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國 第三部 藏寶現身 車轔轔?馬蕭蕭(上)（2004-83） 

央視國際 2004年05月12日 14:04

	王恩田考古隊(中王恩田)

　　1964年，淄河岸邊的茅草剛剛泛出綠色，一群陌生人來到淄河東岸的後李官莊，他們是山東省文化局臨淄文物工作隊的隊員。

　　幾個月的勘探、挖掘，很快有了結果，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文物出現了。然而，正當考古工作者們滿懷信心地繼續挖掘的時候，“文革”開始了，考古工作被迫中止。

	車的象形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濟南到青島的高速公路按照規劃將從這裡通過，考古工作再次開始。為了了解整個遺址的情況，挖掘到中間的時候就開始在遺址的東頭， 從淄河的邊岸上，西邊開始挖，中間又在東頭開始挖，就發現了這個大墓。

　　這個墓長約35米，寬約9米，棺材和墓主的骨架都已腐朽。由於墓葬早年被盜，隨葬器物所剩無幾。王永波他們就開始在墓室邊上挖掘。到下面發現有個銅件，考古工作者一看銅件是車上的部件。

	出警圖

　　不同的土色被一層一層地剝離下來，車軸出現了，接著是車輪和車廂。

　　克服了夏季雨水的侵襲，冒著工棚內40多度的高溫，考古隊員們經過四個多月的奮戰，終於讓1號坑裏的10輛車、32匹馬和2號坑裏的6匹馬完整地呈現於人們面前。

　　在山東地區單獨用馬殉葬的，有過；單獨用車殉葬的，也有過，但像這樣車馬合一的殉葬，卻是第一次。1990年它被評為中國的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考古工作者在這泥土的遺跡中發現，這些車的主要原料是木材、藤條和皮革。而在殘破的車輪間，一種被稱作“戈”的古代兵器，更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興趣，這是否意味著這10輛單轅雙輪車是作戰用的戰車呢？

	出土的古代馬蹬

　　史料記載，征戰頻仍的春秋時期，車輛除了用於運輸、乘坐之外，更多地用於戰爭。當時衡量一個國家的大小強弱，不是以土地或人口為標準，也不是以物産和金銀為標準，而是以軍隊的規模和兵車的多少為標準，所謂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乘”指的就是“車”。

　　古代典籍記載，春秋車戰通常是在開闊地上排開橫向隊列，這就是《淮南子》中所説的“疏隊而擊之”。以這樣的規則交戰，往往只用一個回合，隊列就被衝得七零八落，而由馬駕馭的戰車，是很難重整隊形的，因此春秋時期的車戰一般都在一天之內結束。

　　雖然車戰是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但其殘酷卻是不容置疑的。詩人屈原在《九歌?國殤》中描寫了車戰的壯觀和慘烈。“操吳戈兮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

	出土唐代的舞馬銜杯紋

　　戰車對於駕馭技術和地形地貌的要求很高，弊端隨著戰爭的進展暴露出來。秦漢以後，我們就很難看到這種儀式化的車戰了。

　　車馬坑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車廂兩邊的車輪，考古工作者根據它們進行了實物復原，讓我們在2700年後的今天得以一睹春秋時期車輿的風采。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車的象形文字已經粗略勾畫出車的結構，這部分是車衡，這部分是車轅，這是車輿，而車輿兩側的就是輪子了。

　　相傳中華文明發端之始，黃帝就開始造車，並因此被稱為軒轅氏。軒轅二字指的就是車。

　　車的製作工藝相當複雜，它涉及木工、漆工、鍛造等諸多工種。

　　古代的車輛製作的關鍵是輪子，因為過去的路不是太平，輪子必須要堅固，所以在製作的時候很講究，它必須要把木頭一塊一塊的做成網狀的，車中間的那部分結構安全是榫鉚結構，這種結構有獨特的結構方式，把它協成以後，越走越緊。

　　在制車業非常發達的齊國，都城臨淄的街道上人來車往，其中有許多馬車遠道而來。為了吸引更多的客商，齊國制定了一個在今天看來仍然比較開放的政策，就是以外商駕車的數量來決定接待的規格。這一政策吸引了大量客商。一時間，臨淄城裏“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發掘出的戈

　　在這些來來往往的車輛中，可能有一輛車上就坐著孔子。但他不是來經商的，他是來尋求更大的政治抱負的。當時像孔子這樣的人出行必須乘坐馬車。孔子駕車週游列國之後回到魯國，廣招門徒，主要傳授六藝。這六藝是指：“禮、樂、射、禦、書、術”，其中“禦”是孔子特別強調的一項技能。

　　為什麼要重視禦呢？因為禦是士在報效國家的時候作戰，作戰的時候必須要會趕車。

　　駕車的技巧在於如何控制馬。馬分為服馬和驂馬，中間兩匹為服馬，負責用力拉車，外側為驂馬，負責左右轉向。要想隨心所欲地駕駛馬車，就要學會用韁繩調理好服馬和驂馬。《詩經?秦風?小戎》中所謂“六轡在手”，説的就是這個道理。

　　漢代以前，乘車的時候有站著的姿勢，還有坐著的姿勢，要求乘車有車容，到魏晉南北朝的時候，這個時候人都崇尚自由，就覺得這種坐車的方法很不太適應。而牛車因為走起來比較緩慢，另外車廂比較大，也可以坐，可以躺。東晉南渡以後，江南地區牛多馬少，也是牛車興起的原因之一。據史書記載，晉元帝繼位之後，由於馬匹缺乏，改駕六馬為四馬。後來皇帝開始喜愛牛車，大臣們自然競相仿傚。

	發掘出的古車馬

　　到了唐代，第三代皇帝唐高宗連牛車也不願坐了，而是喜歡使用人力的輦和轎。而曾經盛極一時的馬車、牛車更多地用於載重運輸了。

　　到南宋以後坐轎就越來越多了。到了明朝的時候，無論是文官還是武官都坐轎。

　　到了清朝的時候，像福康安這些大將，大將上前線都坐轎，轎夫倒是騎著馬，轎夫騎著馬跟著轎，多少裏就換一班，這個轎夫再騎著馬，那個再給他抬轎，到了這個程度。

	古城模型

　　唐宋以後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車和轎是同時存在的。

　　轎子的平穩並不能完全取代車子的多種功用。不過轎子的出現不但沒有讓中國的制車業尋找到應有的發展方向，相反在一程度上抑制了車的發展。

　　一直到近代歷史揭幕以前，中國的古車它的最高峰就停留在十三世紀那個階段。十三世紀以後，中國古車因循原來的歷史軌跡慢慢地向前走，沒有重大的變化。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車的幾個國家之一，但是直到1902年汽車從上海進入中國的時候，中國人也很難想像中國古代的馬車與汽車有什麼關係。

　　中國的古車始終是以兩輪車為主，中國古代沒有發展起來四個輪子的馬車。這個發明非常之重要。而這個發明在歐洲公元前瑞典南部的岩石上的岩畫已經刻出來了這種能夠前輪轉向的四輪馬車的一個簡單的示意圖。

　　兩輪的馬車沒有發展成為四輪的汽車，這對中國人來説是一個遺憾，但在兩輪車之外，中國人並非全無建樹，早在西漢末年中國人就發明了小巧靈活的獨輪車。獨輪車只需要一個人推動，既可載人又可載物，適應平原和山區的各種道路。獨輪車是中國人對世界科技史的一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