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平津受威脅。故宮博物院決定選擇院藏文物精品南遷上海。　

　　1933年1月31日起，文物分批運往上海。2月5日夜，在北平市政當局協助下，2118箱文物運至前門火車西站。古物共裝18節車皮，押運人員、監視員、憲兵100名及故宮警衛另乘三節客車隨行。故宮秘書吳瀛負責押運，張學良命軍隊沿途警戒護送。

　　梁家三代的護寶史

　　梁匡忠老人今年80歲了，與故宮國寶相伴了整整半個世紀。半個世紀前，他的父親隨南遷的文物去了台灣，30年後他的兒子又步入了故宮博物院的大門。

　　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華北告急。博物院理事會在國民政府的同意下，決定將院藏的精品南遷上海避難。從1933年1月開始，歷時5個月時間，5批文物共1.3萬箱陸續運抵上海。已經懂事的梁匡忠清楚地記得父親跟隨文物一同南下的情景，“因為不知道上海是什麼情況，母親和我，還有兩個弟弟就先留在了北京。”三年後，專為儲藏南遷文物的南京朝天宮文物庫房建成，並成立了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上海的文物又分批轉運至那裏。父親感覺形勢基本穩定下來，一家人就在南京團聚了。

　　17歲的梁匡忠在西遷路上進了故宮博物院

　　可僅僅半年時間，抗日戰爭就爆發了。行政院下達命令，存于南京庫房的南遷文物再次避敵西遷，梁家人也由此開始了動蕩的遷徙生活。“文物西遷分三批走，第一批先裝船運到漢口，再用火車轉運到長沙，最後為了躲避空襲落腳貴陽；第二批走水路奔重慶，最後到的四川樂山縣；第三批走陸路到陜西雞西 ，又轉運漢中，最後至四川的峨眉縣。”作為故宮的老人，梁匡忠對這段歷史很熟悉，而他本人更是經歷了文物回遷的全過程。

　　父親是押第三批文物走的，梁匡忠和家人則跟隨第二批人員坐輪船到了漢口。“那志良先生在武漢把我們接上，緊接著坐火車去追我父親，追到寶雞我們全家人終於會面了。”

　　在形勢的不斷逼迫下，一箱箱國寶不得不輾轉在坎坷的路途上。從寶雞到漢中不通火車，只能靠汽車運輸。經過900華里的顛簸，大家以為可以歇一口氣了，存放文物的山洞都挖好了，但漢中機場遭到轟炸，為了文物的安全，行政院命令再轉移成都。

　　由於每個地方停留的時間都不長，一直在路上，梁匡忠的書念得斷斷續續。這批文物最終到達四川後，父親一個人要負擔三個兒子的學費，經濟有些勉強，而從北京匯來的生活費還常常不能按時到達。17歲的梁匡忠決定不讀書了，于1941年7月正式進故宮博物院工作，看管庫房。“父親的一位老同事那志良做了我的介紹人，他是當時故宮博物院駐樂山辦事處的主任。”

　　子女們的名字見證了一家人與遷徙文物的情愫　　

　　父親在樂山管總務，年輕的梁匡忠在峨眉已經獨立看管文物，當樂山有需要時他還要回去幫忙。“那時一個庫房由一個職員和一個工友看管，當然還有當兵的進行把守。當地老百姓知道有好多箱子，但不清楚裏面裝的究竟是什麼。”兩個人整天面對成百上千的箱子，沒人説笑話，正是風華正茂的年紀，不免感覺生活有些孤單。

　　梁匡忠每天都要去檢查庫房，看房子漏不漏雨，東西受潮沒有，還要防火防蟲，因為一切都事關國寶的安危，他自知責任重大。位於四川的所有庫房他都跑遍了，運輸文物的時候還要跟著押車，不敢出一點差錯。押車途中會面臨各種險情，車況、路況和天氣狀況的突變，甚至遭遇土匪打劫。“有一次我押車走到半路上，路中間被放了一排石頭，車過不去，山上有人影在動。好在他們沒料到我們車上架著機槍，最終沒有出事。”但碰上車壞了、路塌了，又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挨餓受凍卻是常有的。

　　因為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返回故土，在別人的介紹下，梁匡忠與當地的姑娘結婚成了家。也許是為了紀念跟隨國寶奔波的歲月，子女們的名字與故宮文物的遷徙地息息相關，見證了一家人與遷徙文物綿綿不絕的情愫。

