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五年流行語（四）

央視國際 2004年10月02日 15:43

　　1994年，一個剃著小平頭帶黑邊兒眼鏡的男青年，以一曲《一封家書》變得家喻戶曉，他就是李春波。專輯《一封家書》在當年的流行樂壇創下了輝煌的成績，原因可能並不是因為他唱得好，而是因為他把一封普通平常的家信用音樂的形式錶現出來。樸素、平實、口語化的歌詞，是老百姓再熟悉不過的內容。

　　一封家書

　　家書，曾經是出門在外的人與家人交流和聯絡的重要方式和手段。

　　嚴虹

　　我每個星期都會收到我爸爸一封信，我媽媽會在信上附上幾句話，一般都是説，要吃好，要穿暖，但是我爸爸和我談人生觀，各種各樣的觀點

　　1992年，嚴虹離開自己的家鄉，孤身一人來到北京，就讀于中華女子學院。第一次出遠門，而且要離開親人那麼久，她很想遠在湖北鄂州市的家，寫信就成為她和家人聯絡的最好的方式。

　　嚴虹

　　每次我給我爸爸寫三四頁，他每次給我回來都是七八頁，我每次看到我爸爸的信，都淚流滿面，見字如見人。我記得有一封信在我們全寢室被朗讀了一遍。我的家庭特別民主，和我爸爸就像朋友一樣的聊天，料到我喜歡的一本書，我喜歡的一個人，包括我的想法，人生觀，我爸爸什麼都和我聊，就像一個知己一樣，我們寢室輪番看了一遍之後，大家都沉默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太羨慕你有這麼一個好爸爸了。

　　那個時代上大學的學生家裏可能都會留下一摞厚厚的家信，向遠方的父母彙報自己的學習生活，述説自己的煩惱，展示自己的理想。有些煩惱和微妙的情感在電話裏是説不清的，寫成家書，可以細細地傾訴。想家時還可以把父母的信拿出來反復閱讀，見字如見人，那份血濃于水的親情躍然紙上。

　　嚴虹

　　寫信對於我和他而言是因為，第一都喜歡文學創作，第二就是交往，我和爸爸能談得特別深，見面就是撒嬌，我特別大了還挽著我爸的胳膊走路，寫信我爸爸能看到我的成長，寫信是經過思考形成文字的，和見面的表達是不一樣，我爸爸喜歡寫心中的我，會更懂事一些。滿懷激情和理想，就用文字告訴我爸爸。

　　今天的大學生已經很少往家裏寫信了，但是他們通過電話、手機這些更直接的方式與家裏保持著密切的聯絡。2003年，強濤的女兒強星星去德國留學，臨行前，爸爸給女兒帶上了筆記本電腦，數碼照相機，手機，以便能隨時了解女兒的生活狀況。

　　強濤

　　一天一兩條短信，一個星期一兩次電話，經常發一些電子郵件，你比如我新買了一個眼鏡，問問她好看嗎？我就把眼睛拍成照片發過去，她説好，挺好的。她那邊説，你看我去哪玩了一趟。你看我現在胖了嗎？發過來，經常的這種聯絡，你感覺不到，她離開很久，離開很遠。

　　以前家裏有人出差在國外，真得很惦記，吃什麼，休息好沒有，有沒有生病？現在一個人在外面用不著擔心，你也用不著想他，她也不怎麼想你，因為天天在聯絡，以前半個月，一個月才接到一封信，每天聯絡就沒有太多的擔心，世界變小了，是個地球村了。

　　人們對未知的世界總是充滿著好奇，在信息還相對閉塞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僅有的幾張報紙、幾份雜誌並不能滿足這種好奇心，於是就有些人把自己的地址和姓名登在雜誌上，等待著同樣想知道外面世界的人給你寫信，與自己交朋友，當時，把以這種形式的交到朋友，叫"筆友"。

　　"筆友"與"網友"

　　嚴虹

　　剛剛懂事兒，桌子上都畫一個三八線，從來不跟男生講話，突然會有一個男孩子會給自己寫信，交流文學，很激動的。我記得我給他回的第一封信，包括以後的很長時間，我給他寫信的感覺，特別激動手都在抖。

　　從小愛好文學的嚴虹，初中就開始試著寫詩，並把自己的詩郵寄給長江經濟廣播電臺，一位華東師範大學的大學生聽到了這首詩以後，就寫信告訴嚴虹，他很喜歡嚴虹的詩，希望能和她交朋友。

