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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的《讀書》生活
央視國際 2003年12月09日 17:22
大家好，歡迎您收看本期《讀書時間》，我手中的這本新書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閣樓人語》，它是原《讀書》雜誌的主編沈昌文先生在一生的編輯生涯中所思所想的精神集粹，也是對當年《讀書》的一個回憶，今天的節目將帶你去了解它背後的一些故事。
沈昌文的《讀書》生活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上海，十三歲的沈昌文由於家境貧困離開了正規學校，去拜師學手藝，他先後學過無線電、攝影、速記、會計等多種謀生手藝，最後為了學會手工發報，他報考了上海明治新聞專科學校，本來想學工科的他因為生源問題被轉到了文科。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我進去的時候我老師很好，教我採訪學的，老師是陸詒，上海的名記者陸詒老師，陸詒老師教我，可是我的新聞寫作第一個學期，只有得了50分，上海市當時的大學60分及格，我得50分，可見是不及格，沒辦法我的語文水平一直提不高，我到現在大家看我的回憶也都知道，我國學的根底非常差，因為我沒有念過書，這些東西，我後來拼命用功，只能在外語上用功，特別是俄語。
不久，沈昌文有機會去考三聯書店，結果因學歷不夠而遭淘汰，與三聯書店的第一次接觸就這樣擦肩而過了。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人民出版社在上海招考校對員，要大學二年級的，那個時候我大專已經念到第二年了，所以我也付不起學費了，我就投考到人民出版社考取了，我到北京來，這樣我就做了出版工作了，做校對，我51年3月到人民出版社的，51年8月三聯書店撤銷了，三聯書店並到人民出版社來了，這樣我又自然跟三聯書店在一起了，這個有不解之緣吧，對三聯書店來説這個沈昌文這個人是揮之不去呀。
進社的第二年，沈昌文就差點面臨失業。幸而在上海期間，學了多國語言，於是發奮翻譯了幾本關於蘇聯出版事業的書，這讓他有幸走上了編輯崗位，那一年，他二十九歲。
當時學習蘇聯先進經驗，我很會翻俄語的東西，我翻的東西很特別，專家不會翻，就是蘇聯出版工作的經驗，那個專家不會翻，俄語專家他怎麼知道版口這個詞怎麼説，這個校對中間這些行話他不會説，那麼搞出版專業的人又不懂俄語，我鑽了這個空子了，這以後就開始了我的編輯生涯了，因為跟這些領導在一起，應該説人民出版社當時的編社領導，據我看是解放初期最優秀的，一些最優秀的黨內跟黨外的知識分子，大概有五、六位，那我天天伺候他們，聽他們講，講中國話，將外國話，我都，我都學習，天天在那裏學習，我學習得很刻苦，他們也很表揚我，這種容易得到表揚，因為比如説他們説明天要討論一個問題了，我趕緊把有關的書頭天晚上看了，到第二天討論的時候，他們説哎呀，斯大林在地方説過什麼話，我接口説，那是在一本什麼書，那你怎麼那麼熟啊，因為我當然比他熟了，因為他在延安看的斯大林的書，我昨天晚上看的，我一背就背出來了，這樣覺得我好像覺得我是個人才了，其實是取巧了。
1979年的4月，一本號稱“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讀書》雜誌創刊了。那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召開不久，思想界、出版界異常活躍，一些屢經滄桑的老人：陳翰伯、陳原、范用、馮亦代、史枚、倪子明、丁聰等集合在一起，想重新辦起一個他們創辦過的理想的雜誌，《讀書》就這樣誕生了。
1980年，我已經調到一個 社裏成立一個編輯部，叫做三聯編輯部，我成為三聯編輯部的主任了，那麼這個編輯部有一個讀書雜誌，我也自己地負責讀書雜誌的工作了，那麼我相信我去，無非是因為我跟讀書雜誌那些老頭，讀書雜誌是很多老頭辦的，功勞都應該記帶這些老頭身上，這些老頭，為什麼要讀書呢，為什麼叫以書為中心的思想評論刊物，這些都是40年代時候的名字，他們到了改革開放以後，覺得應該恢復這個東西，所以呢，這有光榮傳統在裏邊呢，
