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集

　　1941年的元旦，是重慶的冬日裏難得的晴天。這一天，人們早早地起了床，早上8點，市區、江北、南岸、沙坪壩四處同時舉行慶祝活動， 陪都青年團童子軍檢閱典禮與慰問榮譽軍人大會及市區慶祝大會同時合併舉行。會後開始體育表演大遊行。上午9時，一萬名以上運動員自川東師範出發。全市一律挂燈結綵，各機關法團休假一天。龍燈、獅子半夜尚在街頭玩耍，重慶成為陪都以後第一次如此放鬆。

　　趕在這一天，蔡楚生導演的電影《前程萬里》在重慶國泰大劇院公映，這部電影被稱為是“抗戰電影的里程碑”，它讚頌青年人在抗戰中奉獻青春，報效祖國的精神。同時上映的地方還有香港、昆明和成都。電影的票價按不同的時間分別是：早場1元，日場1.5元，夜場2元、2.5元。觀看人數之多，場面之擁擠，《中央日報》中有一句簡略的描述：擁擠情形，當可想見，與面向隅，務請早臨。1月3日，《大公報》以“重慶市萬人空巷，新生路千頭攢動”為標題報道了電影公映的盛況。

　　晚上9點， 中央廣播電臺為全國榮譽軍人及抗戰軍人家屬增播國樂，並致慰問詞。第二天，各界特組慰勞隊二十八隊分赴各榮譽軍人醫院及抗屬家庭慰問，並分贈慰問品及代金。榮譽軍人每名發給代金十元，毛巾一條，寒衣一件。

　　當天，《大公報》發表名為《民國三十年歲首獻辭》的社評説：中國今天已經不是茍安悻存的病夫國，而是能自衛自主受世界公論讚揚的新興國家。抗戰接近勝利，一切建設上的展望，亦無窮的良好。《中央日報》也發表了社論，題目是《迎接勝利之年》，其中寫道：今年是我們抗戰的第四年，是我們爭取勝利的第一年。經過了三年的血戰苦鬥，我們的自信力，格外加強，我們透徹知道我們的精神，我們的團結，我們的統一，我們的環境，無一不是向著勝利途上邁進的。

　　元旦的歡樂剛過去半月，人們就在1月18日的《中央日報》上看到了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名義頒布的解散新四軍命令，撤銷新四軍番號並將新四軍軍長葉挺革職。文中寫道：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自上月以來，在江南地區集中全軍，擾亂戰局，陰謀不軌。

　　1941年1月4日，按照蔣介石的命令，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部隊等9千余人，在葉挺、項英率領下開赴黃河以北。1月6日，部隊到達皖南涇縣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7個師約8萬人的突然襲擊。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等遇難，這就是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

　　皖南事變後，南京“國民政府”召開了慶祝大會，汪精衛親臨講話説：數年來蔣介石未作一好事，惟此次尚屬一個好人。

　　事變使日軍漁翁得利，于1月14日再次掃蕩華北根據地，號稱要完成皖南事變未盡之功。

　　宋慶齡、柳亞子、何香凝、彭澤民致蔣介石書中,強調這一事件將會使“過去所歷慘痛又將重演”, “使抗建已成之基礎墮于一日”。華僑領袖陳嘉庚在電報裏説“敵焰猶張,國仇未雪,如復自為鷸蚌,勢必利落漁人,民族慘禍,伊于胡底”。

　　早在國共關係出現裂縫時，中間黨派就開始為調解國共關係而積極奔走。皖南事變使奔走最為積極的黃炎培,心情很不平靜。他的愛妻剛剛去世,自己還未從悲痛中解脫出來,而且連日奔波勞累,引起高燒。他是帶著喪妻之痛和高燒不退參與調解的,不料一切都無所收穫。梁漱溟的情緒也一樣低落,他認為“我們是以國民立場過問國事,本著我們的主張和信念而奔走努力。我們並非作和事佬,調停的人。何況這種分家的辦法,和我們要求國家統一的精神不合,同人皆感覺失望,不能讚一詞。”

　　皖南事變發生後，國民黨新聞檢查機構不準《新華日報》披露事件真相。1月18日，因有關皖南事變的記載被扣下，該報開了一個“天窗”。周恩來立即為“天窗”補上一首四言詩：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在電影《報童》中我們看到，周恩來在當天還冒著生命危險親自到重慶街頭叫賣《新華日報》。

　　1941年１月20日，中共中央軍委發佈重建新四軍軍部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繼續領導新四軍堅持長江南北敵後抗日鬥爭。

　　皖南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新聞出版物實行了更嚴厲的審查制度，表面上允許《新華日報》等進步報刊出版，同時卻實行嚴厲的新聞檢查制度，並不斷在新聞傳遞、報刊發行、印刷條件、物資供應等諸多方面設置障礙，使這些獲准出版的報刊仍然無法進行正常的新聞傳播活動。

　　1941年5月7日早上，胡風帶著家人從重慶南岸海棠溪出發。當時正值初夏，在車上可以看到，梯田裏的麥子已長成一片翠綠，即將揚花抽穗，而另外一些水田裏的人們正在忙於插秧。他在車上即景吟誦了一闋詞《晨渡海棠溪》：破曉橫江渡，山城霧正濃。不彈遊子淚，猶抱逐臣忠。負辱過關塞，吞聲哭蟻蟲。燎原由大地，一志萬人同。

　　胡風的詩中，流露出一種被放逐的憤恨。 他後來寫道：別了，重慶，如果需要，我將再來，因為我不是為逃避轟炸，貪圖安逸離你而去的！他無法忍受的是重慶日益收緊的思想控制。對敏感的知識分子來説，武漢時的意氣風發已經是很遙遠的往事了。

　　經過一個月的跋涉，胡風于這一年的6月6日到達香港。當時的香港 遠離戰火，內地人員與資金的涌入，刺激了這個城市的繁榮。 在中共南方局的部署和安排下，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達香港。

　　潘家峪是長城以南一個普通的山村，關於八路軍在潘家峪建立根據地的傳言，使這裡成為日軍開展清鄉行動的重點。1月25日，3000名日軍在拂曉時分包圍了潘家峪。天色微明，日軍在村口打死幾個去趕集的人。闖入村裏，開始挨門挨戶抓人，把村民們集中在村西的大坑裏進行集體屠殺。在進行了整整一天的瘋狂屠殺之後，這個只有1700人的村莊，有1230人被屠殺，23戶人家被殺絕， 1350間房屋被燒燬。6天后，當時的新華社戰地記者雷燁來到潘家峪，拍下了這組真實的照片。在後來的文章中，雷燁寫道：聽不見昔日的牧羊少年的歌聲和老人的咳嗽，沒有炊煙也沒有燈光。黃昏裏，在潘家峪，我們向誰告辭呢?

　　從這一年起，日軍開始規模更大，時間更長地清剿山區根據地，不加區別的、普遍的暴力代替了百團大戰前有選擇的鎮壓，這就是聲名狼藉的三光掃蕩：殺光、燒光、搶光。

　　到1942年底，日軍一共進行了5次治安強化運動。

　　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署《蘇日中立條約》，兩國做了一筆交易，蘇聯 承認偽滿洲國；日本承認偽蒙古國。蘇聯立即停止對華援助，並調走蘇聯志願航空隊。以前熱鬧的西安到蘭州的公路立即冷清了起來。蘇聯在東方安撫日本是為了應對德國納粹從西方發出的威脅。日本不再嚷著北進，南下就是這個帝國的惟一選擇了。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缺醫少糧的緊缺狀態，兒童的生活狀況尤其糟糕。物資緊缺的原因是日軍為了切斷華南地區交通線而發動的“封鎖戰”。在中日戰爭之初，日本就宣告封鎖中國全部海岸，所有中國領海一律嚴禁中方船舶航行。但經過幾年的“切斷作戰”證明，在漫長的海岸線上，仍有許多空檔可向內地輸送物資，經濟封鎖並未徹底奏效。 4月19日拂曉，日軍在中國寧波、石浦、臨海、溫州一帶登陸，並順利佔領以上要點。至此，中國漫長的海岸線，自東至南，所有交通口岸，完全被日軍佔領了。苦苦支撐的中國人民的惟一希望就只剩下了西南邊陲的滇緬公路。當時，在香港的宋慶齡在給美國友人普賴斯的信中寫道：現在在山西和河南有十四個孤兒院，四千四百九十一個兒童，五分之一都是女孩。他們急迫需要的是醫藥、夜服、食物、教育用品與房屋。目前生活費用都在飛漲，但是兒童的食品補助卻因為缺乏經費而無法增加，現在負擔一個兒童的食品和其他開銷至少需要中國貨幣一元。匯率是十八元中國貨幣兌換一美元。來自半饑餓或饑餓地區的兒童需要魚肝油和維他命B産品。

