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歸鄉之路》（第三集）

央視國際 2004年11月04日 17:44

　　1948年，葉綺被送到哈爾濱醫科大學學習，也就是這個時候，她把自己野綺綾子的日本名字改做葉綺。大學的生活緊張而平靜，兩年後，繼續留在學校裏攻讀研究生的她，收到了一封從香港輾轉寄來的家信。

　　葉綺同期聲：

　　是我弟弟寫來的，説打聽我的下落和消息，我接到以後我馬上就給他去信了，我現在很安全，而且在哈爾濱一大念醫了，我父親讀到當時那個信以後，都高興的他就拿信呀，全街坊都走，全街坊都讓知道，我的女兒來信了呀，現在上了大學了，這個那個的，非常的高興，他就説家裏頭擔心了多少年呀，但是你好像點燃了一盞燈似的

　　又是兩年後的秋天，也就是1952年，葉綺從哈爾濱醫科大學畢業後，主動要求分配到了正在籌備中的鞍山市醫院。一年後，大批的日本僑民在中國政府的幫助下返回日本，這一年葉綺24歲了，學業完成了，新的工作剛剛開始。她戀愛了，那是一個英俊的中國青年，和父母分別了8年的葉綺，也思念著在日本的親人。

　　葉綺同期聲：

　　因為大家都勸呀，現在我母親都來信千萬千萬的回來，這回可行了吧，等你這麼長時間了，誘惑是來自家庭的，可是我父親呢，他就説呀，你很好的學習，你這個人生是剛開始的，回來還是不回來，留在那裏這是由你自己決定呀，又是我自己的決定，那麼我就毫不猶豫的我就決定了，原來有點想回去的想法，我自己已經告成了一段了，另外一個我也想孝敬父母，又那麼勞累，我是一個長女，有那麼一個想法，但是我父親説了話，又是我的自由的選擇，我就毫不猶豫的。

　　字幕：北京 中日友好醫院

　　1985年，葉綺調入中日友好醫院工作。在來北京之前，她在鞍山當地已經是一位非常著名的醫生了。葉綺在1956年加入中國國籍，1973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72年，日本日中友好代表團訪問中國時，代表團團長曾經向周恩來總理詢問葉綺的情況。周總理回答説，葉綺的工作非常出色，很受當地人民的愛戴，是個著名的醫生。她已經結婚，有一個女兒，愛人也是一名醫生。1975年，在周總理的親自安排下，葉綺第一次回到了自己的祖國——日本。

　　葉綺同期聲：

　　我第一次回國，那是離開他們以後時隔30年了吧，1975年的時候，周總理在生前已經都安排好了的，有好多的在中國工作的日本同志，從來沒有回過國的，一定要讓他們回去團聚，現在就到這個時候了，那個時候是第一次和家人見面，可是我的父親已經死了，母親弟弟他們到機場去接我，那我母親哭成什麼樣子了，非常的高興呀，然後我也覺得我這不孝之子呀，那麼多年沒有給她來信，也沒有條件常常的寫信。

　　在和親人短暫的團聚之後，葉綺回到中國。四年後，也就是1979年，葉綺的媽媽從日本到中國看望女兒。臨別時她親筆抄錄了兩首詩送給女兒。從此，母親再也沒有提讓女兒回日本的話題。

　　葉綺同期聲：

　　我母親本想動員我回去的，恨不得一塊把我帶走了，可是她就看著我，她理解了，後來她就説，送了兩首詩，是阿部仲麻呂，（中國名字）叫晁卿衡，他的一個懷念自己祖國的一首詩，還有個李白的，哭晁卿衡，這首詩李白認為他遇難了死了，所以他哭那個哀悼的那麼一首詩，後來遼寧畫報社就把它表上了，她就是暗示你呀，你既然走了這個路，你就得走完了，她就以阿部仲麻呂，晁卿衡為榜樣的意思吧

　　近年來，葉綺致力於中日兩國的醫學交流工作。而她所深愛的兩個國家都給予了她極高的榮譽。在中國，她獲得的是醫學特殊貢獻證書，在日本，她在2000年獲得了日本天皇授予的寶冠勳章，這種榮譽即使在日本國內也是十分難得的，得獎的女性就更為少見了。

　　葉綺同期聲：

　　（有人問）你到底是中國人，還是一個日本人呀，我説都是呀，那不可以吧，兩個國家都是，到底站在什麼地方，我就説呀，我呀，生在日本，我的生身父母是日本人，我的撫養的父母是中國，你説怎麼弄，哪一個重哪一個輕，我説哪一個都重，更重要的是後邊，因為我這個長成呀，不管你懂得那麼多的事情，懂得那麼多的人生的道路，懂得那麼多的知識，誰培養的，那麼這個培養，這個養育者功勞遠超過了生的那個功勞

