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面》第七期——戰爭訴訟
央視國際 (2003年02月22日 10:07)
一場遙遠的戰爭
一種至今威脅人類的恐怖武器
一位普通的中國女性重新揭開那段悲傷的歷史
七年的奔波
27次法庭上面對一個國家的訴訟
難道這一切她真的無從選擇嗎？
（採訪時間：2003年1月24日）
王志：介不介意透露一下你今天的行程？
王選：今天行程啊，我這次到北京來，是感動中國有一個頒獎儀式，所以我參加他們的頒獎儀式。
王志：參加完儀式以後呢？
王選：今天晚上就回去了，7點50分的飛機。到北京時間挺緊的，我先從浙江蘭溪趕過來的。在蘭溪的時候，有兩個英國的王志，一個是《衛報》的，還有一個是《觀察家報》的。
王志：報道什麼？
王選：報道細菌戰，還有我們的訴訟，原告的活動，我們平時搞那些調查。我正帶著他們在我們浙江另外一個縣拍炭疽的受害者，在那個村子裏頭。去年8月27號判決以後。特別報道很多。這個訴訟和參加訴訟這麼一群人做的那麼多的工作，它得到社會的認可和評價，我想是這麼一個結果，使我能夠走到感動中國。
（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典禮現場）王選：我們中國人相信人死了以後有靈魂，他的靈魂是不死的。所以我想我們這個訴訟就是為這些沒有聲音，甚至沒有名字的人所發出的一個聲音。這個聲音現在全世界都聽到了。
解説： 2002年8月27日，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坐在原告席上的是一群普通的中國老百姓。他們面對的被告人是日本國政府的代表。六十年前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細菌戰給這些中國人帶來了六十年的痛苦和冤屈。為了宣判歷史的這一天，王選，已經奔走了7年。
王志：你是怎麼開始參與到這件事裏來的？
王選：我95年的時候，偶然地看到一則報道，在我們家訂的英文報紙，叫做 《THE JAPAN TIMES》英文《日本時報》上有一條新聞講到，第一屆有關731部隊的國際研討會在中國黑龍江哈爾濱召開，有兩個日本人，它提了這兩個日本人的名字，市民團體，報告了去浙江義烏崇山村，調查731細菌戰引起鼠疫流行。
王志：當時你看到這個報道以後，你的反應是什麼？
王選：我一看那個報道就很激動，我自己能感覺到，激動好像臉都紅了，就趕緊給那個報社打電話，很興奮的。
王志：你與這件事情或者是與崇山村到底有什麼樣的聯絡，會讓你産生這樣的一種感受？
王選：我父親就是從崇山村走出來，然後到上海去讀書工作，後來參加革命。我很小的時候，我父親就跟我説過，當時日軍侵略中國的時候的暴行，對中國人的，他説在崇山村發生的鼠疫，。。。而且我還記得我父親跟我講到鼠疫的時候，我父親心情非常沉重的，好像非常痛苦的，恐怖的記憶。
解説：崇山村，中國浙江的一個小村莊。 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軍飛機低低飛過村子的上空。十幾天后，村子裏爆發了的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相繼在痛苦中死去。這其中也包括王選的八位親人。村裏人當時並不知道這場災難的原因。不久之後，一支自稱防疫部隊的日軍來到了崇山村，但是他們並沒有給染病的村民看病，卻把這裡變成了活體解剖的實驗場。
王選：日本人把農民拖到看不見的地方，野地裏，田野裏面（低草），就活體解剖。但農民也看到日本軍對把剛死的人從棺材裏頭的把內臟取出來，或者是臂、腿割了，把淋巴的部分割了，砍了，拿走，都取了
王志：為什麼特別要淋巴 ……
王選：因為這是採菌，這種細菌要經過人的抗體以後篩選出來的細菌是生命力最強的細菌，換句話説就是最有效的細菌武器。
解説：