　　那時的歐洲與亞洲大陸已經被戰火摧殘多年，只有美國還是世外桃源，它的工業能力已經強大得令人瞠目結舌。

　　宋子文當時代表中國政府向美國遊説，爭取援助，作為財政專家，宋子文深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財政收入的困難，財政收入因為國土的丟失，急劇減少，而用於維持戰爭的軍費開支卻急劇增加，每天軍費至少500萬。一年需要十八億，實際收入只有三分之一，政府只能靠多印紙幣來支撐支出，但可怕的通貨膨脹陰影已經出現。 。上年6月宋子文抵達美國時，就帶去了一份所需武器和軍事裝備的清單，其中包括7.9毫米輕機槍1萬鋌、7.9毫米子彈3億發、價值1千萬美元的槍炮、300架驅逐機、100架輕型轟炸機，以及多種武器配件。

　　但是美國當時以優先滿足英國的需要為原則，直到1940年11月，才答應撥給中方50架驅逐機的配額。

　　那時戰時首都重慶正經歷著艱難的時刻。日本飛機不斷前來狂轟濫炸，重慶等後方城市對空中保護望眼欲穿。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９日，宋子文對美國財長摩根索説，中國需要５００架飛機．摩根索回答説，這簡直等於要５００顆星星。當時美國已經許諾向英國提供大批戰鬥機和轟炸機，英國一次就向美國訂購了１４０００架飛機，不久又添置１２０００架，而美國飛機生産産量有限，各廠的訂貨已經超過１９４１年底。宋子文則告訴美方，中國有了５００架飛機就可以牽制日本１５００架飛機，日本陸、海軍南進攻擊太平洋群島的危險就大大減少。他的説詞最終打動了摩根索。

　　這年3月，美國國會通過《租借法案》，同年5月6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正式宣佈《租借法》適用於中國，有了這個方案，中國開始直接接受美援武器。

　　當時的銀行家陳光甫也在美國協助宋子文遊説。他深得美國華爾街富翁們喜歡，美國財長摩根索是他最好的朋友。所以他到美國擔任過幾次經濟使命都能夠順利而歸。比如1936年為了實施法幣政策而與美國簽訂的白銀協定，1938年在華盛頓簽訂的2500萬美元的桐油大借款，還有1939年的2000萬美元的雲南大錫借款。不過，借款成功以後，陳光甫就提醒蔣介石：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則,求人之事難若登天。對於《租借法》，他感慨的説過這樣一句話：“美國的租借法案，可以有那麼多的物資送給外國，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給外國呢？那恐怕只有人，人，我們僅有太多的人是可以輸出的。”

　　進入40年代的美國，不僅遠離戰火，還可以大做軍火生意，它的經濟正處在一個黃金年代。在科技上，彩色電視機、電冰箱等相繼問世，美國農業生産已經逐步開始機械化，更重要的是美國人已經借助被納粹德國趕走的愛因斯坦等物理學家的大腦，開始掌握核能技術。好萊塢電影也正處發展的又一個高峰，1939年出品的《亂世佳人》僅僅在美國本土就創造了1.936億美元的票房紀錄。

　　繆金源教授，曾任教于輔仁大學，1938年秋天，他到輔仁大學哲學系和司鐸書院教書，月收入130元。後來因發表了“非宗教”的言論得罪了天主教神父，第二年就沒有續聘。戰前他收入相當豐厚，每餐都有魚肉珍饈。但淪陷後在輔仁大學教書時，因為入不敷出，已經減到每天一粥一飯。1939年離開輔仁大學後，生活更加困難。

　　1941年4月25日，繆金源教授在給魏建功的信裏説：自離輔大後，生事良苦，歲杪又舉一男（共五男一女），牛乳竟月費二三十金。諸兒量其宏，每日食十斤（玉米或小米一餐）。且全家長幼均多病，……以貧困故，概不服藥。……

　　和繆金源一樣，留在北京的許多文化人都過著拮據的生活。雖然艱苦，但是他們仍然潔身自好，不肯接受日偽的職務。北京這塊本屬於中國人的土地此時已經成為日本人的樂土，商店挂起了日本招牌，收音機裏響起了日本的音樂，昔日繁華的王府井和米市大街一帶已經看不見遛鳥閒逛的中國人。在故宮和北海，也看不見身著長褂的中國遊客，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穿著軍靴的日本大兵或踩著木屐的日本遊客。

　　日本人的到來改變了大多數中國人的生活，但也有人的生活因此而豐實富足。北大留守北平的教授周作人不但接受了汪偽政府教育督辦的職務，還搖身一變，成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他為自己辯解説，接收這樣的職務首先是因為家裏的負擔，他在《知堂回想錄》中這樣説道：弟以係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雖然愚夫婦及小兒共只三人，未能離去北平，現在以北京大學教授資格蟄居而已，別無一事也。同時，辯稱有了這樣的職務，他就可以更方便地照管北大校産，維護華北教育。

　　1941年元旦，周作人正式接到了汪精衛簽署的 委任狀，被委任為華北教育總署督辦。我們可以在他的日記中看到他接任後的生活。

　　1941年1月24日：上午送外衣來，吉明、吉春各一件，共315元，外加狐皮百元也。

　　1941年5月10日：買高島屋客室用桌椅全份12件，2100元。

　　1941年12月24日：和森介紹紹興成估衣莊來，留狐皮衣裘二領，共千五百元。

　　在1941年這一年裏，周作人全家使用奴僕13人，物質生活非常闊綽。

　　在日本，隨著戰爭進入第四年，大量的青壯年男子投入戰場，大批的物資被運往前線，日本國內的經濟和供應也已經陷入窘境。由於勞動力的缺乏，婦女被要求進行勞動。農忙的時候，城鎮的婦女被集中起來到農村工作。在礦場，婦女們也跟男人一起從事下井挖煤這樣的重體力活。東京的小學生一畢業就投入正規的軍事訓練，父輩們在前線戰鬥，他們也要為天皇做出貢獻。這一時期，政府對生活必需品實行統籌分配，吃飯由每日三餐改為兩餐，主食由白米改為糙米和雜糧。兵工廠仍在不停運轉，但金屬原料已變成回收來的燈柱、欄杆和鍋盆了。

　　《新民報晚刊》在對日本國內困境的報道中提到，日本軍閥發起了“國民減食運動”。所謂的“減食運動”就是將每日三餐改為兩餐；改吃糙米和雜糧；只要是可以吃的東西如水果皮、蘿蔔葉及剩飯都可曬乾充饑；吃蒸飯儘量使米粒膨脹；細嚼，增加米的作用；更為奇怪的言論是，因為食物大部分含水，例如豆腐、水果，水分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為了節約，每天多飲清水數杯，即可相抵。

　　繼“國民營養座談會”後，日本醫學界更有了這樣的所謂“妙論”：一切蔬菜都不應剝皮吃。蔬菜皮、葉含很大維他命甲，鐵質，鈣質，扔掉則損失很大滋養品。但是日本有很多人家已沒有垃圾箱，因為垃圾全都吃了。魚也是連刺連骨帶內臟全部吃，蔬菜也是連皮連尾都吃，生果連心連核都吃。《新民報晚刊》上不無諷刺地寫道：這既合經濟學，又是營養上更重大收穫。

　　就在日本經濟陷入困境時，中國的陜甘寧邊區物質生活也異常艱苦。在日本“掃蕩”、國民黨封鎖及自然災害的侵襲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遭遇了極大的困難。根據地的人們一度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

　　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中國共産黨一方面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産和其他生産事業，一方面組織機關、學校、部隊盡可能地實行“生産自救”。在陜甘寧邊區，生産範圍以農業、蔬菜、畜牧為主，也經營一些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這就是黨史上著名的“大生産運動”。陜甘寧邊區風氣一開， 其他各根據地凡有條件的，都起來仿傚，大家靠著生産自救運動，渡過了1940—1942年的嚴重困難時期。

　　五一勞動節的延安，有一點微弱的風沙，但是並沒有減弱人們歡慶的熱情。上午，艾思奇在文化俱樂部主講“五四的哲學”。下午延安各界在公共體育場召開紀念“五一”群眾大會。晚間八路軍大禮堂上演了來自蘇聯的話劇《鐵甲列車》。

