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檔案館藏日本"郵政檢閱"檔案

　　吉林省檔案館最終保留下來的這批《通信檢查月報》，不僅能夠反映日軍在東北淪陷區進行郵政檢閱的情況，而且還能夠反映出一些他們在中國其他地區進行郵政檢查的內容。這是因為，由於關東憲兵隊和日本駐華中、華南、華北其他憲兵隊的聯絡非常緊密，加上各憲兵隊司令部在上報郵檢情況的同時，不相隸屬的各憲兵隊之間也會互相交換信息，所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保存的《通信檢查月報》檔案中也保存了一定數量的異地郵檢月報。這表明，在當年，除了關東憲兵隊在實施郵政檢閱制度外，在中國關內的其他日本憲兵隊也實施了郵政檢閱制度。

　　比如，南支那派遣憲兵隊本部編寫了《支那郵件檢查月報》，其內容和郵件處置的方法與關東憲兵隊的大致相同，很多報告中就反映了當時湖北、湖南、廣東等省市的軍民抗擊日寇侵略的呼聲和對日軍暴行的憤慨。

　　汾陽縣冀村鎮無名氏寄給陵川縣晉南商店張曼石的中寫到：“無論是誰都必須佩帶身份證，即便一會沒有佩帶如果被日軍發現了，輕的是要被抓去拷問，重的則會被當成八路軍而被判刑或者判處死刑。”

　　由於被檢查的相當一部分信件是中國軍人的通信，所以日軍還通過郵政檢閱獲得了大量中國軍隊的部隊番號和所在地的信息，甚至包括武器裝備的數量等情報。

　　關東憲兵隊郵政檢閱的主要對象除了通信和電話外，還包括了電報檢閱，所以，吉林省檔案館保留的《通信檢查月報》的檔案中還涉及了大量電報檢閱的內容。而這些電報檢閱的大部分內容，又和關東憲兵隊在偽滿洲國進行的“軍事訪諜”工作有著密切的關係。

	日佔區

　　在偽滿統治時期，東北境內活躍著一批由第三國際領導的地下情報人員，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利用自己的隱蔽身份，接觸和收集有關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政府軍的軍事情報，再將這些軍事情報整理後利用無線電電臺發給位於蘇聯伯力，也就是現在俄羅斯遠東哈巴羅夫斯克的蘇軍情報部門進行分析和掌握。

　　關東憲兵隊通過郵政檢閱察覺到了這些地下情報人員的存在，他們通過採用讓憲兵隊無線電偵察班鎖定可疑電波，確定發報位置，並派憲兵與偽軍警突擊搜查的手段，在幾年之內先後破獲了東北地區的兩個地下電臺，逮捕了一批共産國際遠東情報組織的地下情報人員。但是，從1940年開始，有一個活躍在奉天，也就是現在瀋陽的地下電臺卻始終未能破獲。

　　這是一本在日本出版的《日本憲兵正史》，在此書中，記載了日本關東憲兵隊于1943年2月,在瀋陽的白塔堡,偵破共産國際遠東情報組織地下電臺的經過。

　　由於技術上的原因，當年的無線電偵察也就只能在對方使用電臺發報的時候，把電臺的大致位置鎖定在方圓500米的範圍內。經常情況下，當日本憲兵和偽軍警對該地區進行挨家挨戶的搜查後，均是一無所獲。即便是日本憲兵派特務化裝成小販、苦力等多次反復偵察後也是沒有任何結果。再加上在一年的時間內，這個電臺曾數次變換發報位置，無論憲兵們利用怎樣的手段，這個電臺卻始終能夠向外發出電報，這一情況讓關東軍憲兵隊大為頭疼。

　　趙福元，又名趙漢卿，遼寧瀋陽人，他就是那個讓日本憲兵頭疼的秘密電臺發報員。從1940年初他和其他幾位情報工作者把無線電電臺從哈爾濱秘密捎回瀋陽後，趙福元就靠著他在瀋陽人熟地熟的關係，先後找了3個地下電臺的工作地點，並且地點的變換和電臺的轉移都是由他個人安排的。通常情況下，趙福元每週都會利用電臺和外界聯絡一次，凡是其他情報人員收集來的日軍情報都是由他及時發出去的。

　　莊克仁，今年96歲，64年前，他曾是瀋陽地區秘密情報工作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作為趙福元的同事和上級，莊克仁直接參與和領導了瀋陽秘密電臺的籌備及運轉工作，並且也是該秘密電臺遭日軍破獲後的倖存者。在他的回憶錄中，他寫下了很多有關當年秘密情報工作的往事。

