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TV.com消息（今日關注）：有這樣一位老人，他走過了101個春秋，他參與見證了一個世紀的風雲變幻。他一生筆耕不輟，著作等身，榮譽無數，但他卻説：“我不是文學家，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今天是我們向巴老告別的最後時刻，追憶巴金老人的愛與真，緬懷一代文學巨匠的偉大情懷。敬請收看《今日關注》。
演播室主持人 魯健： 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您收看《今日關注》。
今天是我們向世紀老人巴金告別的最後時刻，下午三點，離巴金故居不遠的上海市龍華殯儀館的大廳裏響起了巴老生前最喜歡的《悲愴交響曲》的旋律，送別巴老的有他的親人、友人，還有數以千計的普通讀者。巴老以他的人品和文品留給世界一道特殊而永恒的光彩，他的離去讓他的親友悲痛，也讓他的讀者扼腕。巴金老人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最後一位大師離開了我們，他的離去標誌著一個文學時代的徹底終結，所以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緬懷這位世紀老人，來追思他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産。今天我們演播室請到的兩位嘉賓都是和巴老有過交往的人，從維熙先生和舒乙先生，歡迎兩位來到我們的演播室。
在節目一開始，我們今天還是一起去看一看今天的告別儀式的一些現場。
我們看到的這就是告別儀式的現場，在靈床正中間，我們看到有一些玫瑰花，這是101朵玫瑰組成的一個心形的花盤。巴老生前是非常的喜愛玫瑰，當年冰心老人在每年巴老生日的時候，都會送上紅色的玫瑰，而且巴老在上海的家裏也是種滿了紅玫瑰。看到巴老今天的告別儀式上有這麼多的玫瑰花，大家可能也會覺得非常欣慰。為什麼巴老會對玫瑰花這麼情有獨鍾呢？
舒乙 原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 著名作家：玫瑰花非常純潔，非常好看，甚至非常芬芳，但是它的桿上有刺，這説明它是非常有性格的，它的這種特點非常得到這兩位老人的喜歡。
演播室主持人：多年一直喜歡玫瑰。
舒乙：它是有性格的。
演播室主持人：就像古代的文人喜歡竹子一樣。
舒乙：對。
演播室主持人：今天的告別儀式應該説充分地尊重了巴老的遺願，因為巴老有這樣幾個遺願，第一，喪事減半，第二，家中不設靈堂，第三，不開追悼會，而且巴老還留下遺願説堅決不用紅木棺，所以這次巴老選擇的是一個非常普通的棺木，竹木加隔板這樣的一個非常簡單的棺木，價格是1200元的棺木，非常得簡單，而且骨灰按照巴老遺願，要和他的夫人的蕭珊的骨灰一起撒向東海。這一切的安排，感覺巴老對自己的身後事應該有充分的準備，而且感覺巴老對自己的生活看得很平淡，這應該和他一貫的做人的原則是分不開的。
舒乙：他一貫把自己視為普通人，你可能已經注意到文學館的院子裏有一個雕像，是雕他在草地上散步的形象，是一個非常普通的小老頭。吳冠仲先生曾經圍繞著這個雕像轉了三圈，他説了一句特別有哲理的話，他説：“鬧了半天，偉大的作品是最普通的人寫出來的”。這個話是完全正確地概括了巴金本人的形象，他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人。
演播室主持人：從先生對巴老的印像是不是也是這樣？
從維熙 著名作家：跟舒乙一樣。研究巴老的人曾經問過巴老，説你的作品功莫大已，不但影響中國一代，而且對世界也産生了一定的影響，但是巴老的回答，我能有一兩本書傳流下去，我就滿足了，恐怕連一兩本書能不能傳流下去，好像老人也對自己質疑，就是一個非常平淡的心，而沒有以名人自居等等。
演播室主持人：我們知道早年的巴金是一個充滿激情，充滿了愛的理想主義者，甚至我們也知道他早年是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信奉者，而且他的愛是對親人、對家庭、對生活、對真理都充滿了愛，我們通過一個短片來了解一下巴老的愛。
屏幕顯示：
是什麼東西把我養育大，首先在我頭腦裏浮動的就是一個“愛”字，因為受到了愛，認識了愛，才知道把愛分給別人，才想，對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這個社會聯起來的，也正是這個字，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解説：