日軍侵華戰爭中，以731部隊為首的日軍細菌戰部隊將鼠疫、霍亂等致命病菌投放到中國東北、華北、華東的許多地區，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染病死亡，還有更多的人落下了終身殘疾。同時，他們還把病菌注射到抓來的中國平民和戰俘的體內進行繁殖。然後對受害者進行活體解剖，以檢驗細菌的效果。這是人類第一次在戰爭中用細菌殘害自己的同類。
（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年度人物頒獎典禮現場）王選：我覺得照片上的人是那麼年輕，而且健康，他們當然不知道被送到731部隊以後，面臨著他們的是什麼，也許當他們在對著鏡頭看的時候，也許這是他們向這個世界看的最後的能夠讓世人看到的留下的他們生命的一種記錄。我想我已經看到了，我想我是不可能再背過身去，去裝作不知道的。
解説：戰爭結束後，為了獨佔細菌戰資料，美國與日本一起掩蓋了這段骯髒的歷史。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和其他細菌戰戰犯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日本政府也沒有對中國受害者做出任何賠償和道歉。半個世紀之後。一群富有良知的日本民間人士展開了對這段歷史的深入調查，並幫助中國受害者準備起訴日本政府。看到報上的消息後，身在日本的王選很快和這群日本老兵的後代取得了聯絡。
王選：經過一番週折，總算和他們聯絡上了。後來他們來到我住的城市來見我。
王志：你找他們幹什麼？
王選：我跟他們在電話裏説了，我説我是崇山人的後代，他們就非常吃驚，好像説崇山人後代還有在日本留學的。我説聽説你們到崇山調查鼠疫了，我也要參加你們的調查。我説我有義務協助你們，盡我之所能。
王志：記得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和感受嗎？
王選：。那時我記得，他們讓我到新幹線車站站臺上去接他們，那個時候我站在站臺上的時候，有兩個日本中年人迎面向我走來，他們沒有説話，我就能認出來，就是這兩個人。我覺得在那一片刻，我到日本去留學所有的辛苦，它的意義全部都是實現了，産生意義，産生意義了 在那個片刻。。。不然的話，我為什麼要去日本呢？
解説：王選是1987年跟隨丈夫來到日本留學的。經過8年的打拼，她在這裡已經有了穩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身處異國他鄉，生存的壓力還是無時不在的。
王志：當初你決定參與到調查當中來，對你個人來説應該有一個抉擇，因為你是一個學生，你需要掙錢養活自己，而做這個調查的時候，你可能掙不到錢，而且你要有付出？
王選：對，但是對我來説就是無從選擇，不容選擇的一件事情，你必須要去做的，不管你有沒有錢，掙得到錢，掙不到錢。
王志：那你的先生支持你嗎？
王選：他不支持，我也要去做。我必須要做，有一次剛開始做的時候，我記得96年夏天的時候，我媽跟我丈夫兩個人來做我的思想工作，因為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大家都覺得不應該輕易參加那些具有政治性的一些活動，就給我做思想工作。當時我差點眼淚掉下來。我就跟他們説，一個人有些事情是不能説不的，你有義務的。
王志：在這件事情上你覺得你不可能説不？
王選：不可能説不。
王志：為什麼？
王選：因為我是崇山人的後代，我是唯一在日本受過教育的人，了解日本這國家，知道這語言，我是受了現代化教育的人。這個事情當然應該我來做，只有我來做，在日本的許多事情。
解説：從1996年開始，王選正式參加了日本民間細菌戰調查團，她又一次回到了故鄉崇山村。因為她既精通日語又會説當地的方言，調查團裏只有她能和當地村民中沒有障礙地交流。
王志：在我的印象中間，你那時候好像就是做翻譯的工作。
王選：對，翻譯，然後幫他們整理資料，翻譯，其實我除了這個翻譯其實並不僅僅是文字上的翻譯，溝通，然後我跟他們一起分析，一起判斷。
王志： 96年我的同事劉愛民去採訪你的時候，那個時候你是翻譯，今年我來採訪你，王選現在已經變成一個原告團的代言人，全權代言人了，這個變化是怎麼産生的？