　　嚴虹

　　筆友對我還有一個特別大的意義，因為他是一個大學生，因為我從小就特別偏科，我的語文特別好，數學不好，物理化學，一團糟。就是因為我交往了他之後，我變得特別愛學習，當時有一個目標就是，我一定要考大學。

　　和筆友交往，是那個時代很多孩子的秘密。躲在自己的小屋裏，看渴望已久的來信，一遍又一遍，因為這是來自陌生世界的聲音，這極大地滿足了很多孩子的好奇心。看完以後，會字斟句酌地寫回信，而且寄信的時候，心裏就盼著下一次的來信。

　　嚴虹

　　距離産生美，陌生人，但是我知道她的身份，但是我沒有見過她，這種神秘感，更容易給我信任感，我願意向一個陌生人情愫，他並沒有見過我啊。我給他講一些成長的煩惱，也不覺得丟人，但是告訴身邊的人，告訴父母，是難以啟齒的。一個小女孩的煩惱更容易和一個陌生人傾訴。

　　筆友之間的"交談"，因為一種隱蔽性而來的更加坦白。憑藉信中的筆記和語言表達，來想象對方的長相和聲音，這種用書信連接起來的神秘感，支持著這個在十幾年還非常時髦的交往方式。

　　嚴虹

　　因為是一個小女孩兒，憧憬的特別美好，他給我寫的信，我把他想象成白馬王子，但是見到他的時候，就是學究型的，兄長一樣的，見了面以後，那種美好的感覺沒有了。就在一起吃了一頓飯，然後就再也不寫信了。終止了筆友的關係了。

　　人都渴望朋友，都喜歡公開自己的心裏話，但同時又希望沒有人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八十年代的筆友就滿足了這樣的心理需求。當我們進入網絡時代的時候，另外一種形式"網友"也同樣滿足這種需求。各大網站的聊天室，網上的各種各樣的論壇都非常的火爆，點擊率一路飆升，在聊天室裏交朋友，在論壇上毫無顧忌的"灌水"。"筆友"之間緩慢的書信，變成了"網友"之間能在網上瞬間傳輸的email。

　　1999年，嚴虹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暢銷書《説吧，我是你的情人》，她和其他70年代以後出生的女作家被書商炒作為"美女作家"，一時間，數十家媒體都對這一文學現象進行了"口誅筆伐"。就在嚴虹覺得很委屈的時候，一家網站請她去做網絡情感專欄主持人，專欄的名字叫《東方女孩》。論壇由嚴虹主持，每次她都會拋出一個話題，讓大家討論，在網絡上她堅持説真話，用真名字。在這個論壇上，她認識了一家報社的記者，曾經批評過"美女作家"，他們有了共同的話題，並成為 "網友"。

　　嚴虹

　　我和他寫了100多封，最瘋狂的時候，早上、中午、晚上都寫，而且我們諾守一個規則就是，絕對不通電話，也不見面，每天寫信。他在我的書裏面，有一段話讓我特別感動，他説一天有24小時，但是在他的生命裏有一個小時是屬於我的，水果時間，這一個小時要給我寫信，他做記者，要有整版的稿子要寫，他會把給我寫信放在最前面，因為那時候是頭腦清醒的時候寫的。

　　嚴虹在寫作上最難熬的時期，得到了遠方的網友的鼓勵，他們通過伊妹兒，探討文學，述説愛情，那一年他是她的精神支柱。

　　嚴虹

　　我們寫信已經寫得太瘋狂了，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兒就是看信，每天晚上睡覺看信，我覺得我想把電腦抱著睡覺，電腦裏面裝著他。

　　一年後，嚴虹把她和網友的200多封伊妹兒，50%真實50%虛構寫成了一部網絡愛情小説《織千千個網》，這是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説，《愛情網事》、《網姐日記》也是嚴虹網上生活體驗的成果。

　　嚴虹

　　我和他在網上交往大約有一年，太瘋狂了，一天兩三封信，有一次讓我很受不了的是他的電腦染上病毒，三天他失蹤了。因為我們兩個説好，相互不交換電話，也不聯絡，三天失蹤，我找不到他，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我有各種各樣的設想，難道他出車禍了？三天之後，他第一件事兒就是給我寫信來，他説我的電腦崩潰了，因為有病毒，我已經越陷越深了。我主動提出，我有很長一段時間不能給你寫信了，我寫作，他同意了，病毒事件以後，三天我坐立不安，整個人被他牽扯著，而且他又在很遠的地方。

