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歸鄉之路》（第五集）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05日 12:47

　　1953年，由於日僑歸國問題得到成功解決，日本民眾被中國人民的這種博大胸懷和人道主義的舉動所感動。當年在侵華戰爭期間，日本軍國主義曾經把7000多名中國勞工掠奪到日本遭受苦役並且虐待致死，這就是著名的花崗慘案。在1953年的夏天，在一大批友好人士的努力下，利用接日僑歸國的船隻，一千多柱中國殉難者的遺骨分兩批運抵中國天津港口。然而，遺憾的是花崗慘案的問題至盡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

　　1953年9月，日本紅十字會向日本政府提出，邀請中國紅十字代表團訪問日本。

　　楊振亞同期聲：

　　馬上就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後來日本全國各地就持續不斷的開展群眾運動，到了1954年的5月，日本的中産兩員先後通過決議，表示贊同邀請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訪問日本，那麼最後就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表示同意，

　　當時的國際政治背景仍處於美蘇冷戰的階段，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在政治上也處於敵對狀態，日本的右翼反華勢力一直在聯合美國、台灣方面企圖破壞中國紅十字代表團訪問日本。

　　吳學文同期聲：

　　當時的形勢很嚴峻，就是我們怎麼去，也曾經考慮坐船去，後來研究結果還是經過香港坐飛機去所以代表團出發前，前夕這個總理利用早晨吃早飯的時間接見代表團，整個全團，當時總理有一句話，説這個代表團只要到了東京就是勝利。

　　 1954年10月24日，以李德全為團長、廖承志為副團長的中國紅十字代表團到達日本羽田機場。

　　王效賢同期聲：

　　一到了那個機場，人山人海沒有見過，一個小小的插曲，李德權下來往前走，那個人圍的你根本就走不動路，那個警察就擋著，不要出來，不要出來，就這樣擋不住的，後來一根好長的一根棍伸過來了，給我嚇一跳，趕緊下意識的就要保護我們的團長呀，什麼事來了，就擋，結果發現了我土包子，是記者的長的麥克風，是這麼長的一個麥克風，因為他不能靠近我們，他要隔著好幾個人外面，把這個伸到李德權同志的嘴前面，從我這兒到她那兒，嚇一跳，人就多的那樣。

　　當時日本的輿論一直把新中國稱做“竹幕後面的未知世界”，所以前來歡迎中國代表團的人們表情裏明顯帶新鮮和興奮的感覺。而為了保證中國代表團的安全，日本警方派出了大量的警員，同時還有一支特殊的隊伍也在保衛著代表團的安全，他們自稱為“人民警察”，在這個群體裏面，有很多人是1953年剛剛從中國回來的日本僑民。

　　肖向前同期聲：

　　因為第一次訪問日本，安全問題十分注意。日本朋友，特別是日本愛國華僑花了很大力量來保衛代表團的安全。日本有華僑總會，他們團體組織，群眾也是自發的很願意的保衛代表團的安全。比如當時後來有一個有名的日本棒球選手叫王真治，當時是中學生， 這個人後來在世界打過本壘王的，他他就參加了當時保衛代表團的工作。

　　李德全當時在東京剛下飛機，就邊走邊大聲説：朋友們好，我們是帶著中國人民的友誼而來的，而廖承志在講話中則引用了魯迅的一句話，他説中日友好的路原來也是沒有的，要靠我們大家走，一定會走出一條中日友好的大道來。

　　楊振亞同期聲：

　　很多日本報刊都説叫我們是中共代表團，而不少日認為我們來日本是要宣傳革命，宣傳鬥爭的，好像有點恐怖感，但是我們到了日本以後，到處講要和平，要友好，強調中日兩國日本要永遠友好，永遠不要戰爭，不要打仗，不要侵略戰爭，這個在日本國民黨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有很多日本朋友有舉著五星紅旗出來歡迎我們，上萬人的聚會，簡直成了五星紅旗的海洋。

　　這本相冊一直被王效賢小心的珍藏著，它伴隨在王效賢身邊已經整整50年了。1954年，王效賢隨中國紅十字代表團從日本回到中國後，收到了一份寄自日本關西的郵件。裏面幾乎囊括了代表團在日本活動的每一個細節。而直到今天，王效賢都沒有見過這個贈送禮物的人，甚至也不知道他的名字。

　　王效賢同期聲：

　　這個照片自始至終一封長信，都是他自己在，這不是一個相冊，是普普通通的筆記本，也沒有格，他就自己打上紅鉛筆的格，一個一個小格，然後呢寫上密密麻麻的迎頭小楷，小字，給我寫了

　　日語旁白：

　　親愛的王同志，我特別歡迎你們到日本來，你們辛苦了，你們是不是很累，全日本已經整個沸騰了，在周圍很多人當中，有一個人拿著一個象玩具一樣的小小照相機，天天跟著你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了，那個人就是我。