王選：第一次我去崇山，我就發現，日本人對中國的社會了解很少，。。所以跟中國農民在溝通的時候很困難。尤其日本律師説起話來那種一本正經的樣子，虎著臉，他們那時候其實也是比較幼稚，現在想起也很好笑，農民很怕。因為農民唯一的聯想就是日本鬼子，他第二次看到日本人，他又怕説錯了，怕連累整個村子裏的人。他們受害者，當然我們村子裏的人是無條件，他們跟日本方面提出來，説要王選作為全權代表（進行）訴訟，一開始就提出來，後來其它各個受害地也是這樣的，他們説讓王選作代表。我就意識到，必須要讓受害者跟日本市民團體説明白這件事情，不然的話我跟他們説他們不聽，因為你想我們在日本市民運動開會的話，好像沒有什麼女性發言，都是男的在説話，他們都有這種習慣，他們不是故意的。
王志：但是調查最早是從日本人開始做的？
王選：對，所以日本人也有這麼一個問題。一開始的時候，日本人的眼光和視點，他們都是從日本社會的角度（出發）。我對這一點，從一開始我就看到了，覺得很不足，因為這個訴訟將來必然是應該是一個從真正意義來説，是受害者自己的訴訟，受害者自己直接意志的反映，感情 願望和意志的反映。所以需要受害者作為第一主人公在訴訟中提出自己的主張。
解説：隨著調查的深入，王選逐漸成為中國各地受害者的共同代表，她也開始了一種沒有停歇的生活。為了準備對日訴訟的證據材料，她走訪每一個可能的細菌戰受害地，尋找當年的受害者。她的到來，讓許多被病痛折磨了幾十年的老人，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病因。面對著一個個無法癒合的傷口，王選在心裏流淚，眼前的情景讓她明白自己再也無法回到從前的生活了。
解説：經過兩年多的準備。1997年8月11日王選代表108 名中國細菌戰受害者第一次走進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將日本政府告上了法庭。他們要求日本政府就當年侵華日軍的細菌戰暴行向中國受害者謝罪賠償。
王志：能不能給我們回憶一下第一次出庭時侯的情景？
王選：我第一次開庭的時候，三個法官。我發言的時候因為我聲淚俱下，我那個時候，眼淚掉得我看那個紙都看不清楚了。但是我在開庭以前，律師就跟我説，王選你説話的時候，你一定要兩隻眼睛盯著法官看，而且要看她的眼睛。
王志：為什麼？
王選：要感動他，一定要讓法官感動。
王志：結果呢？
王選：結果兩個法官掉眼淚，那個女的就一直掉眼淚，眼淚就唰地往下流。因為她是女性，我就發現我在説話的時候，她特別吃驚，她非常吃驚，她們也許原來在生活中從來就沒有一個跟中國的差不多同年齡女性這樣對話的機會。
王志：你覺得法官為什麼流淚？
王選：法官流淚，我其中也提到，我後來到日本留學，跟日本人民一起經歷的這10年激蕩的變化，後來我就講，由於偶然的機會，我遇到了一群日本兵的後代，我就跟他們一起不分春夏秋冬到中國進行調查，共同去尋找這段歷史，尋找這段記憶，然後共同地來承擔我們對他們的責任。
王志：你覺得你用什麼東西打動了她？
王選：我覺得這次打動她的，就是一種共感。我就講，這些日本人的努力，使中國人很感動，他們是在改變有關戰爭所留下兩個民族之間的對立。
我説有許多的受害者，還沒有能夠活到開庭這一天就去世了，所以我説這個訴訟也是對這些無數的受害者一個永久的紀念。最後我就講，我們原告團的全體，為了能夠永遠紀念這些受害者，我們在這裡表示要不懈努力到最後，最後一句話是這樣的。
王志：在你説這番話的時候，對方的律師是什麼反應？
王選：我覺得日本政府的代理人，他有時候也很感動的，他覺得問題很嚴重，往往他們的表情是臉色都是發灰的，沒有一點笑容。就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糟糕，他們也知道日本面臨著一個很大的問題。
解説：在法庭上，日本政府仍然否認日軍曾在戰爭中使用過細菌武器。由於受政治影響，東京法院的案件進展非常緩慢，許多時候王選不得不作為唯一的中國原告代表，一次次面對漫長的法庭審理。
王志：一共出庭多少次？
王選：連判決的話是27次，參加開庭。
王志：27次。
