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愛北京天安門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08日 16:55

　　這些照片上的主人公也許你並不熟悉，但同樣的背景，同樣的姿勢，是否會讓你覺得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也許就在你的老相冊裏也會保存著這樣的照片，也能回憶起照片背後同樣火熱的情感。

　　一九四九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北京成為炎黃子孫心中嚮往和依託感情的城市，天安門廣場也成為人們心目中最神聖的地方。到北京去，到毛主席曾經站過的天安門腳下留個影，成為那個年代許多人的夢想。

　　如今很多家庭都有了照相機，在天安門前留影也自然成為一件十分隨意的事情，但是在幾十年前，相機絕對是一個奢侈品，照相更是一件鄭重、嚴肅甚至有幾分奢侈的行為，溫飽之外，擁有相機的家庭寥寥無幾，所以那個年代想在天安門廣場留影就要請照相館的服務人員幫忙。

　　採訪李虎欣

　　天安門有照相的是56年，但是不是我們，據説是很散的有幾個，三家經營比較混亂，所以市政府就決定統一管理起來，58年以後就讓我們大北照相館接管了天安門。

　　從1958年開始，作為大北照相館的攝影師，李虎欣在天安門廣場一呆就是40多年。

　　那時候是，到了北京，必須到天安門，我愛北京天安門，

　　當時沒有西客站，是北京火車站，下了火車，20路汽車到天安門，先留個影，然後去故宮，一條線。

　　反正據我問他們，為什麼非在這兒照相，他説我們來了就想在天安門留個影，沒見過天安門，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看看天安門什麼樣。我們照了相才去故宮，我們就是終生不會再來北京了，當時就跟現在咱們出趟國一樣，不能老出國。

　　當時比較高興，我們在這工作，我們在這夠幸福的了，人家好不容易來一趟，留個影就很幸福，我們整天在那工作。從我的心情來説很高興。苦是苦，苦中有樂。反正我每天接待的顧客都是陌生的，哪都有，挺好。

　　仔細觀察這些照片，會發現當時人們照相的位置大都在金水橋附近，與現在照相攤點的位置不同。

　　廣場上沒有照像的，都在馬路的北邊，就是現在那個馬路，旗桿以北，金水橋前面，華表前面，石獅子前頭，沒有在南邊照的。因為那時候顧客排隊都是從華表往東排。上午照因為光線的關係，從東華表往東邊拍，下午根據光線的轉變到西邊的華表。

　　我們編了12個號碼，華表的全身是1號，華表的半身是2號，把這幾個景放在我們的樣子裏頭，供顧客選擇。

　　對於第一次到天安門留影的人來説，掩飾不住的激動和興奮有時也會演變成照相時的過分緊張。

　　好多人非常緊張，有的人緊張到肌肉蹦，我們就給他講，實際上有什麼可緊張的，他就不習慣。尤其是農民來了，緊張得厲害，緊張就等會再照，緊張得肉蹦。蹦得厲害。

　　笑一點，別緊張，看我這，説好幾次，害怕他閉眼，你不給他講，他閉眼了老遠給他寄走了是瞎子。當時我們也想了辦法，就是瞎子也有辦法，給他修版刮出來，但是刮出來小了看不清楚，放大了還是看出來閉眼了。

　　天安門照相最壯觀的時期是一九六六、六七年全國大串聯期間，全國各地上千萬的紅衛兵涌進首都北京。而每一位到過北京的紅衛兵，幾乎人人都要到天安門前留個影。霎時間成千上萬的人頭在天安門前攢動，大北照相館設在天安門前的七、八個攝影點已經根本無法滿足廣大紅衛兵小將的革命需求。

