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記

　　2003年春天，我們意外地發現了一本1946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的日記，日記的主人是全程參與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

　　在這本沒有寫完的日記裏，梅汝璈描述了發生在57年前那場審判和那些鮮為人知的法庭故事。那是一個中國法官的心路歷程，是歲月無法湮沒的記憶。

　　1945年4月28日、30日，意大利法西斯魁首墨索裏尼和納粹德國的戰爭狂人希特勒相繼死掉了。軸心國三大元兇就只剩下了日本軍國主義頭子東條英機。

　　3個月後，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9月2日，同盟國在東京灣的美國“密蘇裏號”戰列艦上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隨即，美軍第8軍登陸日本對其實施軍事佔領。

　　在密蘇裏號戰列艦簽字儀式結束後的第9天，駐日盟軍總部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將軍簽署了第一號逮捕令，要求立刻逮捕包括東條英機在內的39名甲級戰犯。

　　當天下午，30多名美國憲兵突然包圍了東條英機的住所，大批記者早已把東條家圍得水泄不通。東條英機在憲兵進到住所前開槍自殺。

　　北京大學教授王新生：“東條英機呢，他存在這麼一種心情，第一個可能不會審判他，第二個就是説即使審判他，他也不願意接受，他已經做好自殺的準備。但是他本人是個左撇子，那麼在打心臟的時候，沒瞄得準。”

	中國法官梅汝璈

　　美軍憲兵立即把東條英機送到醫院搶救。東條英機沒死成，這似乎是天意。若是用自殺來逃避公理與正義的審判，那就太便宜他了。

　　為了防止日本戰犯脫逃，駐日盟軍從1945年9月11日開始的逮捕在繼續著。一批被列入逮捕名單的戰犯畏罪自殺，其中包括擔任過3任日本首相、發動對中國侵略戰爭的近衛文磨，前日軍參謀總長杉山元等人。

　　此刻，最為緊張焦慮的是日本天皇裕仁。

　　戰後，國際上要求審判天皇裕仁的呼聲極為高漲，認為天皇裕仁負有發動侵略戰爭的責任，必須加以嚴懲。

　　就在盟軍對日本實施佔領不到一個月的時候，東京第一生命大樓盟軍總部突然來了一個頭戴大禮帽身穿晨禮服的神秘人物，他要求面見麥克阿瑟將軍。讓麥克阿瑟感到吃驚的是，來人正是日本天皇裕仁。

　　這次會見持續了一個小時，但具體內容始終沒有對外公佈。

　　但從事後的結果看，出於戰後美國戰略利益的需要，美國政府和麥克阿瑟在權衡各種利益關係後，制定了對日本天皇的處置方針：

　　作為日本未來的國家框架，允許保留天皇制，不逮捕、也不起訴天皇。但在新憲法中，天皇只能是一種象徵性存在。

　　日本天皇就此逃過了被逮捕的命運。

　　從1945年9月第一批甲級戰犯被逮捕，在3個月的時間裏，盟軍最高統帥部連續發出4批逮捕令，認定118名前日本軍政領導人為甲級戰犯。

	日本天皇裕仁

　　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戰犯先是被關押在橫濱刑務所，最後全部集中到了東京最大的監獄巢鴨監獄候審。

　　就在盟軍在日本大規模逮捕戰犯的同時，1945年11月20日，在德國納粹發源地紐倫堡，歐洲國際軍事法庭對納粹德國戰犯的審判拉開序幕。紐倫堡審判向世界傳達了一個清晰的信號：絕不放過那些發動侵略戰爭的罪人。

　　1945年12月16日，蘇聯、美國、英國三國外長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決定採取一切必要措施落實日本投降書各主要條款。

　　經過同盟國的多邊磋商，同意組成由11個國家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這11個國家是：美國，中國，英國，蘇聯，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荷蘭，印度，菲律賓。

　　1946年1月19日，麥克阿瑟簽署盟軍總部第一號特別通告，下令“設置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同時公佈了《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憲章》。

　　1945年11月，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而組建的盟軍國際檢察局正式成立。美國人季南被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唯一的首席檢察官兼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局長。在季南的強勢推動下，國際檢察局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檢察官開始傳訊關押在巢鴨監獄的嫌疑犯和日本各界人士。

　　與此同時，盟軍總部向各有關同盟國發出催促函，要求各國儘快派出法官、檢察官前往東京工作。

	麥克阿瑟將軍

　　曾經擔任過上海第一特區法院首席檢察官的向哲浚，被司法行政部任命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檢察官重返上海。回到上海不久，他突然接到電報，要他準備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1946年新年，向哲浚前往陪都重慶司法部接受任務。在重慶，他向政府推薦了他清華大學的學弟梅汝璈代表中國擔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

　　1946年1月28日，盟軍總部公佈了參加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11國法官名單，中國法官梅汝璈位列其中。

