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39年的元旦，陪都重慶顯得異常熱鬧。夫子池公共體育場舉行抗戰建國宣傳大會；中央公園舉行露天音樂會，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主任郭沫若到會演講，中國製片廠合唱團合唱抗戰歌曲； 《中央日報》社論引用了抗金名將岳飛悲壯的詩句：“待從頭收拾舊山河。”

　　這一天有兩件事值得一提，重慶這邊，蔣介石召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和監察委員召開臨時緊急會議，決定開除汪精衛黨籍和撤銷他的一切職務，並著手制定了針對他的暗殺計劃；另一邊在重慶西南400公里小城康定，國民政府一個新的省份西康省成立了，康定就是它的省會，這個邊陲小城因為一首《康定情歌》而為人們所記憶。

　　西康地處高原，位於川藏之間，分為康定，雅安和西昌三個區，面積53萬多平方公里，超過五個浙江省。明朝以來，這裡一直是漢族和少數民族雜居的地區，居民多為康巴人。

　　康巴人是藏族的一支，由於西康地勢高天氣冷，平地草原多，所以早先以遊牧為生的康巴人後來受到漢人的影響，開始轉向農業和商業。康巴人吃苦耐勞、體格鍵碩，精神樂觀，個個能歌善舞，有句話總是挂在康巴人的口頭：

　　“會走路的就會跳舞，會説話的就會唱歌”。

　　西康當地的主流宗教是喇嘛教中的黃教，是班禪活佛的精神統治領域。

　　西康省主席是43歲的劉文輝，一個同蔣介石隔閡很深的四川軍閥。

　　劉文輝出生在四川大邑縣一個農民家庭，兄弟六人，他排行最小。劉文輝21歲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後，回到四川搞軍事，政治上八面玲瓏，軍事上才能出眾，29歲就擁兵十幾萬，官居四川省政府主席，風光一時。但1933年秋，他在與他的本家侄子劉湘爭奪權力時武力相向，演成了一次叔侄大戰，最終劉文輝敗下陣來，放棄爭奪全川的意圖，而退到雅安自保。

　　雅安位於成都和康定之間，是當年劉文輝進入西康的第一站。此時，劉文輝問鼎中原的夢想已成泡影，他用八個字形容當時的情景：“處境最艱，朝不保夕。”

　　但後來醞釀的西康建省，讓劉文輝在貧瘠的西康定下心來，40歲那一年，，他當上了西康建省委員會主任。盧溝橋事變以後，西康成了抗戰大後方，不再是被人們遺忘的角落了。劉文輝正式被任命西康省主席。他為這個新省確定了目標：要“化邊地為腹地”，向內地各省市的水平，更好地擔當起抗日大後方的重任。

　　劉文輝上任8個月後，攝影家孫明經教授跟隨川康科學考察團來到西康，用他的鏡頭為人們留下了這個 邊遠省份的風貌。川康科學考察團是由撤退到重慶的內地十幾所大學聯合組成的，畢業于金陵大學的孫明經的主要工作，就是拍攝電影紀錄片和照片。

　　孫明經抓拍到了一張西康省政府舉辦國民月會的照片，據孫明經的學生孫大營回憶説：

　　“當時的國民月會，各省主席要親自到場，全體肅立，恭讀孫總理遺囑，靜默三分鐘之後，再由主席作報告分析形勢。西康國民月會規模很大，場面隆重，戎裝的軍人，戴禮帽的官員，從百姓到喇嘛，從老人到兒童，每次月會幾乎都是全城出動。”

　　當時偏僻的西康境內到處是當時流行的標語和蔣介石的畫像，劉文輝還特意把雅安最寬的街道都命名為了“中正街”，對已經近在咫尺的蔣介石，他保持著足夠的尊敬，好彌補內戰時留下的隔閡。

　　也許是有意為之，孫明經拍下了一組有趣的照片：簡陋的縣政府和豪華的學堂。這恰好證明了劉文輝的那句話：官府建設不得好于當地的學堂，否則官員就地免職。在演講時，他經常對學生們説：

　　“你們這些學生，很有希望，很有前途，我們國家很需要你們，你們是我們國家的後起之秀。特別是我們這個康定、康巴地區文化素質比較差 ，希望你們，好好地學習，把你們的文化程度提高，把你們的知識提高，將來為這個康巴做點貢獻。”

　　孫明經發現，當地確實非常落後，只有淘洗金砂、制硝、制陶這些傳統工業，而且全部都是手工作坊式的生産。

　　川康道上行路難，孫明經的鏡頭記錄了川康路上的背米人。實際上，在西康，大多數的物資運輸都靠人力背來背去。當地文獻記載：負重在150斤以上250斤以下者，每日可行40里；負重在150斤以下100斤以上者，每日可行70里；負重100斤以下者，每日可行百里。