　　北邊南邊全是照相的，100個攝影員，我們請了外地的所有照相館，都到天安門來。成立了臨時照相指揮部。

　　多到一隊五百人到一千人，大概有一百多隊，就是從天安門的旗桿排到紀念碑，人挨人。

　　嗓子説不出話來了，太多了，一天，畫了腳印，我也就不説話了，拿手一指，他也腦子明白，就站在那就完了，就不用説話了。

　　隨著大串聯的結束，拍照景點的位置也就由原來的天安門前轉移到路南的旗桿兩側和大會堂、歷史博物館前的幾個固定位置。雖然人數沒有串連的時候多，但是人們對天安門的熱情依舊。

　　有些人得了絕症了，父母痛哭流涕的跟我講，説我這小孩剛20歲，發現晚了，大夫説沒有辦法治好了，小孩有個心願就是在天安門留個影，所以我們就領他到天安門照個相，希望你給我們照好。我們是長久的紀念。我當時看了很心酸，在這種情況下，我説，你放心，我一定給你照好，一般我們對顧客都是照一個底板，對他我照了三個底板，就是保險一點，因為他們説了不可能再來了，最精湛的技術給他拍這個照片，回去以後我親自盯著這個照片洗出來，單獨給她掛號寄走。所以那次我就比較感動，這種情況下對天安門都這麼熱愛，我們在這兒服務就沒有什麼話可説了。絕望的人都在這兒留個影，那我們天天在這，應該是很自豪的。

　　為了滿足人們留影的熱情，加班對於李虎欣和同事們來説是常有的事。

　　有時候我們要下班了，下不了班，光線不允許你照了，像咱們內行都知道，8的光圈，不讓你走，給你磕頭，給我照一張吧師傅，我這一輩子就來這一次天安門，我永久都來不了天安門了，下了車我就跑到這兒了，就是這個時間了，沒有辦法，留著眼淚，我們説效果太差，沒有光線了。他就説不要緊，有個影就行，就是這樣懇求，每天每都遇到這種情況。給你跪下，我説你起來吧，起來吧，給你照一個，讓他寫在條上，好壞自己都要。就是收不了攤。

　　他回去拿出來説，我去過天安門，就是宣揚一下。就覺得很光榮，因為説有個影就行。為什麼各個照相館都放個假布景呀，來不了的就照個假的。

　　在天安門前工作了40多年的李虎欣，自己也保留了許多在天安門前的照片。

　　我想我可能這一生可能就是作這種工作了，所以我在各個時期都會留個影，有大會堂的、紀念碑的，年輕的時候在這兒工作過，等我老了拿出來看看，當時我在這兒工作照的照片。

　　《我愛北京天安門》，從老師教唱這首歌起，天安門就成為許多孩子嚮往的地方。

　　對於在山東農村長大的焦波來説，去北京看看天安門的願望也充斥著他的童年。

　　剛記事的時候，我父親就經常背他小時候學的課文，其中就是北京啊，像長城啊，自然就説到天安門，我記得他就是説，萬里長城萬里長，八達嶺上好風光，我問他天安門到長城多遠，他説不知道，過兩天他就告訴我，140華里，為什麼呢，他是剛問了到北京的一個四哥，究竟長城離天安門多遠。那是從小聽我父親講起天安門。以後在課本上知道天安門，是新中國的象徵。

　　當時不敢想能到北京，能有什麼時機能到北京。見到天安門。所以那時候一直是夢想，當然到北京必定首先要看天安門，這個事我小時候也是這麼想。天安門可以説是北京的一個代名詞。到北京不到天安門太不可思議了。

　　如今已經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許多年的焦波，回憶起小時候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看見天安門的情景，依然能讓我們體會到他當年的激動與興奮。

　　當時也是大串聯的後期，那時候還很小呢，當時就跟著同學到北京，高興極了，可能到北京了，到半路呢，又把我們趕回去了，為什麼呢，就説我家出身不是貧農，是中農。所以中農不能進北京。就要求你們把身上的飯票、錢、糧票都掏出來，給貧下中農的孩子。這樣他們去了，把我們留在濟南了。但是我們五個孩子出身中農，説不行，咱們也去，北京還真能限制出身中農的人到北京嗎。我們就爬上火車，爬上火車快到北京的時候，心裏緊張的，就是覺得這個時候是上廁所好呢，還是躲到一個別的地方好。就怕人家問，你出身是不是中農。一支心理跳得她別厲害。結果到下車也沒有人問你出身什麼。以後才知道是人為的造成一種説法，並不是出身中農的孩子不能進北京。

