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幕： 沈培藝 生於1965年

無論在舞臺上演繹多少角色，也無論在自己的行業裏得到了多少頭銜，沈培藝自己認定的身份只有一個，那就是舞者，一個跳舞的人。她説這是自己從小就為之努力的一個夢。

沈培藝或許是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裏，甘願把夢做到底的那種人。

字幕：小時候
    採訪沈培藝：
    給我印象或者影響比較深的就是樣板戲，芭蕾舞，比如像《紅色娘子軍》、《白毛女》、《沂蒙頌》，那都是我們小時候常看的。

採訪沈培藝：
    那時候有那種剪紙，就是把白毛女的某一個造型，或者是《紅色娘子軍》裏頭吳清華的某一個阿拉貝斯的造型，或者是白毛女深山見太陽的那個特別永恒的那種造型，他們就把它做成剪紙。紅色的，都剪成紅色的。哎呀，那時候大人要送給我這樣一套剪紙，芭蕾舞的，那我真是欣喜若狂到什麼程度，到可以興奮一年。就這一年都會覺得，我生活在那些剪紙的跳芭蕾的小人兒裏。

從小生活在武漢歌舞劇院裏，鍾情于藝術的種子早早地播種在沈培藝小小的心田裏。

採訪沈培藝：
    我三歲的時候就有照片，照的就是學吳清華的特永恒的造型特著名的那個造型，我印象很深。一遍，兩遍，再立上去還沒拍著。哎呦，我説小舅怎麼回事？因為小舅在給我拍，很不滿意。小舅你瞄準了，就是我一旦跳舞的時候就是一個大人。你明白？就是完全沒有了孩子的那種天真的、爛漫的那種，一點都不，我一旦跳舞就是個大人，我的那種要求和企盼都是很成年人的。我總覺得你怎麼回事？這麼簡單的東西都瞄不準。

採訪沈培藝：
    那個練功房對我的吸引力，真是到了一種就是吃飯也想，睡覺也想的那種程度。就是，我就趴在那兒看什麼呢？看叔叔阿姨們練功、排練、跳舞，這是一個從一點小就種在心裏的一個夢。班主任有一天給我們班同學每人發一張小白紙條，讓每一個學生寫自己的理想。我當時特想寫舞蹈家，我印象很深，這件事我沒寫，我總覺得會怕別人又説我。可見那個時候給我心裏壓力是很大的，後來我就寫了優秀的舞蹈演員。

從少年時代起，沈培藝就開始為實現這個夢付諸行動了。她考過某部隊文工團，但因為政審不合格而被拒之門外。但是這個打擊沒有擊碎沈培藝要成為一個舞者的夢。

1977年，12歲的沈培藝因為時代氣候的改善而幸運地走進了夢想的地方——北京舞蹈學院。

字幕：長大後

採訪沈培藝：
    一般學生在床頭貼的東西一般都是課程表，就是上學的時候的課程表，今天幾點幾點上什麼，第一堂課什麼第二堂課什麼，從上午到下午還有晚自習，是什麼自習，是業務課自習還是文化課自習，大都是這樣的。我的表的是什麼？我的表是所有的課程之外的課餘時間表，我是這個表。

採訪沈培藝：
    我有段時間發育期，女孩子都有發育期嘛，發育期以後哪兒都壯壯的，腿粗什麼的，個兒也高。我就受不了老師老罵我，傻大個兒，大象腿。大象腿很粗，哎呀受刺激，真受不了，那簡直痛苦壞了。我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了我真氣呀，嘭，一下起來，噔就跑到業務課教室去，就進去。啪啪，燈一打開，通明，完了後我就站在鏡子前注視自己好半天，注視良久之後把褲子一脫，就穿個短褲。我就想，我就琢磨這條腿，怎麼就這麼粗啊，真的我就開始就琢磨我這條腿，後來我真是琢磨出一個辦法來，而且我發現這個辦法特別生效。因為為什麼呢？確實是經過大概幾個月，沒幾個月下來，我的腿眼見著細，而且越來越細。

練功、習舞陪伴沈培藝度過了她的青春時光，把她錘煉成一位公認的優秀舞者。在實現這個夢想的路上，她有過挫折，受過冷落，更體驗過令人眩目的輝煌。但她卻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實現了這個夢，因為她知道，舞蹈家的舞臺生命是有限的。儘管如此，沈培藝仍然願意用一顆平常心來固守一份癡情。

