掃向大上海的燈紅酒綠，而是瞄準了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市民，對社會問題的關切，使它成為左翼電影的壓軸之作。

　　《馬路天使》的上映使周璇名聲鵲起，月薪也翻了四倍，由最初的50圓增至200圓。她演唱的影片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曾風靡一時，使得“金嗓子”成為她專有的美譽。《四季歌》繞開了租界當局規定的不能出現東北地圖及抗日內容的限制，唱出了東北人民鄉土淪陷的痛苦和抗擊日寇的願望。

　　此時，距離東北淪亡已經快六年了，關內的各大城市經常能見到流亡的東北難民。很多文藝工作者通過與東北流亡學生的接觸，開始創作大量關於東北救亡的文藝作品。

　　這是1937年的一段新聞影片，內容是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一行從上海出發前往英國，新聞報道稱此次出訪是“祝賀英王加冕，考察各國經濟建設”。不過考察團的副使卻是海軍部長陳紹寬。考察團的真正目的也是為了能從歐洲各國獲得貸款，以及進一步簽定購買軍火的協議。代表團還要與德國續簽中德以貨易貨的協定，以中國的礦砂交換急需的德國武器。

　　5月13日這一天，英國人第一次通過黑白電視看到了新皇喬治六世加冕典禮的實況。英國廣播公司，也就是後來為人們所熟知的BBC用第一輛電視轉播車，進行了英國首次戶外電視實況播出。

　　越過英吉利海峽，西班牙的內戰繼續成為整個歐洲關注的焦點。 這場左右翼之間的內戰已經持續了十個多月。德國和意大利向由佛朗哥所領導的叛軍輸送武器，意大利還派出了正規部隊，到這一年的4月，已經派遣了10萬人。蘇聯則向內戰的另一方共和政府提供軍事援助。歐洲在這場內戰中變得陣線分明。

　　5月29日，一個由17人組成的國民黨中央代表團抵達延安。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使西班牙內戰沒有在中國上演。延安的共産黨人對這個代表團的到來給予了熱情的款待， 代表團團長涂思宗後來回憶説：“城外馬路上滿布旗幟，人群佇立，聲勢頗為壯觀……號兵隊吹奏三番軍號……並高唱‘國共合作，打倒日本’的軍歌，場面十分隆重。

　　此時，中共中央機關已經進駐只有3000人左右的塞北小城延安。一位記者這樣描述著延安：“兩面山坡，中間流著一條溪澗似的延水，東岸展開一條狹長的平地。這就是延安市精華所在的地方。”1937年初的延安城裏，只有十字交叉的兩條街，街上的房子，除了居民的住房外，大都是中共中央黨政機關所在地。

　　涂思宗將此次延安之行鎖定在三個主要地點：抗日軍政大學，賀龍部隊，彭德懷的前線總指揮部。

　　抗日軍政大學原為紅軍學校，遷到延安後才更名，主要培養紅軍幹部，培訓投奔延安的抗日青年，也有汽車、通訊、工程等方面的專業技能訓練班。校長林彪陪同考察團到各處巡視一週，並集合起了師生上千人，請考察團的軍事專家 檢閱。涂思宗對此描繪説“該校名為抗日軍政大學，不成學制，學生年齡不限，老幼性別不限，男女科系不分，可以説亂七八糟，但不可忽視的學生的情緒似乎還不錯，可以從全體歌唱時看出來，聲音高昂而整齊，校舍由十余窯洞組成，分佈面積極廣”。

　　在抗大，涂思宗一行見到了在這裡學習的女生康克清，只見她“打綁腿，面貌黑，身體健壯活潑，態度大方，年齡不過二十”。當得知她是50多歲的紅軍總司令朱德的妻子時，涂思宗一行便請康克清講講戀愛經過，”她笑答謂朱德同志是革命的，我們是因革命而發生感情，不過我還年輕，學識不足，所以到抗大來學習。”

　　當到達賀龍司令部時，涂思宗發現賀龍正在吃早飯，“桌上擺的一盤辣椒蘿蔔幹和一盤黃豆，另外一桶稀飯，士兵伙食相同，官兵表現共甘苦。”軍中考察後，他們發現賀龍的軍隊“名號有幾團，而人數每連三四十人不等，且年輕幼童為多，老兵極其有限”。