　　記得那次到了以後，先去看天安門。我們早上起來一大早去，結果遠遠的看到天安門的時候那種激動呀，就往那跑，一直是小跑似的往天安門跑。跑過去以後説不出什麼滋味。盼了多年的一種願望終於實現了。因為在這之前幾乎是連想都不敢想，這個年齡能到北京來看天安門。

　　當時那個時候就是我看好多人都在那排隊，我記得當時有一二十家照相的，我記得當時除了小學畢業，就是這張照片了，所以説，來到北京不照張像，那回去跟老人説，到天安門了，在天安門照了像，讓他們也高興高興。再一個是做一個最好的紀念。在一個來一次那麼不容易。差點被捕，來不了了。當時照相是那個傳統的姿勢，拿著紅寶書在胸前，拍了一張照片，以後給寄回去。拍照的時候也特別不自然，立正姿式，非常嚴肅。

　　我覺得比一般照相要緊張，一個是緊張，一個是激動，兩方面。以後覺得特別不自然，以後看這張照片覺得這太不自然了，現在看了可珍貴了。是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到天安門。

　　我記得當時這張照片在我像框裏挂了好長時間，好多年，我父母也特別喜歡。去了人以後就説，你看我兒子在天安門照的。當時他也不會想到他也能到天安門來。兒子到了天安門他已經覺得非常自豪了。

　　焦波的願望實現了，但他知道北京、天安門廣場更是父親做夢都嚮往的地方。

　　我覺得他們這一輩子就是面朝黃土背朝天，山旮旯裏面，他們是絕對不會想到能走出來。我們那到城裏面是40華里，他們很少的城裏去，也就去了那麼幾次。到省城就不可能了，到北京呢，只能是聽人説，他們也不敢想能到北京來。但是我父親又特別愛談論北京，北京的什麼是他都想知道。每個從北京回來的人他總要問天安門，天安門多高，多長，好多人對這個也不在意。有人説可能四五十米吧，有人説可能100多米吧，還有人説也就二三十米吧，他説可能可能到底是多少。

　　記得58年我們鄰村的李木匠，到北京來修人民大會堂，回去了他就問，人民大會堂柱子多粗，就説1米5直徑，他就知道1米5直徑了，天安門門洞子多長，他説可能是三四十米吧，他説到底是30米。還是40米呀，你問這個幹啥，你是想再造個天安門還是怎麼著。

　　每個人從北京回來以後，我父親總愛問人家天安門多高，多長。因為天安門那年建造的他非常清楚，是什麼建築，從圖片能看出來，他就不知道到底多長、多高。因為它當木匠，是木匠頭，什麼事都特別較真，特別認真。任何事他都説丁是丁，卯是卯。他就老鄉問個究竟。58年鄰村的李木匠到北京修人民大會堂，回去以後它糾纏著他就問，人民大會堂柱子多粗，他説1米5，因為他親自在人民大會堂幹活。又問天安門門洞有多長，他説三四十米吧，他説到底是30米還是40米，還是30幾米。你問這個幹啥，問得這麼細。你還再造一個天安門。我覺得我父親這個較真碰了壁了。但他還老鄉一直問，但沒有一個人説得清楚。

　　從1973年開始為父母拍攝第一張照片，30年以來焦波一直用他的鏡頭記錄著自己父母的故事。這組名為"俺爹俺娘"的系列照片，打動了許許多多的人，父親對天安門的嚮往也一直記在焦波的心中，在這些照片中我們發現了幾張老人與天安門的合影。

