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迪克西使團”的記者魯道夫回憶：初到延安，聽説那裏很冷會被凍死，軍隊的朋友送我一件皮大衣，後來我覺得並沒有説的那麼冷，天空中下著小雪很漂亮。這裡的人民都很熱情樸實，我很快就喜歡上這個地方，這真是個神奇而美麗的國度。他對歡迎會上一種叫“秧歌”的舞蹈記憶猶新；説大家對跳舞興致很高，小夥子們都很喜歡參加這樣的晚會。連朱德也跳舞了，把舞伴推過來拉過去，像柔道似的。與國外不同的是：婦女都穿著藍灰的棉衣棉褲跳舞。

　　“迪克西使團”用柯達公司剛剛問世不久的彩色膠片，拍攝了一部反映延安生活的紀錄片。片子開頭這樣寫道：這裡人們的最大魅力就是簡樸，他們的目標是勤奮工作和簡單生活，山洼裏的年輕人都充滿精力、活力。他們還發現：雨後泥濘的街道上走著一匹匹個頭矮小的驢子，幾乎看不到汽車行駛，與中國南方城市的喧囂不同，這座古城十分沉靜。

　　1938年深秋，一場大規模軍事演習在湖南湘潭郊外展開，這支中國惟一的機械化部隊剛剛從中原戰場撤出，為保衛長沙而屯兵軍事要地——湘潭。剛剛攻下武漢的侵華日軍，此刻正伺機南下湖南，夾擊長沙。面對即將到來的生死大戰，年僅35歲的機械化部隊司令杜聿明陷入焦慮：他的部隊所有的坦克、裝甲車、卡車都是從美國、德國進口的，一旦在戰爭損壞，若無配件失去動力，即成一堆廢鋼鐵。這個令杜聿明頭痛的問題，早就引起了一位機電專家的注意，儘管他身單力薄，卻毅然挑起了為戰車試製大馬力動力機的重擔。

　　這天中午，一輛小車沿著崎嶇小路，繞過衡山，來到機械化部隊駐地，開車的是著名機電專家支秉淵，正是他在抗戰前後為軍隊試製各種型號的發動機。他這次來並不是為杜聿明送機器，而是想要回正在這支部隊裏服役的他原來最得力的骨幹，幫他攻克技術難關。

　　此時已攻佔湘北重鎮岳陽的十萬日軍正沿鐵路線南下，長沙之戰迫在眉睫，華南戰場硝煙四起，正率隊開赴前線的杜聿明，未答應支秉淵的要求。離開杜聿明部隊後，支秉淵沒有打退堂鼓，這位從小在浙江嵊縣窮山村長大的男子漢，有足夠的耐心和毅力。十八歲那年，支秉淵考取上海交通大學，不久就成了一名機電專家。

　　原新中廠工程師，現80歲的王紫雲回憶：支秉淵早就想造汽車發動機了。1925年，支秉淵開辦上海新中動力機廠，很快在中國機械工業界脫穎而出，他指出：改變中國人用的汽車全部從外國高價進口的局面。

　　工業史專家陳正卿説：中國人想造汽車，從一九二幾年起就開始有人動腦筋了。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中，“東北王”張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其子張學良主政東北。兩個月後，張學良招來工業巨頭和汽車專家商量有關事宜。一年後，取名為“民生”牌的第一輛國産汽車在瀋陽迫擊炮廠誕生，不久即被送往上海展覽，成千上萬的上海市民爭相觀看，也在其中的支秉淵，記住了這一群情振奮的場面。

　　上海工業史專家劉浩林説：支秉淵看了這臺民生牌汽車後很有觸動，一方面覺得中國人自己造出了汽車了不起，另一方面他覺得這臺車畢竟是採用進口的零部件組裝的，而他想造一台包括發動機在內，全部由國産的真正嚴格意義上的國産汽車。民生牌汽車在上海正式展出僅僅六天，“九一八”事件爆發，東北工廠全被日軍佔領，張學良初創的東北汽車工業戛然而止。而在黃浦江畔，雄心勃勃的支秉淵日以繼夜，殫精竭慮，積六年心血，凝結成一種新汽車的雛形，這時已是1937年夏天。這年8月13日，淞滬戰爭爆發，他的精心之作，就像是一個尚未完全成型的孩子，在火光中夭折了。

　　劉浩林回憶説：當時新中公司所在的閘北地區，是日軍轟炸的重點，支秉淵經常冒著炮火回廠組織搶運，連生命也顧不上。同時遭難的還有胡厥文的嘉定合作五金公司、五金廠。搬遷中，有個職工被空襲的日本飛機炸死了。胡厥文的新民廠和合作五金廠，是第一批從蘇州河出去的。沉重的船隊裝滿死裏逃生的人們和從戰火中搶運出來的工廠機器向西移動，他們要在前途未卜的後方建立起中華民族新的支點。支秉淵憑記憶重新繪製圖紙。中國人百年不絕的“汽車夢”，像是一副千斤重擔，壓在這位身板厚實的中年人身上，支秉淵決心更上一層樓，製造出嚴格意義上的中國汽車。沒想到，支秉淵剛到湖南長沙，工廠還沒有安頓好，日本軍隊就逼近了。沉浸在汽車夢裏的支秉淵也只好拆下機器上路，這次他搬遷的目的地是湖南西南部山區祁陽。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