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稅條例》被廢止，中國農民從2006年1月1號起免除農業稅，九億農民人均減負120元，除了人均120元的農業稅，需要還給農民的還有哪些權益？取消農業稅後還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

　　演播室主持人 王世林：

　　您好，觀眾朋友歡迎收看《今日關注》。

　　明天就是2006年的元旦了，在這裡我代表《今日關注》欄目組向一年來關注、支持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問一聲新年好。在這裡我們同時還要祝全國的農民朋友們新年快樂，因為在新年到來的時候，他們收到了最好的一份禮物。29號，十屆全大人大常委會十九次會議審議並且通過了廢止農業稅條例的議案，中國農民從此告別了皇糧國稅，九億多農民人均減負120元左右。當然需要還給農民的權益還不止這120元，農村的義務教育、醫療、金融等一系列農民權利的保障問題，都將隨著農業稅的取消而凸顯出來。所以接下來就請兩位專家關注這個話題，演播室請到的兩位專家，我來介紹一下，一位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研究部的韓俊部長，你好韓部長。還有一位是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的主任柯炳生先生，您好柯主任，歡迎兩位來到演播室接受我們的採訪。

　　在節目的一開始，我們還是一起來回顧一下在十九次會議上表決取消農業稅條例時候的情景。

　　屏幕顯示：

　　贊成162票 反對0票 棄權1票

　　主持人：

　　剛才我們看到了162票贊成，一票棄權，高票通過。這個結果是不是在你們兩位的預料之中？

　　韓俊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部部長：

　　應該説完全是在預料之中。

　　柯炳生 農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農業部：

　　我想反應了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不僅是農民朋友的共同心願。

　　主持人：

　　實際上到2005年全國免徵農業稅的試點省已經是28個，而且除此之外工作河北、雲南、山東三個省也有210個縣、市取消了農業稅，可以説通過這些試點，廣大農民得到了很多的實惠，到底取消農業稅以後給農民帶來哪些直接的變化？我們記者還特意到了試點省安徽省農村進行了採訪，我們先來看一下記者相關的報道。

　　解説：

　　26歲的鮑永俊是安徽省雙塘鄉卓集村的村民，兩年來一直和愛人在浙江打工，今年年底兩口子突然決定不再打工，回到村裏種田。

　　鮑永俊 安徽省雙糖鄉卓集村村民：

　　現在種田還何以，家裏面種田有糧食補貼，一個人一年的補貼也在幾百塊錢，我就回來種田了。

　　鮑福海 鮑永俊父親：

　　我當時對小孩講，你們在外頭打工一個月夫妻兩個能掙多少錢，他説除掉吃喝只有不到一千塊錢，我説你乾脆回來種田吧。我們夫妻兩個在家裏種了十畝多田，再加上我的身體這樣也幹不動了，我想叫他回來，他算算帳説就回來吧。

　　解説：

　　安徽省是全國農村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的試點省。從2005年起，全省免徵農業稅。鮑永俊提到的糧食補貼和良種補貼則是稅費改革中的一項內容，目的是為了鼓勵種糧農民的積極性。

　　記者：

　　我們看這是2000年的時候鮑福海家收到的農業稅納稅通知書，按照這個通知書，鮑福海要交農業稅是575塊多，現在免掉了農業稅了，那這些錢就不用再交了。此外後來搞了稅費改革以後，種糧食的戶還能收到像糧食補貼和良種補貼，這些補貼加在一起一共是488塊多，裏外裏一算鮑福海種11畝地能得到政策性補貼一共是1060多塊錢。

　　解釋：

　　算明白這筆賬的顯然不止鮑福海一家，雙塘鄉地屬安徽省滁州市管轄，滁州境內共有180萬農村勞動力，像鮑永俊一樣離開土地外出務工的農民有90多萬。全省免徵農業稅後，一大批農民工回鄉務農。鮑永俊説村裏人對他的舉動並不感到意外。當然減輕農民負擔並不是從農業稅開始的，早在1999年滁州市就開始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嘗試，成為全國最早實行這一改革的地區，改革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減輕農民負擔。