　　劉文輝認為，發展交通是建設西康關鍵。可當時西康政府拿不出修路的大筆資金，為此，劉文輝一再要求國民政府撥款修路，重慶方面起初並不同意，但稍後還是投資修建康青公路。

　　6年後，孫明經第二次來到西康，目睹了西康的變化，而劉文輝直到1949年，始終在西康高坐，四川解放前夕，他響應中共號召，起義倒戈。1955年，西康省被撤銷，劉文輝調入北京任林業部部長。此時，他增加了兩個愛好：讀毛主席著作；學習林業知識。晚年劉文輝從未提及過西康省，因為他相信：功過自有後人評説。六十五年過去了，孫明經拍攝的這些畫面已經成為絕版，而今康定的發展早已超越了劉文輝當年的構想。

　　在那個戰火紛飛的年代，西康就好似世外桃源，而西康以外的世界卻依舊很不平靜。

　　在日本，發動中日戰爭的近衛內閣倒臺，日軍兩年前誇口要在兩個月結束戰爭、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話，已成為歷史的笑柄，面臨困境的日本政壇頻繁地變換著首相。

　　美國依舊是孤立主義者佔了上風只是羅斯福總統對歐洲的局勢深感不安，他提醒美國國民從全球的角度來考慮美國的利益和安全：“希特勒妄圖稱霸歐洲，一旦他得逞，美國的和平與安全就瀕臨危險。如果萊茵河邊界遭到威脅，世界的其他部分也會遭到威脅，一旦這一帶邊界落入希特勒之手，德國的行動將無法抵擋。”

　　這年，意大利、德國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叛軍佔領巴塞羅那，不久，佛朗哥叛軍攻陷馬德里，建立獨裁統治，西班牙內戰結束。 不到三個月，被稱為東方馬德里的武漢與西方的馬德里都淪陷了。

　　2月，日軍攻佔了海南島。，這一軍事行動被當時中國的報紙稱為“太平洋上的九一八事變“。海南島成為日本日後侵略東南亞的跳板 。

　　這時候的日本因為兵力不夠，已經不再急於開闢新的戰線，而不得不準備“百年戰爭”了。 日本政府要實行“以戰養戰”，在佔領區內2萬多公里的鐵路線上，擺滿了待運的“戰利品”。中國的財富被源源不斷地運往日本，而返程的船上滿載著受日本政府鼓勵來中國安家落戶的日本人，這一年，日本在華移民已達26萬人。

　　在偽滿洲國，農民全年産糧約2000萬噸，但根據關東軍的要求，這其中的60%以上要向日本提供，自留的食用糧和種子糧不足40%。東北的農民負擔沉重。。而日本開拓團的移民則無需交納公糧，只需按月領取口糧即可。

　　兩年的戰爭並沒有會摧毀中國的經濟。反過來，因為戰爭和日軍的封鎖，一直在中國傾銷的外國商品已經無法進入，這難得的機會大大刺激了後方的工業生産，手工業更是大行其道。這年的糧食是個豐收年。重慶的日用品供應充足，鹽每斤一角五、油每斤三角到六角，大米每石六元到十四元。

　　在延安，《新中華報》刊載了陜甘寧邊區的物價：小米每鬥四元，麥子每鬥4元，羊肉每斤4角。而在陜甘寧邊區，自鄉政府鄉長至邊區政府主席，每月津貼多則不超過五元，少則只有一元一角。

　　在這年“三八”婦女節紀念大會上，毛澤東倡導建立女子大學，並個人捐贈300元錢作為女大的籌建資金。四個月後，女大在王家坪正式成立。女大剛開學就招收學員500人，很快即增至1000人。同時，邊區先後頒布《陜甘寧邊區婚姻條例》和《陜甘寧邊區禁止婦女纏足條例》，男女平等，一夫一妻的原則在邊區逐漸深入人心。

　　自從去年夏天到達延安以來，33歲的陳學昭一直在以旁觀者的心態，細心感受著延安的特色。陳學昭出身於江南的書香門第，又在法國留學了10年，獲得了文學博士的學位。對於像她這樣的具有小資情調的知識分子，延安的一切是那樣的新鮮與不同。延安的男女平等和進步婚姻給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延安訪問記》中寫到：

　　“一般地説，邊區的環境，對於兩性生活是比中國任何地方來得純潔些。客觀方面，沒有妓院，沒有賭館，沒有舞場，也沒有茶店，而夫婦雙雙跑到延安來，希祈對於國家，能盡力於萬一。這種例子，可説很多。在一切為著抗戰與“相敬如賓”、“情愛如蜜”的情況下，他們的愛情經受大時代的折磨與激蕩，是更會鞏固與健康的。”

　　對於延安當時夫妻之間的生活，陳學昭這樣寫到：

　　“延安的慣例，是夫妻分居的，她們流行叫做“星期六制”，到星期六晚，丈夫接妻子，妻子接丈夫。之所以這樣，聽説是為了工作的方便，使工作不至因夫婦的情感而浪費時間，或妨礙工作，除非夫婦兩人的工作是同樣性質，而同在一個機關的，他們才得經常過著夫妻生活。”

　　陳學昭後來又在1940年和1946年兩次來到延安，每一次她都用筆記下了延安的點滴變化。

　　3月26日至31日，對作曲家冼星海來説，是靈感噴發的6天。這短短6天裏他完成了《黃河大合唱》的作曲，至此，他和詩人光未然合作的，中國音樂史上的史詩性作品《黃河大合唱》就誕生了。