　　在五一期間，延安還舉行了展覽會，參加展覽的有難民紡織廠、農具工廠、製革廠、新華化學廠、八路軍制藥廠、通訊材料廠等二十多個機關。就在這一年，延安産生了207位勞動英雄。對於成績，一位勞動英雄這樣説道：政府是咱們自己的，工廠是咱們自己的，咱們有民主，有自由，生活學習都有保障，咱們的勞動熱忱就自然提高了……

　　五一這一天，延安還頒布了《陜甘寧邊區施政綱領》。《綱領》規定在政權建設方面革命根據地實行“三三制”的參議會制度。即在抗日民主政權中“共産黨員、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不左不右的中間派各佔三分之一”。

　　參議會採用普選方式産生。選舉採取普遍、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方法。在選舉運動中，群眾創造了適合於自己的選舉方式，畫面中這種選舉方式叫做豆選，方便不識字的群眾投票。能夠破天荒地由普通人來選舉政府官員，對很多人來説，還是一件讓人興奮的事。邊區參議會的三次選舉參選率都達到70%以上。延安的報紙曾報道説：許多地方的婦女，因為選舉村長，她們情願抱著孩子跑五、六里的路程，趕到約定開會的地點去。

　　11月6日，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開幕。參議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林伯渠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開明紳士李鼎銘當選為副主席。在18名邊區政府委員中，林伯渠、徐特立等共産黨員佔7人，超過了1／3。於是，徐特立當即聲明退出，由黨外人士補上。

　　勞動節剛過去六天，日軍就由東、西、北三面“以鉗形並配以中央突破之方式”進犯中條山地區，中條山戰役正式打響。

　　中條山位於山西南部、黃河北岸，與太行、呂梁、太岳三山互為犄角，讓佔了太原的日軍毫無安全感。 對於日本而言，得到這裡就可以渡河南下，侵奪中原。中條山地區因此而被視為抗日戰爭時期“關係國家安危之要地”。

　　駐守這裡的是國民黨中央軍，在戰區劃分上則歸之於衛立煌為司令長官的第一戰區。1938年春，山西境內的國民黨軍為減少正面損失，將十數萬之眾的部隊分散于晉南地區，建立防禦工事，開展遊擊作戰。日軍侵佔山西後，“為了固華北、抑洛陽、窺西安，自1938年以來曾十三次圍攻中條山，但均未得逞”。

　　日軍對這一次的進攻蓄謀已久，除了派遣兵團，集中兵力之外，還封鎖了我國東南沿海，並徵調軍隊分佈于中條山周圍。與此同時，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根據“保守要地，力圖持久，奠安內部，爭取外援”的指導要領，確定了“加強中條山及潼洛工事，積極訓練”的戰略原則。1941年5月7日，自感穩操“勝券”的日軍開始了對中條山的大舉進攻。

　　戰事前後持續了一個多月，最終以中條山守軍大部退出中條山地區告終。根據日方的統計資料，守軍被俘約35000名，戰死42000人，日軍自己的損失是戰死670名，負傷2292名。中條山會戰被國民政府視為抗戰中的最大恥辱。

　　在中條山戰役中，大量中國軍人被俘，，被關押著戰俘營，很多人淪為勞工，被運往日本做苦力。同去日本的勞工還有許多是在其他戰役中被捕的戰俘。在日本監工的監視下，戰俘們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吃飯上工，中午在工地吃飯，晚上滿天星星才收工，一天得幹十四五個鐘頭的活。日本人不把戰俘當人，對他們開口就罵，抬手就打。

　　與中國戰俘的慘狀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本戰俘在中國的生活。5月15日，在延安寶塔山上，以教育在延安的日本戰俘為目的的日本工農學校成立。《解放日報》在第二天的報道中寫道：昨日下午六時，在八路軍大禮堂舉行日本工農學校的開學典禮。會後遊藝節目開始，演出了日本歌曲、日本舞蹈，青幹少年劇團演出童話歌舞《公主旅行》的故事。由日本工農學校及敵幹校學生共同演出的日語話劇《前哨》，更新穎動人，至夜十二時結束。

　　當時，在延安的日本、美國、蘇聯、朝鮮等外國友人被列為第一類，日本戰俘也被視為外籍朋友來對待。學校除按一般的統籌統支規定外，還特別供應︰每人每月豬肉大秤1斤（2.5市斤），糧食除按軍隊規定供應外，每人每月另加優待面10斤（不扣米），過年、過節或日本的重要節日，由供應機關批准發給一定的會餐費。學員的主食，原來是小米，後來改為白麵。一日三餐都有肉，早晚餐有兩三個菜。星期六晚餐，有時加菜，還有各類邊區自産的白酒。

　　當時的學員後來擔任政治常識課教師的香川孝志在回憶錄《八路軍中的日本兵》中這樣寫道：最熱鬧的是每星期一次學員們自己動手包餃子。從廚房領來面和餡，大家七毛八腳地搶著幹，不是把餃子皮弄破了，就是把餡放得太多包不起來了，即使包好了放在鍋裏一煮，也全破了。在中國同志的幫助指導下，過了一段時間，學員們才慢慢地掌握了包餃子的要領。

　　香川孝志是1940年8月20日在山西省一個小村鎮守衛一座小橋時被八路軍俘虜的，被俘時他是日軍的一個下士，當時八路軍正在山西省和河北省發動以破襲日軍交通線為目的的“百團大戰”。被俘後他想跑卻跑不掉，於是想到了自殺。

　　就在這時，他在八路軍那裏發現了一本改變了他一生命運的書《論持久戰》，此書把中日戰爭分為防禦、相持和反攻三個階段，作為軍人，香川意識到，目前戰爭正處於相持階段，按書中的説法，這一階段將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香川後來在回憶這段經歷時這樣描述他看了這本書後的反應：我感到吃驚，心情變了。世上既有如此卓越的學識和理論，能學到手再死也不遲啊！於是，香川沒有自殺，而是去了延安，走上了反戰之路，成為日本工農學校的老師。

　　根據學員的程度及有效學習的需要，日本工農學校把學員組織成A、B、C三個班。A班的教育內容是初步了解社會主義理論，解剖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過程。B班的程度稍高一些，學習理論上更深層次的有關帝國主義時代政治、經濟的分析，學員都是來到八路軍一年以上的。C班是由水平最高的學員組成，主要課目是《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香川在課堂上認真聽課作筆記，説是筆記，其實是把當時在延安得到的粗糙的手工抄紙用毛筆寫下的小字排列起來，大約有二百五十頁，共二十萬字。由於其積極的表現和努力的學習，香川孝志成為A班的教師。他回憶道：後來我在工農學校裏當“政治常識”教員，就是用這個筆記本講課的。

　　除了香川孝志之外，先後有四百多名日軍戰俘在日本工農學校洗心革面，他們積極投入了反戰運動。有不少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學員，又返回前線與八路軍一起做日本士兵的工作。主要的工作方法，一個是散發傳單和送慰問袋，另一個是使用電話和擴音器直接喊話。傳單內容是能引起日軍同感的東西如“不要打我們嘴巴！”“讓我們吃飽飯”。

　　慰問袋是用白粗布做成的袋子，畫上顯著的大字，印上日本士兵喜歡的圖案。袋內放入核桃、棗、柿餅等土特産以及毛巾、肥皂等日用品。開始日軍總警惕慰問袋裏的食物是不是有毒，後來慢慢的雙方就通過慰問袋互相傳遞信件了。香川孝志和學員們收到過這樣一封信：別的碉堡都給了慰問袋，我們的碉堡裏卻沒有，請你們送來吧！

　　1945年9月初，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結束了其歷史使命，大部分人員奔赴東北、華北、華中戰場，幫助我軍接受日偽投降，而後回國。有些人一直留在中國，有些還與中國人民肩並肩、手挽手，參加了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戰爭。

　　下 集

　　位於四川西南揚子江流域的重慶，是名符其實的高溫多濕地區，和南京、武漢同稱“三大火爐”，重慶夏季平均氣溫高達36度，濕度在80%以上，1939年到1941年這兩年悶熱難堪的夏季裏，重慶人大多數時光是在高溫潮濕的防空洞中度過的。

　　1941年的重慶是日軍飛機瘋狂轟炸的目標，防空洞是當時重慶的人們躲避轟炸的主要建築。人們在岩石上鑿出防空洞作為空襲掩體，洞頂多為沙岩，洞側則以泥岩為多。

　　重慶《國民公報》曾經刊載了一首70余行的長詩，長詩的名字直截了當就叫《防空洞》，詩裏面有這樣一段文字：是誰，把我們/從20世紀的鬧市/趕到了荒野的岩洞/我們快要窒息了/卻連咳都不敢咳/只讓年輕的母親/暗暗流淚在心底/寶貝，乖巧些吧/你別怨媽媽不寵愛你/你説是誰/害你連哭泣的權利都被剝奪/