　　鮑福海從村的陳建中對比1999年和2005年算了這樣一筆賬。

　　陳建中 安徽省雙塘鄉卓集村村民：

　　在稅費改革以前，我們每個人最多要繳納四百左右，我們家四、五個人的話，就要交到兩千左右。稅費改革以後，我們農業稅減免了，這個錢不要交了，平均補貼我們每個人頭糧食補貼加上良種補貼是一百零幾塊，加上每個人（被減免的）農業稅七十幾塊，減輕農民負擔後，我們拿回來就是一百七十幾塊錢。

　　解説：

　　1999年以前，滁州地區農民政策內負擔為人均125元，經過稅費改革到了2005年，這筆費用全部免除，負擔減輕了，農民種地也有了勁頭，也舍得投入了。

　　陳建中：

　　因為現在有良種補貼和糧食補貼，這樣子我們種田有奔頭了。所以在農業方面，尤其化學方面、科技方面的投資（更多了），就是説我們買一些好的農藥，不但要能收到糧食，而且要有一定的環保意識。

　　主持人：

　　好，剛才我們看到的是我們的記者在安徽農村採訪，給人很深的印象就是農民除了能夠減負以外，還能夠提高了種糧的積極性。從全國的情況來看，這種現象是不是很普遍？

　　韓俊：

　　農民心裏有一本非常清楚的帳。我們2000年開始農村稅費改革的試點，2000年全國農民的負擔可以統計出來的是1359個億，每個農民人均是167塊錢，實際上很多地區在稅費改革之前，農民的負擔到底是多少？確實是一本説不清楚的帳，是一個無底洞。剛才這個農民講的人均是400塊錢了，我們的判斷在2000年的時候，農民的各種負擔加在一塊兒大約是兩千個億，所以説農村的稅費改革真正給農民減少的負擔，每年起碼是兩千個億，種地現在不交稅了，還有各種補貼，所以農民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

　　柯炳生：

　　我覺得減稅和直補這兩件事情對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在以前農民種一畝地，由於稅費負擔太重，所以種地的結果可能不掙錢還要虧本，這樣有了減稅和補貼之後，有些農民乾脆地就不種了，撂荒了，這樣一部分撂荒的地才可以用起來。另外一個方面你減了稅給了補貼之後，農民購買農業生産資料積極性加強，買化肥或者是搞其他的，我覺得從這兩個方面給農民增加種糧的積極性得到一個促進性的作用。

　　主持人：

　　剛才這個農民自己算的賬，如果按人頭減稅的話，這些稅費都取消了能有二千多塊錢，再加上取消的農業稅，省下這些錢，再加上直補的這些錢他就可以做投入，所以種糧積極性就非常高了。剛才我們通過我們記者的報道也看到了有很多也算了算賬，也説在城裏打工還不如回家種地合適，所以回家去種地的不打工的人也多了。

　　韓俊：

　　稅費改革真正受益最大是種糧的農民。最近幾年糧價回升的速度比較快，糧價還是比較合理，而且氣候也比較好，再加上種地不用交稅了，還有直補，所以説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實非常高。我也去安徽調查過，確實有不少的農民原來在城裏打工，他發現在家種地更划算，因為地也比較多，這個情況就説明政策的威力是非常大的，我們去年糧食增産是775億斤，今年又增了290億斤，兩年增産一千多億斤。

　　主持人：

　　跟免徵農業稅費改革也是有關係？

　　韓俊：

　　應該是有非常直接的關係。

　　柯炳生：

　　你説的問題因為免稅給補貼了有多少人，不務農的回來了，我相信是有，但是我想對這些人來説是因為在城裏沒有一個很穩定的工作。

　　主持人：

　　對，他自己合計一下，比較一下。

　　柯炳生：

　　如果你在城裏面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工作，已經連續幹了很多年，我想這樣的情況他不一定會，因為還是城裏掙得多，一年下來總有個八、九千塊錢，無論如何比種地還是要高一些。

　　主持人：

　　剛才我們是通過記者的報道聊的是在減負以後一些直接的變化。我們記者通過採訪還發現除了這些變化以外，很多村幹部也反映説，在免徵農業稅以後他們自己的工作也比以前做起來要順多了，接下來我們來聽一聽我們記者對於安徽省雙塘鄉永興村村支書的一段採訪。

