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速度 

央視國際 (2005年03月29日 15:25)

	締造深圳速度的四頂紅帽子

　　深圳，傳説中的“一夜城”。從上個世紀開始，這裡就以神話般的速度締造著奇跡與景觀。國際貿易中心大廈，簡稱為國貿，是深圳最早的標誌性建築；修建於二十年前，位於這座城市的歷史起點。這張照片是國貿大廈建設者的合影，其中最年輕的就是當年的羅君東。在特區人的記憶裏，國貿大廈的建設者們曾經以“三天蓋一層樓”的方式，創造了“深圳速度”，照片裏的四個人就被稱為締造深圳速度的“四頂紅帽子”。

　　二十年過去了，“四頂紅帽子”中有三個人已經退休，只有49歲的羅君東還在地王大廈對面的深業集團擔任副總經理。此刻，羅君東正在開發的是深業的最新項目，叫深業新岸線，整個佔地面積是十八萬平方米，是一塊填海的地，淤泥深度達到十幾米厚。整個深圳二十年來，都是由東往西在發展。高樓所在地即是城市的最西端。

　　湖北荊門，中國建設總局第三局所在地。1980年來深圳之前，四頂紅帽子就在這裡工作，而這張照片中的兩個人就是四頂紅帽子當年的領導，中建三局局長張恩沛和副局長李傳芳。時光倒流二十年，改革開放之初的國企領導者，也正在思考著企業前途的問題。

　　時任中建三局局長的張恩沛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需要社會上解決的，我們自己都得有。你比如説職工看病，我們自己要設醫院，我們的醫院還不小；子女上學，從幼兒園、小學、初中到高中，那我們還要辦學校，一直到上大學才離開這個單位；那個時候吃菜吃糧都不是很充分，我們自己又辦農場。總而言之，就是機構很龐大，那麼開支當然就很高，可是我們的收入又非常困難。

　　為擺脫國企的窘迫現狀，那些年張恩沛不得不通過四處拉項目的方式找米下鍋。就在這個時候，南方傳來了建設“經濟特區”的消息。來不及等到上級領導的批准，張恩沛就擠上了南下的列車。而此時的南國，一場城市建設的狂歡已經開始了。

　　1980年，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城市建設工程全面啟動。面對著這片熱火朝天的大工地，張恩沛做出了中建三局將在深圳發展的決定，在尾隨他到來的第一批先遣隊裏有兩個年輕人，一個是剛剛大學畢業的羅君東，另一個就是後來擔任國貿工程工地負責人的王毓剛。

　　王毓剛想起當年，仍是十分感嘆，整個深圳的建設速度，應該説都很快。我是搞了幾十年建築的人，但是以前以我在內地建設的，同樣類型項目的時間週期來講，我覺得深圳要快得很多。它的原因，除了改革開放的大環境，咱們引進了國外的一些先進裝備、先進技術之外，再一個就是人的思想解放。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這是我們來深圳看見的第一個很振聾發聵的這樣一個口號。過去怎麼敢提這種口號，但是在深圳，大張旗鼓的就在大街上張揚出來了。

　　時任中建三局副局長兼國貿工程總指揮的李傳芳也對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説法感到新鮮：從這種提法來講過去從來沒接觸過，也沒感受到過。覺得一種清新，一種新奇。另外它這裡一些做法，對工程招投標的管理；競爭等一些手段，感到一種生機。

　　引入公平競爭，用招投標的機制，承攬建設項目，是特區的一個創舉。國貿工程就採取了公開招標，。1982年的竹園賓館深圳市領導宣佈對“神州第一樓”國貿大廈的建設，進行公開招標。而此時，躍躍欲試的中建三局一公司剛剛承攬了另外一座高樓“金城大廈”的建設任務。

　　張恩沛對當時的難以取捨記憶猶新：正在這個時候，市裏頭基建辦公室正式告訴我們，就説金城大廈和國貿大廈，你只能選一個。你要是參加國貿的投標，金城大廈就得放棄；你要幹金城的話，國貿你就不要投標。

　　按照當時市裏的規定，“金城”與“國貿”張恩沛只能選其一，但即使是捨棄了“金城”，中建三局未必就能在“國貿”中標。最重要的是，有好幾個實力雄厚的對手已經加入了投標的隊伍。

　　做出選擇刻不容緩，張恩沛難以判斷：開始的時候投標的單位，我聽説有三四家，四五家；後來才知道有七八家。這怎麼辦呢？大家的意見又不一致。但是大多數人説是咱們應該是（選金城）。又是外匯工程，地下基礎地下室又搞完了，咱們為什麼不幹呢？