　　吳理華是一位雜技藝人，1939年她的兒子降生，之後五年多的時間裏抱著兒子躲警報、住防空洞成了吳理華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詩裏描寫的媽媽和寶貝是吳理華母子的生動寫照。漫長的夏秋季節是重慶最恐怖的歲月，炸彈從酷暑落到晚秋，是常有的事。和吳理華一樣很多人清早起來，空襲警報一響，就帶上手提行李，或者是把罈罈罐罐也一起搬進防空洞。

　　經歷了1939年的53、54大轟炸，經歷了日本飛機的燃燒彈和毒氣彈，重慶人漸漸習慣了防空洞裏的生活，緊張慌亂的情緒也開始平靜下來，防空洞裏開起了茶館，偶爾還有人哼幾句川劇，或者在轟炸的間隙到防空洞外揀幾張日本飛機丟下的傳單。《中央日報》上對大轟炸有過一句幽默的描述：某教育家語記者：重慶市恐有大哲人出現，因長時間的防空洞的靜坐已具備了産生大哲人的條件……

　　在當時的《中央日報》上，我們可以看到，重慶大小防空洞洞口前都有賣冷熱豆乳的人，空襲服務總隊也用大卡車裝載餅乾向市民售賣，而不少較大的飯館因為空襲暫時停止營業，小飯舖則擁擠不堪。洋車夫因為連續的空襲，雖拉的次數較少，但其收入卻比平時成倍增加。

　　當時，中央大學位於重慶市沙坪壩，在大轟炸中，除較偏遠的教員宿舍未波及外，其餘的教室、宿舍均遭破壞。中央大學本位於南京，1937年8月13日，日軍向上海發動進攻。南京危在旦夕，朝野上下忙著內遷，中央大學經過認真考察，決定西遷重慶。沒有想到，遷到重慶後依然逃脫不了日軍的轟炸。

　　曾任前台灣“監察院長”的經濟學家王作榮當時是中央大學的學生，他在1938年夏以第一志願考入中央大學政治係，1939年春註冊上課，讀了一年半政治係，3年經濟係，于1943年畢業。從他的回憶裏我們知道，在大轟炸期間，同學們的物質生活已經到了窮的極限。早上七時左右吃稀飯，一碗渾漿，幾顆黃芽米，幾隻白米蟲，在裏面游來游去。四碟小菜，就有二碟是豬吃的空心菜——菜梗一碟，菜葉一碟。同學們一喝七八碗，但早上十時就已空腹雷鳴，不到十一時，飯廳即已擠滿了人等候開飯。而飯是要靠搶的，搶遲了便得挨餓。

　　在《沙坪之戀》中，王作榮回憶道：有一次正遇到月尾找牙祭，廚房早將紅燒牛肉燒好了，而廚房飯廳旁邊中彈，大桶紅燒牛肉堆滿黑灰。我們一個月才盼望到的一次牙祭怎肯輕易放過，全部吃光，吃的滿口灰沙，仍然津津有味。

　　在那樣的生活煎熬之下，學校的教授們仍然有他們輕鬆的一面。那時候教授們的平均年齡約四十歲，很多三十歲上下的單身教授，師生之間便免不了羅曼史，而且這種羅曼史並非是單行道，而是雙向行駛。好幾位風姿綽約、才華出眾的女同學都為她們老師的淵博學問及高雅風度所傾倒，不待老師追求便自願托以終身，由同學升成了師母。有幾位年齡相當，有幾位還是白髮紅顏。同學們稱這種戀愛為知識崇拜，以示有別於金錢崇拜。

　　戰爭年代的愛情自然不同於平時。對於自己與女友范馨香的戀愛生活，王作榮在回憶中也有描述：我們都很窮，一包花生米，兩枚橘子便能打發一下午。而這兩樣東西是最便宜的。有時我請她吃牛肉麵，我不吃，請她在學校看話劇，我不看，在門外等。不只我倆如此，別的戀愛中的同學也一樣。

　　1941年6月5日下午，剛下過小雨，臨近傍晚，街道上一片繁忙景象，飽受陽光照射的城市開始慢慢散發著熱量，真正的火爐季節，一絲風都沒有。突然，空襲警報拉響，附近的一萬餘名市民扶老攜幼涌進附近的十八梯大隧道。晚上7時左右，防空洞外響起了轟炸聲，這一天，日本飛機分三批連續轟炸市區，每隔一小時一批。到了9時15分左右，洞內的油燈開始一盞盞熄滅，溫度急劇升高，缺氧的人們發出一陣陣哀號。

　　人們呼出的水汽在防空洞的石壁上開始凝結成水珠，洞外的防護人員先後四次電話請示防空司令部，請求打開大門。抗戰時期重慶防空司令部有一個嚴格的規定，當緊急警報拉響，敵機臨頭，防空洞的大門立即上鎖，人員不能出入，請示遭到斷然拒絕。日本飛機飛離重慶上空的情報被防空司令部再三確認後，解除警報的汽笛聲終於拉響，十八梯大隧道緊鎖的大門打開了。人們被眼前的慘相驚呆了。這裡不再是平民躲避空隙的天堂，卻儼然成為死亡的地獄，難民們因為缺氧死傷萬千，屍體累積，遍佈隧洞。

　　發生窒息的時間是從晚上9點40分到10點這段時間，解除警報的汽笛發出不到3個小時，華嚴寺的和尚就趕往現場救護傷員，並在大隧道洞口超度亡靈。大隧道慘案發生後，那些面目全非和無人認領的屍體，被運到長江下游的黑石子碼頭，小路的盡頭成了一片墳地。當時正值漲水季節，沒來得及掩埋的屍體隨著江水順流而下。

　　“大隧道窒息慘案”死亡人數，説法不一，重慶防空司令部公佈的人數是900余人，當時現場救援的警察局長曾經透露過不低於3000人。美國《生活》週刊的報道是4000人左右，女作家韓素音在回憶錄中記載的是12000人。而這一年6月13日的《東京朝日新聞》報道説：防空壕中的死者使人想到就像凝結的沙丁魚，至少一平方公里的地區變成了死城。

　　大慘案發生之後，重慶《大公報》在6月7日的第二版刊載了一篇名為《防空洞通風問題》的社評。社評指出，雖然防空洞可以有效低於日機的轟炸，但由於6月5日晚在防空洞內避難的人數太多，洞口太少，空氣不夠，所以導致了大慘案的發生。社評還提出了幾項防範措施，其中包括躲避時有指導有組織、日機未到時人們可出洞透風、洞口不能關閉、洞內要注意備水等等。

　　時隔半個月，同樣在重慶《大公報》上，人們看到了這樣一則消息：德對蘇聯宣戰進攻，蘇聯聲明抵抗並對英接洽。

　　那是在1941年6月22日的拂曉，德國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突然進攻蘇聯。蘇聯人民在蘇聯共産黨和政府領導下，奮起展開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從此進入新階段。德軍侵蘇標誌著歐洲東方戰線的開闢，蘇德戰場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

　　在接下來的時間裏，《大公報》對蘇德戰爭的進展進行了連續的報道。6月25日，報道的標題是蘇德全線展開激戰，莫斯科承認波境一據點失陷，各地紅軍抵抗甚烈重創德軍。7月1日，蘇芬邊境激戰，德軍全線進攻。7月2日，蘇德大戰方酣，德稱佔領明斯克後東進……從《大公報》的報道來看，蘇德戰爭初期，蘇軍奮起抵抗，但仍然無法與德軍匹敵。

　　德軍憑藉其突然襲擊戰略以及武器裝備優勢，一舉突破蘇軍防禦，奪佔了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全部，白俄羅斯和烏克蘭大部，侵入俄羅斯西部各州，進抵列寧格勒遠接近地，威脅斯摩棱斯克和基輔。蘇聯倉促應戰，西部邊防迅速崩潰，部隊節節敗退。

　　在水生火熱中煎熬著的重慶人民和億萬反法西斯的人們一道，期盼著光明的到來。

　　8月1日是香港群眾性一碗飯運動正式開展的第一天。在香港的街頭，一大群人簇擁著一個大碗的模型，喊著“多買一碗飯，多救一個難民”等口號，穿過上環、中環、銅鑼灣、灣仔等鬧市區，引來了許多行人駐足觀看。街頭公共汽車和當時頗為先進的雙層有軌電車上張貼著“大家來吃愛國飯”，“為祖國無家可歸的難民請命”的標語穿過市區。

