類似的“天刑”的説法同樣存在於西方的歷史傳説中。《聖經》裏記載到,公元前1050年,腓力斯人在一場戰爭中擊敗了希伯萊人,佔有了希伯萊人的寶物,很快腓力斯人就遭受到了麻風病的可怕襲擊,這場災難直到他們將藥櫃歸還給希伯萊人才告停息。希伯萊人把麻風病稱為“雜拉斯”,意為“靈魂不潔和不可接觸”,從那時起,麻風病就被認為是由於人們觸犯了上帝而遭受的懲罰,麻風病人也成為受人歧視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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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成立後,新政府立刻開始著手制定防治麻風病的政策,1956年中共中央把“積極防治麻風病”寫進《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曾經為防治性病跑遍了全國邊遠地區的馬海德,又開始率領醫療隊深入廣東、福建、江西、江蘇的山村和海島展開調查。
蘇菲(馬海德夫人):他們先是做社會調查,因為究竟這個麻風病在中國的歷史和它現症的病人有多少。而且對人民生活的危害性,他們先是研究這個,做調查,完了以後,再進一步呢就是看看有什麼藥能真正地對麻風病,能夠起到治療的作用。
1960年3月,馬海德來到廣東潮安縣為一個即將建成的麻風防治基地選址。在他的主持下,廣東潮安縣江蘇海安縣成為全國最早的麻風病綜合防治研究基地。馬海德親自帶領研究室的工作人員擬定了以降低發病率、提高治愈率和保護勞動力為目的的綜合性防治措施,並會同研究室的人員與當地防治人員一道先後在這兩個縣進行了長時期的現場防治研究,在馬海德制訂的綜合防治措施下,經過將近20年的努力,海安縣和潮安縣的麻風患病率下降了將近10倍。
然而1966年,剛剛起步的中國麻風病防治工作由於政治風雲的突變不得不放慢了腳步,受到政治衝擊的馬海德不得不放棄自己的事業,到北京阜外醫院皮膚科擔任了一名普通的門診醫生,中國麻防工作停滯不前,徘徊了整整10年的時間。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重新回到了麻防工作的崗位上的馬海德振奮精神,加緊了消滅麻風病的工作,而此時一個叫李桓英的醫學家加入到防治麻風病的戰鬥中。
1959年,在世界衛生組織工作了7年的李桓英放棄國外優厚的工資待遇和生活條件回到祖國,投身於新中國剛剛起步的醫療衛生事業,一直從事皮膚病研究的李桓英文革期間被下放到蘇北的一個麻風村進行改造,那是她第一次走進對病人隔離治療的麻風村。
李桓英:蘇北地區水區很多,他那個麻風村都像護城河都給他那麼隔離。可見那時候那麼隔離只能反映一個群眾對麻風病的恐懼。那時候我秋天去的時候,正是八九月的時候,正是多雨季節,搖搖擺擺風一飄,我們從後面看著這像一群幽靈。
1978年12月,李桓英從中國醫科院皮膚病研究所調到友誼醫院熱帶病研究所,開始正式從事麻風病的研究工作,但蘇北麻風村看到的情景一直讓李桓英耿耿於懷:不了解科學,即使醫務工作者也很難消除對麻風病人根深蒂固的恐懼和歧視。
*風病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疾病,它真有這麼可怕嗎?它又是如何傳播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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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4世紀時, 德國萊茵河沿岸有很多麻風病人,按照當地民間的説法,得上麻風病是因為吃了河裏的魚。16世紀時,西班牙的士兵從南美洲帶回了馬鈴薯,並在歐洲成功引種,隨即流行起吃馬鈴薯會得麻風病的説法,在1774年的大災荒中,普魯士的農民寧肯餓死也拒絕食用馬鈴薯。而曾經在中國流傳的説法更加千奇百怪。
葉幹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麻風過去還有什麼上風下風之説,如果病人站在上風風一吹在下風的人就都要得麻風,還有這種説法。
19世紀中葉,大多數醫學家經過多年的觀察和研究,逐漸把麻風病的病因集中在兩個可能性最大的結論上:一部分醫學家認為麻風病是不會傳染的遺傳性疾病,另一部分醫學家則認為它是不會遺傳的傳染性疾病,雙方為此爭論不休。直到1856年,挪威著名麻風專家丹尼爾遜終於忍不住對真理的好奇,冒險將一名麻風病人的皮膚結節的刮取物接種到了自己和四名助手的身上,幸運的是他們五個人都沒有因此染上麻風病,這使他更加堅定了麻風是遺傳性疾病不會傳染的觀點。可惜,這种醫學家用生命危險換來的實驗結論不久就被推翻了,1873年2月28日,丹尼爾遜的女婿兼下屬,挪威麻風學家漢森在顯微鏡下發現了許多棒狀的小體,後來證明這就是麻風病的致病菌——麻風桿菌。
麻風桿菌的發現徹底結束了關於麻風病因的各種各樣荒謬而奇怪的説法,麻風病的研究從此進入了一個科學的新紀元。丹尼爾遜至死依然堅持麻風病是遺傳性疾病,否則他冒死得出的實驗結論又該做何解釋呢?
在迷惘了許多年之後,一個在225名科學家志願者身上做的麻風桿菌接種實驗揭開了這個謎底。在這225人中間,只有5個人得上了麻風病,這證明麻風病是一種傳染率極低的傳染病,95%的人對麻風病具有天然的免疫力。人類對麻風病的研究此時才剛剛打開了一扇小小的窗子。
(片花)
憑著自己對麻風病多年的研究,馬海德在1981年提出了麻風病“可防、可治、不可怕” 的口號。對人們對麻風病的種種錯誤觀念,這個性格和藹的老人很少用語言去批評,他更願意用自己的行動來改變人們對麻風病的錯誤認識。
蘇菲:那一年的大年初一,他就是帶著兒子,我們自己馬大夫有車,告訴司機,而且用他自己戒煙省下來的錢買好多藥品和慰問品,完了以後呢,開著車大年初一去慰問麻風病人。
在河北望都麻風病院給麻風病人拜年的時候,馬海德向麻風病人問寒問暖,一把握住一個病人老漢的手,老漢竟然感動地哭了,他説:“馬老,我患病25年了,沒人敢跟我握手,您是第一個。”
馬海德的行動感染了越來越多的人,越來越多的人參加到麻風病防治工作中。經過仔細考慮,馬海德提出到2000年底,在全國基本消滅麻風病的目標。然而這時,一個非常現實的困難又擺在了麻防工作者們的面前:在麻風病治療中已經用了多年的單療方案出現了麻風菌耐藥性的問題。
這是一個危險的跡象,如果治療藥物的改進速度落後於麻風菌耐藥變異的速度,人類半個多世紀來取得的成果就將前功盡棄,在這次賽跑中,人類還會再次爭得主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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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尋找抗麻風藥物所走過的艱難歷程,是一張巨幅的歷史畫卷,在漢森發現麻風桿菌之前,古今中外的醫學家為醫治麻風病已經進行過無數次的探索。
葉幹運(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研究員):古老的時候,像《皇帝內經》、《神農本草》都有這方面的記載,再晚一點,從晉朝葛洪的《肘後備急方》,這是一部很有名的中醫著作也有,可以説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幾乎都有這方面的著作。這裡特別值得提出來的是孫思邈,唐朝的,唐朝很有名的一個醫生,他的著作叫《千金方》,他親手治療了600名麻風病人,這都有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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