　　夏多友 安徽省雙塘鄉永興村村支書：

　　（徵收農業稅）這個工作是纏繞村幹部多少年的事情，很頭疼的一件事情。

　　記者：

　　為什麼頭疼？

　　夏多友：

　　為什麼頭疼呢？以前的農業稅爭取的過程中煩瑣的程序太多，使老百姓對農業稅有一點抵觸心理。現在取消農業稅以後，村幹部的事務比以前要少得多了，主要下降在哪兒呢？主要是減免農業稅後村幹部的工作量小了，只有在工作量減少以後才能在其他的事務上面更好地為“三農”服務。

　　主持人：

　　可以説這也是一個非常顯著的變化。兩位專家也都經常到農村去進行調研，相信這樣的情況柯主任您也掌握的很多。

　　柯炳生：

　　是的，我覺得這確實是廢除農業稅，從減免農業稅到廢除農業稅，對農村基層組織制度帶來一個很大的變化，大大改善了農村基層黨群關係、幹群關係，因為以前幾個基層幹部有很重要的任務是催糧、要款，因此由於種種原因，工作作風的一些情況也經常造成幹群關係的緊張，我覺得這是一個客觀的現實。另外也可以看到，經過改革20多年之後，農村基層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原來管得很多，要管土地，現在三十年不變了，不需要來管了，原來要管企業，原來要催公糧，沒有公糧了，現在是農業稅，現在農業稅也減免了，因此我想對我們農村的基層組織或者是鄉鎮職能的轉換提出了一個新的課題，沒有這些事情下一步幹什麼？

　　主持人：

　　實際上很多以前比如説鄉鎮幹部職位的安排也是跟這項工作聯絡在一塊兒，如果沒有這項工作的也需要不了這麼多人去再做這份工作？

　　韓俊：

　　實際上過去收稅各種集資，鄉鎮的幹部，甚至鄉鎮所有的部門，就是他們的中心工作。很多基層幹部對我講，他們過去50％，甚至70％的精力是花在催糧、要款上，現在免徵農業稅以後，確實也推進了一些相關的配套改革，特別是推進了鄉鎮政府自身的改革，比如説在安徽這幾年鄉鎮機構精簡的力度非常大，大約精簡了25％左右，而且現在鄉鎮合併這個力度性質也很大，在安徽比如説蕪湖，他一個鄉鎮合併到十萬，過去一個鄉鎮二萬人，更重要的推進的政府職能的轉變，過去是催糧、要款、計劃生育上，現在免徵農業稅以後確實也推進了相關的一些配套改革，特別是推進了鄉鎮政府自身的改革，在安徽這幾年鄉鎮機構精簡的力度非常大，大約精簡了25％左右，而且現在鄉鎮合併這個力度也很大，在安徽比如説蕪湖，一個鄉鎮可以合併到十萬人，過去一個鄉鎮就二、三萬人，更重要的是推進的整個事業單位，政府職能的轉變，過去是催糧、要款，現在正在逐步向一個服務型地方政府在轉變。

　　柯炳生：

　　廢除農業稅一系列的重要意義，這個意義遠遠不僅僅限于農民減負120塊錢，全國平均，或者個別地方多一點200塊錢、300塊錢等等。首先大家都共識了它具有了非常重大的政治意義。我們中國皇糧國稅已經有2600年的歷史，現在被終結了，也是一個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同時，這也是我們農村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一個不斷地過程中一個重要事件，什麼過程呢？就是不斷地把農民應當有的權利回歸給農民。我們從土地，農民獲得了土地的耕作權，參與市場流通，獲得了參與經營的權利，農民外出打工獲得的進城務工就業的權利，農業稅制度它有歷史的原因，有它歷史的必然性。在建國初期的時候，也就是50年代末或者60年代的時候，我們整個國民經濟基礎還是比較薄弱的時候，需要農業為工業提供積累，為了城市經濟的發展提供積累做貢獻，等等。但是到經濟發展到一定時候，這種制度它的不合理性就越來越凸顯出來。因為世界上有農業稅的國家很少、極少。

　　主持人：

　　當我們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取消農業稅是必然的，等於這也是跟國際接軌的必經的途徑。

　　柯炳生：

　　農民為什麼要交稅？就是你是農民，你種地要交稅。實際上看起來是一種不太合理的，從現在的角度，當然在歷史的條件下，它有它歷史的必然性，我覺得這是從客觀的來看，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個階段。