　　字幕：在本片播出之前，我們得到消息，葉綺已經于2004年5月去世。

　　字幕：2003年 日本 東京

　　在中秋節到來的前一天，幾位日本老人來到了中日友好會館，他們要在這裡舉行一個特別的中秋聚會。場地是借用的，東西也是大家分別帶來的。有的人還是特意坐了將近兩個多小時的電車趕來的。這些老人經常會不定期的舉行一些聚會，一起聊聊過去在中國的生活。他們有著共同的經歷，都曾經是解放軍181醫院的醫護人員。

　　對他們而言，中國話已經不是很熟練了，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無法準確的用中文説出來。但是這些中國的歌曲的旋律卻是忘不掉的。也許對他們而言，這已經不是簡單的一首歌曲，而是一段與眾不同的歲月 。

　　當年為了作好協助日僑順利歸國，中國紅十字會做了大量細緻而週密的工作。在1953年3月，天津、秦皇島、上海三個港口異常的繁忙。第一批回國的日本僑民就有4900多名。山邊悠喜子也在這些人當中。

　　山邊悠喜子同期聲：

　　我一想，回去是一種好事情，但是離開中國不太喜歡，我那些在廣州的朋友説，一回去看看父母就回來，給我留下一個座位，這麼説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以後，看看孩子要養活，還有父母，幾年就過去了，後來又有了文化大革命，就這麼過來的。不喜歡離開，所以我女兒也起了珠江的名字。

　　 山邊帶著年幼的女兒從廣州坐火車到上海，她至今還記得火車上的那種母子車廂，還記得為孩子們送牛奶的女列車員。而她的丈夫在這次旅途中更是享受了一次極為特殊的禮遇。

　　山邊悠喜子同期聲：

　　當時我愛人在什麼車站我記不清，他下車要吃點麵條，吃麵條的時候火車開車的聲音就下來了。我愛人就説等一會我吃飯呢，他説了這句話火車就等他吃完了才走，他的心情，這怎麼説呢，對我們説每一個時期都是懷念，你看多好啊 ，我們吃飯火車都等著我們呢。

　　這是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在1953年拍攝的紀錄影片，從中我們可以看到當年日僑回國的種種細節。當時日僑從各地前往集中地的交通、食宿等費用全部都由中國政府承擔，不難想象，這是一筆巨大的支出。多年後，當我們重溫這些影片，似乎也可以感受到當年這些日僑在踏上船甲板的那一刻的複雜心情。

　　高僑德子同期聲：

　　沒有比當時感到更傷心的，現在回想起來都想哭，因為想到再不能來中國了，因為沒有建交，當時在上海碼頭一個人放聲大哭，我是一個人，因為我的家人已經回到了日本。當聽到輪船汽笛想起的時候，特別的傷心，可能以後再也不能來中國了，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建交，如果建交的話可能還有機會，當時覺得也許建交了我們也就不在人世了。所以我現在也經常和丈夫提起，沒有比當時更傷心的。

　　1953年，準備回國的日本僑民從中國各地最後聚集到天津、上海和秦皇島。在這三個地方的碼頭上，到處都有人在告別，在歡送。

　　在天津的塘沽港，有一個叫做八木寬的日本人在人群中穿梭著，異常忙碌。不過他不是歸國的日僑，而是作為國際廣播電臺的一名記者來這裡採訪。

　　原在華日僑八木寬同期聲：

　　一天到晚呀，有的時候夜裏還搞，來稿就翻譯嘛，我就看看。

　　記者：工作這麼忙心裏有沒有不高興呀，覺得自己這麼累？

　　八木寬：沒有不高興呀，工作忙就得高興，沒有工作就不高興了。

	八木寬和八木信人

　　八木寬的長子名叫八木信人，他畢業于北京大學。他的大學專業是中國共産黨黨史。目前作為日本電通公司的職員常駐北京。在八木信人兒時的記憶裏，父親總是忙忙碌碌的，和父親靜下來多説幾句話的機會都少之又少。

　　八木寬之子八木信人同期聲：

　　這個照片可能是這個相冊當中，唯一有我的照片，可能也只有七八歲的樣子，這個是外文局的日語部的一起頤和園留的這個照片，起碼在我的記憶當中，我的小時候，根本很少跟父親談事情呀什麼的，幾乎沒有這個方面的，可能很忙吧他，我記得那個時候廣播局，現在在電報大樓旁邊，當時叫南臺，在那兒，可能一早出去很晚才回來，所以這麼一起去玩，孩子是春遊或者是秋遊這樣的機會是很少。

	八木寬夫婦照片

　　八木信人的母親姓關口，所以八木寬就給他起了一個叫做關鍵的中國名字。在信人的記憶裏，童年是打打鬧鬧的快樂，很難感覺出自己與周圍的那些小夥伴有什麼不同。

　　八木信人照片：

　　除了日本孩子以外，也有一些朝鮮呀，蒙古呀，俄羅斯呀，小孩之間都結幫子相互打，廣播電臺當時在麻花電臺，麻花衚同是一個很大的院子，所以我們跟中國孩子玩兒的也挺好。

　　當年八木寬是在日本高中畢業後跑到中國東北來闖蕩的。他當時在偽滿洲映畫協會寫劇本。偽滿洲映畫協會是一個忠實地為日本軍國主義服務的文化機構。所以在1945年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後，八木寬曾經一度非常迷茫，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