　　就是在96年，我已經到北京工作了，我當時覺得我不到北京來呢還有情可原，我到北京來呢，就要實現他這個願望。他念叨了一輩子天安門，念叨了一輩子北京，所以我覺得一定要讓他實現這個願望。

　　在96年10月，最好的季節，全家人7、8口人陪著我父親到北京來，那是我父母第一次出遠門。

　　我當時想父母這麼大歲數了，天安門廣場沒有交通工具怎麼辦，不讓進車，自行車吧拖著也不行。結果呢，我父母堅決什麼也不坐，就是走，那天身體也好，精神也好，從前門這一代，到了天安門。到了金水橋邊，我父親是一邊走，一邊跟別人在説，人民大會堂是五十年代的十大建築之一，柱子1米5 ，給我當時上碩士的外甥女講，好多事情我的外甥女不知道，他知道。然後到天安門前面，我母親就看金水橋裏面的水，這還有水，我父親就看天安門廣場，當時我父親説，廣場太大了，好大呀，比咱好幾個村還大呢。但是我拍的照片就是他看天安門廣場。在農村可能認為有多大總是有一個比的，就覺得我們村就不小了，一看天安門廣場，廣場太大了，比我們好幾個村還大呢。看完以後，他和我母親一邊拉著手，一邊走向天安門。我拍了一些照片，包括他看國旗，看廣場。我母親在看金水橋。

　　然後我父親呢就一看天安門城樓那個大門，他首先數那個釘子，一個一個數，是九九八十一個，數完了，就拿著拐杖量那個門，一拐杖一拐杖的量。好多遊客一看，老頭在量天安門，覺得特別新鮮，這老頭怎麼這麼著。就看熱鬧。然後我父親就説一二三，那遊客就四五六，替我父親報數，最後父親説我知道了，天安門43米長，我這個拐杖正好是一米，因為當了一輩子的木匠，他的手，眼都是尺子，所以他一看多長，非常精確，他量完以後説43米，回去以後誰要説天安門30米、40米、50米，我就跟他説是43米，我親自量過。

　　然後我父母攙著上了天安門城樓，你看電影了嗎，當年毛主席、朱德、周恩來就沿著這個路上的天安門。當時他們繞著天安門廣場一大圈，馬上又不歇著，又登天安門，也不累，還不叫我們攙扶。比在家推碾子、推磨省力多了。玩又不是幹活，小腳一氣爬上了臺階。拍了一張紅旗，兩個老人的照片。

　　到了毛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地方，我父親就告訴我母親説，這就是毛主席宣佈的地方。有欄杆，兩個人就趴在那看，廣場太大了，我母親説人那麼小，就跟小螞蟻一樣。第一次看到那麼廣闊的天地。當時我母親看到父親背上的土，她説你看，來到北京，都上天安門了，你還不那麼板正，就給她撲那個土，乾乾淨淨。他們還到城樓裏面看了個夠。

　　到了故宮，我看著我母親，覺得我終於圓了我父母的夢想，我就和我母親説，娘，你抱了我一輩子，我也抱抱你把，我就把我母親抱起來了，當時我愛人就拍了張照片。

　　這張照片是從地鐵剛上來以後，毛主席紀念堂旁邊有好多賣玩具的，小電影，這張是天安門，這張是天壇，我母親就説買一個帶回去給孩子玩，我父親説，買兩個，帶回去，給鄰居的孩子，説我們到天安門了，天安門前頭買的紀念品，叫他們也知道這就是天安門。買完了以後，就説咱們先看看吧，來呢人就在那看小電影。

　　這張照片就是在金水橋邊，我母親在看金水河裏的水，我父親在看國旗，看廣場，這就是我父親説，廣場好大，比村子還大呢。反映他們到晚年能夠如願以償的情感。

　　這張是在天安門城樓上，我父親説，焦波，給我找張相，拿回去叫鄉親們看看，就在毛主席當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這個地方再照張相，在照相前，我母親一看我父親背上一些土，就説到天安門了還那麼不愛好。