　　“國貿”只是一個有可能輝煌的希望，“金城”卻是唾手可得的經濟利益，張恩沛反反復復拿不定主意，而投標的日期已經臨近了。

　　最後的抉擇將近，張恩沛還記得當時的猶豫：最後就決定要投標了，放棄了金城。那時候説是果斷，那是後來説的，對外説果斷。我那個時候在沒決定之前，才不果斷呢，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內部討論。就晚上通宵的做方案。做方案，什麼方案？就是速度最快的方案。那麼就是用滑模。滑模我沒搞過，但是聽説國外的話，滑模很先進，我就想能不能搞滑模。要創造高速度，今後肯定是個競爭的局面了。要搞滑模，只有國貿才能夠搞滑模。

　　所謂滑模，就是先用鋼結構搭建模板，再往裏澆灌水泥，等到水泥大體凝固，再往上提升模板。這種蓋樓的方式雖然快，但是如此大面積的滑模施工國內尚無先例。對於張恩沛來説，滑模是一個有分量的籌碼，也是一個有風險的選擇。1983年1月22日，張恩沛的冒險終於有了結果，中建三局中標了。

　　張恩沛回憶起通知書到達的那一刻依然唏噓不已：我那個時候，那個通知書擺在那個桌子上，我就覺得是不是真的？因為全國最高最大，十萬平方米，在中國沒有的。而且我是那麼艱苦，冒著那麼大的風險，真的是中標了。當時真是老淚橫流，感動的那個樣。那天晚上，叫食堂還給我們改善了，多炒兩個雞蛋，喝了一瓶啤酒。

　　國貿工程啟動了，三十齣頭的王毓剛成為工地負責人；赴深圳第一小分隊的隊長厲復興成為工地黨支部書記；剛剛從上海歸來的同濟大學研究生俞飛熊，被委任為技術負責人。但是負責技術核心的滑模小組組長由誰擔任，成為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張恩沛又做出了一個決定：滑模設計小組的組長，將通過考試的方式産生。

　　羅君東當時擔任國貿工地滑模小組組長，當年的競爭機制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先進的：年齡不受限制，職稱不受限制，級別不受限制。只要你能拿得出好的方案來，你能對這件事情，有一個拿出科學的計算的數據也好，你的方案也好。你能把這個事情，在專家論證會上答辯通過。我們是以方案選人，不是以人選方案。

	青年羅君東

　　憑藉自己的滑模施工方案，羅君東戴上了第四個紅色安全帽，躋身於國貿工地的最高領導層，所謂“四頂紅帽子”就這樣開始了他們並肩戰鬥的旅程。戴上紅帽子的這一天，羅君東剛滿27歲，此前他的從業資格僅僅是一個助理工程師。

　　20年後，羅君東又一次要用考試的方式決定自己的命運。2004年4月15日，深圳市的四家大型國有企業公開招聘總經理，在全國的國企改制進程中，這是首次面向社會的公開招聘。已經在企業擔任副總經理多年的羅君東似乎看到了人生的又一次轉機。

　　當年的雅園賓館即將被拆掉，20年前，在國貿的三次滑模失敗後，據説有境外媒體的記者躲進這裡，等著撰寫中國第一高樓坍塌的報道，“四頂紅帽子”一度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時任國貿工程黨支部書記的厲復興回憶第一次滑模的情景：第一次滑模，滑出來，我們到現場一看，我們自己都感到心寒。因為什麼，滑出來的柱子裏面都是洞。我們形容的貓洞、狗洞，狗都可以鑽得進去的，很大的一個洞，一些墻也都是拉得裂開來了。

　　時任國貿工程工地負責人的王毓剛説起當年：如果滑模再不成功，作為我王毓剛，在我們中建三局一公司，當時在施工界，我那比較好的名聲，這肯定是徹底完蛋，那麼我自己的前途肯定也沒有了。但是我就想，既然我們已經走了滑模這條路，還沒有最後宣佈它要被槍斃之前，有一線希望我們儘量爭取。

　　那麼第二次，第二次再來滑模。在滑的時候，還沒提升模板的時候，我們所有的工人都在等著這個事情。一聽，又失敗了，大家情緒就，整個現場就很沉悶了。

　　從“棄金城，選國貿”開始，張恩沛就始終在承受著外界的各種指責。這個時候，所有一直心懷不滿的人們似乎又找到了可以對他進行批評的理由。

　　風言風語在這個時候傳到了張恩沛的耳朵裏：開始失敗的時候，風言風語我就聽説了。最後這個批評、漫罵是鋪天蓋地。特別是我們甲方，當時的負責人李總，是個吉林人，罵得……當著我們面那麼多人：你要包賠我的損失，你們趕早給我滾蛋。那個壓力，今天説起來，那已經是一天就吃一頓飯了。晚上不睡覺，眼睛紅的，藥水都買不到。因為我主張的滑模，我拍的板嘛。