王選：對，連判決在內的話27次開庭。
王志：有多少次是你一個人？
王選：27次裏頭我想將近一半的時間，或者一半稍微以上是只有我一個中國人。還有在旁聽席上也沒有中國人，
王志：27次出庭你怎麼堅持？
王選：出庭也許是我做這個事情那麼多工作裏頭最難的，比較難的一件事，特別是只有我一個中國人的時候，那種整個法庭的氣氛。
王志：什麼感受？
王選：我覺得就是説 因為在這個法庭上的日本人，除了就是給我們做證的兩個731部隊的日本老兵以外，幾乎所有的人，包括坐在底下的，他都沒有參加過細菌戰，沒有到中國侵略過，但是他們必須要繼承這個罪責。
王志：就像你繼承受害者的權利一樣。
王選：對，我繼承受害者的權利，他們承受戰爭罪責。那麼這些來旁聽的日本人，又都是對戰爭反省的，他反對戰爭的，支持中國人打官司的。所以他們好像整個的事情落在這一群人，有良知的人頭上
王志：你的感受呢？
王選：我就覺得好像是下地獄一樣，整個日本人，所有在法庭上，除了我一個人都是日本人，他們知道整個日本民族所面臨的一個命運。
王志：你發言的時候，他們什麼反應？
王選：日本人真是很仔細地聽著，那時候連針掉在地上都聽見，法庭上很靜的，每個人聽得很仔細。他們確實是作為日本人在聽，聽我們中國人到底對這個問題是怎麼想。他們特別想知道，中國人到底對這個問題怎麼想，怎麼看的。
王志：但是你一個人出庭孤獨嗎？
王選：嗯，感到孤獨，我覺得太冷清了。我當然希望中國人能夠把這個法庭都坐滿了，這些支持我們打官司的日本人也是這麼想的，他們就不好意思説，因為他們覺得日本很對不起中國，他們不能説中國人什麼了。這要中國人自己自覺了。留學生一個一個都挺忙的，然後個性很強。年輕人他們説，他不感興趣，我真聽他們説過，我很吃驚。反正也不知道什麼原因，他們説反正就是不感興趣。
王志：碰到這種事情你的感受呢？
王選：他們的選擇是他們的事情，我也不去指責他們。
王志：那你為什麼不放棄呢？
王選：我當然不能放棄了，正義能夠放棄嗎？正義是一旦你去做，你絕對不能背叛的。
解説：這場追求正義的跨國訴訟無疑是艱難的。為了提出更有力的證據。王選孤身奔波在日本各地，尋找那些願意説出真相的細菌戰參加者，拒絕是她常常遇到的。
她在日本的媒體上，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表達了自己要堅持到底的決心。
王志：當你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當你暴露在公眾面前的時候，日本人同樣知道你在做這件事情，你周圍的日本人對你的看法有改變嗎？
王選：日本跟中國不一樣，比如説這些鄰居，你跟你的鄰居可以永遠不説話，你不知道誰是你的鄰居，但是我們隔壁有一個鄰居現在搬走了。有一天他跟我説，他特別興奮，我們起訴以後，97年8月11日起訴以後，97年8月16日朝日電視臺放了一個紀錄片，叫做《消失在黑暗中的大屠殺—731部隊細菌戰》，就是講我們的這個訴訟，他就説，那天朝日電視臺放的這個紀錄片裏頭是不是就是你？我説就是我。他説很好，他就很高興。
也有人給朝日電視臺寫傳真，一個高中生，説這個中國女人很了不起，他説我要跟她聯絡。也有很多人給朝日電視臺發傳真打電話説，説朝日電視臺是日本的良心。
王志：你在日本社會還沒有感覺到壓力？
王選：應該説有一點壓力，因為有的時候他們説給我打電話，但是我家裏電話鈴沒有響，他們説給我打過很多回，傳真發不進來，但是我們家裏電話很正常，我打出去也很正常。
王志：有沒有敵對的表示？
王選：敵對的表示沒有直接向我表示，但是市民運動裏到是有的人有點妒忌，反正是這樣的，當然説出來就很無聊的，但是一般老百姓我覺得沒有。
王志：你的生活中呢？
王選：但是就是説我們家裏的自行車輪胎被人家割了，割兩回。
王志：你現在的生活中間除了跟細菌戰有關的工作以外，你還有別的工作嗎？
王選：還有別的工作，比如説在我住的城市一個日本的企業，雇傭我做中國商務方面的研究，所以我要給它收集一些有關的資料，還要跟中國挂鉤單位搞科研交流，每年都要做的。但這個工作量不大的。
王志：這個是你生活的來源。
王選：對，這是我生活的主要來源，而且我們的公司也知道我在打官司。