　　抗戰時期，中國的流行音樂已經十分成熟了，在當時，流行音樂主要有兩類：一類是上海的黎錦輝等人，在民族音樂的基礎上吸收西方音樂特色而創作出，輕鬆活潑、曲調優美的流行音樂，包括像《毛毛雨》、《漁光曲》、《馬路天使》和《夜來香》等廣為流傳的歌曲；另一類是那種激勵民眾抗戰，鏗鏘有勁革命歌曲，包括像《大倒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等，《黃河大合唱》顯然屬於後者。

　　當時，冼星海34歲，光未然26歲，二人之前同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從事文藝工作。1938年底和1939年初，二人先後到達延安。

　　在光未然創作了歌詞後，冼星海開始作曲，他的創作很辛苦，光未然後來回憶到：

　　“他一開始寫作就不願休息，偶爾斜躺在小床上抱頭沉吟一下，忽地又起來振筆直書下去。他愛吃糖果，當時延安買不著糖果，他要我買2斤白糖送給他。白糖放在桌上，寫幾句便抓一把送進嘴裏，於是一轉瞬間，糖水便轉化為美妙的樂句了。”

　　幾天后，樂曲完成，興奮的冼星海説：

　　“這種雄亮的救亡歌聲為中國八千年來所沒有，而群眾能受它的激蕩更加堅決地抵抗和團結，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一件音樂奇跡。” 《黃河大合唱》由9個樂章組成，熱情謳歌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燦爛歷史，讚美了中國人民不屈不撓的鬥爭精神，展示了一幅全國人民英勇抗日的壯烈圖景。

　　兩個月後，《黃河大合唱》在首次公演，獲得了巨大成功。

　　3月15日，捷克陷落，納粹德國的軍隊佔領布拉格，英國與法國的綏靖政策沒有讓希特勒停下擴展的步伐。 一個月後，為慶祝希特勒的五十歲生日，德國舉行了國防軍閱兵式，德國兵的軍靴震撼著了整個歐洲，意大利的墨索裏尼也不甘寂寞，他的軍隊開進了巴爾幹小王國阿爾巴尼亞，幾乎沒有遇到抵抗。

　　4月底，美國紐約開始定期播出電視節目，同一天，首批電視機出現在商店的櫃臺上。在4月舉行的紐約世界博覽會上，總統羅斯福成為第一位上電視的總統。

　　5月3日和4日，日本空軍猛烈空襲了陪都重慶，已經進行了1年半的重慶大轟炸，力度驟然升級。重慶市位於長江與嘉陵江交匯處，四面環山，江水回繞，城市傍水依山，層疊而上，既以江城著稱，又以山城揚名。日軍對重慶的戰略轟炸從1938年2月一直延續到1943年8月，時間長達五年半。飛機的出現使得後方未必就比前線安全。

　　在重慶，作家老捨已經逐漸學會了忍受重慶寒冷潮濕的嚴冬，悶熱難當的酷暑。抗戰開始後，老捨不得不丟下妻兒，一路輾轉，從濟南，經武漢，到重慶。

　　“弱女癡兒不解哀，牽衣問父去何來？話因傷別潸應淚，血若停流定是灰。”

　　這是老舍在西遷途中寫下的流亡詩。

　　“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

　　這是老舍自傳中描述的5月3日的重慶，這一天，36架日機投下了攜帶的全部166顆炸彈。重慶最繁華的7條街道幾乎全部被炸毀，共有673人被炸死，20多萬人無家可歸。

　　白修德，美國記者，來到重慶時他剛剛23歲，在哈佛大學老師費正清的推薦下，擔任美國新聞處官員。由於才華出眾，很快成為《時代》週刊雜誌駐遠東的首席記者，這一天的大轟炸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只聽見從無雲的天空裏傳來一陣嗡嗡聲，接著便看見了由27架日本轟炸機組成的編隊，錯落有致地點綴著天空。在可以看到老城的山頂上，我的視野更開闊了。輸電線被炸斷，重慶的自來水幹線也被炸毀，使大街上積水遍地。沒有燈光，只有火光，沒有水救火，使得大火在重慶舊城的大小山谷裏橫衝直撞。”

　　日軍對重慶的轟炸造成了大量的平民傷亡，當時，為了修建防空洞，市政當局挨家挨戶籌錢，平均每戶分攤一塊錢，家境好一點的要給兩塊、三塊，實在太窮的就免了，而當時一個普通勞動力幹一個月也就兩塊錢左右。要進防空洞，每人還要交10塊錢辦“防空證”，只有少數有錢人家才交得起錢，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平民百姓都買不起“防空證”。

　　5月3日這一天，11歲的鄧婉雲跟母親去外婆家與親戚聚會，在外婆家，她們經歷了轟炸，鄧婉雲後來回憶説：

　　“我外婆家裏的人很多，很多親戚看到日本飛機來了，都躲到了桌子底下，桌上蓋著棉被等鋪蓋。日軍炸彈恰好炸到了外婆家，房子塌了，我們被埋在了裏面，到處都是硫磺味兒，懷孕四個月的二姨媽被當場炸死，慘得很，那個時候我只曉得哭。外婆一家基本上都死了，七口棺材一起出的殯。”