　　這是在天安門廣場前面，正好碰上了河北的一幫老太太來遊玩，當時我母親問她多大歲數，説70歲，説我84歲了，她説我這腿腳還不如你這84歲的靈呢。

　　唸唸不忘大半年都在説這個事，見了人都愛説，一個説天安門廣場那個大，城樓多宏偉，、壯觀。人家問她你累不累呀小腳，不累，比上坡幹活還輕鬆。包括在天安門前吃盒飯呀，上城樓上看毛主席站的地方，老是在説，只要是有人去，他就説。父親就愛在大街上跟人聊天，那個時期的話題總是離不開北京，離不開天安門。所以説好多人也都羨慕他。自己感到身價不一般了。

　　作為我父親，作為普通的中國人，雖然沒有太多的文化，但對北京的那種嚮往，對天安門的那種嚮往，天安門是每一個中國人為之嚮往的地方。實現了這個願望，是他一生中最為自豪的一件事。

　　焦波和父親對天安門的那種嚮往，可能是許多從小生長在北京的人從未感受過的，因為天安門一直都在他們身邊，天天都可以看見，那麼到天安門前留影對於北京人來説又有著不同的意義。

　　我個人呢，鄭其事的跑道天安門留影，對於北京的孩子又不是很平常，好像是特別不需要。何必非要到天安門前留影。

　　一些外地人，外賓到北京留影，北京本地的不管是工人學生，在星期一到星期六，沒有時間逛天安門，即使是星期日去，也想不起去留影，

　　往往是到畢業了，同學們要分手了，或者是在人生關頭的時候，關鍵的時刻，那就很自然的要到天安門前留個影。

　　年輕的徐城北和許多北京的年輕人一樣，認為那時的天安門是他們的，廣場也是他們的。1965年，為了體驗生活，徐城北去了新疆，等他再次回到北京，發現它所熟悉的城市正在發生著巨大的變革。

　　我在67年的夏天，我一個人從新疆萬里迢迢跑回北京，大概我回來後沒幾天，稍微休整一下身體，穿著短褲，心裏頭也是矛盾的，

　　我是外地的了，而且我是一個新疆人了，我遠在萬里邊陲，從我們的地方要回北京要將近八九天的時間，

　　文化革命剛爆發一年，未來是什麼樣，吃不準，多少有點茫然，這麼一個狀態下，我留下這麼一張照片。

　　如果和父母照，在自己的家裏照，好像比不上自己一個人在北京照，這個照片照完了帶回邊疆去了，邊疆的群眾一看，天安門。如果只是和自己的親戚在自己的小院裏，他們覺得沒什麼價值。

　　我走了全國各地拍了很多照片，中間調回北京有重回各地又拍了很多照片，但這一張照片是在我人生青年時代一個風口浪尖上，何去何從時候在天安門照的。

　　文革當中，徐城北的父親和好友都被打成右派，在這個特殊的時刻，他們一同來到了天安門。

　　這是我父親在文革的中後期和他青年時期的記者朋友在天安門前的合影。他們兩個都是在30年代馳名全國的名記者。我父親是地下黨員，他是民主同盟的成員，都是進步記者。

　　他一到北京以後，第一件事就是到我家，和我父親相會，兩人説這説那，然後出去到天安門照像，又證明了兩個人半個世紀不受風雨所動搖的友誼，又證明兩個人對於黨和國家堅定的信心。

　　所以這張照片在我們家族的相冊裏，其實照相技術很普通，但是我覺得是兩個老人，誠懇地、勇敢的處在逆境中的人對於未來充滿充實的熱誠的感悟的表現。

　　徐誠北保存的第三張照片，是一家人到天安門廣場遊玩時照的。

　　到天安門去玩這個事可是從建國到粉碎四人幫從來沒想過的，天安門是革命聖地，不是玩的地方，這在我們老一代熱心重視很堅定的信念，唯獨粉碎四人幫，天安門廣場、中山公園、人民大會堂，然們可以到那裏去休閒了。這個照的內容也很微妙，我的小女兒是一家之主。他的要求排排隊，拉著走，像幼兒園一樣。我愛人也挺聽話的，我母親很艱難的彎下腰服從了孫女的要求，這種隔代的愛，放在天安門廣場上。