　　這次考察團的延安之行，是自1927年國共兩黨分裂十年來， 國民黨人 第一次在受到熱情款待的情況下進入蘇區考察， 以便為蔣介石決策提供參考，涂思宗的最後結論是：“延安幾乎沒有一樣東西算得上是正規的，不過它呈現的精神狀態卻不能輕估。”

　　這一年26歲的孫明經，已經在金陵大學理學院教育電影部副主任的職位上工作了一年。電影不僅為人們提供娛樂，也可以讓不識字的民眾輕鬆地看著電影，就可以了解國家大事。此時，孫明經拍攝的教育電影《防空》和《防毒》兩部片子正在國內放映。《防毒》一片中第一次向人們詳細展示如何預防毒瓦斯、如何應對芥子氣 。

　　隨著戰爭危險的臨近 需要讓民眾學會應對現代戰爭的技能和知識。 在上海，出現由紅十字會主辦的民眾救護訓練班，向市民普及救護知識；南京、太原等很多城市 裏，學生們接收射擊、衝鋒、打拳等項目的軍事訓練；在武漢，還舉行了防空大演習。在孫明經拍攝的《防空》一片中，還特意對比了各國空軍的實力以及如何應對敵人的轟炸。

　　6月，孫明經隨同西北考察團到綏遠、寧夏一帶考察，他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了這一時期的社會風貌。考察團的第一站是察哈爾的省會張家口，火車站裏軍人和旅客一樣多；張家口食堂作為日本特務的秘密機關 已被查封，以前的對日妥協的政策差不多已走到了盡頭。

　　當考察團到達綏遠重鎮集寧的時候，受到了駐紮在當地第13軍官兵的歡迎。第13軍一色德國裝備，是當時最精銳 部隊之一，它在華北前線的出現是對緊逼的日本人做出的強硬姿態。13軍修築的工事、戰壕，及普通人家自建的防空洞，都顯示出戰爭的陰雲已經籠罩中國。

　　這位是英國記者貝特蘭。他因為率先 報道“西安事變”中而成名。這一年5月，他前往日本東京。在後來的著作《華北前線》中，他描述東京的氛圍：“人們無須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華運動的痕跡。甚至在官辦無線電廣播的兒童節目裏，也經常有一些關於‘勇敢的日本軍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類的説教故事……一個外國朋友警告我，不要公開表示‘同情中國’……”。

　　貝特蘭特意提到了他在一張報紙上看到的一個簡單報道：“按照內務省社會局調查的結果，今年最初的五個月內，日本罷工及勞資糾紛已達一千三百三十二件，幾乎兩倍于去年同一時期的數目……勞動界的不滿已經飛速地佈滿全國，範圍之大，為二十年代搶米風潮和勞工糾紛所未有。對付上一次勞工風潮的方法是發動滿洲事變，在‘為著國家的危機而統一起來’的老生常談的口號下，嚴厲地取締了任何勞工組織。” 貝特蘭 《華北前線》。

　　躁動不安的日本，會再次把危機轉嫁給誰呢？

　　6月4日，好戰的近衛文麿內閣在日本登臺。日本駐中國武官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記述此時的東京開始盛傳一個神秘的預言，七夕之夜，華北將重演九一八柳條溝一樣的事件。

　　此時， 北平看上去依舊雍容寧靜，其實她早已成了一座圍城。在北平周圍，日本華北駐屯軍已達五千七百多人。再遠一點，東面，有偽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 軍隊1萬多人，北面的熱河集結著日本關東軍，西北面察哈爾有偽蒙軍約四萬。

　　北平西南十多公里的盧溝橋上，穿著灰色棉衣 的29軍士兵守衛著盧溝橋，身後背著的大刀是這支軍隊特有的標誌。戰爭一旦爆發，幾百米外的平漢鐵路，將成為北平軍民南撤的唯一安全通道。

　　7月8日，一名叫鄧雲鄉的北平中學生已經開始了他的暑假生活。上午，他到西單買了一支牙膏和一塊香皂，在回家的路上，聽到報童高喊：“號外，號外，看日本人打盧溝橋的消息奧，看宛平縣開火的消息奧……”。後來成為大學教授的鄧雲鄉在他的著作《文化古城舊事》中回憶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一個聲音，一下子驚破了北平古城的寧靜氣氛……大城市的居民又敏感，又遲鈍，昨夜睡覺時，清晨起床時，都沒有什麼感覺；現在一張小小的號外，放在面前，侵略者來了……”。 鄧雲鄉 《文化古城舊事》