　　當時的香港正值盛夏，暑氣逼人。香港位於珠江口東側，背靠中國大陸，面朝南海，為珠江內河與南海交通的咽喉，南中國的門戶。很久以前，香港只是香港島南部一個小漁村的名字。自清朝道光以來，它已經發展成為當時東亞最繁華的地區之一。“皖南事變”發生後，大批進步人士從重慶轉移到香港，使當時的香港成為全國抗戰宣傳和文化事業的又一個中心。

　　就在7月1日，由宋慶齡倡議的“一碗飯運動”在香港舉行了開幕式，此次運用由“保衛中國同盟”在香港發起，旨在支持中國工業合作協會，救濟華北的難民。

　　這一年，宋慶齡48歲，頻繁的戰爭和生活的辛勞讓歲月的痕跡寫在了她的眼角。“九一八”事變後，她從歐洲回國，一直為抗戰事業和民族生存奔波。1937年上海淪陷後，宋慶齡來到香港，並於次年6月創建“保衛中國同盟”，致力於戰時的醫療救濟和兒童保健工作。

　　一碗飯運動受到了當時香港各界的支持和響應。法學家張友漁在文章中説：假使你不是不關心國家的興廢，民族的存亡。……你就應該同情這一運動，幫助這一運動。劇作家于伶呼籲：我希望每一位吃得起飯的人，多購買“一碗飯運動券”，我希望每一位吃不起飯的人，無力購買一碗飯運動券，也能了解“一碗飯”運動的意義。因在南洋進行抗日義演而名揚東南亞的話劇演員王瑩走上街頭，發表了富有鼓動性的演説：希望每一個海外同胞都參加孫夫人領導下的一碗飯運動，這是你的責任，你的榮譽。曾于1937年作為第一個到達延安的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在香港《華商報》寫下了這樣的話：你，中國的朋友，在香港的飯店裏買一碗炒飯，那黃河邊上千千萬萬無家可歸的人民就可以一起工作，過著快樂的生活。

　　樂仙酒家更是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宣傳一碗飯運動的營銷策略。該酒家規定，在運動中捐款達100元以上者，則用該店珍藏多年的大紅古碗盛飯款待，該店還賣巨型愛國飯：碗內有白米一斤，鮮蝦肉四兩、雞肉四兩、叉燒四兩、雞蛋六個，售價港幣100元。這一舉措吸引了不少人慷慨解囊，還出現了不少家庭舉家扶老攜幼去餐室吃“愛國飯”，“救災飯”的動人情景。

　　9月1日，一碗飯運動結束，這次運動受到了150萬香港市民的積極響應。原計劃發售餐券1萬張，每張2港元，共計2萬港元。最後純收入達22144港元，國幣615元。英國賑華會香港分會將款項湊足2．5萬港元，全部捐贈給工合國際委員會作為救濟基金。這一年，工合事業達到了頂點，全國的工業合作社達到了1858社，人數達到近3萬人。

　　9月中旬，由王瑩和金山主演的話劇《霧重慶》在香港正式公演。《霧重慶》是作家宋之的在1940年寫成的一部五幕劇，它講述的是重慶“陪都”時期，一群流亡到山城的青年在黑暗時局裏艱難生存的故事。在故事的最後，他們或因不善逢迎，患癆病死去，或走私發財，自甘墮落，或毀譽于政客手中。

　　此前不久，該劇主演王瑩和金山率領的中國救亡劇團從南洋籌賑演出結束，回到香港。1939年4月開始，金山和王瑩赴南洋進行了近兩年700余場抗戰籌賑義演。這一壯舉被譽為戲劇史上的“長征”。回到香港後，他們參加了這年1月份由宋之的等人組織的“旅港劇人協會”，並且開始積極籌備《霧重慶》的演出。

　　《霧重慶》公演時，觀眾十分踴躍，還未開場，劇場門口就擠滿了等候入場的人群。夏衍看過該劇後評價道：是劇作者從空疏的樂觀精神轉換到真實地表曝的一部劃時期的作品。

　　除了話劇，看電影也是當時人們消遣的方式之一。當時在香港的作家胡風在他的回憶中寫道：我為了調劑一下生活，特意花了三元多錢買了三張電影票去看當時名噪一時的《亂世佳人》。這家電影院的觀眾多半是洋人和高級華人。

　　《亂世佳人》是第13屆奧斯卡獎頒發的最佳影片獎。1941年，第14屆奧斯卡獎頒發，獲獎的是《蝴蝶夢》。1941年是美國影壇佳片雲集的一年，許多著名導演的力作都在這一年誕生。有希區柯克執導的懸疑片《深閨疑雲》，亨弗萊鮑嘉主演的《馬耳他之鷹》，勞倫斯奧利弗與費雯麗合作的《漢密爾頓夫人》，泰勒鮑華的《碧血黃沙》這樣幾部力作同時參評，但是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奧遜威爾斯的《公民凱恩》這部里程碑式電影，在42年的頒獎會上它共獲得9項提名，但最終最佳影片獎還是被約翰福特導演的《青山翠谷》摘走。

　　11月9日，在黃崖洞保衛戰中，八路軍129師以不滿千人兵力。血戰八晝夜，殲敵千余人，創造敵我傷亡六比一的輝煌戰績。

　　黃崖洞真正聞名于華北，是在抗日戰爭爆發三年後的那個夏天，八路軍總部決定將原來建在榆社縣韓莊村的兵工修械所搬遷到地形更為隱蔽的黃崖洞所在地山谷之內，而且決定將其規模擴大，正式建成為前線八路軍提供作戰武器的兵工廠。這個兵工廠建起不到兩年時間，其年産各種兵器的數量已經可以裝備16個團的兵力。所能造出的武器彈藥種類則包括步槍、馬步槍、五０式炮及其炮彈等等。再加上兵工廠位於太行山根據地，這裡逼近平津，嚴重影響著日本人在華北的統治，所以黃崖洞一直是日本人的心腹大患。從1940年冬起，日軍就開始調集精銳兵力，多次向黃崖洞進犯或偷襲，意欲一舉把八路軍的兵工廠吃掉。

　　然而黃崖洞卻不是日軍想象的那樣容易進攻。黃崖洞所在的山谷俗名水窯峪。水窯峪的四面全是高高的山峰，中間凹，四面凸，就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堡一樣。兵工廠的廠房和職工宿舍都隱蔽建築在“城堡”裏面的山溝間，那座古老的黃崖洞這時已經成為兵工廠存放成品的天然倉庫。整個小窯峪面積近６平方公里，只東部山間有一條最寬不過10余米、長卻足有近一華里的峽谷通向外部。這條險象環生的峽谷通道，當地叫它甕圪廊。甕圪廊蜿蜒曲折，兩側百米巨峰直插藍天，堪稱為天險之地，其中有叫做“一線天”、“無底甕”、“百梯棧”的幾個地方，更讓身臨其境者嘆為觀止。許多當代軍事家到黃崖洞甕圪廊時，都曾讚嘆其真不愧是一處“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用兵絕佳之地。

　　1941年11月11日，惱羞成怒的敵人又糾集了共5000余人的兵力，並有空軍配合，再次向黃崖洞兵工廠進犯。當時受命保衛黃崖洞的僅有八路軍總部特務團和當地抗日民兵的少數兵力，但他們左權參謀長和歐致富團長的共同指揮下，沒有絲毫畏懼，利用有利地形與進犯敵軍激戰了整整８個晝夜，最後以打殘打傷進犯之敵1000余人的戰果獲取勝利，我守衛黃崖洞的軍民傷亡僅166人，黃崖洞兵工廠的機器設備則無絲毫損傷。

　　據不完全統計：抗日戰爭時期，太行軍工部共造槍９７５８支，修槍近萬支，生産擲彈筒２５００門，修炮約千門，復裝和新制槍彈２２３萬發，擲彈筒彈１９．８萬發，迫擊炮彈３．８萬發，手榴彈５８萬枚。此外，還協助地方生産手榴彈、地雷千萬枚以上。廣大兵工戰士 創造了連敵人也感到震驚的奇跡。

　　11月8日，重慶《新民報晚刊》刊載了一篇名為《蔬菜的價格》的文章，其中談到：菜市的價目，近來也在無情的飛漲中，不説時新的豌豆要賣十元一斤，連平常的包菜、芹菜之類，每斤也要售三四元。昔人有勸人安貧的兩句格言雲：‘咬的菜根，則百事可做。’其實這年頭，便想咬菜根也談何容易。

　　這一年，日軍在正面戰場發動了幾次較大的會戰之後開始據守在城市和交通線上。由於交通線受到日軍的封鎖，後方的物資供應發生了極大的困難，在“陪都”重慶，封鎖的影響也日益嚴重起來。