　　王效賢同期聲：

　　他説除了三張不是我照的以外，其它都是我這麼小小的照相機照下來的，還給我看，特別小的，一個放大的，一個小的，你看這個放大了，這麼小，完了還給我寫了，他説這張相片，就是我這麼一個小小的照相機照出來的，你能想象得到嗎？

　　日語旁白：

　　我們很嚮往中國，很希望到中國去看一看。你喜歡讀書嗎，我特別喜歡讀書，我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中國見到你。

　　後來他説，這個照片呢，我希望這個相冊能夠給你帶來一個永遠的回憶，我覺得真是，他真是成了我半個世紀的回憶，我永遠都沒有忘記掉這個照片。

　　新華社記者吳學文在這次訪問日本的中國紅十字代會表團中，是隨員的身份，並沒有發稿的任務，但是新華社記者從東京發回的第一條電訊稿正是通過他的手，在1954年10月份發出的。

　　吳學文同期聲：

　　但是隨員能不能發這個新聞電，沒有定義，我當時就找這個廖副團長，因為我知道他是我們新華社的老社長，我説我能不能出去闖一闖，廖成志同志説好，您去吧，這樣我就找到了老華僑，老華僑也是個通訊社，就是當時亞細亞通訊社的社長，李鐵夫，李鐵夫又想辦法讓我見到了共同社的負責人，這樣的話，從日本居然間拿到了一個發報許可，這個發報許可就等於記者身份一樣，這一下我活了，我就每天的把代表團的整個的消息都發表出去，東京第一報就是從那裏，新華社用東京電頭第一報就是我

　　中國代表團在日本的行程一共有13天，每到一處，都會引起轟動，當時日本上上下下都掀起了一股中國的熱潮。代表團團的行蹤成了日本各大媒體競相報道的搶手新聞。

　　2003年初秋，北村博昭一家再次來到了中國撫順。他和他的兩個姐姐都曾經在這裡讀書。在這裡，北村博昭和同學一起帶上了紅領巾，一起高唱雄赳赳、期昂昂、跨過鴨綠江。甚至把印有抗美援朝口號的背心穿到了日本的京都。

　　北村博昭同期聲：

　　那個時候沒有別的背心，偶然就穿了這個背心，那個時候54年美國有很多士兵還在京都，挂著美國的國旗，在撫順的氣氛和在京都是兩回事。那個時候就有小朋友問説，哎呀你雖然回到京都了，你還是中國的孩子吧。

　　北村博昭是在1954年跟隨父親回到日本的，他的父親北村義夫曾經為中國的煤炭事業發展作出很大的貢獻。即使在1960年他病重彌留之際，依然牽掛著中國。

　　北村博昭同期聲：

　　父親在1960年的時候，我父親説我很想到北京來一趟，要見見王新三先生，幾十年得到他們的關照，同時反復的給我講，我們這一家子還是離不開撫順，離不開中國，並且反復講，日本和中國的關係多麼重要，一定要促進中日友好的關係的工作才行。

	田園直

　　父親的期望並沒有落空，北村博昭不但後來一直從事中日之間的貿易交流工作，而且可以説是中日關係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歷史見證人。北村博昭在他的學生時代，就深受後來成為日本外相的園田直的賞識。1971年，他隨同日本財界代表團訪華，參與了中日雙方就恢復邦交問題的會談。在園田直擔任日本外相期間，他作為園田直的秘書，更是頻繁穿梭在中日之間。為了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可以順利締結，在園田直的直接授意下，北村博昭兩年的時間之內，先後12次訪問中國。

　　北村博昭同期聲：

　　在1974年12月份，廖承志叫我們到他家裏去，他的想法也跟我們説了一下，我回到東京，（園田直）他認為這個事情很重要，他立刻帶著我第二天早上7點鐘到福田糾夫到他的家裏去，當時他是副總理，從7點鐘開始，談了一個半小時最後福田先生用毛筆寫了很厚的一封函寫給了廖承志先生，園田先生用鋼筆寫的信，實際上是他口述，是他的夫人寫的

　　原日本外相園田直夫人園田天光光同期聲：

　　我丈夫把與中國的友好作為自己的政治生命才當的政治家，他一直想如果有機會能夠親自從事和中國友好的工作。正好是一種偶然性吧，在他做外務大臣的時候趕上中日雙方締結友好和平條約的談判，我丈夫説能夠有機會從事這項工作，作為政治家來説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黃華同期聲：

　　1976年12月，福田糾夫內閣成立，日本內外的形式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國際上美蘇爭奪加劇，美國處於戰略的需要，公開表示支持終日締約，日本各界要求早日遞接和平友好條約，進一步發展兩國關係，這種呼聲一段高漲，福田內閣提出恢復締約談判，所以就派園田外相訪華。