　　18歲的鄭勇是醫療救護隊的一名護士，在一次次的轟炸中，鄭勇和她救護隊的隊友們，目睹了轟炸中最慘烈的景象，她回憶説：

　　“敵機離開後，救護隊馬上都出去救護了。醫院開會佈置了任務，組織了分隊，5人一組，一人負責填傷票，2人負責包紮，2人負責上藥。那幾天太嚇人了，鋸手鋸腳的特別多，粉碎性骨折的只有截肢，截得肢都用籮兜裝，很嚇人。那個熱天裏，很多屍體長了蛆，慘得很，樹枝上到處挂的都是肉，簡直不忍看，沒有死的就得救護走，天天都做這個工作。”

　　日本空軍對重慶5年多的無區別、無限制的戰略轟炸，重慶市民飽受磨難。

　　在日本，隨著戰事的拖延，隨軍醫護人員也逐漸增多，許多受過訓練的護士被派往戰場。戰爭期間，在各個野戰醫院，和士兵一起戰死的護士也有。

　　5月11日，“諾門罕事件” 爆發，入侵諾門罕地區的日軍與近百名蒙古騎兵交火，從而點燃了戰爭的導火索。關東軍第23師團首先向蒙古守軍發動局部進攻，蘇聯紅軍和蒙古軍隊隨即向前線調集了大量兵力與日軍作戰。雙方激戰數月，日軍損失了5萬多兵員和大量的重武器，這場戰役也成為了“日本陸軍史上最大的一次敗仗”。

　　日本關東軍陸軍醫院的護士，壬生德子的工作就是沒完沒了地在醫院協助軍醫給傷兵做手術，面對著那些從戰場上抬下來的日本傷兵，德子的心情很複雜，她在給家鄉親人的信中這樣寫到：

　　“戰鬥真的很殘酷，每天都有大量的傷兵被送到這裡。因為很多人傷勢嚴重需要截肢，所以醫院裏扔得到處都是斷胳膊斷腿。我真的不明白，我們的國家到底怎麼了，難道，聖戰的結果就是這樣的麼？”

　　實際上，德子的這封信根本就沒有發出去，關東憲兵隊對她的信進行了檢查。檢查後憲兵認為，由於德子的這封信含有暴露軍事秘密和厭戰情緒的內容，所以決定扣留不發。顯然，關東軍非常擔心戰鬥的慘烈事實傳回日本後所引起的惡劣影響。

　　“諾門罕事件“讓蘇聯更加清楚地認識到，日本始終在惦記著自己的遠東，但為了能夠騰出精力去面對歐洲的潛在敵人德國，蘇聯加大了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援助。

　　蘇聯對華援助,始於兩年前簽訂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在德國等國的軍售停止後，蔣介石開始更多地依靠蘇聯援助。當時，蘇聯是惟一支持中國抗戰的大國

　　6月25日，蘇聯向中國提供鉅額貸款1.5億美元，貸款將用於供中國政府購買蘇聯生産的軍事設備。這已是蘇聯第三次向中國提供貸款了，抗戰爆發後，蘇聯已經分兩次向中國提供了1億美元的軍事貸款。通過這些貸款，從1937年到1941年，中國向蘇聯購買了大量國內急缺的武器彈藥。蘇聯除提供援華物資外，還派遣飛行員來華助戰。德國撤走軍事顧問後，蘇聯開始派遣更多軍事顧問來華。到這年2月，共有3600名蘇聯軍人以不同方式來華，戰死數百人。

　　6月下旬，故事片《孤島天堂》在香港首映了，這是蔡楚生導演根據趙英才的原著故事改編創作的。影片描寫了在上海淪為“孤島”後，一群愛國青年得到東北流亡舞女和許多貧苦市民的支持，在一次盛大的舞宴上把漢奸特務一網打盡，並成功參加遊擊隊的故事。

　　電影連映12天，受到了香港 觀眾的歡迎；在重慶等地映出時，反響同樣的熱烈；在南洋各地放映時， 每當劇中人説到“中國是不會亡的”！，觀眾們就會起立報以熱烈的鼓掌。

　　下 集

　　7月7日，是抗戰爆發兩週年的紀念日，重慶舉行了公祭抗戰陣亡將士及死難同胞的大會，何應欽報告説：

　　“抗戰以來，敵軍傷亡總數為 91。78 萬人。”

　　同一天，行政院長孔祥熙，在《申報》發表名為《中國抗戰財政及友邦在華利益》的文章，稱：“中國財政穩定並極力維持債信，戰事開始後已償還國內外債務5.3億元以上，又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底，中國政府從其它方面收入支付關稅擔保之債款1.75億元。”

　　一邊戰爭，一邊還能夠償還債務，這説明，後方的經濟可以支撐長久的抗戰。

　　這年9月，美國人斯諾重返延安，作為毛澤東和紅軍將領的老朋友，他是被擁抱著迎進窯洞的。斯諾這次來具有雙重身份：記者和工合國際委員會的委員。

　　早在這年的2月，當印度醫療隊柯棣華一行抵達延安的時候，新西蘭人路易.艾黎也出現在這裡。他後來在一封信中寫道：“我見到了毛主席，也見到了邊區政府的官員。他們同意成立工合分部。” 共産黨人不僅對工合毫不反感，還派劉鼎等到寶雞協助發展西北工合。這讓路易.艾黎喜出望外，離開延安的時候，他留下了養子邁克，1500元的資金和20000元的貸款，在延安開始了15個合作社項目的籌建。