1904年11月25號，巴金誕生在四川成都一個封建大家庭裏，從1927年到1946年，巴金創作完成了激流三步曲《家》、《春》、《秋》，愛情三部曲《霧》、《雨》、《電》，還有《寒夜》等文學作品被公認為中國文學的豐碑。在這座豐碑上處處浸透的是巴金的真誠、寬容，還有愛，巴金很早就被人稱為文學大師，而他自己卻在多種場合真誠地表示，他寫作不是因為有才華，而是因為有感情，他是在用作品來表達對自己對國家和人民無窮無盡真摯的感情。作為五四文學時期碩果僅存的一位大師，多年來即使在病榻上，巴金的存在仍被看作是溫暖著中國文壇的一盞愛的明燈。
演播室主持人：舒乙先生，您的父親老舍先生和巴老曾經是非常好的朋友，而且你也曾經擔任過中國現代文學館的館長，和巴老交往也很長時間了。最早見到巴老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舒乙：那還是我當學生的時候，巴金先生當年還是一個中年人，他那個時候跟他晚年有很像的一點，就是他不善於言詞，永遠笑咪咪，但是內心是一團火，這是他跟別人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演播室主持人：對您的後輩，他有沒有一些特殊的關照或者關愛？
舒乙：他總是很鼓勵人，話語很簡單，但是鼓勵你上進，鼓勵你要為人民作出奉獻，而且你做一些事，他非常肯定你，肯定你應該這樣做，你要努力，他是這樣一種人。
演播室主持人：而巴老不僅僅是充滿了愛，非常真誠的智者，而且他確實在培養新人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不管是在解放前三四十年代的時候，擔任上海文化生活的總編輯長達14年，解放以後又擔任《收穫》雜誌的主編，又是很多年，培養了很多的作家。早在三十年代，我聽説他最大的發現是曹禺，是這樣嗎？
舒乙：對，他當時正在北京和季乙先生兩個人編一個很重要的文學期刊，他在抽屜裏頭髮現了一部積壓了很久的戲劇的劇本稿子，他看完了以後，他覺得特別好，應該發表，這就是曹禺先生的《雷雨》。
演播室主持人：是他從抽屜裏發現的？
舒乙：他是曹禺先生的伯樂。
演播室主持人：曹禺先生説起來巴老的話，他應該也是非常敬佩。
舒乙：他們倆是特別好的朋友。
演播室主持人：特別好的朋友。解放以後，在擔任《收穫》雜誌的主編期間，發現了很多的年輕人，像劉白雨，包括從維熙先生，您的作品也是登在《收穫》上。今天從維熙先生還專門給我們帶來了一本1979年的《收穫》，這個版本看起來真的是很有歷史感了。我們可以請攝像師給我們看一看裏面的封面，大家可以看看，1979這一版的《收穫》，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給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中篇小説《大墻下的紅玉蘭》，作者從熙熙。可能鏡頭不能看得很清楚，我給大家介紹一下，這裡面我發現了很多著名作家的名字，除了從維熙先生，還有馮冀才、振抗抗、李濟、曹禺，包括老舍先生的《遺作》也在這裡有刊登，等等等等。從先生，您當年和巴金是怎麼相識的？是不是也是從《收穫》這本雜誌開始結緣的？
從維熙：是的，我在50年代的時候，那可以説是巴金的讀者，我那時候雖然也寫了一些小説，除了幾本書，但是跟巴金在思想上、在靈魂上沒有什麼碰撞和交流，主要是我從1979年似鬼似人的那種狀態下，我把一篇東西從西安寄到了《收穫》編輯部，從此以後，就好像我們的心靈發生了撞擊。
演播室主持人：這個東西就是《大墻下的紅玉蘭》。
從維熙：對了，因為那時候的中國正處於四人幫剛剛垮臺，“兩個凡是”跟“實事求是”的精神碰撞得非常厲害。這個年代裏，我把這樣一部作品寄到《收穫》裏面去，顯然是，從我自己講，心裏也是很不安的，寄到《收穫》以後，我自己想不到，我從西安電影製片廠回去以後，大概半個月就收到了信，他們要發表，而且要以頭條的地位發表，我想就是巴金在那兒的張力、那種精神，從文革以後，如果不是巴老的話，我或者把這篇東西寄到其他刊物，是不是能夠很快發表出來，那都是個問號。
演播室主持人：所以也就是有了後來的一批商和文學和反思文學的出現。您見到巴老時，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見的？
