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我們到滇西北去拍攝一部名為《東巴與神共舞》的紀錄片，返回省城的途中，我突然想去看看幾年不見的尼瑪多吉，於是，掉轉車頭，我們又奔向了大理古城。這時，距離我們第一次來大理拜訪尼瑪和曉敏剛好整整四年。
這四年裏，尼瑪夫婦的生活出現了不少變化。由於我們四年前拍攝的紀錄片《尼瑪和曉敏》的廣泛播映，尼瑪夫婦的生活一下子熱鬧了許多。在紀念中國改革開放20年的那段時間裏，中央電視臺的《新聞聯播》《新聞調查》等名牌欄目，派人南下趕赴大理，對他們的家庭進行了專訪；雲南電視臺的大型晚會《走過20年》，還把他們夫婦請進昆明的演播廳做了一回嘉賓。尼瑪和曉敏一時間成了“改革開放的弄潮兒”，特別是他們貸款搞網站、宣傳雲南民族文化的行動，更使他們成為了雲南大理的兩位名人。
1997年，大理。認識了白族人楊光敏，她讓我們稱她為小敏，她的丈夫尼瑪此時正好不在家，小敏説尼瑪去了北京，去處理有關網站的事宜。那時候，網絡對許多人來説還算是個新鮮詞，尼瑪和小敏已經想借助網絡做一些事情了。尼瑪和小敏在大理開了一家兼做旅館生意的畫廊。
小敏的畫作頗有些名氣，曉敏的畫在法國巴黎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當地報刊稱她的畫為“蒼山洱海飄來的藍色夢幻”，“精彩之極”。很多人甚至説看了她的作品，會使人想起西班牙現代藝術大師米洛。不過曉敏並不知道米洛是誰。她只有初中文化，從沒有受過專門的繪畫訓練。她説她的作品裏，有想象的成份，但更多的是來自生養她的家鄉土地，來自雲南的少數民族文化，來自民間宗教儀式，甲馬紙、木牌畫、紙扎，甚至尼瑪母親所講的那些神秘有趣的納西東巴故事。正是這一切與曉敏的藝術靈性相撞擊，才産生了她的這一系列東巴畫作品。這些作品的造型奇特抽象、生動古樸，蘊含著神秘之美，具有濃郁的先民原始藝術特點。這些畫作在曉敏尚未被國人所認識的時候，已經征服了許多外國的觀眾和評委，1994年4月，曉敏的作品《神蛙圖》在法國戛納展出後，榮獲了法國藝術博覽會金獎。
在他們的旅社裏，到處挂著小敏的畫作，10元人民幣一個床位，一家人或者一群人可以住在一起，可以躺在床上把雲南畫派的作品慢慢欣賞，喜歡了就買上一幅。哦
2003年，我們再度造訪尼瑪和小敏的家，巧的是尼瑪還是沒有在家，這次，尼瑪是陪朋友去上海了，商談有關大理宣傳片《天龍八部》的合同。而家裏和旅店的一切事情就都交給了小敏打理。小敏的旅店現在已不可與同日而語，十元錢一個床位的大通鋪改成了上百元一天的標準間。這些房間都是在小敏的主張下，貸款蓋的，幾年前，夫婦倆人還常常因此爭執不下。到最後，還是按照小敏的想法，貸款90萬，讓旅館漸成規模，過去曾在法國藝術博覽會上獲得過金獎的曉敏，現在已不再畫畫而來專心經營旅館、餐飲，只在有閒的時候，才拿起畫筆，教兒子畫畫。小敏由一位成功的藝術家變成了一位女老闆，一心一意要把古城南的“MCA招待所”做成一個名揚中外的特色旅館，但是，過去的藝術商人、經紀人尼瑪多吉，卻在展開夢想的翅膀，向著藝術家的目標飛翔。夫妻二人的人生目標不知何時發生了置換。
夫妻之間對對方的認知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變化。97年當我們初識小敏的時候，在採訪中，我們問小敏尼瑪有沒有什麼缺點，小敏想了半天，説尼瑪除了個人衛生有一點小問題之外，就再沒有其他的毛病了。而他最大的優點是幹想敢幹。但是在2003年，小敏再次接受採訪的時候，她深深地被尼瑪的敢想敢幹困惑著。
尼瑪的愛好十分廣泛，每次都是投入十足的精力去研究，他曾經有段時間迷上了各種宗教，過段時間，他的愛好又轉移到了天文上。尼瑪的各種想法總是層出不窮，但是從來不考慮資金的部分，資金的重擔就都落在了小敏的肩膀上。