　　隔了半年到來的斯諾驚喜的發現，延安的15個工合組織已經相當興旺，其中最大的衣服合作社每月能夠生産13500套制服，一個紡織合作社每月能夠生産14740碼棉布。據斯諾記載，到1940年10月，陜甘寧邊區“除了舊的生産合作社以外，已有80多個工業合作社。這中間包括煤、鐵礦和一家鐵廠、機器廠、制藥廠、運輸社，兩家小油井以及一個供給學校和八路軍運動者的運動器具廠”。斯諾讚美説：“延安有成為華北許多地方的‘遊擊工業根據地’的希望。”當時工合也想把當地農民拉進來，但工合的合作社是常年開工的手工業或者小型工業，這讓季節性很強的農民非常不習慣，他們只願意在農閒的時候與工合社合作。到1942年，延安的工合已經成為中國最大的地區工合部門。

　　日本情報部門因此判斷，推進發展小規模工場的工合協會、實施工廠搬遷的“中央遷廠委員會”和開發工業資源的“工廠調整委員會”已經成為中國工業再建的三大支柱。寶雞一地的工合社，就在1939年12月生産供應了軍毯5萬條，軍大衣36000件。抗戰期間，工合供應的軍毯不下500萬條。中國軍隊使用的毛毯差不多都是工合供應的。

　　由於戰爭結束遙遙無期，日本政府也為支撐戰爭開始犯愁。這年8月，它公佈了徵用法令，一切物資被優先運往了戰地。信筒、金屬長凳等金屬製品全部收回，供作軍用。

　　從九月開始，每個月的1號被日本政府定為服務效勞日，這一天禁止賣酒，飲食店幾乎全要停業，9月18日，工資全部停發；為了節約用電，連燙髮都被禁止；棉織品的服裝也全部消失，棉布成了貴重物品；民用的石油十分短缺，大街上開始出現燒煤炭的汽車；戒指和項鏈的製造被限制，生活必需品需要憑票供應。

　　9月1日，首屆嘎納電影節準備在法國嘎納舉行，當明星與遊客興致勃勃地趕到嘎納時，一個壞消息傳來，當天早上，德國出動150萬軍隊、2500輛坦克、2000架飛機閃擊了波蘭！隨後，法國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兩天后英法對德國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影星、旅遊者紛紛離去，首屆嘎納電影節在戰火中流産。

　　這一年，共産黨的方針是明確的，就是繼續向華北和華中滲透和發展，“東進”是這一年的主旋律。上一年的年底，第115師在羅榮桓的帶領下挺進山東，八路軍已經成功地從荒涼的內陸踏上了富庶的沿海。經過38、39兩年的快速布點做眼，兩年前八路軍進軍山西時，只有三個師共4萬5千人，如今，加上已經發展的遊擊隊，人數已達五十萬。他們已經在北半個中國紮下了根。

　　美國駐華使館武官，海軍上校卡爾遜曾經訪問過八路軍，他隨八路軍走過5個省，共2000多公里。卡爾遜和八路軍戰士一起生活，一起吃高粱飯，一起和他們穿過日軍封鎖線。

　　幾個月的朝夕相處，八路軍給卡爾遜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八路軍高級的指揮官，他在文章中這樣寫到：

　　“朱德是一個偉大的組織家與戰術家，他的親切引起人們的愛戴，八路軍全體人員沒有一個不敬愛他；周恩來出身宦家，是一個有良好教養的人，也同樣有著高貴的個性與謙虛的精神；彭德懷的舉動是粗率的，但這是由於他那動力的個性，他憎厭遲滯和懵懂，無時不在竭力清除八路軍兵員中這些缺點；劉伯承、賀龍、徐向前和徐海東等，也都是最誠懇的和深謀遠慮的軍人，在計劃時非常謹慎小心，在執行計劃時則非常機敏和迅捷。”

　　八路軍在十幾塊敵後根據地裏實行減租減息，推行民主選舉，提倡男女平等，得到農民的支持。人們將八路軍親切地稱為“人民的子弟兵”。

　　美國生活週刊記者白瑞德曾經在文章中描繪過在敵後根據地穿行的情形：

　　“我有一次在敵佔區，和組織遊擊隊的國民黨士兵在一起，年輕的士兵和我共四個人，我們在日軍佔領區不斷活動，被發現了，我們拼命逃跑，被追趕了一整天，夜裏，毫不容易到達一個村莊，人困馬乏，要村裏人給馬弄草和水，這時一個士兵從旁邊插了一句，我們是八路軍。對此，我感覺很驚訝，士兵小聲告訴我，假如知道我們是國民黨，他們就不會給我們弄了。這時我才知道，毛澤東和共産黨把手伸進了日本佔領區，影響很深。”

　　八路軍的大發展引起國民政府的擔心和嫉妒，日本人也開始意識到了共産黨的威脅。

　　就在國內抗戰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候，海外的華人也以各種方式加入到了抗戰的行列。