　　7月7日深夜，正在蘆溝橋一帶進行演習的日軍，藉口一名士兵失蹤，要求到宛平城內進行搜索，遭到中國守軍拒絕後，日軍開始炮轟宛平城和蘆溝橋，七七事變爆發。7月8日淩晨2時，中國守軍主動出擊，組織大刀隊，奪回被日軍佔領的鐵路橋，幾乎全殲日軍一個中隊。

　　就在大刀隊收復鐵路橋的當天，歌曲家麥新創作《大刀進行曲》，這首歌迅速傳唱中國。

　　在延安，中共中央立即發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呼籲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隨後又通電表示：“紅軍將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

　　同是這一天，各大報紙上以大字標題刊登了南京專電“盧溝橋中日軍衝突，平津戒嚴日方居心難測”這是正在廬山的蔣介石，要宣傳部長邵力子對事變不加任何限制進行的如實報道。周圍敏感的人覺察到蔣介石已經下決心抗日了。否則，他一定小心謹慎地處理此事，而不去刺激臨近沸點的民眾抗日情緒。

　　得知“七七事變”發生，貝特蘭決定立即返回中國。他搭乘從東京開往神戶的火車，車上滿載著正要開赴中國的日本士兵，在《華北前線》一文中，貝特蘭這樣描述道：

　　“……鋪天蓋地的太陽旗把燈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婦孺，在跟開往中國的軍人們告別……每一個車站——甚至那些我們在半夜裏經過的——同樣是聚集了帶旗幟歡呼的人群……

　　當貝特蘭到達神戶，準備登船離開日本的時候，感慨地寫道：“我到日本以來，從沒有像此刻那樣感到孤單。我覺得自己有一會兒被一群喘息著的女學生包圍住了，她們帶著歇斯底裏的狂熱，揮舞著旗子，高呼‘萬歲！’明天，大概她們要站在街頭，向路人遞過‘千人針衣’，它用來保護日本兵去完成‘建立東亞永久和平’的神聖使命。”

　　7月17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講話，他明確表示，只要有一線希望仍爭取和平，只應戰，而不求戰。

　　7月28日成為鄧雲鄉記憶深刻的一天，“這天黃昏後，炮火的聲音越來越劇烈，還有炸彈的聲音，震得窗戶亂動亂響，好像離得十分近。那天晚上，連孩子們也沒有睡好覺，大家都把心提到了喉嚨口了。接近天亮的時候，槍炮聲稀落了，沉靜下來，但是這種沉靜，似乎比槍炮聲更使人感到恐慌，究竟怎麼樣了呢？”

　　已經來到北平的貝特蘭在安靜的清晨中醒來，“一早走出了東交民巷，我看見灰色的軍裝已經從城墻上消失。城門開著，一小群人力車在進出。接著我們拿到了報紙，已是最後一天發刊的《北平新聞》，宋‘含淚’而去，已經退出了北平。”

　　7月29日，北平淪陷。一天后，天津淪陷。

　　8月8日，日軍在北平舉行了入城儀式。

　　從歡迎的人群可以看出，揮舞著太陽旗的都是日本的僑民。經過整個早晨的警察和武裝衛兵清道，沿途的中國人家已都被搜查過。

　　在北平西城，年邁的詩人陳三立的生命正在接近終點，他已經一連五天拒絕進食，帶著亡國之痛，憂憤而死。

　　鄧雲鄉的暑假生活在北平淪陷中結束，他記述説：“在涼風蕭颯的深秋，學生們背著書包默默而來默默而去，連最愛打鬧的同學，也老實了……童稚心理中隨時想著都德的‘最後一課’的內容，在記憶中，那是生平最黑暗、最模糊的一個冬天。

　　下 集

　　上海外灘的江海關大樓，至今仍然是外灘的標誌性建築。位於樓頂足有十層樓高的龐然大鐘，到今天仍然是亞洲第一大鐘。1928年元旦，海關大鐘敲響了它的第一聲，從此，悠揚的鐘聲每天在黃浦江上空回蕩。

　　1937年8月12日，在上午九點的鐘聲中，上海各大學在閘北、江灣、吳淞等地舉行新生考試，9點半，校方突然派人宣佈停止考試，勸考生立即離開閘北等地，不能片刻停留。《大公報》描述這一天説：滬市緊張情形，宛如一二八前夕……虹口閘北一帶斷絕交通，僅見日軍架設機槍的機車來來往往；公共租界之萬國商團全體出動，在邊界一帶佈防……”