2003年見到小敏的這天下午，我們提出想去洋人街，去看看曉敏他們家的畫廊和咖啡屋。因為我們聽説這幾年那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不知為什麼，曉敏總説有別的事，顯得有點不太想去，這就更增加了我們的好奇心。最後，在我們的再次要求下，她還是和我們一起來到了洋人街。
在洋人街上，坐落著小敏曾經經營得十分成功的西藏咖啡屋。後來，政府對西街進行了休整，小敏的店也在使用權拍賣的範圍之內，小敏的西藏咖啡屋也賣出了146萬的好價錢。但是買下這家店的不是小敏，而是過去曾經在小敏店裏做過的凱喻，要強的小敏又在以前店的對面開了一家西藏咖啡屋。尼瑪負責設計了自己的新店，他設計了佛堂，到處挂著藏族的經幡。一切似乎都已經步入正軌，但是小敏回憶起剛剛把咖啡屋交給凱喻的時候，仍然覺得不堪回首。
最早的時候，小敏和尼瑪在南門外開了一家叫做MCA招待所，小敏忙不過來，就把店交給自己的朋友凱喻打理。在招待所的樓上還有一家尼瑪畫廊，也都交給他們十分信任的白族朋友凱喻。但是沒想到的是，再後來政府組織的拍賣中，曾經的被雇傭者成了他們的競爭對手，並在最後時候，打敗了小敏，一錘定音之後，凱喻以128萬的拍賣價格成為了西藏咖啡屋的最終擁有者。
我們想知道，過去那個顯得有點靦腆的白族青年凱喻，是怎樣通過努力打敗自己的老闆曉敏，讓她感到如此“丟臉”惱火的。但是話還沒有問出口，曉敏又説出一個讓我們沒有想到的變化。
曉敏的弟弟楊光輝，過去那位老老實實、不善言説，先在尼瑪畫廊打工，後又在尼瑪的“MCA國際互聯網服務中心”幹活的，以前一直為尼瑪打工，如今他也通過拍賣買下鋪面，當起了老闆，這真讓人不得不認同“洋人街就是個商人學校”的判斷了。
三月的大理，天黑得比較早，我們和曉敏一起在等待尼瑪的歸來，此刻，我們最想聽到的，就是尼瑪對這幾年發生的許多變化的真實看法。
下集
2003年，尼瑪從上海歸來，他是和大理的朋友一起去談有關大理宣傳片《天龍八部》的投資拍攝事宜。此行，尼瑪感觸良多。談話主要以上海為主。
上海在他眼裏就是一條中國的“洋人街”，他對上海的黃浦江非常有感覺，喜歡在黃浦江邊遊走。但是，他發現在上海，浦東，晚上走動的人很少都沒有，而這些人可能就是流動的人，而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在浦東工作的人，這就是讓他感到非常失望。因為他在浦西和浦東沒有找到一家畫廊。為什麼那麼一個悠久豐厚的城市，可以説是中國最早的洋人街吧，中國近代開放的最大的窗口，又是一個非常商貿的、經濟的，有很多投資的地方，為什麼它不是一個文化的、藝術的城市呢？這一點他也很遺憾。尼瑪希望有朝一日，從黃浦江看浦西，或看浦東的話，就會像巴黎的情況一樣，將是一個文化的、一個藝術的城市。而那時，尼瑪希望自己能再去那裏搏一把。
第二天一早，尼瑪就帶著美國來的朋友小蕾坐船前往金梭島，他將以一位藝術家的身份，帶領遠道而來的美國姑娘——記者小蕾，去看他自己不久之前在金梭島上以環保主義思想為指導完成的一個作品。
尼瑪興致勃勃地向小敏詮釋自己的作品：This is life. 這就是生活。他們給我的工作，就是需要做一個房子，再把這個房子提供給旅遊的人，讓他們來了解in formation（信息）。那麼，這裡也有草，很多草，用一個什麼方法，比較環境保護主義的觀點，不要去弄死它，對不對，一根草也不要弄死它，也不要去拼命地挖啊，也不要去破壞它。但是，這個房子會擋住這個石頭，這是很漂亮的。所以應該把這個石頭，放在這個房子裏邊。這個草地還和外邊的草地互相連接在一塊兒，把這個和房子放在一起。然後，用藝術的方式，文化的方式來加以處理。那麼這個藝術呢，很像是我們的過去，也是我們今天的生活（的一部分），就是這樣。特別好，一切都很生活了，藝術、生活都在一塊兒、自然……