　　8月，44歲的林語堂耗時一年，用英文寫作的長篇小説《京華煙雲》完成，並在美國出版。林語堂在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曾在清華大學任教，並先後在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萊比錫大學獲得碩士及博士學位。回國後他一面教書，一面創辦雜誌。抗戰爆發前後，他正在美國遊學。

　　小説《京華煙雲》細述了幾個大家庭從1901年義和團運動到抗日戰爭三十多年間的悲歡離合和恩恩怨怨，從側面反映出現代中國社會歷史的風雲變幻，可謂中國現代社會的全景掃描。當他給友人談到自己的創作動機時説：

　　“紀念全國在前線為國犧牲之勇男兒，非無所為而作也。誠以論著入人之深，不如小説。弟客居海外，豈真有閒情談説才子佳人故事，以消磨歲月耶？但欲使讀者因愛佳人之才，必窺其究竟，始於大戰收場不忍卒讀耳。”

　　而早在1937年抗戰爆發時，林語堂先生就在紐約報紙發表了《日本征服不了中國》一文，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罪行，表達了中國必勝的信念。

　　9月，25歲的吳清源，升到了七段，準備在“十番棋”中對陣自己的好友木谷七段。

　　此時，吳清源在日本已戰勝了日本最頂尖的七位超級棋士，並把所有的對手打到了降級。十番棋中如果先輸4盤，就要“降格”，以後再和對方下棋，就要失去平等對局的資格，是事關一名棋手名譽的嚴酷比賽，

　　吳清源，1914年生於福建，同年移居北京。7歲那年，吳清源從留日的父親那裏學會了圍棋，年僅13歲時，已隱然有中國頂尖高手之勢。1928年，他東渡日本繼續學弈。

　　當時的氛圍中，吳清源每贏一盤棋，會給自己的安全帶來危險。他曾經收到一封恐嚇信，內容是這樣寫的：“如果不在垃圾箱底下放上300日元，就殺了你。”

　　吳清源後來回憶説：“那時是1939年，日本的整個社會都是蔑視中國人的氣氛，所以對我的抗議也像暴風雨一般地襲來——甚至還有人向我的家裏扔石頭。沒有辦法，我按照指示放上了300日元。但到了第二天，犯人沒有來取走錢……甚至有人還威脅説：“如果這次吳贏了十番棋，那命就要沒有了吧。”

　　1939年中國的軍費是18億美元，而華僑的捐獻就有11億美元之多。當時，南洋華僑每月的捐款高達1000萬元。如果將捐款存銀行作紙幣基金，在國內可發行 4倍紙幣，即達4000萬元，這與當時國民政府300萬軍隊的每月食餉軍費所需數目相當。

　　抗戰爆發後，旅居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的3200多名華僑機工，還響應僑領陳嘉庚的號召，分批回國參加了搶修滇緬公路和運送國際援華物資的工作，據陳嘉庚先生回憶：

　　“當時招募機工的廣告一齣，立即得到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南洋華僑青年的積極響應，報名踴躍。有一修理機工在南洋10餘年，每月收入新幣 200余元，自甘犧牲，並招同伴10余人，自帶機器設備前往祖國”；檳城汽車修理廠的一位師傅，還帶著兩位徒弟一道回國。”

　　由於對機工年齡要求為40歲以下20歲以上，所以一些不符合條件的青年甚至想盡辦法，矇混過關，如虛報歲數，小的報大，大的報小。機工要求男性，有的女青年就乾脆學花木蘭女扮男裝。抗戰期間，在南洋，到處傳頌著一位“花木蘭式”女英雄的名字，她就是李月美。

　　李月美，又名李月眉，祖籍臺山，生於馬來亞檳城。李月美自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抗戰爆發後，她和同學們組織宣傳隊，走上街頭賣花、義演、抵制日貨，還組織籃球賽，將募到的款交給籌賑會，支持祖國抗戰。當她看到招募機工的廣告後，多次前往報名，都因為她是女青年而被拒絕。後來，她女扮男裝前往應徵，終於如願以償。

　　1940年某日，李月美在運輸途中不慎翻車，身負重傷，她的真實性別終於暴露。海南籍馬來亞華僑機工楊維銓奮力搶救，李月美康復後同楊維銓喜結良緣。這個感人故事在滇緬公路上、在南洋到處傳誦。

　　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僑委會為李月美頒發了獎狀，讚曰：

　　“華僑機工李月美，熱心愛國，同仇敵愾，抗戰軍興，應募服務，前後七載，備至勤勞，應予嘉獎……”

　　在南洋機工中，華僑司機是一個特殊群體。

　　雲南的路難走，以前在南洋各地就很有名。過去這些司機大都是在城市裏開車，來到雲南以後，特別是在滇緬公路上，華僑司機幾乎要從頭開始學習如何在崎嶇的山區公路上開車。

　　30歲的翁家貴，祖籍海南，出生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當時，翁家貴所屬的第十四汽車大隊，幾乎都是由華僑司機組成。在回憶到路難行時翁家貴説：