　　三次滑模的失敗，“四頂紅帽子”從未停止過總結教訓的努力與行動。但是滑模失敗的根本原因卻是直到最後才被放到桌面上。

　　羅君東找到了滑模失敗的根本原因：領導定的東西那個原因是不能找的，就找滑模技術上有什麼原因，一直是找。我説不對，這個沒有問題，這樣也沒問題，那樣也沒問題。一直到最後第三次，我最後憋不住了，説，就這個問題！就是你的設備能力跟不上，我用了先進的技術，結果你後面料供不上，那我怎麼做？

　　在四頂紅帽子面前，張恩沛做出了承諾，但是等真正拿到設備清單一算帳，張恩沛一籌莫展了。

　　張恩沛當時十分難以下決斷：那麼我要是用外匯，我那時候我算了一下，起碼一開始這些沒有八十萬是不行的。八十萬呢！怎麼去解決？另外我有權利去搞八十萬嗎？可是沒有八十萬，羅市長同意批准這麼不容易，這一生可能就這個機會，很可能就沒了。

　　按照當時的國家規定，要購買五萬元以上的設備就必須給北京打報告，而且批不批准都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程，但是國貿工程已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當年的國貿工地

　　情勢緊急之下，張恩沛乾脆來了一個只斬不奏。沒有經過任何批准，張恩沛幾乎是以個人名義做擔保，貸款購買了國外的十幾臺先進設備。也許連他自己都沒有想到，就是因為在國貿施工期間的這個舉措，使他在1989年受到了有關部門的經濟審查。

　　在當年的國貿工地上，人們在焦慮的情緒裏等待了兩個多月。雖然設備已經買來了，方案也做好了，但是建設單位不允許張恩沛他們做最後一次試滑了，工程就這樣在討論聲中無限期拖延。

　　幾乎是以一種接受審判的心情，張恩沛召開了最後一次動員會，最後一次試滑在一種沉鬱的氣氛裏開始了，時間在一分鐘一分鐘的過去，第二天上午，喇叭裏忽然傳出了工程總指揮李傳芳的聲音：成功了，我們成功了。一霎時，整個工地哭聲、笑聲、歡呼聲交織成一片。

　　當年的紀錄片《歷史的抉擇》記錄了國貿大樓的建設過程：深圳人用幽默的語言概括説，獎金不封頂，大樓快封頂。獎金一封頂，大樓封不了頂。一石激起千層浪，發軔于建築行業，革除現行僵化管理體制，運用經濟規律，支配建築市場的改革一發而不可收。

　　滑模的成功帶來了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國貿工程開始在管理體制分配製度上進行各種大膽嘗試。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工資制度極大的刺激了工人的積極性。工人的工資比工程師甚至都多，因為工人是計件的。他是按照好像你混凝土工就按照混凝土的方料來算，鋼筋工就按照鋼筋的噸位來算。木工就按他支撐模板的量來算。

　　金錢帶來了效率，榮譽也激發了速度，雄心勃勃的建設者們力圖要把這種速度推進到極致，國貿大廈開始以越來越快的速度攀升。1984年春天，在國貿滑升到一半的時候，第一次南巡的鄧小平站在旁邊的國商大廈樓頂，親眼觀看了國貿工地。在特區草創的那個時代，國貿工程成為改革開放政策的鮮活例證。

　　在當年的專題片《日新月異的經濟特區》中，厲復興説道：我們五層到十層，平均是七天一層；十層到二十層，是平均五天一層；二十層到三十層，平均是四天一層；三十層到五十層，平均連續的三天一層。

　　1984年4月30日，國貿主樓封頂，比預先的工期整整提前了一個月。半年以後，國貿大廈整體竣工。1992年春天，就是在國貿頂樓的旋轉餐廳，88歲的鄧小平發表了著名的南方談話。國際貿易中心大廈成為深圳速度的代名詞，成為經濟特區的一個歷史象徵，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標誌。從這個時候起，速度的觀念日漸深入人心，並深刻改變著人們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節奏，一個市場化的時代不可逆轉的到來了。

　　國貿大廈竣工後不久，羅君東就離開了中建三局；而王毓剛和厲復興則一直在中建系統待到退休。四頂紅帽子裏年齡最大的俞飛雄，曾經到澳大利亞工作，並且在1994年回國，參與了第二代標誌性建築地王大廈的建設。當時對地王工程進行設計和管理的，是已經擔任深圳市副市長的李傳芳。因為在國貿施工期間貸款購買設備，張恩沛在1989年受到有關部門的經濟審查。審查的結果只有八個字：功大於過，下不為例。2004年秋，，在四大國企的公開招聘中，羅君東未能通過最後的面試；深業集團的國企改制方案仍然被擱置。

責編：紅立 　來源：CCTV.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