　　第二天，從睡夢中醒來的上海居民驚喜地發現，已經6年不見的中國軍隊重新出現在人們面前，那是人們熟悉的參加過一二八抗戰的87師和88師。1932年的《淞滬停戰協定》曾規定中國軍隊不能進入市區佈防。

　　上海中醫陳存仁匆忙趕去閘北，在《抗戰時代生活史》一書中，他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忽然看見無數軍服輝煌的國軍，威風凜凜地在閘北佈防。閘北老百姓看到這種情況，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國軍準備作戰，懼的是禍及己身。數十萬老百姓，扶老攜幼的由閘北逃入租界，我坐著汽車想開進去，可是人潮正衝涌出來，車輛簡直無路可走。”

　　就在4天前，發生了虹橋機場事件。8月9日，日本海軍中尉大山勇夫在虹橋機場挑釁時被中國守軍射殺，當天日本援軍2千多人由軍艦運送到了上海。第二天，大批日本軍艦向上海集結。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正式下令撤退漢口的僑民。一時之間，大量的僑民涌集上海，由於輪船運載量有限，第一批老幼婦女四百人率先離去。在許多人看來，大規模撤僑是一種不祥的預兆。

　　8月13日，6000多日軍以租界為依託，突襲閘北，黃浦江中的日本軍艦猛轟上海市區，中國守軍立即還擊，淞滬抗戰爆發。

　　第二天，上海因颱風剛過而大雨傾盆，風速達每秒22米，天氣情況十分惡劣。早晨7點，在陰雲密布的天空中，出現5架中國轟炸機，他們從杭州的筧橋機場起飛，執行轟炸公大紗廠日軍軍械庫的任務。稍後，中國空軍第四大隊迎戰日軍戰鬥機，以一機未損、擊落敵機多架的戰績，打退日本空軍。

　　這段由攝影師汪中西、劉鳴軒拍攝的影像資料記錄的是日本空軍士兵被中國軍隊抓獲後的生活。首度出戰的中國空軍，將裝備最新式轟炸機的木更津、鹿屋兩個日本主力航空隊消滅過半，聯隊長石井義羞愧之下剖腹自殺。

　　在延安，中國共産黨發表《英勇的中國空軍萬歲》的文章。為了紀念首次空戰的勝利，兩年後，國民黨政府將8月14日定為“空軍節”。 國內的“空軍熱”持續升溫 。每有空軍的新聞，報童不用滿街跑，只要在街頭一喊，報紙很快就被搶光；小夥子能當上空軍，姑娘能嫁給飛行員，是人們公認的榮耀。

　　但是，空軍的勝利只是暫時的，淞滬戰事很快陷入膠著狀態。普通百姓被捲進了戰爭的旋渦。上海市內，租界以外的區域開始不斷遭遇日機轟炸。

　　眾多難民涌入保持中立的租界，那時，進入租界，生命安全就有了保障。《劫後的上海》一書中這樣形容當時的情形：一線之隔，一邊是天堂，一邊是地獄。地獄裏面的人饑寒交迫，天天幻想著天堂。”

　　當時租界不過100萬左右的居民，到8月底，接納了70萬左右的難民，生活秩序成為大問題。 當時的報紙報道説：“在法租界大馬路兩旁商店門前露宿者，不下數百人，大都狼狽不堪，連日來僅依賴一兩個熱心人士，購買大餅饅頭，此外並無給養。”

　　8月26日，出生於日本京都一個世代務農家庭的東史郎，在早晨七點收到徵召令。他在出征前的日記中寫道：“母親和重一來與我告別。母親説：‘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接著，她送給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我的養母卻是哭著和我分手。她希望我活著回來，她求我要活著回來。”

　　幾天前，日本內閣就議定了正式出兵的計劃，先遣部隊預計8月21日至22日到達中國，主力預計8月28日至9月7日到達，動員的士兵有30萬。由於上海及華北戰事激烈，日本內閣又通過4個師團的動員令。

　　9月5日，東史郎隨同部隊，第一次被派往中國，他記錄下出征時的情形，“晚七時，我們出發了。隊伍為了呼應充滿愛國熱情的歡送的民眾，特地繞遠路走向福知山車站。 ” 福知山車站上，東史郎的鄉親們揮動著國旗，歡送鄉土部隊第20聯隊出征，東史郎就在這支部隊中。