　　由於盟軍總部不斷催促，向哲浚帶著由他親自挑選的秘書裘紹恒火速趕往東京。由於國民政府準備不足，給後來的審判工作帶來許多麻煩。

　　1946年2月7日，向哲浚和裘紹恒一到東京，立刻向國際檢察局遞交了中國政府認定的11人戰犯名單。

　　向哲浚與裘紹恒到達東京的9天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國際檢察局在季南主持下召開了首次檢察會議。

　　國際檢察局對日本戰犯的預審和蒐集犯罪證據的工作進展得不夠順利，中國檢察官向哲浚所帶來的，除了戰犯名單以外，沒有更多證據。

　　證據之所以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如此重要，是因為法庭在審判進行中將採用英美法係而不是大陸法係的審判程序進行。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審判方式：

	所有被逮捕的日本戰犯

　　英美法係採取對質制，以證據為中心，犯人在最後定罪之前首先假定他無罪，原告與被告就雙方提出的證據進行辯論，法官如果認為證據不合法或不可信，可以當庭拒收。

　　1946年3月到4月，向哲浚和裘紹恒頻繁回國，前往過去的敵佔區和遭受過侵略迫害的難民中尋找人證與物證。

　　此時，季南派出強有力的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的調查人員前往中國協助取證，自己也在向哲浚的陪同下親赴中國展開調查。季南還從國際檢察局特別劃撥資金給中國檢察官，要求向哲浚在本國招募一批熟悉法律、英語基礎好的工作人員前往東京增援。

　　向哲浚回到上海，在報紙上刊登了招聘啟事。一個名叫高文彬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看到招聘廣告前往華懋飯店應試。和高文彬一同被錄取的，還有31歲的湖南人周錫卿。向哲浚這次一共錄用了5個人。

　　1946年3月20日，梅汝璈從上海飛往東京，當天的中國報紙報道了中國法官東京上任的消息。

　　從梅汝璈當天的日記裏，可以看到一個肩負使命的中國法官初到東京時的複雜心情。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

　　由各國選派的法官此時正在陸續趕往東京。

　　讓梅汝璈感到高興的是，他到東京不久，就遇到了老友、教育部次長兼中央大學校長顧毓秀。顧毓秀受政府之托前來考察戰後日本教育現狀。兩人見面時，顧毓秀將一把寶劍贈給梅汝敖。梅汝璈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故事。

　　到了1946年春天，國際檢察局對在押戰犯的經歷、職務和罪行基本了解清楚，對戰犯之間錯綜複雜的政治關係也有了更多掌握。此時，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撰寫起訴書。起訴書的中國部分自然就落在向哲浚身上。

　　但撰寫起訴書首當其衝的問題是：控訴這些被告犯罪行為的時候，從什麼時間算起？

　　一種觀點認為要從日本偷襲珍珠港算起；另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從1937年日本在盧溝橋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作為起點；還有的觀點認為，要從1931年日軍佔領中國瀋陽算起。

　　中方檢察官向哲浚向國際檢察局鄭重提出了中國的起訴時間：

　　以1928年日本在中國製造皇姑屯事件作為起點。

	美國人季南

　　1927年夏天，奉系軍閥張作霖在北京組成軍政府執掌政權，控制著山東、河北、平津和東北地區。張作霖對日本越來越過分的種種侵略要求，他不是委婉拒絕就是藉故拖延。日本關東軍惱羞成怒，決意除掉張作霖。就在張作霖決定從北京撤回關外東北的時候，日本人覺得機會來了，1928年6月4日早晨，日軍在皇姑屯炸死了張作霖。這就是震驚全國的“皇姑屯事件”。

　　徐勇：“張作霖是當時的中國政府，合法的中國政府，因為當時的南京政府還沒得到外交承認，國際社會承認的北京政府實際上的國家元首。”

　　利用陰謀炸死一個國家的元首，這不是國家間的戰爭又是什麼呢？向哲浚的主張佔了上風並最終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季南接受，於是，1928年1月1日就被正式確定為對日本戰犯起訴的起始日。

　　就在國際檢察局緊鑼密鼓趕制起訴書的時候，澳大利亞法官衛勃來到東京。衛勃爵士剛成為澳大利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3個月前，他被麥克阿瑟任命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庭長。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法官有：美國法官克萊墨，中國法官梅汝璈，英國法官派特裏克，蘇聯法官扎裏亞諾夫，加拿大法官麥克杜哥，法國法官柏納特，荷蘭法官洛林，印度法官帕爾，新西蘭法官諾司剋夫，菲律賓法官哈那尼拉。

　　法官們就審判的程序和具體工作細則進行了反復磋商，為即將開始的審判做好準備。

　　在各國檢察官和助手們的通力合作下，起訴書的撰寫工作終於在1946年4月28日全部完成。起訴書最終確定了共28名日本被告。

	中國檢察官向哲浚

　　4月29日，季南代表盟軍總部國際檢察局並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察官的身份正式向法庭遞交了起訴書。

　　一天以後，起訴書被送到巢鴨監獄28名被告手中。

　　28名日本戰犯面對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他們的正式指控，白紙黑字，觸目驚心，交織著陰謀與血腥的往事浮現在他們眼前，喪鐘就要敲響。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