　　“當時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剎車，由於車輛長時間下坡，經常使用剎車，剎車轂就發燙，剎車就容易失靈，人們就發明了淋水這個裝置。在車的外面臨時加裝一個副水箱，通過管子，淋到剎車片上，使它不容易發熱，剎車會好用一點。”

　　華僑司機的生活是艱苦而快樂的，他們總是很講究，頭髮永遠是一絲不茍。那時，由於國民政府給南洋機工的工資比較高，再加上家裏有時還寄錢過來，所以司機們整天都會把自己弄得帥氣而整潔，在司機中甚至有句俗話這樣説：

　　“輪胎一轉，團長不換。”

　　在整個抗戰期間，南洋機工共有1000余人殉國，為抗戰勝利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此時，日本也為了保障自己的戰略物資和能源的供給，確定了南進的計劃，日本趁著法國在歐洲戰場上的失利，開始準備進攻英法在東南亞的殖民地。

　　日本的南進計劃遭到了美、英、法的反對，日本將它們列為了自己的敵國。

　　9月27日，德日意三國在希特勒官邸簽署了同盟協定，協定規定三方互相承認彼此在亞歐登地的佔領權，並同意任何一方遭到別國攻擊，都將互相援助。

　　德、意、日三國決心和美、英、法對抗，世界被分為了兩大塊。

　　9月，第一次長沙會戰開始，此時，中國戰場牽制的侵華日軍總兵力達32個師、16個獨立混成旅、3個騎兵旅，包括海軍在內共100余萬人。根據當時軍政部長何應欽的報告： “日軍已經佔據中國12省521縣。”

　　數百年來，還沒有一場戰爭像抗日戰爭這樣波及整個中國，1600萬中國人被迫踏上西遷的漫漫路途。西遷的人流大多涌到四川，到1939年，重慶的人口猛增了兩倍，超過145萬。戰前花三四元就能租到的房子，現在漲到了20元。

　　在如潮涌出的難民隊伍中，許多外國記者夾雜其中。來到重慶的外國記者，一般都住在由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提供的記者公寓，美國記者佩克這樣描述公寓的情景：

　　“記者公寓離南岸的開放港口有兩三里之遙，它位於這座毀掉了的城市的另一端，是在一座山上。那裏有流亡政府的辦公室、營房等、都延伸到戰前這座城市的垃圾場和公墓之上。它原是一片用竹樁圍起來，並飾以香蕉樹的田地，其中有用木材和柳條搭成的兩幢宿舍。”

　　佩克在所有外國記者當中是一位特殊人物，因為他不僅擅長文字還擅作畫漫畫。在重慶，佩克創作了大量反映當年重慶生活的漫畫和素描，佩克的一個朋友，另一位美國記者愛潑斯坦這樣評價他和他的畫：

　　“佩克是位畫家，他的文筆一如圖畫，富有詩情畫意。他有一顆善良美好的心，在作品中為了中國人民的喜怒哀樂而跳動。他有強烈的正義感，文章的表面雖然顯得平靜和態度超然，頗有幽默感，但在文章的骨子裏卻燃燒著對於被踐踏被剝削的中國人民的同情，以及對壓迫者的憤怒。”

　　佩克的畫描繪出了戰時重慶的眾生像，為人們留下了不可多得的歷史畫面。

　　另一位記者也很特殊，她是在重慶擔任美國新聞處秘書的史蒂芬，當這位21歲的美麗姑娘來到時，迷住了這裡的不少人。《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傑克威爾克斯受她的啟發，創作了一組攝影故事發表在《生活》雜誌上。這組照片題目叫做《<生活>在重慶的約會中》，這是《生活》雜誌的虛構：一對兒地道的美國人正好在戰時的重慶相遇，有了一段浪漫的故事。

　　而真正與史蒂芬相遇的是在重慶的共産黨人，在八路軍辦事處，史蒂芬結識了周恩來和葉劍英，數次的接觸頗讓這位年輕美國姑娘感到興奮，她在寫給朋友的信中説：

　　“我有不少機會見到許多共産黨人，和他們交談。我在他們那裏吃過幾次晚餐，他們也到我們的地方來參加過兩次聚會。我對周恩來將軍個人有相當深刻的印象，他很有魅力。”

　　戰後，史蒂芬死於一次原因不明的飛機事故，她的死是一個謎。在重慶虛構的浪漫，成了她的短暫生命的美麗記錄，在她的碑文上寫著當時人們送給她的一首詩：

　　“你走了，回到你來得地方；但我們仍然活在這血腥的、瘋狂的、不幸的世界。你知道，我們將堅決地戰鬥到底！”

　　1939年,記者貝特蘭護送一支運輸救濟的卡車隊,從香港經過越南到中國.這支卡車隊裏載有英國工業家尼克勞夫脫捐贈的新式救護車.路上頻頻遭遇空襲.公路上的建築物急轉彎和太小的渡船,磨損這輛有著美麗流線型車身的尾部.它總算開到了八路軍西安辦事處,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説：“謝謝同志們，我們能用上它的。”隨著國民黨軍隊對邊區封鎖的強化，這已經成了運送保盟物資到延安的最後一支車隊。