它是那個在大理、大理國，1000年、800年以前，大理是一個國家嘛，這個畫，這種壁畫的風格是大理國的，和內地的，中國內地的很多漢族的繪畫風格不一樣。這是大理髮生的故事、大理的生活。大理國時候到今天，那個故事和今天的生活都有關係。公雞啊，在白族人家裏他們供奉，平常歌唱自由。
當小蕾自己到島上四處去拍照的時候，尼瑪向我們談起了不久前，他在這裡進行工作、進行創作時的一些情況：開始接受這個工作的時候呢，我只有17天的時間，要把一個建築做好，那麼這個時候就很辛苦了，白天晚上每天工作20個小時左右，有時候感覺到，如果我坐在那兒時間長了，或者工作長了，總要有人送點飯吧，可惜送飯的人都沒有。那麼，這種時候就……不是痛苦，也不是痛苦，就是感覺到一種很孤寂的……那麼到底生活是什麼？愛是什麼？我經常一天只能吃一頓飯吧。一頓飯。
而妻子曉敏則有著另外的考慮和苦衷。她在美國生下了兒子艾倫，為了孩子的教育，她想帶著艾倫去美國定居，但是鉅額的貸款無法讓她無負擔地離開。現在沒有還的貸款還有60多萬元，小敏希望尼瑪能留在家裏和她同心協力把貸款早日還清。
而尼瑪聲稱自己並不想成為一個賺錢的機器，他又自己感興趣的地方，他認為，我們的社會一方面在文明、在進步，各個方面都在非常快地進步，一個新的社會在出現，因為它越來越多元了嘛。新的東西越來出現，因為它是多元的嘛。這種多元過去都不能得到肯定，經常是只能在不同的，比如説只能在海外參加藝術活動。那麼現在這種（現代）藝術，已經開始在我們的這種社會中生長。我們的民族，我一直是在湄公河流域的這種特殊的域境（中生長）， 我自己一直是一個很邊緣的文化人物。那麼，這種邊緣，我一直生活在這種，我感受在這種生活中和土壤裏面。可以説我是最幸福的、最快樂的、最自由的人了。那麼，我們在大理做這樣的畫展，做了很多。因為，我辦畫展覺得這是我們的生活，雖然和城市（官方）沒有關係，和經濟沒有關係，每一次還要去丟錢，但是，還是好。因為這是我們生活的本身啊。那麼，這種堅持以邊緣文化為主，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個邊緣，而且很想做一個邊緣的、又很民間的這麼一個人。在現在的這種感覺下，我覺得越來越（有信心）。因為這種觀念如果一旦有人理解和支持、接受的話，我就感覺到會成為一個社會的東西。那麼，這種思考是（屬於）社會的。我覺得我自己是越來越有知識的人。雖然我是一個藏族，可是我不會堅持民族主義。我是藏族，但是我不（一定）會穿藏族的衣服，也不會帶一把藏刀，也不會拿出我的什麼什麼，宗教的文化、宗教的藝術，來和別人來交流。為什麼？就是説我不要用我自己的民族來迎合你。反正我也不以我自己大民族也好，小民族以好，或者説小地方也好，來迎合你。你要不要尊重我，這是你的文明的問題，是你的文化的問題。我就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只是作為人來存在。 作為一個藝術工作者，可能的話，好一點情況的話，如果我對藝術的支持、關注、創作、創造，有意義的話，那我也應該作為一個，很新的一個新文化藝術的這麼一個個體，來被人們理解和認識。差不多近20年來，在改革開放中，在雲南來説呢，我們國家的媒體，中央（電視）臺啊，雲南（電視臺）啊，大理（電視臺）啊，還有很多的，政府啊，社會啊，很多方面（都宣傳我）。好像過去給我一些公共的形象，好像是作為一個很公共的、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來宣傳）。但是，對我來講反而是給我一種壓抑。沒有輝煌，一點輝煌成就感都沒有。因為我不是一個代表。我只能選擇我個人生活的方式。藝術家可以有個性的選擇的自由嘛。那麼，選擇個性就不等於説是個人主義嘛，也不是和社會的矛盾和衝突。那麼這種時候呢，社會的公共形象不適合我，我應該有足夠的時間去學習，去創作，去接受西方、東方的、傳統、現代各個方面的知識。但是，（目前）這種（狀況）對我來講，就是我自己沒有了自己的生活，我自己沒有我自己的生活。家庭要求我不斷地去做一個最好的經理，不斷去發展和壯大自己的財富，需要不斷地去為此（奮鬥），去要求我去做一個商人。因為只有商人，因為只有去做一個很好的businessman（商人），這樣子才可以做一個要加沒有自由的這麼一個階層。這樣子才可以去做一個非常賺錢的工具。