讓王勇峰癡情的是這些莽莽的山巒。他喜歡的一句格言是：為什麼要登山？因為山在那裏。平淡的表述下涌動的卻是那份情不自禁的激情和衝動。

字幕：王勇峰 生於1963年
    字幕：小時候

採訪王勇峰
    我小時候在內蒙，內蒙長大的。我父親呢，他那時候是我們叫內蒙古烏蒙，他是那地方黨校的副校長。那個時候不是文革嘛，都被捲入了內蒙古人民黨的問題。那麼我記得最深的印象突然有一天，就是告訴我們父親回不了家了，就是被關起來了。那麼第二天我母親被關起來了，等於説我當時等於父親沒了母親沒了，就很小嘛。

採訪王勇峰
    街上的孩子之類的我們就經常在一起，經常就玩兒，經常要在馬路上要把釘子擱在馬路上，然後撒上土，然後自行車、大人的自行車一過，嘩，就全部就爆胎了。然後經常會在夜晚會拿著石頭去砸人家的玻璃/，們經常會要到裝著水果的火車裏面去偷一些水果，就是養成了那種特別野，特別淘。

採訪王勇峰：
    粉碎“四人幫”以後要學習嘛，然後我們班主任她也開始抓我們學習。後來我就覺得幹嗎，不就做一個好孩子，讓別人都表揚你，都説你好。是不是？幹嗎非要做讓大家都説你不好，都覺得見了你就煩的那種人呢？不好，後來我就下定決心我要做一個好孩子。

字幕：長大後
    字幕：1980年，王勇峰以優異的成績被武漢地質學院錄取。
    1984年，中日兩國大學生準備聯合攀登位於中國青海的阿尼瑪卿峰，國家體委決定在普及高校登山運動較好的武漢地質學院選拔隊員。

採訪王勇峰：
    我一聽説這個有登山這個事兒，當時我就想這個事兒我要參加一下。第一就是説這個事兒驚天動地的事，要去體驗一下。第二登山它是生和死打交道的事情，只有登山人才能體驗生和死的一個臨界點，我就想這個要體驗一下，究竟是什麼樣的感覺。

從此王勇峰與登山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迷戀上了登山這項充滿了刺激和挑戰的運動，他在一次次與山的親近中找到了自我。1984年大學畢業後，王勇峰謝絕母校的挽留，揣著戶口本執意奔向他早已心馳神往的國家登山隊。兩年後，實現了夢想。

王勇峰畫外音：
    我感覺就是，這個登山它的目標感非常強，也非常明確。人的生活吧，人的一生也好，幹什麼也好，很少有人，我覺得能體驗到自己定的目標。有一個目標的實現的事情，很少有人自己能體會到，因為你的目標總是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那麼登山，我感覺最好的就是，你定一個目標就會在很快的時間裏，檢驗你的這個目標能實現不能實現。

字幕：
    從1988年到1999年的十一年間，王勇峰和李志新共同登上了世界七大洲的最高峰。登山成為王勇峰生活的一部分。

對於同樣熱愛登山的王秋楊來説，她生活的內容並不僅僅在山。它們可能是羅布泊，可能是阿裏，也可能是南極。一切充滿野性，富有刺激，需要冒險的戶外活動，對王秋楊都會是一種誘惑。

字幕：王秋楊 生於1968年
    字幕 小時候

採訪王秋楊：
    我從小出生在一個軍人的家庭裏，我父親那時候是一個野戰軍的一個副軍長。我印象中小時一直在鑽山溝，今天住在這個地方，明天住在那個地方，在整個一個童年裏，就覺得把福建的很多地方都給住遍了。很美好的童年，非常美好非常快樂的童年。我就記得我小時候是個孩子王，那時候部隊大院它又分司令部政治部後勤部，那我是司令部的孩子王，經常就帶著幾十號小孩就出去打群架。那種感覺，我一聲號令然後大家就上，一聲號令大家就撤，感覺非常好。