　　我家裏在天安門的照片都是黑白的，因為彩色照相機還沒有進入中國老百姓的家庭。這三張照片，三個不同的歷史年代因為不同的原因要到天安門前留個影，照相技術不高，照片也很樸實，但是是一個時代的縮影。

　　與徐城北一樣，在北京長大的閻陽生發現自己與天安門的合影也都具有特殊的意義。

　　採訪閻陽生

　　我發現照片很少，相反的外地人到北京都要到天安門照像，那時候沒有人有相機呀，都排著大隊，在天安門廣場上去照相，我們反而沒有。對於北京人來講，就跟紐約人很少照自由女神，巴黎人很少照艾菲爾鐵塔一樣，一般北京人沒有到天安門照像的習慣。在人的心目中他是一個根，比如説一些歷史的事件，天安門就成為一個象徵。我們那時候下鄉，當兵，回來以後到天安門會見面，那時候才有到天安門的照片。

　　比如説50週年，我當時參加觀禮，這是跟儀仗隊照得像，五十週年那天對我們意義很大，我們三代人，我作為工作觀禮，在下面，我的女兒作為大學生參加聯歡，我父親作為紅軍的老戰士也去天安門。所以那次，我們三個人，十一晚上都在天安門。我到我女兒哪兒以天安門為北京照了一張相，這是我父親，在觀禮臺上。我和我女兒都挺高興的，我父親好像神色很凝重，打了五六十年仗，可能在天安門前面想的比我們更深沉。天安門在他們心目中是象徵，另外我父親青年時代就嚮往看新青年呀，想往天安門廣場作為一種民主科學五四運動，不光是一個古跡。

　　意外的巧合讓閻陽生也想起岳父的遺憾。

　　有時候還有歷史事件，我岳父也是很早參加抗戰，他打到北京以後，他回憶，他們住在郊區，不讓進北京，當時要組織他們來參觀，發了他兩包大前門煙，可是他們那是沒有照片，後來到了廣西，後來五六十年過去了，來了北京很多次，都沒有照照片。2001年他去世了，我們把岳母接來了，因為他很悲痛，2001年十一早晨，外甥女要看升旗儀式，因為外地人眼裏，天安門升旗儀式是一種很神聖的象徵，後來我們去了，也找了一張相，我岳母心情還是很悲痛，當時她照完這張相以後就説，你爸爸這麼多年也沒有在天安門留下一張照片，所以這個照片就等於是我們一起替他照的。所以我感覺天安門從歷史上來講是很凝重的，歷代的帝王親王，到現代又是民主自由的發源地，現在他的象徵意義越來越大，但是他對北京市民來講，越來越平民化了，天安門可以放風箏，到天安門城樓上可以去觀禮。然後可以玩。但他在歷史上的傳統和新的傳統凝聚在一起，若干年以後，還是中國人的一種象徵，一種根。

　　三代人天安門照片。

　　廣場給每個人留下不同的回憶，也依然慷慨的接待著無數的遊人，在廣場上，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人用不同的方式表達著對天安門的熱愛。如果你有機會到天安門廣場轉一圈，一定會看到一些手持相機不停觀察著四週，並不時舉起相機拍照的人，這便是"廣場影會"的成員。

　　採訪劉書義

　　拍照片的特別多，一天最多的能集中到30多人搞攝影的。

　　只要到北京，到廣場，就能找到一幫影友，

　　當時五點鐘下班，都集中到廣場，晚上六七點鐘光線最好的時候，集中在一起拍照片，我到那基本是40分鐘到廣場，到了七八點鐘，有時候拍高興了，大家集中到一個小酒館喝點酒。那時候基本上天天在廣場上泡著。

