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歸鄉之路》（第四集）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05日 11:13

　　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撫順煤礦和鶴崗煤礦都曾經是解放軍有力的能量後援。在兩個煤礦中，有一千多名的日本技術人員和礦工。他們大都在1953年就返回了日本。1954年，北村義夫成功研製了用瓦斯氣體製造硫安尿素的技術，工作似乎可以暫告一個段落。全家是否也要返回日本的問題於是擺在了北村一家的面前。

　　北村博昭同期聲：

　　當時捨不得離開撫順，作為我來講，去日本那是我父親母親他們的故鄉，我是在中國張大了的，作為我來講，故鄉還是撫順，所以捨不得離開

　　記；當時父親的心情怎麼樣？

　　北：我父親是兩個不同的想法都存在，一個是始終一貫的留在中國，為中國作點煤炭化學的工作，一直做下去，另外一個想法就是考慮我們孩子將來張大以後，10年以後，20年以後的事情，還是要我們回日本京都，上學，參加工作。可是我母親在中國中文講的不是很流利，會説還是會説，可是很周圍朋友疏通不太方便。所以我母親積極的主張回日本。

　　1954年9月，北村義夫一家從瀋陽坐火車來到天津塘沽，乘坐興安丸回日本。令北村難忘的是，在來天津的途中，他在火車上第一次看到了中國的萬里長城。在天津，他一生中第一次見到了大海。而他就要穿過這個海洋，告別他出生在這裡的故鄉——中國，回到他的另一個故鄉——日本。當輪船逐漸靠近日本列島的時候，當時年幼的北村博昭還無法想象，若干年之後，他將會見證中日兩國關係史上一個重大的歷史事件，而且還將承擔起一個特殊的使命。

　　團聚的喜悅過後，對於這些曾經在異國他鄉生活多年的日本人而言，生活將重新開始，而剛剛走出戰爭陰影的中國和日本兩國之間的關係也將面臨著新的變化。

　　從東京坐電車出發，大約經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攝製組一行5人來到了東京的郊區——八王子市。相比東京的喧鬧，八王子市顯得格外安靜。在丈夫去年去世以後，山邊悠喜子就把家從東京搬到了這裡。2003年年初在中國東北採訪山邊的時候，我們就曾和她約定，到了日本我們一定到家裏去看她。

　　1953年山邊和丈夫回到日本後，因為山邊的父親曾經是一個大公司的職員，她的丈夫很順利的得到了一份穩定的工作。

　　和他們同時回來的一些僑民，卻沒有這麼幸運。很多人生活沒有著落。因為來自一個當時外界傳聞頗多的敵對國家，他們回到了自己的祖國，反倒是顯得無所適從。

　　日本中央大學教授姬田光義同期聲：

　　關於這些人們回到日本，進行了什麼樣一些推動中日友好運動的問題，我覺得這些人非常了不起。很多人在中國吃了不少苦，回到日本以後，反對日本的侵略戰爭，發自內心的反省戰爭，參加推動中日友好的事業，這些人們當時在日本受到排擠，因為當時的日本政府支持台灣，所以他們受到了排擠，他們在工作和社會地位方面都受到影響，但是他們的確為中日友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山邊和她丈夫雖然説沒有生活上的顧慮，但是因為夫妻兩個都有著在中國革命軍隊的經歷，他們回國後的生活依然不是那麼平靜。

　　山邊悠喜子同期聲：

　　我丈夫也是當過八路軍了，在廣州，我們兩個在回國之前就結婚了，當時他是民族幹事，日本人的負責人，他回國以後警察天天跟著他走，那麼工作在公司去什麼酒店，還是後便有個警察在看著他，一開始他不習慣，有時他跟著我，後來他説我吧無所謂，後面有人陪著我來了，所以不用擔心小偷什麼的，你就放心，這麼跟我説。

　　山邊和她的丈夫在中國相識、相戀，並且在桂林結婚。在山邊的愛人病重期間，兩個人一起回憶的是在中國的歲月，唱的是中國的歌曲。

　　山邊悠喜子同期聲：

　　我愛人在病房，一般認識都不存在。有時候邊睡覺邊唱這首歌，有的時候我和他一起唱，高興，這個歌吧，中國的。這個老戰友之間的紐帶。我看一本中文雜誌是説這個歌表現戰爭中這個中國人的生活狀體，可是翻譯卻不單純的悲慘，將來希望的心情也在內。

　　1945年日本戰敗後，曾經作為開拓團青年義勇軍的中田慶雄被一戶中國農民收留。這位姓趙的農家生活並不富裕，農村的勞動也相當艱苦，但與周圍人的融洽相處，使曾經死裏逃生的小中田感覺到異常的溫暖。

　　中田慶雄同期聲：

　　有時候叫我小日本鬼子，不一定罵人了，開玩笑的時候，但是很少這樣講，我性格比較好，也比較開朗，也比較實在，所以很快就和鄰家的孩子打成一片了。我勞動也比較好，能幹，周圍的人都很欣賞我。

　　在農村生活了一年之後，中田慶雄進入了延吉化工廠工作，親自感受到了新中國沸騰的建設。而他也從一名普通的工人到組長、班長、中心班長、最後成為車間主任。而那一年，中田慶雄才只有21歲。

　　中田慶雄同期聲：

　　特別石油化工勞動是一個特別危險的生産，因為用煤炭燒油，一旦弄不好就出事故，當時日本技術人員死了三個，所以很艱苦也很危險的一個勞動，和工人關係特別相互體貼，也相互團結，一旦不團結，一旦疏忽就出事故，這個感情很濃厚啊。