　　將生命留在中國的還有白求恩，這位加拿大共産黨員和他的援華醫療隊從1938年3月趕到延安後，就一直在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敵後抗日的戰場上參與醫療救治工作。

　　為了照顧白求恩的生活，毛澤東特批給他每月100元的生活費，但被白求恩謝絕了，他説：

　　“我不要錢，因為衣食一切均以供給，我是來支援中國的民族解放戰爭的，我要錢做什麼？我要穿好、吃好，就在加拿大不來了。”

　　在來中國前，白求恩是加拿大國家健康顧問、美國胸外科協會理事和英國皇家醫學會外科協會會員，不論是社會地位還是薪金收入都在醫學界屬於最高之列。而在中國的這一年多時間，無疑是他生命中物質生活最為簡單的一段。

　　10月下旬，白求恩在一次戰鬥中搶救傷員時，因左手中指被手術刀割破感染，轉為敗血症，倒在了床上，幾經醫治沒有效果。看到自己病情不斷惡化後，白求恩給他的中國朋友，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的聶榮臻寫了一封信以安排自己的後事，他在信中叮囑：

　　“每年要買250磅奎寧和300磅鐵劑專為治療患瘧疾病者和極大數目的貧血者，千萬不要再往保定、天津一帶去購買藥品，因為那邊的價錢要比滬、港貴兩倍。”

　　在信中白求恩提出了對遺物的處理意見，除一部分照片、日記和文件資料被要求寄回加拿大外，其它的東西他都分別送給了他在中國結識的同志和朋友。這些東西是草鞋、行軍床、毯子、皮鞋、手錶、書籍、小鬧鐘、醫療用具等物品。

　　最後，他在信中寫到：

　　“告訴加拿大和美國，我十分快樂，我惟一的希望是能夠多有貢獻”。

　　11月12日淩晨，49歲的白求恩在河北省完縣黃石口村逝世，12月1日，延安各界舉行追悼大會，毛澤東題了挽詞，並撰寫了《紀唸白求恩》一文，號召中國共産黨黨員學習他的國際主義精神和共産主義精神。

　　這年年底，汪精衛集團和日本在上海簽訂了《調整中日新關係協議》，協議規定：中國承認偽滿洲國；確保日本在中央政府外交、教育、宣傳、文化以及軍事等各方面的權力和合作關係；承認日本在內蒙、華北、長江下游、廈門、海南島等地開發和利用的權利；承認在以上地區的駐兵權；在中央政府及各級機構中聘請日本軍事、財政、經濟、技術顧問，以確保上述條款的執行。

　　在此基礎上成立的政府註定徹底淪為日本政府的傀儡。協議簽訂後，汪精衛自我解嘲説：“這只是我的賣身契，而中國不是我所能賣的了得。”

　　就在這個不平靜的歲末，中日雙方的目光又集中到了中國的廣西。

　　廣西位於中國南部，境內少數民族眾多，以壯族為主。明朝以前，廣西曾是十省重犯的流放地。抗戰爆發後，連接越南、廣西和湖南的公路，是中國除滇緬公路外的另一條重要的物資補給線，1939年11月，日軍為了切斷這條國際交通線，突然從廣西沿海登陸，佔領了南寧。

　　那時，蔣介石正在計劃對在華日軍發動一場大規模的冬季攻勢。那年秋天，中國軍隊在湖南成功阻止了日軍對長沙的佔領，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讓蔣介石從國際形勢的轉換看到了希望，所以他在軍事會議中非常樂觀的宣佈：“我們今後的戰略運用和官兵心理，一定要徹底轉變過來，要開始反守為攻，轉靜為動，積極採取攻勢。”

　　廣西方面的攻勢由桂林行營主任白崇禧指揮，參加戰鬥的是廣西的軍隊和裝備精良的第五軍。 廣西軍隊作戰勇猛，紀律嚴明。當年，曾多次與白崇禧的軍隊交過手的紅軍將領林彪就説過：“白崇禧的部隊，善爬山，爬樹，會游泳，跑起步來飛快，打起仗來像猴一樣精。”

　　杜聿銘為軍長的率領的第五軍更是當時中國軍隊的精華，它是當時中國惟一的一支機械化部隊。

　　日軍參戰的主力是日軍第五師團，是日本陸軍第一流的精銳機械化部隊，號稱“鋼軍”，日軍中國派遣軍總參謀長坂垣徵四郎曾為該部隊師團長。日本認定，切斷這條路線將必然使中國喪失抵抗能力，從而可以立即結束在華戰爭，日軍大本營陸軍部作戰部長富永恭次更宣佈：“這是中國事變的最後一戰。”

　　爭奪天險崑崙關，成為這場戰役的關鍵，這一年的最後一天，中國軍隊收復崑崙關，共殲滅日軍5000余人。據日本戰後公佈的材料説，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第12旅團班長及軍官死亡達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旅團長中村正雄，在崑崙關南5公里的九塘被鄭洞國師第三團擊斃。

　　臨死前，中村正雄在日記本上寫道：“帝國皇軍第五師團第十二旅團，之所以在日俄戰爭中獲得了“鋼軍”的稱號，那是因為我的頑強戰勝了俄國人的頑強。但是，在崑崙關，我應該承認，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國更強的軍隊。”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