　　然而，在園田直訪問中國之前，關於是否和中國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日本國會中一直有著不同的聲音。當時的首相福田糾夫遲遲不能下定決心。於是，園田直打算為此辭職。

　　園田天光光同期聲：

　　大臣和事務次官，當時事務次官叫有田，帶著辭職書去箱根（因為正好是夏天）去見總理，這個情況已經通過報道傳到總理耳朵裏，估計總理這個時候已經下了決心了，當他們見到總理時，總理第一句話就問，你們打算什麼時候動身呢？聽了這句話，他們就明白了總理已經做出決定了，於是也就沒有再提辭職的事情，商量好了具體的日程，回到了外務省。

　　當他回到外務省的時候，幾乎所有的外務省工作人員都出來迎接，向他表示祝賀，告訴他一切準備就緒，只等發動飛機了，聽了這話，我丈夫説，他當時都留下了眼淚。

　　在園田直出發到北京的那天，他鄭重的喝下了夫人遞過來的一杯涼水，這本來是日本武士出征前的一種風俗，然後他在自己的官邸召開了一個臨行前的記者見面會。

　　園田天光光同期聲：

　　在與記者的早餐會上，我丈夫做了去中國進行締結友好條約談判的説明，當時我就坐在丈夫的旁邊，看著他的表情，我發現沒有比那一刻他作為政治家感到充實的表情，這就是那張照片，就是早上出發前面對40多個記者講話時候的表情，的確看上去特別的自信，是最理想的一張照片，所以在丈夫去世的時候，要一張遺像，我就選了這張照片。

　　黃華同期聲：

　　園田外相是78年8月8日到北京，我去機場迎接他，那天下著瓢潑大雨，我到飛機的懸梯的旁邊來迎接他，雖然有雨傘，仍然是像落湯雞一樣給淋了，他下來，從懸梯下來，也是讓雨打了滿身，雙方呀感到這一次談判的重要性是關鍵的一次了，都很興奮呀，當第二天就開始談判。

　　1978年8月2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在北京簽訂。黃華和園田直分別代表中國政府和日本政府在條約上簽字。

　　黃華同期聲:

　　園田外相聽到中方這一種表態呀，確實非常激動，他説他作為日本政治家，這一次是豁自己的政治生命來中國訪問的，如果談判達成協定，將負責親自向日本國內講，這是中國朋友，中國人民對於日本國民友誼的表現，也是從真正希望和平的願望出發達成協定的。他很激動，他站起來，跟我們面對面談，我看他眼裏面有淚花，我可以想象到他這種情緒呀，很激動。

　　1978年10月下旬，鄧小平副總理訪問日本，《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互換儀式在日本首相福田糾夫的官邸舉行。

　　中江要介同期聲：

　　72年的聯合公報等於在中日兩國之間架起了一座木橋，可以自由的來往，使兩國的關係正常化，78年的和平友好條約，把木橋變成了石橋，更加鞏固了，因為木橋比較脆弱，變成石橋以後就更加堅固了，通過這個橋梁，加強兩國關係，使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年友好條約簽訂25週年，經過25年，木橋變成石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園田天光光同期聲：

　　在丈夫的遺言中，希望以這個條約為基礎，為了兩國人民的幸福，發展中日友好關係。這是這個條約的一個最終目的，而中日兩國的友好才是亞洲和平的基礎，沒有亞洲的和平世界的和平也是不可能的，中日兩國的和平是維護世界真正和平的基礎，今後中日兩國也許還會有一些曲折，但是在和中國談判的時候一定要以誠相待，我相信中國是一個非常懂得真誠的民族，對方要以誠相待，我們日本也要以誠相待，靠玩弄手段是不會有好結果的。和中國交往要真心相待，這就是我丈夫的遺言。

　　黃華同期聲：

　　日本要在世界上作為一個政治大國，一個有影響的大國，首先就必須取得人們的信任，人們怎麼樣才能信任日本呢，如果日本對自己的歷史採取否認過去的這些侵略擴張和暴行，否認這些罪行，包括國際這當然人民不會服氣，人們當然不會服氣，我們一再提出以史為鑒面向未來，這是為了能夠更好的在國際社會上發揮積極的作用， 不是要求日本青年背上歷史包袱，而正是為了解脫依舊存在的那些歷史包袱，因為你的罪行擺在那個地方，造成的災難呀，痛苦呀，留在人們的心上，留在人間呀。

　　字幕：

　　有些記憶並不僅僅意味著過去。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本片所表現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幫助日本僑民返回祖國的這段史實，也許只是其中的一朵浪花。然而，期間所發生的那些故事卻令人難以忘懷，它所昭示的國家和民族之間應當互相尊重、和平相處的大義，將永遠值得我們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