　　主持人：

　　甚至也有很多媒體把這次取消農業稅稱作是一個農村發展中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有的人也這樣講説，取消農業稅以後從明年1月1號，也就是明天開始，取消農業稅以後中國的農民他們的命運，中國農村的面貌，還有中國農業的發展都會迎來一個以往任何時候都沒有過的一個嶄新的階段。

　　柯炳生：

　　它出現了了很多體制上的，比方説原來農民，一稅輕、二稅重、三稅是無底洞，什麼意思呢？國家稅其實並不是特別重，但是亂集資、亂攤派、亂收費，那個時候的稅和費相當於皮和毛的關係。老百姓拿著一個單子他不知道哪些是國家的，哪些是費，都在一塊兒，反正就這麼多錢，100塊錢、200塊錢、400塊錢，都在一起。要是前些年僅僅是這樣規範的話。

　　主持人：

　　實際上很多費都沾在稅上。

　　柯炳生：

　　你像現在取掉之後，現在都透明化了，你再找農民交稅的話你們沒有理由，沒有藉口，它還是帶來一些變化，比方説鄉村債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現在我下去調查，村幹部就告訴我説，已經得到了，現在沒法借新債了，為什麼呢？不借給他了，你拿什麼還他，農業稅也沒有了，你沒有辦法還，所以他自己也不去借了，他知道現在我沒有地方還，它帶來的影響應該是很深遠的，表現在各個方面，而不僅僅是限于那120塊錢。

　　主持人：

　　剛才柯主任也講到了，韓部長以前實際上稅費存在它的必然性，以前這些稅費收了以後都是怎麼樣分配的？

　　韓俊：

　　過去農業稅它是地方稅，主要是歸縣、鄉政府來支配，特別是在一些傳統的農區，農業稅收要佔到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個很大的比重，有的地方是30％，甚至50％。取消農業稅以後，地方財政就出現了一個很大的缺口，從2000年以來，為了支持農村稅費的改革，國家逐步加大了財政轉移支付的力度。從2000年到今年年底，中央財政對縣、鄉政府的轉移支付高達1835億元，地方政府、省級政府也有一部分轉移支付，這兩個加起來大約是2500個億，所以説如果沒有財政轉移支付的增加，這個稅費改革是推不開的。雖然中央和省級政府增加了這麼多錢，但是稅費改革以後，農村的發展，特別是社會事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在資金需求方面仍然有很大的缺口。

　　主持人：

　　説到這兒，我們的記者在採訪的時候也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他問到村裏面關於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發展的情況，實際上現在村裏面也有很多擔憂，因為在稅費改革以後，取消了相關的一些稅費以後，發現在集資方面、在公共事業建設方面還是有些困難，我們再來聽一聽他們都擔憂些什麼。

　　解説：

　　靳西榮是村裏的種糧大戶，自家就種了110畝地，年頭好的時候能達到年産15萬斤的規模。村裏的公路年久失修，碰上下雨天，道路泥濘，運糧的車開不進村，眼看著打下的糧食幹著急。

　　靳西榮 安徽省雙塘鄉孫橋村村民：

　　主要是農村産出來的東西出不去，現在都是市場經濟，小販過不來，來了以後呢，小車子拉不划算，大車子進不來，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解説：

　　要修路，哪來的錢呢？要是村裏沒有村辦企業，或是賣地這樣的集體收入，要修路就得靠一事一議的辦法，動員村民集資。可是為了杜絕變相增加農民負擔，政府明確規定一事一議每人集資不得超過15元，顯然不夠修路。雙塘鄉幾乎每個村都有因籌不到錢無法維修的公路。

　　周仁君 安徽省雙塘鄉黨委書記：

　　我們現在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由於投入不足，過去一些鄉村道路和基站損毀比較嚴重，群眾對這方面意見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一方面是通過抽出“一事一議”資金進行救急。另一方面是鄉鎮政府壓縮一些開支，抽出一定的經費，但是這顯得杯水車薪，解決不了大問題。

　　主持人：

　　對於農民和農村的一些幹部，對於農村的公用事業、基礎設施建設這方面的資金來源，這方面的擔憂，你們覺得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

　　韓俊：

　　過去農村的這些基礎設施或社會事業的發展，主要是靠農民集資。過去是村事村辦，鄉事鄉辦，需要支出多少錢，就跟老百姓收多少錢。現在取消農業稅以後，地方政府很難把這些資金打入地方的預算，所以説中央轉移支付還是不夠的，稅費改革，取消農業稅解決了對農民少取的問題。但是今後要解決好“三農”問題，更重要的是要在多餘上下工夫。