王志：你在日本的老闆，你單位的同事怎麼看？
王選：沒有，我們老闆對我很客氣，我給他看了訴狀，我法庭的第一次發言也給他看，我想讓這些日本人都知道我在幹什麼，這樣他們實際上來説也就是我的支持者。讓他們具有意識。
王志：你覺得他們能夠理解你嗎？
王選：當然他現在對戰爭的看法跟我還是很不一樣的，但是他作為日本人，應該説他是理解這件事情的。
解説：王選的事業得到了許多普通日本人的理解。在她和日本律師的努力下，一些日本老兵終於走出陰影，公開了參加細菌戰的事實。但這並不能讓她輕鬆多少。因為在訴訟之後的幾年中，已經有20位年邁的中國受害者離開了人世，她必須和時間賽跑。王選開始更加頻繁地往返于中國和日本之間，細菌戰調查漸漸成為她的主要生活。
王志：把那麼多的經歷和時間投入到調查當中，對你的生活沒有影響嗎？
王選：有影響的，所以我的一個好朋友警告我，王選你不要成為職業革命家，這樣不好，你應該把你生活好好安排一下。
王志：你對生活上的要求是什麼？
王選：我們老公説我對生活沒什麼要求。
王志：但是你是一個知識女性，你是一個有想法的女性，你總有一點自己的生活，總有自己的……
王選：我最喜歡就是讀書，看書，買書。
解説：王選已經被細菌戰調查改變了，她還想讓更多的中國人了解和參與這個事業。她頻繁地在各地舉辦報告會，向普通百姓介紹細菌戰歷史和案件進展。來自於湖南、浙江等地的38萬個聲援簽名送到了她的手裏，這也成為了原告團遞交給法庭的一份新證據。
解説：經過5年的等待， 2002年 8月27日，王選第27次走上了日本法庭，在這一天，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官對侵華日軍細菌戰索賠案作出了一審判決。
他認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軍在中國確實實施了的細菌戰，並且認為日軍的行為違反了人類道德，也給中國帶來了傷害，但是，對於中方受害者提出的賠償要求，法官卻依據日本戰前憲法所謂的“國家無答責”原則，不予支持，判決中國受害者敗訴。
王志：當時聽到法官最後宣讀判決的時候，你的感受是什麼？
王選：因為法官宣讀判決的時候，他的口氣比較客氣，他好像是想解釋，他沒有開始講我就知道情況不妙了。但是我們提出這些東西，實際上從2002年8月27號的判決結果來看，當時的現狀，整個國際的反響來説，應該説我們是達到目的了。所以為什麼我個人對判決結果我會比較積極地去肯定它。
王志：在你的意料之中嗎？
王選：我有某種程度的失望，但是我不願意去指責法官個人，你要知道這個問題是整個日本社會的問題。現在等於説法官這個判決其實是一個矛盾的。既認定了戰爭的事實也認定了是一個違反國際法的戰爭犯罪，然後日本政府又有國家責任的，然後又不賠的，等於説把這個矛盾體放到了中國和日本之間。
王志：這時候與第一次（開庭）相比的話，被告的反應是什麼？
王選：被告的臉色非常難看，比平時以往任何所有的時候（都難看），因為你想法院要認定日本政府就是説，日本軍隊在中國使用過細菌武器了，這對日本來説，可能是外交上到現在為止外交上從來沒有面臨過的一個很大問題，日本最終是要解決這個問題的，問題是怎麼解決。
王志：一審判決以後，在法律方面你做了什麼？
王選：判決以後馬上就上訴了，8月31號就上訴了。
王志：馬上上訴了，那二審的結果會是怎麼樣，你有估計嗎？
王選：二審的結果我想如果説各方面的條件能夠成熟，能夠形成，能夠跟上去的話，還是應該勝訴的。
王志：。但是也有可能二審敗訴，如果敗訴怎麼辦？
王選：完全有可能，因為為什麼，因為按照目前日本國內的情況來看，小泉政權對戰爭責任問題它是非常消極，而且保守。
王志：如果敗訴怎麼辦？
王選：二審後面還有終審，還有第三審。。三審敗訴的話，在日本訴訟上就結束了，從法律上來講。
王志：就終審了。
王選：對。
王志：如果到三審的時候，也就是終審的時候，還沒有按照您所希望的結果出現，您還有別的法律上的計劃嗎？
王選：中國還有很多受害者，沒有在日本法庭起訴的，他們也可以起訴，或者在我們的訴訟過程中有機會去起訴，或者到國際社會去呼籲。因為日本法庭並不是唯一一條可以謀求正義的途徑。