　　當時報紙上舊衣物拍賣收購廣告很多，據11月16日的《新民報晚刊》 報道：“提倡節衣縮食時期，拍賣行一天多一天，裏面的西服大衣琳瑯滿目，多為一般普通公務員送進去的。”

　　一篇名為《衣在重慶》的文章這樣寫到：過去一件西裝不到100元，穿得快破了，拿去變賣，可以得到400余元，布中山服便可以做到三身。

　　一般的婦女們，早已將花色旗袍運到拍賣行去，現在買了一件50多元的陰丹士林布的藍罩袍。即使要漂亮，也知道體念丈夫掙錢維艱，不如到拍賣行去選擇一件。

　　形勢越來越嚴峻，生活越來越艱苦。1941年12月6日，西南聯大常委會呈函教育部，附送本校教授會給校常委會函，請發給薪金，並附送昆明物價變動指數表一紙。教授會函稱：抗戰以來，物價逐漸高漲，而國家給予同人等之報酬初則原薪尚有折扣，繼則所加不過十分之一二，而物價比戰前高至30倍以上。同人薪津每月不及600元，其購買力只等於戰前之十七八元，平均五口之家何以自存。惟望每月薪津得依生活指數及戰前十分之一二。無論數目之多少，總期以購買力能及戰前之50元，免於饑寒。

　　其實教授們提出的也只是日常生活的最低要求，他們深知，想恢復戰前的富足水平已經是癡人説夢了，只要達到相當於戰前法幣50元的購買能力，他們就心滿意足了。到了1941年下半年，西南聯大採取了除月薪之外，每月再增發各種名目的生活津貼，因而“薪水”改稱為“薪津”。

　　為補貼家用，教授們只能想辦法，開頭是典當出賣衣物，東西賣光了，便開始想方設法掙錢。同學們“半工半讀”，而老師們則“半工半教”。

　　化學系的高崇熙教授善種花，就種植了一大片唐菖蒲（劍蘭）來賣。航空系主任王德榮和化工系主任謝明山教授，合作研製“西曼”牌墨水來賣，據説可與派克墨水媲美，暢銷昆明。聞一多先生曾經以業餘時間治印，來換取微薄的口糧。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的夫人　韓咏華，約請幾位聯大家屬，自己配方，自己動手，製成一種糕點到集市上去賣，夫人門給糕點起了一個名字，叫“定勝糕”。馮友蘭教授的夫人則作麻花出售。也有的教授開小商店、茶館、餐廳等等。

　　就在這一年，李敖隨著去赴任的父親來到太原。太原于1937年11月失陷 ， 閻錫山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部、山西省政府等首腦機關轉移到了吉縣壺口瀑布北側的克難坡。

　　當時的中央社記者郭從周在這裡寫下了《太原的魔群》：在痛苦的回憶中，我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那巍峨的西山，那綿亙十余裏具有四十年曆史的兵工廠的偉大建築，那北門外落成不久的煉鋼廠，那正太路旁山西大飯店的雄姿，那無數大小工廠的煙囪，那小‘小北京’之稱的整齊街道，那敦厚樸實的民風……然而，這樣美麗的太原城，現在是在敵人鐵蹄的蹂躪之下了……

　　九一八事變以後，馬佔山將軍的東北義勇軍是中國第一個以行動抗日的團體。在這個團體以行動抗日的時候，其他團體還在親日，媚日或觀望之中，而李敖的父親當時就是馬佔山將軍的秘密盟員。盧溝橋事變後，他留在北京，隨後被批准參加敵偽組織內進行掩護工作。這一次的太原之行便是受命擔任太原禁煙局的局長，從此深入敵偽內部。

　　當時的李敖是一個只有五六歲的小孩。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談到了當時的太原禁煙局的情況：禁煙局一進門，就是一塊方形的大操常一進門向左轉，是一條走廊，走廊左邊，有一間間小房子，新的水泥味道，撲鼻而來。走到盡頭，再向右轉，也是同樣的房子。這些小房子，是給戒鴉片煙的人住的，是勒戒所的規模，進門一直向前看去，是車棚，一輛T字形的黑色福特，就是局長的專車。這輛車車門外有很寬的腳踏板，可以站人，尤其可以站保鏢……

　　當時，畸形的生活充斥著日本人控制下的太原。吸食鴉片在這裡已經不是什麼稀奇的事，李敖在回憶中這樣寫道：禁煙局的鴉片一堆一大操場，都是一塊塊磚頭大小，排列成陣，像去了磚窯似的。我想任何毒梟，都不會比我看過更多的鴉片。

　　在當時的美國，電視作為一種新興的傳播載體已經開始深入到美國人的生活中。1941年7月1日，全國廣播公司的紐約臺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電臺分別獲得營業執照，成為美國首批商業電視臺。也就在這一天，全國廣播公司播出了電視史上第一個商業廣告，是Bulova牌的手錶廣告。一隻Bulova牌手錶的表盤佔滿畫面，秒針轉了一週。這個一分鐘的電視廣告收費為4美元。到1941年12月，全美國有32家商業電視臺獲得執照，獨立營業。電視業的發展為很多美國家庭提供了新的娛樂方式，美國人陶醉在由最先進的技術帶來的刺激和興奮中，愈發遠離了戰爭的陰影。

　　1941年12月7日的美國。早上6時，珍珠港洋溢著週日早晨的平靜。遼闊的港口上空，雲層稀疏，空中幾架民航機在懶洋洋地盤旋著，艦隊群在斜射的陽光下顯得寧靜而安祥。美國水兵們此時正悠閒地做著日常的工作，有些人仍然在甜美的睡夢之中。

　　7點55分，珍珠港上空突然出現183架日本飛機，成批炸彈暴雨般傾瀉而下。日本在2個小時內出動350余架飛機突然襲擊夏威夷珍珠港的美軍基地，炸沉炸傷美軍艦艇40余艘，炸毀飛機200多架，斃傷美軍4000多人，美軍主力戰艦“亞利桑那”號被擊中沉沒，艦上1177名將士全部殉難。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試驗電視臺WCBW對這一事件進行了9小時的實況報道。大部分美國人都從電視屏幕上看到了這一舉世震驚的事件。隨著不斷傳來的對珍珠港事件的貴胄追蹤報道，舉國震驚變成了同仇敵愾。珍珠港遭到的襲擊是美國最慘痛的失敗；可它也使美國人異乎尋常地 團結起來。全國各地正在休假的陸、海、空軍人員迅速返回各自的基地，小夥子成群結隊地涌住徵兵站，老百姓在作防空準備。

　　珍珠港事件發生4小時後，日本帝國發佈了戰爭宣言，它給日本帝國和世界帶來了可怕的徵兆：

　　我們忠誠勇敢的臣民們，我們呈上天之名，萬世永繼的，澤及爾等的日本天皇，在此向美利堅合眾國和大英帝國宣示戰爭。

　　在我們帝國祖先神聖精神的護佑下，依靠我們臣民的忠誠和勇氣，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偉任一定能夠發揚光大，我們一定能夠迅速地剷除一切邪惡的根源。

　　日本發動的突然襲擊讓全世界措手不及。戶崎明是一位東京的報紙編輯，對於日本與西方處於戰爭邊緣的情況，他比大多數人都更清楚。即使如此，戰爭的到來仍使他大吃一驚。他後來説：我當時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大眾並沒有做好準備。鋼鐵廠研究員五味川純平回憶道：對我來説，那就好像天搖地動一樣。而一位東京的年輕家庭主婦松岡洋子則説：珍珠港事件對於日本人的震撼和對於美國人來説是一樣的大。

　　人們有充分的理由理解日本人民的這種反應。當時日本陷於耗資巨大的對華戰爭已經有四年多了，死於戰爭的人超過18.8萬，國內動蕩的經濟嚴重乾涸，大米和其他的大宗物資都被強行列入定量供應的名單。如今再加上這樣一個致命的衝突，情況的嚴峻就可想而知了。

　　珍珠港事件發生時， 蔣介石正在重慶召開中國國民黨中常特別會議。會議結束後，當他回到坐落在重慶市郊南溫泉黃山別墅的雲岫樓時，重慶街頭已經到處響起了報童叫賣特大號外的呼叫聲和表示喜慶的鞭炮聲。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涌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此刻，坐在雲岫樓敞亮的玻璃窗前，眺望著週遭的山光雲影，聽著遠處此起彼伏的鞭炮聲，蔣介石的心頭也如釋重負，充滿了喜悅與歡欣。他知道從這一天起，日本就輸定了。次年元旦，宋子文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宣言》，不久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蔣介石簽字就任中國戰區總司令。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説，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