　　在山西，太原的民眾每天都在歡送各地軍隊開赴抗日前線。隊伍中有山西本地的軍隊、有裝備整齊的中央軍、有草鞋單衣的四川軍，還有一支被稱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隊伍，這是由著名的紅軍改編而來。總司令朱德率部屬東渡黃河，從陜北進入山西，協助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共同防御前來進犯的10余萬日軍。

　　山西地處高原，易守難攻，它的存亡關係到整個華北戰局。日軍佔領北平後，以重兵進攻山西，一路進展迅速，準備突破內長城線後，佔領太原。

　　在這部由中央攝影隊拍攝的影片中，展現了9月25日發生在平型關的一場伏擊戰。設伏在平型關口以東5公里處的115師全殲日軍第21旅團輜重隊1000人，這是抗戰以來的首次對日作戰勝利。

　　平型關大捷的消息飛速傳遍中國，蔣介石先後兩次發來賀電，任第二戰區戰地動員委員會主任的續范亭寫道：“八路軍的大捷……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我們的士氣。”

　　正

　　在平型關一帶採訪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後來在一次演講中特意提到 “那時候我也在離平型關八 路軍的總司令部裏，每天所吃的都是日本人的食品。現在八路軍身上所穿的大衣和鋼盔，大半都是敵軍的。”

　　這組照片中，作家丁玲穿著平型關大捷時繳獲的日本軍大衣。此時，她正帶領著西北戰地服務團在山西進行抗日宣傳。

　　上一年的秋天，丁玲到達保安，成為第一個來到陜北的知名作家。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丁玲和一群迫切想到戰區宣傳抗日的青年人組成西北戰地服務團，由她擔任主任。戰地服務團在開拔前進行了為期兩個月的準備工作。在丁玲後來的西北戰地叢書《一年》中描寫了這一時期團員們半軍事化的生活：“若是沒有在集體裏生活過，一定要罵這種生活太刻板了。一切工作時間都得服從哨子。哨子一響，上自習啦，就得自習，在自習時是連寫信都不被准許的。哨子一響，午睡啦，要不午睡，又得受批評...生活的有規律是使人吃驚的。為了要保證完成工作的學習的計劃，所以生活上是不能放鬆的。”

　　團員們與這一時期在延安的所有工作人員一樣承受著物質生活的艱苦，口糧以小米為主，每人每天有七分錢用來解決油鹽柴醬菜，偶爾的生活改善成為丁玲津津樂道的記憶：“記得吃了一次大米飯，大家都念了幾天，説沒有菜也可以...如果小菜便宜的時候，到星期天菜裏或者可以看見一點肉片。而這點肉片是如何增加著團裏快樂的空氣啊！”

　　西北戰地服務團排練好節目後，用幾頭小騾子馱著簡單的道具向山西進發。一路上，每到一個村莊就停下來演出。他們演出的節目有大鼓《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勸夫從軍》，還有快板《大家起來救中國》、《盧溝橋》，最受歡迎的是由秧歌舞改編的《打倒日本舞昇平》。服務團在山西的大縣城臨汾演出時，聚集的觀眾有五千多人，隊員們必須要大聲吼叫，才能讓遠處的人也聽到。在山西逗留的六個月中，服務團走過十六個市縣及六十多個村莊，行程輾轉三千余裏。

　　與此同時，在長沙的另一位女作家謝冰瑩，帶領著她發起組織的湖南婦女戰地服務團，隨正規部隊來到嘉定的外岡，這裡已經是淞滬會戰的前線。

　　這位1926年第一批進入中央軍校的女兵，早年參加過北伐戰爭，以親身經歷書寫的《從軍日記》受到讀者和文壇的注目。她帶領著“身著灰色軍服，打裹腿”的團員協助軍醫處救護傷員，在她的《女兵自傳》中記錄了這一時期戰事的慘烈：“剛接火兩天，就到了七百多傷兵……他們躺滿了每間房子，甚至連階沿上，天井邊都擠滿了...有時輕傷兵的腿子上，躺著重傷兵的頭。我們去換藥裹傷時，要小心從他們的身上一個一個地跨過去。”