　　我們擁有了便捷的通訊工具，同時也失去了等待中的那份溫馨與美好。現在很少有人再用郵寄的方式寫信了，信封上郵政編碼和地址變成了電腦上一長串兒的字符，信箱也變成電子的了。

　　"手機、呼機、商務通一個都不能少"，今天當手機大行其道的時候，呼機卻漸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是二十世紀80年代末，呼機剛剛出現的時候，對很多人來説，呼機還是一個神秘的東西。很快"有事兒呼我"成了老百姓的最好的告別辭。

　　有事兒呼我

　　牧野

　　八十年代末期，開始有呼機了，126台，那時候拿呼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什麼東西在身上挂著，響，

　　強濤

　　我記得當時社會上剛剛出現這麼一個東西，一些年輕人就活動，領導這個東西怎麼怎麼好，實際上大家還不知道怎麼好，因為誰也沒有用過，但是就告訴他怎麼好。領導耐不住年輕人磨，配了幾個，我當時在新聞部，新聞部首當其衝給了幾個，

　　強濤，1984年進入國務院僑辦的報紙《華聲報》，1994年轉入《大公報》，二十年的記者生涯中，他有一個深刻的感觸，通訊工具的發展改變了媒體的運行方式，同時也改變了傳統的新聞觀念。

　　強濤

　　電話是固定的。呼機是移動的東西。呼機很原始。他還有一個本兒，它傳輸的是數字信號，123、456，本對照這個數來翻譯這個短句的意思，所以你除了帶呼機之外，還要帶那個本。不管怎麼樣，它是移動的。他把靜止的變成動態的，這本身就有一個新聞性。不管是新聞記者也罷，普通的民眾也罷，我覺得劃時代意義的話，是呼機，大家對動感的東西的追求吧，體味它那種好事很重要的一點。那時候才知道你在哪兒呢，我在哪兒呢!雖然不像現在這樣衛星定位，這麼準確，起碼是知道了，以前知道都不知道。

　　改革開放初期，由於通訊工具的相對落後，新聞在見報的時候，通常已經是舊聞了，但是那時社會對新聞的時效性期望值並不高，因為，這已經比文革中新聞就是文件的狀況，有了很大的進步。

　　強濤

　　我記得我第一次出差，印象比較深的是1986年，有一個晉江假藥，去福建採訪，寫完稿子以後，到電報局發稿子，拿電報紙，把每個字寫上。不能太長了，一個是費用的問題，還有特別麻煩，電報員把每一個字翻譯成密碼，356、427，才能發，寫完以後，在酒店裏先把稿子寫好，拿到電報局謄寫一遍，不能有標點，標點要佔格，他再發走，一個消息，從寫完發完，到北京，電報員再送到報社6、7個小時以上，要求就是特別重大的、急的消息，電報發稿，一般不要求馬上發。用信來寄。當時也沒有特快專遞，只能靠平信來寄。

　　1994年，強濤調入《大公報》北京辦事處工作，《大公報》北京辦事處是總部設在香港的《大公報》的分支機構，記者需要每天把寫好的稿件傳到香港的總編室，以便及時見報。現在北京的記者用電腦和網絡傳遞稿件和圖片，十年前，卻是另外一種工作情景。

　　強濤

　　傳稿，靠傳真機，一張紙90元，我們當時辦事處，很大一塊兒支出就是傳輸這一塊兒。他們的稿件非常麻煩，每天必須要傳，遇到大會的情況下，兩會期間，十七八個小時始終在運行狀態，我們壞的最快的就是傳真機。圖片就更麻煩了，最早的時候發圖片，曾經要趕著第二天見報，拍完以後，馬上到首都機場，看看哪個人像去香港的問他，先生你去香港嗎？他説我去，我説能不能幫我把這個膠卷帶過去？那邊會有人來接。這樣來帶就快一點兒。我馬上打個電話，告訴香港的同事，有一個膠卷帶過去了，你去接，我們怎麼接呢？《大公報》的一個傳統，一般的把航班定好以後，出門口舉一張《大公報》，那個人自然是他，趕快就把那個信封交給他了。

　　今天，輕點鼠標，人們就可以和千里之外的朋友在線交流，足不出戶，人們就可以環遊世界，了解"國事和天下事", 信息化已經開始溶入人們的生活，改變著傳統的生活方式。

　　蜂窩移動電話1987年開始進入中國市場，它無拘無束的無線通話方式一下子打破了，人們對遠距離通信的認識。雖然外形龐大笨重，色彩呆板，但物以稀為貴，他們曾經是身份的象徵，也是普通百姓可望不可及的高檔消費品。這種蜂窩狀的移動電話被老百姓稱為"大哥大"。

　　大哥大.

