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劇 王經文

　　八連的針線包，一雙襪子，一個旱煙袋，丟到一雙襪子，小題大做，一個針線包，拾到一分錢交公，這些故事發生在邊疆，發生在海島根本不算什麼事情。他出現在特定的環境裏面，又是在南京路上，中華第一街上，他就不一樣了。 當時進城以後，我們黨執政，進城以後，能不能站穩腳跟，在這個地方反映比較充分，在南京路上能不能站住，在上海能不能站住，這是很重要一個條件。

　　一條中國第一的馬路，造就了一個天下聞名的連隊，南京路上好八連從此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但真正讓南京路上好八連深入人心，還是文藝作品《霓虹燈下的哨兵》。1960年，著名編劇沈西蒙陪同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到上海警備區視察。

　　編劇 沈西蒙

　　警備區司令叫王必成，要請許世友吃飯，王司令也認識我，他説走，一起去，你陪陪許司令。我説不去了，你們領導一起。他説，一起去。他説你要丟下買路錢。我就發愣了，丟下什麼買路錢？

　　沈西蒙，當時在南京軍區任政治部部長，他是一個地道的上海人，解放前後不同時期的南京路在他的腦海裏都有深刻的印象。

　　編劇 沈西蒙

　　他説，你知道上海有一個好八連嘛？我説，好八連現在名氣很大啊，當然知道了。他説，你既然知道有一個好八連，你應該就為這個好八連寫一個戲。

　　沈西蒙決定寫一部多幕話劇，於是深入到八連，體驗生活成為他寫作的第一步。在八連生活的四十多天中，他還看了同一時期關於八連的許多新聞報道和通訊，最後，他決定把劇本的大背景放在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到1950年抗美援朝之間，因為那是歷史大轉折的年代，是大變革、大碰撞的時代，也是南京路最富有戲劇性，矛盾衝突比較集中的時期。

　　編劇 沈西蒙

　　你不知道，那個時候的作品能寫人民內部矛盾嘛？特別是能寫部隊內部矛盾嘛？能夠把部隊內部的談情説愛能夠拿出來嘛？能夠寫缺點嘛？我思考了這個問題，一定要寫這個矛盾。

　　1961年，沈西蒙在蘇州閉門謝客一個月，寫下了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話劇由南京軍區的前線話劇團演出，經過幾個月的排演，他們來到了北京，向各大軍區的領導和黨中央的領導彙報，請他們審查檢閱，以便進一步修改。

　　電影演員袁岳

　　第二幕閉幕，突然台下有人在講話，同志們這個戲好不好啊？全場好啊。我説，這是誰在下面講話？第三幕一開幕，我就坐在那裏生氣啊，我在臺上，所以我聽見了。戲演下來，我問中央警備局的同志，剛才誰在講話？他説周總理。

　　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公演以後，在首都文藝界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觀眾不僅欣賞到了話劇的魅力，也通過這部話劇了解了南京路上好八連。這部話劇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周總理請演員們到家裏做客，祝賀他們。

　　電影演員袁岳

　　到總理家裏請我們吃飯的時候，他是這麼講的，我是拿你們的戲，去打仗的。我們也不太清楚，什麼叫打仗。他説文藝界同志問我，總理什麼叫革命現代戲？請你給我們樹兩個樣子，讓我們好學習。總理説，你們就給了我最好的實例，所以我是拿你們的戲去打仗了。

　　僅靠一個前線話劇團演出，能夠觀看到的觀眾畢竟有限，於是軍委做出決定，全軍各劇團都要演出這部戲；在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共同協助下，地方上的各劇種的劇團也都參加到《霓虹燈下的哨兵》的演出當中。這期間，全國共有大概一百多個劇團都在演出同一部戲。為了繼續擴大影響，周總理找到夏衍，要他負責把話劇拍成電影，而且要求一句臺詞不能改，一個演員不準換。1964年初，電影由上海天馬電影製片廠在南京路實地拍攝，導演王蘋來自八一電影製片廠。1964年9月14日，電影《霓虹燈下的哨兵》殺青，留下了這張闔影。

　　陶玉玲，1949年參加革命，那一年，她才14歲。1952年被分配到前線話劇團，參加話劇《霓虹燈下的哨兵》的演出時，她已經是一個很優秀的演員了，春妮這個藝術形象又讓她的演藝生涯走向了巔峰。

　　電影演員 陶玉玲

　　大家不叫我陶玉玲，大家誰知道陶玉玲是誰啊？但是走在街上，四十歲以上的人見到我都説，她不是演春妮的嗎？有的人想不起來，就説，你臉怎麼那麼熟啊，哦，她就是“南京路上好八連”。後來我説，我不是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我是演《霓》的春妮。哦，春妮，春妮。

　　電影演員 陶玉玲

　　這樣的婦女在中國的心目當中就是最典型的，最可愛的，因此，我演了這樣的婦女，結果大家都説，象我這個年紀，我那時候找對現象啊，就找春妮這樣的，對她的丈夫這樣的忠誠，有的好多跟我開玩笑，現在領導崗位的，説，你不要生氣，我當時找對象就找你這樣的。我説我幹嗎生氣，我高興還來不及呢，我成了你們心目中的偶像了，我高興死了

　　從為表演《霓虹燈下的哨兵》到好八連體驗生活開始，陶玉玲就與八連接下深厚的友誼，只要到上海，她就會去看望八連的戰士，她説八連已經把她當成一位家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