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以前的文明》第一集《走近紅山》(探索發現2004-240) 

央視國際 2005年01月09日 17:14

　　在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市東北方向的不遠處，有一片褐紅色的山巒，當地人稱它為“烏蘭哈達”，也就是紅山。然而，紅山的聞名，不僅僅是由於它的美麗，而在於它所代表的悠久歷史和文化。

　　1906年的一天黃昏，一個個子不高的日本人，走進了建於清代康熙十八年、位於赤峰南部的喀拉沁王府。

　　來人是日本人類學家、考古學者鳥居龍藏。鳥居龍藏名義上是王府聘請的教師，但是，他的心思和興趣，都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他曾經在赤峰一帶進行考察，發現了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並見到環繞著石頭的古墓。

　　其實, 鳥居龍藏看到的這些環繞石頭的古墓，其中有的就是後來震驚世界、被專家們稱為 “積石冢”的紅山文化墓葬。因為他的考古活動僅限于地面採集，埋藏在地下的中國遠古文物才沒有受到襲擾。

　　1908年，結束了三年內蒙古生活的鳥居龍藏，帶著對紅山文化不甚理解的遺憾，離開了喀拉沁。

　　1919年，內蒙古東部的林西、赤峰、朝陽地區，再次出現了一個外國人的身影。這個人是法國神甫、自然科學博士桑志華。

　　據有關資料記載，在1922年至1924年期間，桑志華多次到過赤峰。在這裡，他發現的新石器時代遺址多達22處。還在中國的土地上發現了舊石器時代遺址。並採集了一些史前文物標本。

　　1930年的冬季，一個面容消瘦的青年人，頂著刺骨的寒風，由東北的通遼起程，經過天山、林東、林西等地，到達當時屬於熱河省管轄的赤峰。

　　這個人是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永。

　　1923年，19歲的梁思永從清華學校畢業以後，遠渡重洋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考古學和人類學。留學期間，他認真閱讀了鳥居龍藏和桑志華撰寫的赤峰考古調查研究的論著，開始關注紅山文化。

　　1930年，獲得哈佛大學碩士學位的梁思永回到中國，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所工作。

　　就在梁思永整裝待發之際，傳來一個壞消息：通遼一帶爆發了嚴重的鼠疫，將原先打算從北路進入熱河的路口阻斷。

　　進退兩難之際，從東北傳來另外一個信息：有人在黑龍江的昂昂溪附近，發現新石器遺址。梁思永立即打點行裝前往那裏。

　　1930年9月19日，梁思永從北平出發，于28日到達發掘現場。

　　工作三天之後，因為天氣變冷而被迫停工。

　　有著高度責任心的梁思永先生，當時幾乎是沒有任何猶豫，馬上決定取道東北，南下熱河。1930年10月下旬，梁思永到達林西。

　　梁思永下決心，準備在林西縣作一次較大規模的發掘，以解決這些遺物在地下的分佈問題。

　　發掘的地點被當地百姓叫做“哈拉海”，這是一塊沙窩子地，距離縣城大約4公里。當時，從林西到赤峰的南北大道由它的中心穿過。

　　位於大道西側的鍋撐子山高高聳立，它也是發掘遺址的最好標誌。

　　但是，梁思永到達林西幾天前，這裡就飄起了雪花。他到達的那天，林西縣又颳起了西北風，溫度也降到零攝氏度以下，遺址地表上的土層凍得像石頭一樣堅硬。在這種情況下，他將挖掘計劃改成在赤峰一帶進行地面採集。

　　在赤峰，梁思永收穫了新石器時期的石器和陶片等一批文物。

　　11月27日，梁思永結束了在熱河的考古工作，回到了北平。梁思永回到北平不到一年，就從東北傳來了令人更加不安的消息。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了震驚中外的918事變。在四個月之內，東北三省淪陷。

　　1932年2月25日，日本軍隊繼續進犯熱河省各縣。

　　3月2日，日軍侵佔赤峰。

　　1933年的3月4日，日軍佔領熱河省會所在地承德。

　　劉國祥：“日軍佔領熱河剛剛4個月之後，也就是1933年的7月23日，打著學術研究旗號的日本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迫不及待地來到熱河，在朝陽、淩源、興隆、承德、赤峰等地，對一批新石器時代遺址進行調查，兩個月之後返回日本。”