採訪王秋楊：
    所有女孩子玩的我都會，不過我更喜歡玩的好像是一種男孩子玩的比較多的一個遊戲。其實就是現在人好像不玩了，用那種小鐵片，我們福建叫，就是你把我打翻我把你打翻嘛，就是小孩經常會玩兒，有的是用香煙紙殼，那我們小時候是用鐵片，就是壓成的，有的是青蛙的有的可能是桌椅板凳，什麼螞蚱螳螂之類圖案的那種小鐵片，然後互相打翻。我印象中我有一隻青蛙特別厲害，在上學那幾年的過程裏頭，幾乎我的那個青蛙就打遍周圍幾個村莊，或者部隊那些孩子無敵手。

採訪王秋楊：
    最好看的打扮就是那種穿著藍褲子，穿著那種綠軍裝，如果大一點的話就把袖邊挽起來，然後如果有雙小白鞋就更好了。

採訪王秋楊：
    看電影幾乎是童年最重要的娛樂文化生活，在部隊大院裏頭，那個年代演的電影除了樣板戲，多半就是一些像社會主義國家的那些像阿爾巴尼亞、朝鮮的《賣花姑娘》，就是全場哭成一片，一直在哭。每次放都有人在哭，哭得痛哭流涕的，就是電影場上噓聲一片的。

採訪王秋楊：
    小孩一上學的路上哼的全是樣板戲嘛，然後就是誰走著走突然跑到別人頭上抓一把，就唱“大吊車真厲害，輕輕地一抓就起來。”抓著你的東西就跑了。

採訪王秋楊：
    我們那個年代小的時候，你翻開一本書就是劉胡蘭，翻開一本就是董存瑞，就是黃繼光。那時候，我小的時候還有三八女子帶電作業，三八女子煉鋼工人，對不對。那時候就特別想像他們一樣，成為一個英雄，了不起的人。

九十年代初，在經商的大潮中，畢業于北京廣播學院的王秋楊和她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的丈夫一起離開了部隊，開始在城市裏墾荒。經過十年的摸爬滾打，在房地産業取得了驕人的業績。有了財力，也有了時間，最近幾年來，王秋楊每年都會不斷地離開這個城市，在充滿荊棘的旅途中釋放她童年時代就有的英雄情結。

採訪王秋楊：
    我是個很喜歡開車的人，我很喜歡車，喜歡駕馭車，然後去一些你嚮往的地方。我覺得那種感覺非常非常地刺激，當有的時候你自己翻過一座大山，再回過頭來看著山上之字形的路的時候，有時候自己都會覺得，就是後背發涼的感覺。天啊，那是我剛剛過來的地方啊，那種感覺覺得自己很英勇的，很有成就感。

十幾歲才見過火車，曾經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王秋楊，如今越走越遠，越走越險。在經歷了南極探險後，她又自駕車50天勇闖西藏和新疆羅布泊無人區。2003年，王秋楊再次進藏，決定投資1000萬元人民幣資助阿裏地區的教育。她説這跟英雄主義情結無關，那是因為從小就有過在漏雨的教室裏讀書的體會。

王秋楊畫外音：
    在穿越的整個過程中，你總會在思考，會把你自己好像從生到現在的，很多很多事情都會拿出來想一遍。你會覺得自己經歷中的很多那種痛苦或者説是不快樂，你會覺得非常微不足道，然後你會覺得就是什麼都沒什麼。

王秋楊畫外音：
    我喜歡那種廣袤的原始的很自然的那種感覺，我喜歡那種就像我説的，從風景和事物中穿過不帶走的那種感覺，就是説我認為旅行的快樂是你那種拿不走的一種快樂，它就在那兒。

世界上似乎還有一種東西是無法被人拿走，甚至很難被時間抹掉的，比如説流淌在張欣骨子裏的那種理想主義激情和浪漫的情懷。張欣是六十年代生人裏包含理想和激情的那種人。

字幕：張欣 生於1965年
    字幕：小時候

採訪張欣：
    我從小在北京，那時候的北京就是一個很安靜的城市，也沒有什麼車，好多時候還跑馬車，然後馬車上都是什麼載著大白菜什麼的，冬天了就都儲存大白菜了。那時候我們的精神狀態呢，現在回想起來還是非常集體主義的，比如每天早上到學校去，應該是想的是第一個去擦桌子啊，擦黑白啊，寫壁報啊這些，然後你去了學校發現總有人比你更早，總有人比你擦得更乾淨。

