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鳳凰衛視中文臺副臺長 劉春

　　一直想説説紀錄片。

　　我跟文學創作絕緣已經多年，但我一直堅持做一個文學愛好者，訂閱了很多文學雜誌，雖然好看的作品越來越少，我的文學品味也江河日下，但一點都不妨礙文學伴我度過無數寂寥的歲月。我一個中年人，一直糾纏于那些虛構的情境，文學構成我生命中最溫暖最詩意的部分。

　　夏日的一個黃昏，我一邊在三里屯酒吧等人，一邊翻看著北島在《收穫》發表的有關詩歌的文章，那些金屬般嘹亮的乾淨字句一次次撞擊我，裏爾克、帕斯捷爾納克、狄蘭-托馬斯-----北島選擇的詩人非常宏偉地懸挂在我八十年代的天空上，我看著，心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仿佛夕陽深處飛過沉默的鳥群，那樣美麗而淒涼的文字，最終的結局也只是美麗而淒涼。那個黃昏，那個在夜晚之前無比寂靜的街道，那些昏昏欲睡的酒保和交叉斑駁的樹影，那些在歲月長河中被垃圾和泡沫淹沒的詩歌與詩人，那些曾經駐足我們青春窗口又轉瞬即逝的語言和影像，讓我想了很多，當然，也想到了紀錄片。

　　如果説，我的八十年代被詩歌佔領，那麼，泥沙俱下的九十年代，我所仰望的彼岸我所棲息的小島，無不與紀錄片有關，它是用鏡頭寫作的詩歌，它和詩歌一樣照亮了我們這一代電視人的心靈，讓我們在職業的操作與學習中有了理想的氣息，讓我們這些粗糙的電視人在鏡頭深處埋進了許多的美麗與抒情。在這個意義上，是紀錄片讓我們的電視職業多了一些藝術家的感覺。

　　如同八十年代，我們交換著那些詩歌手冊，在九十年代，我們分享著輾轉得到的紀錄片錄像帶，昏暗的光線，模糊的畫面，濃重的煙霧，幾個湊到一起的頭，幾顆為藝術與生命而激動的心，幾瓶酒-------這一幕，與八十年代詩人的小屋或小酒館何其相似。更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紀錄片創作者，都有過熱愛詩歌的經歷，而很多詩人，也轉入紀錄片創作的隊伍，你看過於堅的詩《尚義街六號》，那裏面的“老吳”就是後來鼎鼎大名的導演吳文光，他的《流浪北京》《紅衛兵》《江湖》紅極一時。而傑出的詩人于堅，也在觀望紀錄片很久之後，羞澀地抗起了攝影機。

　　我一直想，難道詩歌和紀錄片之間有什麼隱秘的聯絡嗎？

　　從作品的表層結構看，詩歌和紀錄片簡直是格格不入，一個抒情，一個敘事；一個唯美，一個求真；一個文字，一個影像；一個簡單乾淨直指心靈，一個強調社會的豐富和命運的曲折；一個強烈的主觀性，是靈魂的獨白，一個最講究客觀性，是社會的寫真；等等。我相信，將紀錄片比作詩歌，會讓我的那些紀錄片朋友狂笑不已：拜託老大，你過時了，真不懂紀錄片了。

　　但是，我有我的理由，我堅持，紀錄片就是詩歌。

　　列舉我那些胡説八道的理由：

　　一、 我接觸的紀錄片作者都有濃郁的詩人氣質，傑出的紀錄片人陳曉卿為紀念我們共同的一個朋友曾寫了《白衣飄飄的紀錄片時代》，一個美麗淒涼的名字，看上去就是詩人。

　　二、 二、我所看過的紀錄片都是詩，在它冷靜冰涼的物質外殼下，是難以言表的抒情氣質。九十年代初，康健寧的《沙與海》有幾段很是經典，孤獨的沙棗樹，千年安息的駝骨，以及在沙坡上悄然滑行的紅衣女孩。很多紀錄片都以內蘊的詩意衝擊著我們業已疲憊的心，做《DV新世代》時，一部叫《雪落伊犁》的短片，雪花無語，在藍色的夜空靜靜流淌，如淚水，如難以挽回的青春背影，我看了，只能無語。

　　三、 很多優秀的詩歌其實是紀錄片的影像敘述手法，比如裏爾克的《秋》---“落葉了，仿佛從那遙遠的空中，/好似天國裏的花園都已凋萎，/枯葉擺著手，不情願地往下落。/在一個個夜裏，沉重在地球/也離開了星群，落進了寂寞。/我們大家都在墜落。這只手/也在墜落。瞧，所有人全在墜落-----”請注意最後幾句，轉化為影像，就是兩極鏡頭。

　　四、 詩歌和紀錄片都是知識分子所愛好，屬於小眾作品，非要讓它大眾化，比如大躍進中的賽詩會，就有點擰巴了，現在的紀錄片欄目，要麼收視極差，要麼挂羊頭賣狗肉，播的是專題片[比如我們的《大視野》]，要麼拿紀錄片做原材料，捏巴捏巴做成個新玩意兒[比如陳曉卿老師的《見證》]，即使熱鬧，也跟紀錄片本身沒多大關係。

　　五、 因為小眾，必然邊緣。在一個大眾狂歡的媒體時代，紀錄片遲早如詩歌，説自己的話，曬自己的太陽，享受或承受自己的寂寞。我接觸過很多圈子，發現最相似的是詩歌圈和紀錄片圈，在爭爭吵吵煙霧酒精中，大家都小心奕奕維護著彼此最脆弱的驕傲。我們的心像玻璃。

　　在一個被無數次複製的黃昏，我的絮叨充滿了無奈。我沒創作過什麼紀錄片作品，正如我沒寫出什麼像樣的詩歌，我只是一個愛好者，在他們的門檻外仰望天國的光芒。但是，有時我比他們更失落，因為“我們大家全在墜落。這只手/也在墜落。瞧，所有人全在墜落”。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