從維熙：我見到巴老是很晚了，1984年底，中國作協召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這一界班子，我進去了，文學界的元老跟巴老見面，這我才跟巴老見第一面。
演播室主持人：今天我看到有一本書，《真話集》，這是巴老《隨想錄》的第三集，這本書是巴老什麼時候送給您的？
從維熙：這是在1983年。
演播室主持人：那您根據説1984年才見到巴老。
從維熙：對。
演播室主持人：那這本書1983年就送給您了呢？
從維熙：我剛才談到了，主要是心靈交融，我發表《大墻下的紅玉蘭》以後，後來巴老在1982年還是1983年，我記不太清楚了，從巴黎開完國際筆會回來，回來以後路過燕京飯店，路過燕京飯店的時候，我就把另外一篇小説交給他了，那個是別的刊物不敢登的，他拿出去以後發表了。後來我的孩子到上海，從中去做巴老的頭像，去做頭像的過程裏邊，巴老告訴他，説我送給你一套我自己的《隨想錄》，當時好像只出了四本，第五卷還沒有出，其中的第三本就是送給你爸爸的。
演播室主持人：《真話集》，為什麼非要把這個《真話集》專門送給您呢？
從維熙：我自己理解，那就是因為我自己寫了《大墻下的紅玉蘭》或者是《遠去的白帆》，當然經過那歲月的洗禮，現在我們回頭一看，包括我自己看我自己的作品都可能不是太滿意之作，但是在那個年代，能夠勇於跳出來，支持這種東西的人，我覺得巴老在中國問文學界裏面是第一個。
演播室主持人：所以巴老送您這本《真話集》也是一種鼓勵，裏面有像“贈從維熙同志，巴金1983年1月”，這個字可能攝像機很難拍得清楚，但是……我剛才也看了一下這本書，其中有一些話，我覺得確實是能夠代表巴老晚年的一些思想，他説：“説真話不應當是艱難的事情”，而且他説：“我所謂真話不是指真理，也不是指正確的話，自己想什麼就講什麼，自己怎麼想就怎麼説，這就是説真話”。後面他也談到很多，“倘使意見不同的話，就進行認真討論，探求一個是非，這樣做有什麼不好？”其實這些話，在當時應該説都是有特定的一些含義在裏面的。是吧？
從維熙：盡在無言中。給我這本書，為什麼把那三本書給我兒子，就讓他把這本書給我帶來。
演播室主持人：而且巴老對晚輩同行的幫助是不遺餘力的，但是對自己很苛刻，比如他在四川老家要建故居，他不同意，而且也不同意出版自己的日記，也不同意以自己的名字來設立文學獎，這是什麼原因？其實我覺得如果能以巴老的名字設立文學獎應該是一個好事。
舒乙：他就是不要突出自己，包括他已經病很重了，很高齡了，每一年大家為他過生日，連這個他都不在意，他不願意這樣。他就是不願意張揚，不願意突出自己，他覺得人民應該站主要的地位。
演播室主持人：巴老為投建現在文學館費了很大的心血，我記得有一天記者在採訪您的時候，您也談到一個故事，新文學館開張的時候，巴老當時是從口袋裏拿出了一把他剛剛拿到的稿費，有零有整的給了您。為什麼巴老會對這樣的文學館投入這麼大的心血？
舒乙：我覺得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是巴金晚年的重要思想之一。他曾經這樣説過，他説：“建設中國現代文學館是我一生當中最後一件大事，他比我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還重要。”他説：“我不是為了我自己，是為了我們國家，所以我要盡全力做好把這件事情做好。”他真的這樣説了，也真的這樣做了。你看他拿出來自己的稿費，又拿出來自己再版的版稅，拿出來手稿，拿出來書信，而且自己在自己家裏頭選有代表性的中國現代文學著作的各種版本，老的雜誌捐給文學場館，他自己起一個&&的作用，而且頻頻地寫信給自己的文友，號召他們“向我學習，都要這樣做”。因為我們去買這些東西，已經都買不到了，等於他是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奠基人。
演播室主持人：應該説晚年的巴老已經完成了文學意義上的巔峰時期，轉成了一種對人生、對社會的一種思考，一種對真的思考。我們注意到這段時間對巴老的評價，很多都是集中到一個“真”字上。接下來我們再通過短片，走進巴老真的一面。
解説：
1977年5月，歷經10年浩劫之後，已經73歲的巴金迎來了他新的創作高峰。從這年之後，晚年巴金的筆就再也停不下來，從1979年12月到1986年8月，巴金戰勝了病痛、衰老、謠言，以及種種干擾，耗費了8年的時間寫成了150篇，共計42萬字的巨著《隨想錄》。《隨想錄》被公認為先思想文化上的一座寶庫，它不僅標誌著巴金的文學創作攀上了新的高峰，也更使他因講真話的巨大勇氣，而成為一個特殊時代中最具標誌性意義的榜樣。