　　就在珍珠港事件發生的同一天，日軍進入上海的英美租界，從此，上海結束了孤島時期，開始更近距離地感受戰爭的愁雲慘霧。

　　上海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相繼發生後就已淪為“孤島”。當中國其他地方的人民奮起抵抗外侮時，上海人正享受著畸形繁榮下的浮華生活。在這一年裏，生活在上海的人可謂富的更富，窮的更窮：手頭有貨物的人，居奇不賣，天天以小量抬高價格出售，所以這班人的生活，由於賺錢容易，闊綽至極，日日豪宴，夜夜笙歌。窮人穿不起衣裳，為了保暖，只有向別人身上打主意，就在冷僻的里弄間，剝取別人的衣裳據為己有，當時上海人稱這種行徑為“剝豬玀”。饑餓的市民跟在拉米的老虎車後面，拿著簸箕和掃帚，收拾灑落在馬路上的大米。米店挂出了打烊的牌子，門前的長蛇陣仍有增無減。街上行人寥落，只有南京路、霞飛路一帶的大酒店、大舞廳、大百貨公司頻繁吐納著高視闊步的東洋人。黃呢制服的日本軍官攜帶著高髻木屐的女人，乘著1941年新型漂亮汽車，神氣活現的招搖過市。

　　這一年，看電影仍然是上海人比較喜歡的娛樂方式。在1941年的《申報》上，我們可以看到，珍珠港事件爆發前，幾乎每天的報紙上都刊登著上映的電影海報。淪陷前的日子裏，比較常見的中國電影有《新漁光曲》、《艷屍》、《野花哪有家花香》等等。除了中國電影外，當時在上海觀看好萊塢新拍的影片也是很時尚的事。美國電影《慈母心腸》、《黃金夢》、《未了因緣》、《伊洛娜梅珊》等海報在《申報》上時有刊登。

　　淪陷前，上海的報紙上還刊登著各種各樣的商品廣告，有蝶霜、白雀齡、雪花膏、美和咖啡、固齡玉牙膏，還有至今仍立於不敗之地的屈臣氏。當時的新聞更多的是關於某明星的瑣事、某新角登臺的消息或是對某話劇綵排的報道。淪陷前的上海洋溢著一派歌舞昇平的繁華景象。

　　12月8日，日軍的鐵蹄踏上了這片繁華的土地，上海的英美租界開始由日軍控制。昔日霓虹閃爍的夜上海如今卻因用電量的縮減而變得黑暗死寂。12月22日的《申報》上刊登了一篇標題為《上海無夜景》的文章，文章在一開頭便寫道：霓虹燈發明之後，都市的夜景是點綴得更燦爛美麗了。有人在迷霧之夜，登高遠矚，嘆為天下之奇觀……

　　然而現在，上海的電車已經在每晚九點準時進廠，居民用電減為80％，霓虹燈自然也不再是都市之夜的驕子。所以文章中繼續寫道：即使是明月當空之夜，也要頹然嘆曰：“上海無夜景！”

　　文章認為，過去的夜上海雖然璀璨美麗，卻使得人們把精神與金錢浪費在燈光下，也使得黑夜裏多生了幾分罪惡。所以，現在的狀況雖是當局節省電力的緊急處置，卻讓沉醉在夜生活中的上海人獲得了一個革除惡習慣的良好機會，同時早睡早起還有益於身體健康。

　　除了電資源奇缺，上海的煤和米等生活必備品也無法滿足人們的需求。在一篇名為《我買到了米》的文章裏，作者描述了自己用二元六角錢買回一升米的過程。他來到米店時時間還早，但店前已排起了長蛇陣。終於等到米店開門，輪到自己買米，遞進鈔票，賣米的人卻嫌鈔票太爛，作者在憤怒中想到母親還等米下鍋，只好忍氣吞聲，用二元六角只買到了一升米。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感慨地説：我真想哭，足足地站了四小時，擠，打，罵，酸，痛，餓，為了“一升米折腰”呀！

　　在當時的報紙上還有很多類似的文章反映米的匱乏，一篇名叫《難為無米之炊》的文章裏説，弱女子買不到米，回家還要受丈夫奚落，最後偷偷在後房吊死。自上海淪陷後，缺米缺煤的問題日益嚴重。《申報》上一篇題目為《夜之上海》的文章裏説，上海以往的聖誕和元旦都是一派普天同慶的歡樂氣氛，商店裏也是熱鬧非凡，淪陷後的這一年聖誕前卻完全沒有興高采烈的氣息，因為人們買不到米和煤。文章這樣寫道：上海已失去繁華之夜，凡是行經夜之街頭的，都會有些感覺吧！

　　12月8日早上，正在香港讀大學的張愛玲被炮聲驚醒。就在這一天，日軍襲擊了香港，香港保衛戰就此展開。流彈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炮火擊毀了上課的教室，學生們不能再正常地走入課堂，校園成了硝煙瀰漫的戰場。

　　在張愛玲的散文《燼余錄》裏，我們可以看到港戰時普通市民尤其是大學生的生活。我們初得到開戰的消息的時候，宿舍裏的一個女同學發起急來，道：“怎麼辦呢？沒有適當的衣服穿！”她是有錢的華僑，在社交上的不同的場合需要不同的行頭，從水上跳舞會到隆重的晚餐，她都有充分的準備，就是 沒想到打仗。後來她借到了一件寬大的黑色棉袍，對於頭上營營飛繞的飛行員大約是沒有多少吸引力的。

　　香港不再是一塊飛地，，學校停了課，愛玲和同學們參加了守城救護之類的工作，不僅可以解決膳食問題，而且可以填補因無所事事帶來的空虛，更有不少女孩子為驅散戰爭的恐怖要抓住一點真實的人生而匆忙結婚了。當時的報紙上刊登著鋪天蓋地的結婚啟事。張愛玲在《燼余錄》裏寫道：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詩上的“淒淒去親愛，泛泛入煙霧”，可是那到底不像這裡的無牽無挂的虛空與絕望。人們受不了這個，急於攀住一點踏實的東西，因而結婚了。

　　三年前，張愛玲參加了倫敦大學在上海的考試，並作為遠東考生第一名接到了錄取通知書，但是，戰爭打碎了他前往英倫的求學夢，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來到香港，就讀于香港大學。她説：在香港讀書的時候，我真的發奮用功了，連得了兩個獎學金，畢業之後還有希望被送到英國去。我能夠揣摩每一個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樣功課總是考第一。然而戰爭來了，學校的文件記錄通通燒掉，一點痕跡都沒留下。那一類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註定了要被打翻的吧？張愛玲始終沒有拿到那一紙文憑。戰爭徹底打碎了她的學院之夢，由於生活的窘迫，她最終走上了賣文求生的道路，成為享譽文壇的小説家。

　　在她的小説《傾城之戀》裏，我們看到了這樣一段話，雖是描寫小説女主角，其實也可以算是對她自己的寫照：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大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

　　12月8日早上，寄讀于香港銅鑼灣聖保祿女中的陳香梅和她的同學們被刺耳的爆炸聲驚醒。在修女們的指揮下，陳香梅和她的同學逃到了地下室。地下室既寒冷，又霉濕得令人窒息。陳香梅在她的回憶錄《春秋歲月》裏寫道：我們每天的食物是早上一片麵包和一塊餅乾，罐頭牛奶放點糖，再摻點水；晚上睡覺前每人半碗米飯，放點醬油。沒有嘗過饑餓的人是無法體驗到饑餓的滋味的。（《春秋歲月》）

　　躲避在地下室的日子裏，學校女工是唯一的包打聽，她偶爾走出校門去探聽消息，消息很壞，據街坊傳説，日軍不但佔領了九龍全部，而且香港的淺水灣、深水灣，以及山頂的英國人住宅都已被全部佔領，又説很多英軍已被集中到赤柱的集中營，又説許多外國人都被召集到九龍的半島酒店，等待遣散或處理。女工雖沒有受過多少教育，但她又聽説不少以前在商店內做店員或小老闆的日本人都穿上了日本皇軍的軍裝，原來這些人都在香港做地下工作，是間諜，現在搖身一變竟然是香港的統治者了。