	湖南常德的吳奧久寫給江蘇吳福久的信

　　從1942年春節過後，莊克仁和趙福元的秘密地下電臺就轉移到了瀋陽城內。因為安全原因，電臺又被先後數次轉移了幾個地方，到第二年的春天，秘密電臺被轉移到了瀋陽以南15公里的白塔堡地區。在白塔堡，莊克仁和趙福元租用了兩間民房，又找來了兩個同事的老鄉作為掩護。這兩個老鄉的身份是菜農，平日裏他們正常種菜，每當趙福元從城裏前來發報的時候，他們就會在外面望風。由於趙福元的藉口是要從白塔堡給自己在城裏的燒餅舖子買糧食，所以周圍的人沒有對他的身份産生過懷疑，甚至當時連房東本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都已經成了反日秘密電臺的工作據點！

　　這個時候，負責電報檢閱的關東憲兵隊第86部隊的無線電偵察班也發現，他們一直追蹤了2年多的那個秘密電臺又更換了發報地點，很快，憲兵們再次鎖定了秘密電波發出的位置——瀋陽以南15公里左右的白塔堡地區。

　　1943年2月10日的深夜，趙福元像往常一樣發完電報，準備上床休息時，此時100多名日本憲兵在月夜下，將鞋上都包上了毛巾，躡手躡腳地包圍了這兩間房子。日本憲兵衝進房子，當場開槍打死了一個負責望風的老鄉後，又逮捕了趙福元和另一個40歲左右的男子。戰後被作為戰犯而被進行審訊的日本關東軍憲兵隊班長渡邊一雄在他的口供中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1943年2月間，關東憲兵隊司令官根據駐屯新京86部隊憲兵無線電偵探班的報告説，在白塔鋪附近有蘇聯無線電工作者，便命令奉天憲兵隊進行搜捕。我擔任班長，包圍了該村莊，抓獲了趙福元等二人，並沒收了無線電臺和密碼本。”

　　而在戰後被作為戰犯而進行審訊的日本關東憲兵隊伍長大窪武夫也在他的口供中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況：

　　“1943年2月11日早上4點左右，在瀋陽市南方白塔堡根據奉天憲兵隊長磯大佐的逮捕抗日愛國分子的作戰命令，我和大約100名特設憲兵隊隊員在清香少佐的指揮下，開始了行動，一面用電波探測器搜查一面接近村莊。最後將中國的抗日愛國者趙福元和一名姓名不詳男子逮捕，被逮捕的兩個愛國分子在奉天憲兵隊本部拘押拷問後送哈爾濱石井部隊予以殺害。”

	郵政檢閱的主要對象除了通信和電話還包括了電報檢閱

　　第二天，憲兵們又闖入位於瀋陽鐵西區的那個燒餅舖子，逮捕了另外一位生病臥床的地下情報工作者，由於莊克仁沒有和趙福元他們住在一起，所以日本憲兵沒有找到他。白塔堡事件後，莊克仁離開了瀋陽，繼續參加到了其它情報工作中，並活了下來。

　　在《通信檢查月報》的檔案中，人們還看到了一個叫張惠民的名字。張惠民也是第三國際領導的地下情報人員，他也曾經在關東憲兵隊的眼皮底下領導建立過一個人數眾多的地下軍事情報站，他的本名叫張永興。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張永興參加抗日義勇軍，抗擊過侵入遼西一帶的關東軍。1933年，張永興在蘇聯接受了蒐集情報和無線電收發報技術訓練，並於第二年被派回齊齊哈爾，收集日軍偽軍在齊齊哈爾的軍事情況。為了工作方便，這一年年末，張永興搬到了東二道街仁惠衚同一號。這是一套典型的深宅高墻的大院，街外行人較少，便於隱蔽。有了固定地點後，張永興又秘密潛回蘇聯，領取了短波無線電臺一部後回到了齊齊哈爾。

　　張永興將發報地點設在了倉房裏，每當使用電臺時，電臺的天線就會被伸出挂在墻壁上。電臺的發報工作是由張永興的弟弟張克興來負責的，每次發報50分鐘。關東憲兵隊的無線電偵察機關曾多次探測到齊齊哈爾市內的異常電波，但卻始終未能發現電臺的所在地點。此外，為了更好地開展情報工作，張永興還發展了多名情報人員。到1935年底，情報站已發展到20多人。

　　張永興和他所領導的地下軍事情報站，蒐集日軍軍事情報的計劃之週密，手段之巧妙，讓關東軍齊齊哈爾憲兵隊非常吃驚。

　　大量的軍事情報源源匯集到張永興手中後，經他親自整理分類，能用電臺傳遞的就及時發出，用電臺傳送有困難的，就派人直接送往上級情報機關。從1935年5月以後，張永興

　　親自或派人化裝秘密攜帶重要情報，多次過境，把情報送到蘇聯伯力的遠東軍區情報部。

	趙福元

　　1937年11月，由於叛徒的出賣，張永民被捕。被捕的還有其弟張克興及其10余名情報人員。被捕後的張永興寧死不屈，1937年1月，張永興及其弟張克興等八人被齊齊哈爾憲兵隊槍殺于市郊外。1948年春當時的嫩江省政府民政部門將張永興，張克興兩位烈士的遺骨安葬在西滿革命烈士陵園。1988年7月，黑龍江省國家安全廳又為兩位烈士重新立碑，並舉行了隆重的揭幕儀式。