　　採訪陳彭桂

　　外國人到中國旅遊，他肯定要到北京來，到北京勢必要到天安門廣場。那國內的人到北京來也要到天安門廣場看一看，所以我認為廣場呢是中國一個特別大的縮影。一個大的舞臺，可拍的東西特別多，比如像一些親情的東西。這種親情包括人與人的親情，和與共和國的親情。廣場的戰士、警察和老百姓之間的親情，北京人和外地人的親情，父子父女這種親情，我覺得在廣場表現得特別好，廣場實際上他是一個特定的環境。

　　採訪劉書義

　　廣場説題材大題材大，説題材小題材小，從題材能貫穿改革這麼多年來國家變革的整個狀況。從廣場人的穿衣戴帽，人的精神面貌，能看出社會的變革。

　　廣場中的故事特別多，像這張照片，就是一個山東河浙一個老人，算咱們國家比較窮的一個地方，這個老人是用自行車騎車到北京，就是為了看看天安門廣場，因為他沒來過北京，騎車用了6天的時間，自己帶的山東的煎餅，然後到這兒以後呢。當時我拍的時候，老人看著國旗，特別自然，有一種滿足感，拍了幾張以後呢，就和老人聊了一聊，老人就説他怎麼來的，説在合轍地區種大蔥，現在有點錢了，可是還是不捨得花，騎車到了北京。

　　這個就是當時國家改革開放剛開始，還沒有空調的時候，廣場呢每天晚上都特別熱鬧，有鋪涼蓆在那裏躺著納涼的，小孩練體操的，臥腰的，當時廣場上比較寬鬆，就是家裏都沒有空調，晚上比較熱的時候，都到廣場上去納涼。

　　這是90年代初，國家恢復升旗，降國旗，老百姓都去看降旗。有樂隊了。

　　從拉薩到北京，西藏的青年到北京以後高興跳起來北京的金山上。

　　90年代咱們國家的服裝百花爭艷了，像這種80年代的大辮子，綠軍衣，像過去老一套的衣服，灰上衣，像這種辮子，基本上在廣場上沒有了，這張片子見證了歷史，雖然是黑白照片，也能看出時代。看現在的孩子，在廣場上、電動車遙控車，和過去完全不一樣了。

　　採訪陳彭桂

　　像這張照片，反映一種軍民的關係，親密無間，實際上也是我們從建國以來倡導的，因為小孩主動跟武警戰士叫叔叔您好。

　　國慶節的時候老人要到天安門廣場看一看，從畫面上看，這個椅子是臨時拴在這個小三輪車上的，而且一看這個老人身體也不是這麼好，旁邊的是它的兒子，蹬三輪的是它孫子，一邊走一邊看，一邊説笑。感覺這種親情是民族傳統的一種東西。

　　我們老講，老伴老伴，老來是伴，從這個畫面看，老倆口坐在三輪上，生活得很幸福自在，老大爺還在放著一對雙燕的風箏，勞雁雙飛吧。

　　這張照片我起的題目是國旗下的婚禮，真正在天安門廣場舉行婚禮的還不是那麼多，這個新郎是武警班的戰士。

　　早期拍的照片人們穿著中山裝，現在根據年代的不同服裝服飾上都有變化，另外從兒童的玩具也有變化。最找我拍一張照片，兩個小孩在天安門廣場，趴地下玩螞蟻，後來到兒童汽車，到電動摩托車，從這些情況都能反映出國家的變化。天安門廣場的變化實際上是我們國家的變化。

　　天安門廣場的變化從各方面都能體現出來，比如説人們穿的服裝服飾，兒童玩具，這種變化都能表現出來，實際上就是中國這幾年改革開放經濟變化的一個縮影，包括人們的精神面貌也能反映出來。小孩大人到天安門廣場都能表現出來。

　　邊遠山區的人，難得到北京來一次，更難得到廣場來一次，有的人為了看升旗專程到北京來。真是一種感情的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