　　激烈的港戰沒有持續太久。當時的英國首相丘吉爾派出的增援部隊堅持了一週，只要能拿起武器的人都參加了這場力量懸殊的抵抗。但是在聖誕節那天，抵抗終於力竭，英國守軍投降，日軍佔領香港。對於那天的情況，陳香梅回憶道：午夜修女們領著我們40多個女孩子到小教堂祈禱。那時不知道是電廠被炸，還是停電，總而言之，我們只靠點蠟燭做火光。我們跪在寒冷的水板上，夜晚特別寒冷，窗外可以看到天空有數點星光。在不斷的禱告中我暗自問道：“上帝啊，聖母啊，難道你們沒有聽到我們的祈求嗎？為什麼不來救救我們啊？”

　　香港淪陷後，日軍進入香港接收並維持秩序，不少地區有人放火和偷搶食物，有些地區秩序很糟糕，日軍殺人、強姦又搶東西，不少暴徒也乘機打劫。

　　從聖誕節到新年，陳香梅和同學們都躲在宿舍裏，外面的消息説日本兵扛著槍，有些拿著刀，到處橫行，佔領了不少豪華住宅，又説這些日本兵多半是粗人、農村人，沒見過抽水馬桶，他們還喝抽水馬桶的水。

　　躲在宿舍內，同學們惟一的消遣是讀書、讀聖經，但外面時有槍聲，也可以聽到日本兵的呼喝聲。沒多久的一天，日本人闖進了學校宿舍，修女把同學們珍藏的手錶和自來水筆奉送之後，日軍大概知道這裡實在沒有什麼東西可搶，這才大搖大擺離去，並揚言第二天還會來。陳香梅在回憶中這樣寫道：當時我心想：明天，明天，後天，後天，還有多少個生死未卜、做囚犯、做難民的明天、後天？我不敢想，但又不能不去想。難道這就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女孩子該受的折磨和災難嗎？

　　在當時的香港，日軍不準年輕力壯的人離境，因為他們需要人手工作；但老弱婦孺假如有領隊，是可以拿離港證的。1942年3、4月間，陳香梅終於拿到了離港證，逃離了這個充滿殺氣的地方。後來她回憶説：逃亡是多麼可怕的名詞，但在那個時候，能夠逃亡是非常有福的了，因為有些人是根本不準離開香港的。

　　這是一幅漫畫“快逃出香港” ，作者葉淺予，漫畫的文字説明是：“日本軍隊的暴行連母豬和豬崽都難以忍受，他們不得不逃出香港。”

　　葉淺予在抗戰期間是漫畫宣傳隊隊長。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後，漫畫宣傳隊被迫在重慶解散，漫畫家們只能單獨行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一個月，葉淺予從重慶回到香港。從夏初到秋末，在大後方的一段時間，他看到了政治的動蕩，同時看到了人民在生活的艱苦掙扎中表現出的對戰爭的樂觀情緒。於是試用一種漫畫和速寫相結合的形式，利用土紙和墨筆，畫成200 多幅《戰時重慶》組畫，以記所見所聞，這套畫可以説是大後方的生活實錄。這套畫被帶到香港後引起了出版者的注意，認為可以先辦一次展覽，然後印刷出版，一新港人耳目。

　　畫展之後，葉淺予在香港近郊沙田租到一間住房，想在這裡準備畫一批畫，然後遠走新加坡，到那兒去開一次畫展。不料遷到沙田沒幾天，日軍便從廣州方面向香港進攻。沙田是香港的外圍，正處在火線上，英國人雇用的印度兵從香港開來，準備抵抗。葉淺予在回憶錄中寫道：記不得是哪一天晚上，近處聽到槍聲，我和一戶種菜的農民避到近處山腳樹林裏，哩峻的槍彈聲從樹頂上飛過，有時打著樹枝，劈劈啪啪作響。過了一會，槍聲漸遠，我緊張的心情才穩定下來，此時天已發白，不知道以後該怎麼辦。

　　當天晚上和葉淺予一起在樹林裏躲槍彈的，還有他新結婚的伴侶，舞蹈家戴愛蓮。第二天早上，和他們一起躲進樹林的老鄉把二人帶到山尾村住了一個月，直到次年1月8日才離開。葉淺予和戴愛蓮從山裏出來後先到了九龍，葉淺予的回憶中對當時九龍的情況有一句這樣的描述：店舖家家關門，街上佈滿地攤，賣衣服用具的多，賣吃的少，難得有一兩個賣糧食的，喊價高得嚇人。葉淺予夫婦隨即離開香港，到了澳門，再取道廣東肇慶到梧州，由梧州轉桂平，由桂平轉柳州，在柳州搭上火車，直奔桂林。

　　1941年的桂林是南方的經濟文化中心。在這一年裏，桂林面貌日新月異，漓江上的浮橋改建為走汽車的鋼骨水泥大橋，大街上建起了大劇場和電影院，原在上海做地皮生意的工程師也聚到桂林，為繁榮經濟大展宏圖。當時，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在桂林設立了行營機關，統一指揮南方戰場，其主任是桂系元老李濟琛。葉淺予回憶道：在李老的治下，桂林好像上海的租界，老蔣管不著。

　　經濟文化的發展和相對安全的環境使桂林的人越聚越多。《中央日報》1941年8月18日第三版上刊載了對桂林人口數的報道，標題是《桂林人口統計 共二十七萬餘人》，其中寫道：桂林市府頃發表全市人口統計數字、計男性十六萬九千一百四十五人、女十一萬零三百四十三人、共二十七萬九千四百八十八人。

　　在當時的桂林，觀看田漢組織的話劇會演是抗戰大後方的一件盛事。“新中國劇團”和三廳的幾個演劇隊聚集在桂林，各自演出拿手好戲，當時的演齣劇目有《北京人》、《欽差大臣》、《十八天戰爭》等。

　　昆明本是中國西南的偏遠小城，抗戰開始後，地處後方和崇山峻嶺之間的昆明成為戰略要地，滇湎公路的終點昆明是海外抗戰物資的中轉地，由此這裡也成為日軍頻繁轟炸的城市。

　　這一年，作家汪曾祺還是西南聯大的學生，他在文章《跑警報》中曾這樣描述當時昆明的空襲：昆明那時幾乎説不上有空防力量，日本飛機想什麼時候來就來。有時竟至在頭一天廣播：明天將有二十七架飛機來昆明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部還真言而有信，説來準來！一有警報，別無他法，大家就都往郊外跑，叫做“跑警報”。

　　警報有三種。預行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已經起飛。拉空襲警報大概是表示日本飛機進入雲南省境了，但是進雲南省不一定到昆明來。等到汽笛拉了緊急警報：連續短音，這才可以肯定是朝昆明來的。汪曾祺在他的《人間草木》中寫道：聯大的學生，以及住在昆明的人，對跑警報太有經驗了，從來不倉皇失措。

　　1941年12月20日，日軍偷襲珍珠港12天后，10架日軍轟炸機非常放肆地飛到昆明上空實施轟炸，駐紮在昆明的美國志願隊終於迎來了來華之後的第一次空戰。起飛迎戰的信號彈升起，16架P-40戰機在淒厲的城市空襲警報中騰空而起。激烈的空戰，0：9，首戰大捷，P-40無一損傷，全部勝利返航。此次空戰之後，昆明百姓送給美國志願隊一個響亮的名稱——飛虎隊。

　　12月24日，在湘東冬日的濕冷天氣中，日軍駐武漢的第11軍發動了第三次長沙會戰。在這之前的兩次長沙會戰中，中國軍隊已經成功地阻止了日軍的進攻，使湖南成為拱衛大後方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在會戰期間，中國軍隊得到了湖南人民的大力支持，各地除組織遊擊隊、自衛隊積極開展遊擊戰爭破壞道路、打擊敵人外，還成立了不少臨時的擔架隊、救護隊、輸送隊支援軍隊作戰。

　　近代的湖南屢受刀兵之苦，而從湖南鄉村走出去從戎的湖南軍人也比比皆是。湖南成為尚武的典型省份，形成了男人愛當兵，女人愛嫁當兵的傳統。抗戰前，曾國藩的故鄉湘鄉縣有人口一百二十余萬，而從軍的現役軍人就在10萬以上，除了海軍以外，其餘部隊裏到處可以見到湘鄉人的蹤跡。他們的不怕死在全國的軍隊中可算是少有。根據抗戰前軍政部的報告，全國軍人的恤金以湖南最多，達134萬元。

　　作家林語堂在1935年寫的《中國人》中不厭其煩地稱湖南人：勇武耐勞苦。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北方與南方》中，他這樣評價湖南人：以勇武和堅韌聞名，是古代楚國武士後裔中較為使人喜歡的一些人。

　　到第三次長沙會戰為止，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進入白熱化階段，越來越多的人捲入了這場殘酷的戰爭。

　　（CCTV《見證影像志》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