　　1990年6月，當年殺害張永興等人的關東軍齊齊哈爾憲兵隊長土屋芳雄曾來到齊市，在張永興的烈士墓前附罪，並向其家屬磕頭，要求贖罪。

　　總的來講，日本關東軍憲兵隊在中國東北地區實施的郵政檢閱制度一直持續到了戰爭結束，在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這段時間，關東軍憲兵隊實施的郵政檢閱，為關東軍在中國東北地區實行殖民統治提供了極大的幫助。那些被郵政檢閱認為有問題的當事人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懲罰。令人震驚的是，這些當事人中竟有一部分被憲兵隊直接送往了關東軍731部隊，被日軍當作了細菌活體實驗的標本！

　　在吉林省檔案館保存的大批《通信檢查月報》檔案中，人們會發現這樣的字樣：“處置意見：特移及”。翻譯成中文的意思就是“特別移送”。這樣的字樣出現在了各類郵政檢閱的《檢查月報》中，顯然，這是關東軍憲兵隊對於那些被郵政檢閱制度檢查出問題的當事人進行懲罰的一種方式。那麼，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方式呢？

　　所謂“特別移送”是指關東憲兵隊等軍警機關不經過法庭審判，將抓捕的抗日愛國人士及其他人員移交到731細菌部隊進行人體試驗的隱匿行為。

　　當被問及將什麼人送到731部隊時，橘武夫又交待：

　　“遭受此種特別移送的是如下幾類犯人：首先是被控為替外國當間諜或有與外國偵察機關相溝通的嫌疑者，以及所謂的匪賊，即中國遊擊隊員；其次是反日分子和不可救藥的刑事累犯。”

	張惠民（原名張永興）

　　從橘武夫的交待中人們不難看出，特別移送的對象正是關東軍希望通過郵政檢閱挖出來的那些人，因此，特別移送很自然地被當成了郵政檢閱制度的延續，一部分被郵政檢閱發現的反日人員，被關東軍憲兵隊以特別移送的方式直接送到位於哈爾濱的日軍731部隊。

　　因為郵政檢閱制度實施的時間很長，並且深入到了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所以通過郵政檢閱而遭到逮捕並被特別移送到731部隊的人有很多。比如瀋陽秘密電臺的發報員趙福元，在被捕後不久就被特別移送到了731部隊，有關他被特別移送的證據至今還保留在中央檔案館裏。除了中國人外，關東軍憲兵隊對於那些被郵政檢閱查出有反滿抗日思想的外國人也進行了特別移送的處理，他們中有蘇聯人、蒙古人、朝鮮人，甚至也有日本人。1944年，牡丹江憲兵隊就特別移送了一名有反戰思想和共黨間諜嫌疑的日軍少佐。

　　當時，隨著731部隊對所需實驗人體的數量逐漸增多，關東憲兵隊也加大了郵政檢閱的力度，不斷增加特別移送的人數，並對工作成績顯著的人予以提升或獎勵。於是憲兵們都“紅了眼”，一些情節較輕的當事人也被送往了731部隊。

　　關東軍的憲兵們已經出現了為保障731部隊的供給而製造事件的現象。

　　張志強：“日本關東軍在731部隊設置了特製監獄，這樣他就需要大量的實驗人員，1938年日本關東軍制定了一個關於如何特別移送這麼一個標準，這個標準下達以後所有的日本關東軍的所在部隊，包括有關警察和日本憲兵隊只要看到特移及，特別移送處理，（就）明白要將這個人送到哈爾濱731特製監獄也叫四方樓進行人體實驗。在中國經過我們調查，應該説現在沒有活著的實例。”

　　郵政檢閱制度是違反國際法的行為。通信自由是維護人權的基本要求之一，而日軍隨意沒收、扣押、刪除信件，無疑是一種犯罪行為。它阻礙了民眾之間的信息交流，致使通信不能正常進行，限制了人身自由和通信自由，並且由此而産生的特別移送等殘酷處理方式，更加觸犯了國際公約。

	1937年1月張永興等8人被齊齊哈爾憲兵隊槍殺

　　日本關東憲兵隊《通信檢查月報》檔案的公佈，在日本引起了一定的反響。

　　吉林省檔案館保留下來的這批檔案十分珍貴，它詳細地記錄了日本關東憲兵隊的活動，是日本當年侵略中國東北的重要罪證。這些檔案記載了東北淪陷後的許多重要事件和人物，經過檔案館多年地挖掘和整理，一些鮮為人知的歷史事件逐步浮現，為人們更深地去了解那段歷史提供了參考，也讓那些日本右翼分子否認日本侵華的狡辯顯得愈發蒼白無力！

　　（CCTV《探索發現》供稿，未經允許不得轉載）

責編：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