　　“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在峨眉出生，所以叫峨生，第二個取名嘉生，因為樂山古稱嘉定府，金生和寧生是東遷到南京後出生的，等隨西遷的文物最終回到北京以後，我們又有了小兒子燕生。”

　　梁家人這一別竟成了永訣

　　抗日戰爭勝利後，故宮博物院奉命復原，分置在峨眉、樂山和巴縣庫房的所有文物要先集中到重慶，然後再一道東歸。文物在重慶暫存了兩個月後，于1947年5月分水、陸兩線轉運南京。就這樣在四川度過了8年時光後，梁匡忠先隨文物回到南京。父親與他分開行動，母親與妻兒則跟其他家屬踏上了返程的路途。

　　原以為歷時15年的文物遷運終於告一段落，可是回到南京不久，國民黨政府決定將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存放的文物運往台灣，西遷文物即將開始新的流亡。

　　“形勢緊迫東西不能全帶走，船也不夠，就挑精華的拿。運到台灣的文物分三批走的，共2972箱。第二批運的主要是圖書館的東西，父親被派隨行，同行的還有那志良和吳玉璋。我則留在南京看守剩下的文物。”

　　1949年1月6日，父親梁廷煒登上了招商局派出的海滬輪，他帶走了母親和兩個弟弟，還有梁匡忠的長子梁峨生。然而誰也沒料到這一別竟成了永訣，等到上個世紀80年代梁匡忠輾轉獲得台灣家人的消息時，父母已經雙雙去世了，梁匡忠感嘆，相見恐怕只有到自己百年之後了。

　　國寶西遷20年後，梁家人回到了闊別已久的故土北京

　　南京解放前夜，正逢梁匡忠值班。“局面很亂，到處有人搶東西。去台灣的已經走了，我們把庫房封起來，樓上的小門用磚給砌死，可樓下英國製造的鋼門還是被偷走了。”留守的工作人員加上工友一共才十幾個人，也沒有軍隊保護，好在東西沒有丟失，封鎖的門直到解放後才打開。

　　留在南京的文物還有一萬多箱，北京本院派去人員陸續進行回遷。前來的負責人問梁匡忠想不想北京，“我説我在那裏生的，怎麼不想。他讓我別著急，答應一定調我回去”。1953年，梁匡忠帶著妻兒終於回到了闊別近20年的故鄉。

　　調回北京的第二天，院裏就派梁匡忠去前門接收溥儀押給鹽業銀行的一批東西，然後又上天津接收抵押在那裏銀行的物品。解放後他繼續在故宮從事庫房的文物保管工作，一直幹到1994年70歲退休。

　　從17歲進入故宮後直到70歲，梁匡忠從來沒有離開過文物。

　　從17歲進入故宮後，梁匡忠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文物，對文物産生了深厚的感情，“一天見不著就感覺缺點什麼似的”。每天早上4點半，他就出門步行到東大橋坐109路電車去上班，長年累月，司機跟這位老人也熟了，常不到站點就讓他就近下車，有時在半路上看見他趕車，就停下來讓他上。剛開始他對文物也不了解，沒有書看也沒有人能問，全憑自己有心，隨著開箱隨著學。“那時候的人怕別人搶自己的飯碗，不願意教，

　　我只能偷學。比如他們指哪説了什麼了，等他們走後我再開箱看。”

　　當年從南京庫房運回的八九箱文物裏，有一些就是他對著清單挑選的。梁匡忠不認為自己是專家，“理論的東西我沒有，我對文物都是感性認識。”但幾十年的實踐經驗讓假東西逃不過他的眼睛，現在還常有人拿著東西找他鑒定。退休以後，他又被院裏返聘了8年。

　　然而梁家與故宮的聯絡並沒有因此而割斷，隨文物回遷南京後出生的二兒子金生，在父親之後也進入故宮工作，現在是文物管理處的處長。

　　如今，故宮正在進行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修繕，殿內陳設也等待擴充。運往台灣的國寶猶如魯迅當年描述南遷的文物，是飛去的“黃鶴”，不知何年才歸，而隔著一江一河的那十萬件文物，雖也飽受流離之苦，但歸期應不遠矣。梁廷煒在海峽的那邊沒能等到這一天，留下80歲的兒子梁匡忠和50歲的孫子梁金生繼續守候。　

責編：趙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