　　受到第一次滿蒙學術調查團的誘惑，有日本考古學之父之稱的濱田耕作親自出馬，于1935年的夏天到達赤峰，在這裡進行了三個星期的大規模發掘。

　　席永傑：“當時，日本內閣制定了欲滅亡中國，必首先滅亡滿蒙的所謂大陸政策。日本的史學界、考古學界，按照日本政府的這一政策對中國東北、內蒙古的東部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和歷史研究。為炮製滿蒙從來就不屬於中國和滿蒙獨立論，尋找所謂的歷史依據。”

　　按照原來的打算，濱田耕作準備在紅山的山後，發掘幾座青銅器時代的石棺墓地。但是，一個偶然的發現，使他改變了計劃。六月中旬的一天，一位日本人在紅山後調查遺址分佈時，突然發現了史前遺址。

　　濱田耕作意識到了其中的寶貴价值。於是，立即修改了原來的發掘方案，放棄了正在挖掘的青銅時代墓地，集中力量發掘史前文化遺址。

　　根據有關資料記載，在紅山後，日本人發掘了兩處新石器時代居住址、31處墓葬，出土人骨29具，動物骨20具，陶器等16件，玉石珠380顆，骨器33件，青銅器14件，採集品1000多件。

　　最後，日本的考古學家們將他們攫取的所謂“成果”，全部帶回了日本，放在了京都帝國大學教研室。

　　三年之後，濱田耕作等人發表了名為《赤峰紅山後》的發掘報告。認為紅山後遺址包括赤峰第一期文化和第二期文化。

　　就在日本人在赤峰等地進行文化掠奪的時候，梁思永因為患肋膜炎病倒了。直到1934年的春天才逐漸康復。剛剛恢復健康的梁思永，急著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整理在熱河採集的材料。

　　1934年秋天，梁思永的熱河考古報告發表。梁思永的這篇考古報告，是由中國考古學者書寫的第一篇專論熱河新石器的文字。

　　在梁思永的熱河採集報告發表九年之後，一位23歲的青年教師來到了日本人發掘過的紅山後遺址上。1942年，佟柱臣來到遼西地區的淩源中學擔任歷史教師，教課之餘，他把興趣全部放在了考古調查上。

　　一天，佟柱臣來到了遼寧省淩源縣與建平縣交界處一個叫牛河梁的地方，土坡上的石塊引起了他的注意：這些河溝裏的石塊是怎麼跑到山上來的？它們是幹什麼用的？佟柱臣不知道他發現的就是後來轟動考古界的紅山人的墓葬——積石冢。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佟柱臣離開赤峰，到瀋陽博物院任職，從此走上專業考古的道路。

　　日本投降之後，在四川宜賓李莊的梁思永得以回到北平休養。

　　1949年春天，梁思永迎來了北平和平解放。

　　1950年8月，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梁思永為副所長。

　　新中國成立後的第四個年頭，著名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將自己撰寫的部分學術論文，準備取名為《中國新石器時代》發表。

　　在病中的梁思永仔細看了尹達撰寫的論文以後，建議他把赤峰紅山新石器寫進文稿。

　　1955年12月，尹達著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出版。根據梁思永的意見，尹達專門加寫了《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作為補充。

　　而此時，梁思永已經因病去世一年多了。

　　在《關於赤峰紅山後的新石器時代遺址》一章裏，紅山文化得到正式命名。它的分佈範圍，包括遼寧、內蒙古和河北交界的燕山南北及長城地帶。

　　在紅山文化命名一年之後的1956年暑假期間，裴文中教授和教師呂遵諤帶領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三年級的7名學生，登上了前往赤峰的列車。

　　當時24歲的嚴文明就是這7名學生中的一個。

　　到達赤峰的第二天，北京大學的學生們就沿著崎嶇的小路，來到了紅山前。

　　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嚴文明：“日本人沒有在紅山前做過工作，所以紅山前，當時也算一個新發現，這個紅山前，就相當日本人講的所謂赤峰第一期文化，那個赤峰第一期文化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紅山文化。日本人所謂赤峰的第二期文化，當時我們把它分了好幾段，這些我們就把它叫做夏家店上層文化。其實在紅山上，更多的還有夏家店下層文化的東西。”

　　在紅山文化發現、命名之後的幾十年的時間裏，由於沒有更新的文物出土，自然也就沒有引起人們的特別關注。

　　然而，1986年《人民畫報》第八期，刊登了一幅5000年以前，紅山文化c形玉雕龍的大幅照片。

　　玉雕龍的出現，立即引起了國內外的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