　　牧野

　　在馬路上走，走在馬路上，很多人都回頭啊，呦，大哥大，了不得了。尤其希望，坐在賓館裏，飯店裏，電話響了，接電話的時候，且往這裡看呢。大哥大，現在想起來真可笑。

　　牧野1992年花了3萬塊錢買了4斤多重的"大哥大"。

　　牧野

　　早先，剛有手機的時候，恨不能沒事兒，給誰打一個電話，我這兒有一個大哥大，我這兒可是隨時回電話，

　　第二年，牧野又以三萬的原價把這個笨重的傢伙買給了別人，自己又買一個稍小一點的"大哥大"。那時，大哥大可是要托關係找門路才能得到的稀缺貨品。由於大哥大的信號通常不是很好，當時社會上流傳一句話叫"移動電話要移動著打"。十幾年來，移動電話的普及率越來越高，手機的功能也從實用向多功能方向轉化，短信和彩信功能豐富了人們的生活。

　　牧野

　　我剛有大哥大的時候的那個感覺根本就沒有，我開汽車都沒有有大哥大那個感覺，那個時候，飯店吃飯，有手機，同如現在有一個奔馳似的，那感覺。我自己開車沒有有大哥大那麼興奮。

　　電影：《手機》的開頭

　　打一個電話，能和遠方的親人聯絡上，就像過節一樣，這是當時很多人的親身經歷，雖然中國的電話業務開始於1904年，但是長期以來，電話只為中國的有錢人和有特權的家庭所擁有。1979年，電話才開始慢慢走入尋常百姓家。

　　牧野

　　裝第一部電話的時候，是在八十年代末，當時裝的時候3000元，八十年代初，有裝電話的500元，經濟上有點，500塊錢裝一個電話?有過了兩三年，就1000多，等我裝的時候就3000多，翻了七倍，那也得裝啊，那時候家裏裝電話不是炫耀，一種財富，家家都有電話，裝吧，---你要先交錢，在電話局登記，等號，不像現在裝電話不要錢。免費，那時候哪有？等號，有點路子的，有點哥們的，早點給它安上，找領導簽個條子，我記得我等了兩個多月，3000多塊等了兩個多月，裝上沒有歡呼雀躍的感覺，興奮啊。後來，我裝完就變成5000，北京最高就5000，

　　用一年的工資裝了一部電話，牧野還是覺得值得，因為常年在外寫生，需要和家裏保持聯絡，沒有電話實在是麻煩。

　　牧野

　　我出差了，家裏沒有電話，怎麼辦啊？居委會有電話，比如我在東北呢、在廣東，打個電話回來，也要抽一個相對來説，中午，人少點兒的時候，大媽，我是誰，麻煩你給我叫一下我們家的人接個電話，我過十分鐘再打回來，你讓她來，省得我這兒佔著線。我臨走的時候和居委會打過招呼了，麻煩您這事兒，沒事兒沒事兒，你走吧，你來電話，我們找人去。

　　有很長一段時間，居委會的電話就是熱線電話，想打進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兒，因為一個大院兒，或者一座居民樓的幾百個人、甚至上千個人就只有這一部電話。打電話排隊也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兒。

　　到2003年底，中國的固定電話和移動電話用戶總量都位居世界第一，普及率達到20%以上，互聯網的用戶數也位居世界第二。對於這麼短時間內發生的如此之快的變化，而這些變化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心中不免很多感嘆。

　　強濤

　　我總想，以前為什麼大家晚上沒有什麼事兒做，一個是當時政治環境決定的，五六十年代，大家下了班就回家了。現在大家業餘時間安排得非常滿，一個很重要的原因，還是通訊，溝通了，有交往了，沒有溝通就沒有交往，溝通還是滿重要的，和社會進行廣泛的聯絡，對新聞的提升、對整個社會大眾諮詢的提供都特別有幫助。

　　牧野

　　早先寫信，打長途電話還得要一個號，要是有點兒急事兒還麻煩了，急死你，現在好，買個菜都能給你打電話，想著啊，再買兩個土豆回來。土豆無形中又多了四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