巴金：我就是最後要用行動來證明我所寫的，所説的這一生，到底我是真是假。
冰心 文學家：我文人的朋友很多，説真話的人不多，就是説他們有的時候為了説是面子的，或者説不傷感情的，他就很不……就是敷衍吧，隨便那麼説。就是巴金從來不，他跟誰都説真話，他對這個人的看法，他能夠對這個人當面説，越是這樣啊，越顯得他對人的真情。
演播室主持人：晚年的巴老寫了40多萬字的《隨想錄》，而且裏面很多都是都是自我批評、自我反省的話，是什麼力量使他晚年寫出這樣的作品？
舒乙：《隨想錄》有很多重要的巴金思想在裏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反思、懺悔、自我批評、反省。他覺得經過了文革之後，如果我們不反省我們自己的缺點和錯誤，那麼這個民族沒法前進，而且只要土壤適當又會起來，這樣對整個中國是無窮的災難。所以他為了阻止這個，他説我們自己要很好地反省，他提倡講真話，提倡言行一致，提倡要有理想，這都是他在《隨想錄》裏頭極力倡導的幾個思想，這些就構成了巴金晚年的非常重要的東西。
演播室主持人：從先生，巴老送給您的這套《隨想錄》，包括專門送給您的這本《真話集》，您肯定也讀過很多遍了，其中讀完以後，您感受最深的地方是什麼？
從維熙：我自己感覺其中有一段，剛才你念到的就很明確了，他説：“講真話不一定講的真話就是真理”，但是我理解巴老這樣的一些話，真理畢竟蘊含在講真話的話語裏邊，假話，就是説上兩火車皮，其中也沒有真理的那些字。巴老就是號召人們經過文革的痛苦以後痛定思痛，總結了痛苦以後，把這個化成一種生命的力量，把它告訴世人，這話不單純是對文學界而言，對整個中國，對我們的政府，甚至於對我們的領導，都值得考慮。
演播室主持人：所以我看到有一些評價説，其實《隨想錄》的價值和影響其實已經遠遠地超越了作品本身，也超越了文學的範疇，可以這麼去理解？
從維熙：是那樣。我認為他的前期是屬於文學的真言，比如説《家》、《春》、《秋》等等，他從五四以後，從反封建家庭的落寞開始。到了晚年，他的《隨想錄》是歷史的真言，就是對我們中國所走過的彎彎曲曲的路，痛定思痛以後，他做出來很深刻的反思，用顫抖的筆落在了稿紙上，那是很難得的，年紀這麼大。
演播室主持人：所以一直以來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一種説法是“六員大將”，“魯郭茅巴老曹”，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現在最後最後一員大將也離我們去了。新華社電訊有一個説法，他的去世是中國文學一個世紀的結束。我也知道有一些人這麼説，隨著巴老的去世，可能五四新文學的時代離我們相隔越來越遠了，對這樣的説法，兩位怎麼看？
舒乙：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絕對沒有和現在隔代，不能因為這幾個大將去世了，我們就説這個時代已經沒有了，不是這樣的，他們的精神會永在的，而且他們的精神對今天依然有非常大的指導作用，只不過説他們這代人沒有了。巴金先生是最後一位元老，這個是確實的，但是他們的事業、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文品、他們的人品、他們的思想對今天依然起著重大的指導作用，應該這麼來看。
演播室主持人：今天也是非常高興兩位能夠來到演播室，在演播室裏，我們用短短半個小時的時間，借此緬懷巴老。剛才也談了很多關於巴老的事情，讓我們真真正正地感受到了和巴老的愛和巴老的真。巴老在他的《隨想錄》序言中有一句話説：“講出真話，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這也給了我們很多的啟示，一個人最大的解脫就在於他能夠衝破枷鎖，敢於表達自己的觀點。
我們今天的節目到這裡就結束了，感謝兩位，同時也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收看。再見！
“我不是文學家，我寫作不是我有才華，而是我有感情，對我的國家和人民，我有無限的愛，靠用作品來表達我無窮無盡的感情。如果我的作品能夠給讀者帶來溫暖，我就十分滿意了。”
執行主編：張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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