採訪張欣：
    我們小的時候都寫作文是吧，我要什麼什麼，我要做什麼什麼，好像大部分人那時候都寫我要當一名老師、我要當一名工人這種啊。所以我覺得我們從小的教育，所有的教育都是把我們變得更集體主義裏的一分子，當然從情感上來講的話，我們也比較適應那種，一想就是想國家，大家寫作文第一句都是一樣的，全部開始都是什麼紅旗飄戰鼓揚，都是這種話。

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家庭的孩子，不少人都有過隨父母下幹校的經歷。

採訪張欣：
    我們那個幹校就有兩個小孩兒，那麼這倆小孩兒這兒也沒學校怎麼辦呢？給他們一人養上幾頭小豬，所以每天我們就去養豬啊，然後晚上了也沒燈嘛，有一盞小燈什麼的，大家都坐在院子裏，燒一盞小煤油燈，吃西瓜的吃西瓜，看狗的看狗，聊天的聊天，就是有的人就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活在一起的那種感覺，反正我想你要是經歷了過這麼多這些東西之後呢，你很難變成一個特別自私的個人的狀態。

在北京現代城裏，這些可愛的豬寶貝讓人聯想到張欣在農場的童年生活。
    因為父母離異，她的童年是東跑西撞中度過的。1977年母親離開北京去了香港。張欣被寄居在父母的同事家中生活了兩三年之後，告別故土，到香港定居，那年她不滿15歲。

字幕 長大後

採訪張欣：
    一個高樓二十層，一層一個工廠，一層一個工廠，這個工廠就製作拉鏈，這工廠就製作衣服領子，下一個工廠就製作衣服袖子，最上面的那層就把這些都縫一塊兒，這個就是一個工廠的狀態。所以我覺得我從一個天天想著國家的、北京的這麼個環境，一到了香港，天天想的就是這一個動作怎麼重復得更快，使得我這個計件工，所謂計件工就是計件給你錢，怎麼能夠賺得更多一點錢，這樣我才能交房租、交車費。

當張欣在香港的流水線上揮灑青春的汗水時，她在國內的童年夥伴們也許正在青春的歌謠裏寄託他們的憂愁和嚮往。

八十年代後期，出國深造是大批青年的人生志向，生於六十年代的人可謂恰逢其時，成為當時出國大潮中的一支生力軍。

1985年，張欣帶著打工五年攢下的3000英鎊離開香港，開始了留學生涯。
    有過六、七十年代中國社會生活熏染的童年，也有過幾年香港資本主義流水線上的打工體驗之後，張欣又在英倫島接受了歐洲左派知識分子的教育。理想主義的種子伴隨著張欣的童年和青年一起開花結果。

經過了英國劍橋大學的深造和美國華爾街的工作實踐，1995年，張欣回到家鄉北京，和她的丈夫潘石屹共同創業。

2002年，由亞洲12位最具前衛意識的建築師在北京昌平共同完成的建築群——長城腳下的公社，為張欣贏得了威尼斯雙年展第八屆國際建築展頒發的“建築藝術推動大獎”。

張欣畫外音：
    中國現在是一個大的建築年代，人們渴望看到建築年代出現什麼樣的作品，但是沒有很多人有機會看全世界最現代化的作品的時候，所以我們的想法就是能不能我們把這些建築師請到中國來，讓他們就把他們的作品實現在中國，那麼我們會有很多很多的學生、建築師、發展商、消費者都去看，在這個看的過程中它就會影響這一代的人。當時這個房子，不是説蓋一個房子旁邊圍一圈花園，然後蓋一個蓋一個墻把它圍起來，不是這個，是我們把這些房子都蓋在山溝裏，所以它有一個共享，一個共産精神在這兒，同時我又覺得這個名字本身應該有個特點，就是代表我們這一代人的。

遠看張欣，美麗、優雅、聰慧；近看張欣，你會被她內心激蕩著的那種宏大的理想與激情所感染。她這樣表述對浪漫的理解：浪漫就是你願不願意為你所追求的東西奉獻的情懷。而這一點是否也是生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人共有的特點呢？

編導：藍 冰
    攝像：趙布虹 張又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