解説：一審敗訴後，為了落實幾件新發現的證據，王選又回到義烏崇山村。當她去探望一位總是叫她作侄女的受害者時，沒有想到，短短幾個月分別之後，這位年邁老人現在已經病重在床了，不省人事了。
王志：現在你訴訟要取勝的難點到底在什麼地方，你面臨的困難？
王選：那就是還要把事實的調查，大量的事實調查證據要蒐集，要保留，而且要通過法律的程序，要這些事實的證據，比如口述歷史，要讓它具有法律上的效率， 比如説進行公證，要律師去取證。
王志：這很難嗎？
王選：有些地方能夠公證，絕大部分的地區沒有開展這方面的公證。在中國有些地方開展了一部分。還有就是向國際社會呼籲，你要組織，首先要把每個受害者，比如你要聯絡一千個受害者，中國一萬個也有，十萬個也有，這些材料怎麼整出來，這些大量的工作都得去做，都得要有人做。
王志：這個事情你能完成嗎？
王選：我一個人完成不了，我最近去了山東調查，。。我有這個經驗，我也喜歡調查，但是最主要的我去還是推動，我去了以後，很多人會跟我一起去，媒體會報道，所以地方上會形成一種氣候，所以我上次去了山東，已經有幾個志願者冒出來了，還有律師。
王志：有沒有想到過，要停下來？
王選：我當然不會停下來。
王志：對你來説是一個事業，而且大家都非常認同你所做的這一切，但是人活著是很現實的？
王選：這是一個嚴峻的現實，
王志：對你來説呢？
王選：現實中充滿了各種各樣的東西。
王志：你怎麼選擇？
王選：問題你取什麼。
王志：你選什麼？
王選：我的名字就是選擇的意思，王選就是選擇的選，但是我做這件事情到是不容我去選擇。這也是面臨著一個嚴重的現實。因為我們再不把這段歷史搶救下來，留下來的話。
解説：專門研究日軍細菌戰歷史的美國作家謝爾頓。哈里斯曾經説過：如果有兩個王選，日本就會沉沒。現在，王選的名字和她的生活一樣，已經和細菌戰對日索賠緊緊聯絡在了一起。
王志：你覺得你在中國人心目中間的形像是什麼？
王選：形象我不知道，他們説我是英雄，我覺得我不是英雄。因為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都很了不起的。你聽聽他們説他們生活中的艱難，他們為了生活，為了工作，每天在做出的許多努力，都是很了不起，所以感動中國的有十個人，不是我一個，明年還會有別的。
王志：很多人要給你提供幫助，要給你出主意，但是很多時候被你拒絕？
王選：現在有很多人給我寫電子郵件説來幫助我，我覺得不是幫助了，我覺得應該許多中國人從這個事件中看到他自己的責任，社會責任和義務之所在，大家都應該做，不是幫助我。
王志：你需要嗎？
王選：我作為一個人，我有什麼權力讓大家來幫助我，而是細菌戰這個訴訟，應該整個社會來關心，來支持，來做。
王志：你一直會做下去？
王選：我一直會做下去。這麼大的一個問題。你怎麼可能讓他過去呢。如果説日軍的細菌戰的戰爭犯罪，換句話講，如果不受到應有的懲罰的話，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永遠的恥辱。首先中國人應該做，中國人如果不做的話，會給我們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恥辱。首先中國人應該做，中國人如果不做的話，會給我們中國歷史上留下一個恥辱。因為我們有義務，我們受害者這一方有義務，為了維護人類的文明，為了維護正義，我們必須要追究他的戰爭責任的。
目前，一場新的戰爭正在海灣地區醞釀，生物化學武器問題再成為全世界關注焦點。
2003年2月17日，中國、日本和韓國的236名原告以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三次參拜靖國神社，侵害了原告的民族人格權及違反了日本憲法為由，向日本大阪地方法院提出訴訟，要求小泉純一郎做出精神賠償。
選題策劃：賀建偉
編導：賀建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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