　　1953年，中田慶雄身邊很多日本僑民都回國了，他召集起願意回國的人員，幫助他們辦理回國手續，給那些已經忘掉了日語的日本孩子們補習日語，而他自己，卻決定留在中國。

　　中田慶雄同期聲：

　　1953年大部分日本人，技術人員專家，僑民都回去了，我就想我要學習，向上級提出我的希望，上級也認為可以。看人才吧，這個人看來有希望，所以給保送到人民大學。

　　在北京度過了三年的學習時光，中田又被保送到復旦大學學習漢語專業。儘管對生活了13年的中國充滿了留戀，1958年，中田慶雄還是決定要回到日本去。

　　中田慶雄同期聲：

　　我12歲我父親病死了，母親守寡，一共三個孩子，她把三個孩子養大，很辛苦，我一直對母親總感覺到有個責任，所以必須學了本事回去，回去幫母親，有這個責任感。

　　從1953年開始，在日本僑民集中的東北地區，像這種歡送的演出幾乎每年都在舉行，自從日本侵華戰爭結束後，中日人民友好的詞彙在這個時候也開始出現了。1958年，當中田慶雄回日本的時候，日本僑民回國的事情實際上已經進入了尾聲。

　　中田慶雄同期聲：

　　最後的一條船，日本派來的一條船。（朋友們都送了嗎）送了，都哭了離開上海的時候，離開天津的都很難過的。

　　當時都唱歌了，唱解放區的天。

　　1958年，中田慶雄乘坐日本政府派出的最後一條船，回到了離別了13年的故鄉京都，母校的老師和學生還特意為他舉行了一個歡迎會。親人的團聚，校園的溫情過後，中田慶雄依然要面對一個嚴峻的事實。

　　中田慶雄同期聲：

　　當時回去也找不到工作，當時中國回去的都説是赤色分子，也有一些看法，日本當時的，但是我是比較態度比較明確，我是政府派出來的，到中國的，為了增加糧食生産，我是理所當然有權利回來而且日本政府也有責任對我們這些不能説幫助，有責任關心，當然我們也沒有依靠政府，自己找出路。

　　中田慶雄在家從事了一年的農業勞動後，進入京都的一家印刷廠工作。同時他還利用業餘時間開辦了一所專門教授中文的學校。後來逐漸的有一些中國代表團到京都訪問，中田慶雄都擔任了翻譯工作。幾年以後，後來他進入了日本貿促會工作。

　　中田慶雄同期聲：

　　後來東京知道日本的京都有相當中文水平的一位人才，後來要到東京來，因此1963年日本貿促會在北京搞的一個工業展覽會，當時我作為一個團的秘書長參加了這個會，北京上海，從此就開始這方面的工作。

　　從60年代起，中國和日本在經濟技術方面的民間交流日益頻繁。像這種介紹先進技術的工業展覽會在中國受到了政府和群眾熱烈的歡迎，展覽經常會持續一個月之久。而到中國舉辦這些展覽，在日本國內有時候不得不面對很大的壓力。

　　中田慶雄同期聲：

　　很多阻力，最大的阻力就是日本向中國出口一些先進的設備機器，西方發達國家在巴黎成立了一個對社會主義國家禁止出口尖端産品的産品和技術，日本也當時是受美國控制很嚴重的一個國家，戰後聽從美國的要求，新的産品不能介紹。我們向日本政府呼籲，多次搞一些甚至請願，去遊行，經濟界，從中國進口商品也有限制，像肉類，中國有疾病，不允許進口，中國的絲綢，他説怕壓制日本的農業，不讓進口。

　　當時中國政府的周恩來總理對於中日民間經濟貿易和技術交流非常重視，即使在文革時期，這種交流依然沒有停止。由於當時種種的原因，從事中日貿易交流工作有的時候也要面臨著生命危險。

　　中田慶雄同期聲：

　　所以我們去，回來，人事往來，貿易出口，回來後都受到一些極右派對我們的攻擊，還有極左派對我們的攻擊。而且當時日本的公安部特務都在追蹤跟蹤我們。

　　記：受到過恐嚇嗎？

　　中田：接到過很多的恐嚇信和恐嚇電話，我當時很年輕，經驗了很多場面也經過了戰場，也和中國朋友們17、8歲在炮火連天場合經歷過的人，也在比較艱苦的農業勞動都參與過的人，所以我當時30來歲，在經濟界當中可以代表這個領域的青年同志站在第一線。

　　或許連北村博昭自己都無法記清，自從1954年回到日本後，這是他第幾次到中國來了。但是今天在這個地方見到自己兒時的夥伴，卻有著特殊的意義。這不僅僅是因為陳雲林目前是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的主任，他和北村博昭還曾經一起在撫順市東公園小學讀書。

　　陳雲林同期聲：

　　其實我們小時候在一起，兩小無猜，在一起玩，不過他小時候書念的沒有我好，我全部都是滿分，作業都是我幫他做 他們很多的學生樂意去玩，我呢那個時候比他們大一點，讀書讀的好一點，（北村插話：不是好一點，是秀才；可是我跟你講，戴著紅領巾的時候，我的杠），那你當然沒有我多了。（北村插話：不，我的杠比你還多）

　　這個房間是北村博昭所熟悉的，1978年8月12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正式在這裡締結的。當時作為日本外相園田直的秘書，北村博昭在條約簽訂之前，頻繁穿梭于北京和東京之間，承擔了鮮為人知的特殊使命，這是他在1954年離開中國時，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