　　八木寬：

　　那個時候蘇聯還有國民黨都來。蘇聯軍隊呀就是什麼東西都拿走，國民黨也是，國民黨來了也是挺厲害的。

　　記者：共産黨來的之後呢？

　　八木寬：特別好，所以我印象很大，到我們家來，首先借我們的鍋，給他們借了，借了以後他們退還的時候，還帶一些米飯什麼的。

　　或許正是生活中這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在逐步改變著八木寬原來的看法。1945年，偽滿洲映畫協會被中國共産黨接管，在一批思想進步的日本文化人士的影響下，八木寬進入了共産黨領導的東北電影公司工作。當時在這裡做剪輯工作的岸富美子與八木寬成為了好朋友。那個時候電影公司裏的一些工作制度讓這些日本人們倍感新鮮。

　　岸富美子同期聲：

　　在決定工資的時候，比如説我在的是剪輯課，有科長、副科長，我是工程師，下面還有幾個助手，大家一起來評議，我的工資要有下面的助手來決定，這樣的一種評議工資的發法對我來説從來都沒有體驗過，助手的工資包括科長我們大家來分別決定，這樣其實就是大家互相肯定對方的工作，所以我印象很深。

　　這就是著名的新聞紀錄影片《民主東北》，這部影片的第一輯中有大量的日本人參與，岸富美子的哥哥和丈夫都是這部影片的攝影師。當時在東北電影公司大約有100多名日本工作人員，他們大都在1953年回到了日本。

　　八木寬在1948年離開了東北電影公司，開始參與創辦新中國的日語廣播。也就是從那個時候，他開始接觸毛澤東的一些著作。當年毛澤東文章中的一些預見都成為了八木寬眼前的現實。於是，他開始把一些文章翻譯成日文，成為最早翻譯毛澤東文章的日本人。

　　八木寬：

　　開始是文藝座談會講話，那個時候也沒有日文，就讓我翻譯，我就搞了這些，當時那個過去的文章不一樣，就是解放軍的那個，毛澤東的那個東西呀，新詞很多

　　1953年，在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工作的大部分日僑都返回了日本，而八木寬卻決定繼續留在中國。

　　記者：都自己已經有夫人，她想不想回去呀，你不回去她同意不同意呀。

　　八木寬：她同意，她都聽我的。

　　記者：您這麼有權威呀。

　　八木寬：日本的制度，男的很厲害，現在不是。

　　記者：現在她在家裏聽不聽您的？

　　八木寬：她是這個，我是這個

　　八木信人同期聲：

　　當時為什麼沒有回去，可能一方面是由於大家都走了，可能廣播局方面也希望日本人留下來一兩個人，有這個方面的問題，可能也有感到父親對中國的一些，怎麼説呢，從不了解到了解，也給了他很重要的工作，讓他當負責人，組長。當時回到日本也不是説馬上就有什麼樣的保證也好，可能處於方方面面吧，但是最大的原因我覺得可能是處於對中國廣播事業的一種責任心吧。

	八木寬夫婦照片

　　1970年，由於當時的種種原因和社會現實，八木寬率領全家，告別生活了30多年的中國回到日本。1995年，他和老伴再次定居北京。而他的孩子們幾乎都在從事和中國有關的工作。有時候八木寬也會想起日本，想念那裏的朋友，尤其是那些共同在中國生活過工作過的朋友。

　　安富美子同期聲：

　　當時的一些事情現在想起來都很懷念，我知道您現在生活很好，但是因為挺忙的，也沒有機會給您打電話，最近我一定要抽個時間通過電話和你聊一聊，今年因為非典沒有去中國，明年我一定去看你，希望你和夫人多多保重。

　　日本僑民回國從1953年一直持續到1958年，在這5年當中，總共有35000多日僑回到日本。這些歸國的日僑除了有許多參加了中國解放戰爭的醫生護士之外，還有許多參加了新中國建設的日本技術人員。北村義夫，1933年來到中國東北，曾經是偽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的職員，戰爭結束後，先後在鶴崗煤礦和撫順煤礦工作 。

　　北村義夫之子北村博昭同期聲：

　　我記得在1952年的時候，蘇聯老大哥，50名蘇聯專家到撫順，在撫順各方面做支持工作，發現了煤層碳黑的技術，我父親編寫的技術資料，蘇聯專家有點楞的話，把這些材料都給沒收了，馬上帶回蘇聯莫斯科，進行研究，認為這個還算行，因此過了10來個月，又帶回撫順，53年的時候，碳黑可以生産。我父親接著又開始搞第二個項目，就是硫安尿素。

　　在中國解放戰爭中，撫順煤礦和鶴崗煤礦都曾經是解放軍有力的能量後援。在兩個煤礦中，有一千多名的日本技術人員和礦工。他們大都在1953年就返回了日本。1954年，北村義夫成功研製了用瓦斯氣體製造硫安尿素的技術，工作似乎可以暫告一個段落。全家是否也要返回日本的問題於是擺在了北村一家的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