　　主持人：

　　多給。

　　柯炳生：

　　我想這是五中全會和剛剛閉幕的中央農業工作會議研究它的主題，就是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新農村建設它裏面重要一個內涵就是要大力發展農村公共事業、教育、衛生、文化，還要大力加強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包含水、電、路等等。實際上這些年來，國家已經逐步地加大了對農業的投入，村村通這樣一些項目的實施。但是從農村的需要相比，還是差距比較大，因為我們的欠賬太多。

　　主持人：

　　這還需要國家財政拿很多錢。

　　韓俊：

　　剛剛閉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地講，今後要把國家基本建設的重點由城市要轉向農村，我覺得這是一個重大的政策決定，我們的城市這些年變得越來越漂亮，可以説很多城市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小，但是農村發展的非常滯後，所以説真正要滿足這些資金的需求，必須要真正調整我們財政支出的結構，要讓公共財政的太陽在農村能夠升起來，要人公共財政的陽光能夠照耀到農村去。

　　柯丙生：

　　其實現在城鄉之間的差異可以分為兩個方面，一個是收入之間的差距，怎麼解決收入問題？廢除農業稅，增加直補，這是一個方面，但是我想還是不夠，因為這是一次性的，一次120塊錢，今後更多的是要推進産業發展。

　　主持人：

　　從長遠的目光來看。

　　柯炳生：

　　就是通過城鎮化、工業化能夠帶動更多的農民轉移出去。另外一個方面城鄉這個差別就是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等等，這可能更主要就是像韓部長講的，國家財政，尤其是中央和省級財政，加大這些方面轉移支付的力度，實際上中央已經做出一些部署，關鍵這些部署能夠不斷地得到落實，一句話就是不斷地切實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這樣一個方針，這個方針落實程度對我們未來農村的面貌會起到重大的作用。

　　主持人：

　　從身份上來講，廢除農業稅可以説徹底破除了不公平的待遇，對農民來講。但是農民所生活的環境——農村，他也應該享受到跟城市一樣需要國家投入大量的財政資金來改變他們生存的環境。

　　韓俊：

　　現在有一個提法就是基本公共服務在城鄉要均等化，比如農村的義務教育，農村的醫療衛生事業，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事業城鄉要均等發展，現在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農村的發展是嚴重滯後的。

　　柯炳生：

　　從道理上看也是這樣。一個單個農民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提高自己的收入，你可以成為一個農民企業家，甚至百萬富翁，但是你沒辦法獨自改善農村的基礎設施，水、電、路、學校教育你做不到這一點，必須要靠一切有激起的力量，現在我覺得靠國家財政加大支持的力度。

　　主持人：

　　除了國家財政大量的投入以外，剛才柯主任強調的，從長遠來看還有哪些手段、方法能夠讓農民真正地增收？

　　韓俊：

　　國家的投入、國家的支持並不意味著國家要把農民所有的事都大包大攬，比如説對於一些在村裏面農民可以直接受益的一些事情，農民也自願，就應該鼓勵農民去幹，國家應該採取支持的一些措施。更重要的我想，我們前面談的工業怎麼樣反哺農業，城市怎麼樣支持農村，這就是公共財政要覆蓋農村了，這是一篇大的文章。另一篇更大的文章就是要加快農民向非農産業的轉移，只有反哺農業和轉移農民這兩篇文章同時做，“三農”才能真的破例。

　　柯炳生：

　　這就需要加強對農村人力資源的開放，加強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要讓這些農民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這樣的話可以新型的農民，我想這是最終根本的出路。

　　主持人：

　　在這裡我們也衷心地祝願在新的一年到來的時候，讓國家財政的陽光能夠更多地普照到農村，讓我們農民的生活越來越好，非常感謝兩位專家到演播室來參與我們的節目，謝謝你們。

　　觀眾朋友，今天的《今日關注》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感謝您的收看，祝您新年快樂，再見。

　　製片人：張立勇

　　策劃：王冬妮

　　記者：王冬妮 全曉通 劉沙

　　編輯：全曉通 劉維紅

　　主持人：王世林

　　監製：王未來

責編：薛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