　　軍醫處無法為大量傷員提供及時的救助與康復保障，四五個醫生共用一把手術剪刀。謝冰瑩記述了自己的無奈：“傷兵躺了三百多在等待我們醫治，連醫官、看護兵、我們在這裡工作的團員，一共不到二十人...一見傷兵抬來，大家都想到不要讓他們等久了才好。可事實上他們是不能不等的。”她已經顧不上正常的消毒程序，連手上的血也來不及沖洗，就接著醫治下一個。

　　救護團團員和傷兵只能在天不亮的時候吃飯，到了晚上才可能吃到第二頓。吃的大多是在後方烙制好的一張張大餅，每個重達一斤，是一個戰士一天的口糧，被稱為“標準光餅”，

　　在上海，捐贈活動成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就像當時這首歌中唱的：有力的出力，有財的出財。

　　10月4日，上海大亨杜月笙自己花錢在各報紙上做廣告，説他當晚要在電臺演説。這個當年水果行的學徒，早年投身上海最大的幫會—青幫。 靠做煙賭生意而發家，與黃金榮、張嘯林並稱“上海三大亨”。但杜月笙一心想要擺脫幫會老大的形象而開始熱心公益事業。

　　杜月笙的演説是要勸募棉背心，支援前方，他講道：“從‘九一八’到現在，這七年間，備受敵人的壓迫，我們常常臥薪嘗膽地刻苦自勵，同時期待著世界的公論...我們絕不能依賴人家幫忙，救國完全要靠我們自己的力量”。杜月笙自擔任上海商界勸募隊副隊長以來，利用自己上上下下的影響力，使得上海一地就認購救國公債7500萬元，佔全部發行量的1/6；他還以個人名義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捐獻1000套荷蘭進口防毒面具，並捐給中央軍價值上萬元的裝甲汽車。

　　此時上海各種物資的供應也基本正常。10月4日的《大公報》上説，上海米糧每擔增加4角，但原因不是因為戰爭，而是因為“海關徵收轉口稅”，同時期的報紙上還宣佈菜價恢復常態、存煤足夠維持三到四月。普通市民並沒有意識到戰爭將曠日持久的持續下去。

　　而在上海遠郊的沿江平原上，幾乎沒有任何可以防守的天然屏障。來自雲南、廣西等省的增援部隊經過長途跋涉來到這裡， 全憑血肉之軀與日軍對抗 日軍的炮火來自地面、空中和海上， 守衛陣地的官兵常常整連整營地被敵人的炮火毀滅。

　　曾任第三戰區司令官的馮玉祥描述當時的情形説“我們的部隊，每天一個師又一個師投入戰場，有的不到三個小時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個小時死了2/3，這個戰場就像大熔爐一般，填進去就熔化了！”

　　上海的戰事持續了將近三個月， 中國集中了70多萬精銳部隊參戰，但在日軍密集炮火下傷亡過半。1月初，無力繼續支撐下去的中國守軍被迫撤退。

　　11月12日，上海失陷。

　　12月13日，當時的首都南京淪陷。

　　從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的影片可以看到，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已經成為人間地獄。日軍在南京的大規模燒殺淫掠持續達六周之久，中國平民和被俘士兵被集體槍殺、焚燒、活埋以及其他方法處死者，達30萬人以上。

　　而由日本東寶映畫拍攝的紀錄片《南京》，人們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情景。

　　（同期）請看這些人們，這些兒童，我們原本並不是與他們交戰。什麼是漢奸，看太陽旗挂在了這裡。我們的勇士也非常同情這些人們，如果可以的話，我們願與你們同甘共苦。我們不是近鄰嗎？我們不是都是東洋人嗎？

　　日軍攻陷南京的消息傳到了日本本土，報紙上刊登著：“看吧，嶄新的東洋的黎明感謝你們，我們的日本士兵。”

　　在這部影片中，劫後的南京街道上開始出現中國人的身影，他們必須要佩帶日本國旗才能安全通過。

　　在這一年將要結束的時候，日本佔領軍開始向南京的難民發放良民證。最先登記的是男人，日本人要求中國士兵主動自首，向他們許諾不會受到傷害，還會得到工作和工資。一些裁縫和做苦力的人在被檢查手掌後，被當作“可疑的人”帶走。

　　1937年即將結束的時候，南京下了一場大雪，城頭上不見了熟悉的中國士兵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手持三八大蓋的日本士兵，對於遭遇劫難的南京市民來説，長夜才剛剛開始。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