看來這幾年，在做一個成功的商人，還是做一個有追求的藝術家，做一位有名望的公眾人物，還是做一個“過自己生活”的普通人這個問題上，尼瑪多吉確實是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之中。
經過幾年的發展，這條短短300來米的洋人街，已經有130多家店舖，其中，有50多家咖啡館、水吧、酒吧，還有40多家賣扎染、蠟染的工藝服裝店，還有古玩店、畫廊等等。有錢的商家，花上百萬元的資金，向政府購買下幾十年的房屋使用權，資金短缺的商戶，也以幾千元一月的租金租下鋪面，進行短期經營。等到一年一度三月街，等到旅遊旺季時，這裡人來人往，遊人摩肩接踵；即便現在是淡季三月，也一樣競爭激烈。曉敏極力主張夫妻分工，她自己主要負責南門外的MCA招待所，而尼瑪則主要負責洋人街重新開張的西藏咖啡屋，年終分別進行結算，這樣也就有了點夫妻競賽的味道。這對已經不太想繼續經商的尼瑪，無形中也是個壓力。
在我們準備離開大理的那天，但尼瑪多吉提出希望我們再上一次金梭島，去認真地拍一拍他的環保主義作品——《空穴來風》。可是，誰也沒有想到，一起來到金梭島上，尼瑪卻對我們説出了一番令我們意外的心裏話。
尼瑪告訴我們，他的痛苦在於，不能夠和這個社會，不能夠和這個社會中的人，有一個很好的結合。而這其中也包括了小敏，他覺得小敏對她缺少理解和信任。在小敏的眼睛裏，他似乎過於幼稚、單純、理想主義，但是尼瑪一頭栽進了自己的“錯誤”裏，並且固執在其中。他覺得自己並沒有錯，他將堅持做一個理想主義者和浪漫主義者，讓各種現實遠離他。他將不再參與當地的、洋人街的、大理的、雲南的這种經濟的，這種在現實中，所可以看到的、經濟方面的這種競爭啊。也不再參與，或者説要成就為一個富有的人，或者説進入一個富有階層。他不喜歡，沒有意義。他會模糊掉這種觀念。因為這種觀念會要求他，把自己作為一個機器或者作為一個工具，而不是一個人來存在著。也不是作為文化和藝術的方式，來把一個人對生活的愛啊，來表達來體現來……他不敢希望別人，但是希望自己至少不要成為一個拜金主義的人。對他個人來講，就是要成為一個藝術家，全球的藝術家。尋找新的文化、新的知識、新的文明，這一點比什麼都還重要。尼瑪告訴我們，他選擇的出走方向將是他的老家西藏。
為申報世界文化遺産，大理地方政府採取了許多措施，其中，包括收回洋人街公房使用權，再公開拍賣來進行集資的辦法。這些辦法很快見到了成效。伴隨這些政府行為而來的種種衝擊，包括對當地人的觀念、家庭、未來等方方面面的影響，也是同樣明顯的。這些變化，才剛剛開始。
面對生活的巨大變化，我們很難預料我們關注的人物今後的命運。曉敏這位過去成功的白族女畫家，今天勤奮的女老闆，她真的舍得永遠放下畫筆嗎？過去的藝術商人尼瑪多吉先生，他今天的藝術家之夢，最後真的能夠實現嗎？歲月無聲，只有時間可以説明一切、見證一切。
到2003年9月，尼瑪仍然留在大理，他並沒有為自由和藝術而出走。留住他的據説是貸款.想必應該還有親情。像每一個中國的獨生子女家庭一樣，艾倫完全成為了這個家庭的中心。為從古城送他到下關最好的小學去上學，尼瑪和曉敏每天都要早早起床，夫妻雙雙一同前往。為此，他們買了一輛車，兩人都拿到了駕照。
人們説“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人們還説“平平淡淡才是真”。相信每一個知道尼瑪和曉敏故事的人，都會為他們祝福的。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