創刊號上發表了李洪林的一篇題為《讀書無禁區》的文章，它其實是提倡一種健康的讀書，就是沒有行政障礙的讀書，原來的標題是《讀書也要破除禁區》。當時，文章一發表就引起轟動，讀者在《讀書》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這中間有一位領導，非常支持，就是陳翰伯先生，他當時是出版工作的最高領導人，是中國的出版工作的最高領導人，當時當然沒有新聞出版署了，地位就相當新聞出版署的署長，他支持，他親自寫了一篇文章，叫讀書兩週年，這篇文章，專門講到了，我們認為讀書無禁區這篇文章應該如何看，應該堅持，
陳翰伯先生當時已是全國出版行業的最高行政主管，但他還是四十年代辦報的那種親歷親為作風，親自為報刊寫社論。
我寫了一篇文章，給他，我説應該如何，我們這個就是對讀者一些應當如何應當，陳翰伯把我找去，很兇的，他説沈昌文我都想不到你，你怎麼寫文章教訓讀者，應當如何，我們沒有資格教訓讀者，我們讀書雜誌是讀者的朋友，你不應該説讀者應當如何，你這是，那別見報，那你説你要寫人民日報社論，你可以應當如何，你讀書雜誌你又不是黨報黨刊，你怎麼建議人家如何，你要跟讀者商量。
《讀書》的兩位主帥陳翰伯和陳原，一向被人稱為CC，其中之一的陳原先生是一位語言學家，曾翻譯了很多文章，他對沈昌文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可他跟翰伯先生不一樣的，他講話溫和，他老是暗示，提醒你，提示你，讓你自己去領會，那麼在原則問題上，當然他很堅決，可是比如説，有一篇文章，對一位老先生有點不恭敬，這文章來自中央機關的，後來陳元先生拍板的時候，我們讀書雜誌，允許討論，允許提不同意見，可是不能夠上綱上線，這樣這篇就退了，我是不敢退
《讀書》從站穩腳跟到成長髮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三個特色，這就是：專欄文章、海外學人文章和青年學子新論。而這些特色的形成，不能不提到一位著名的文化人：馮亦代先生。
全靠了馮先生幫我們張羅這些文化界的，從泰斗人物開始，比如説錢鍾書，包括年青學者，重要的就是海外的，一個很重要的，對讀書當年支持非常多的，董鼎山先生，那就是馮先生，馮先生在40年代在上海，做文化工作的時候的朋友，那麼董鼎山先生的弟弟，董樂山先生，也是我們的很重要的一個作者，這樣我們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種一直就是把一些老的文化工作者，結合起來了，
因為有了馮亦代先生的提攜，《讀書》才開始和這些學者挂上鉤，慢慢地由陌生人變成了老熟人和朋友，周圍的年輕作家也越來越多。當時一流的學者幾乎都在《讀書》雜誌發表過作品，像呂叔湘、金克木、張中行、王佐良等，不僅要為《讀書》撰文，還經常給編輯寫信，勉勵他們要保持自己獨立個性，不為種種上上下下的流俗所影響。
比如説許國璋教授吧，我們也是馮先生給我們介紹的，我跟他，他是不斷地都是這些老先生，都是屬於這一類的，愛管閒事的，看了讀書雜誌就給你打電話，或者寫信告訴你該怎麼辦，我最印象深的是有一天早晨，五點鐘他打了一個電話給我，我不知道為什麼老先生那麼早，超文，我現在才發現，我們這些人的念頭過去錯了，錯在哪兒呢。我們只管學問，不管錢，我告訴你們這一代，你們還要管錢，要管經營，要不然你做不好文化工作，那老頭大概有感而發，我估計是一個晚上沒睡著，早晨五點鐘給我打這個電話，我很受感動，
語言學家呂叔湘最關心雜誌上文章的可讀性。他不僅指出缺失，還不斷表揚佳作，特別是積極表揚年輕人的文章。
我經常提到一位呂叔湘老先生，他是語言學家，可是呢，自從我去拜訪他以後，我們就是非常熟了，他每個月給我寫一封信，指出來各種問題，幫助我解決各種難題，比如説我碰到新思潮，該怎麼表達，他經常幫我，當然還有一些老先生，金克木先生，張中行先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個新見迭出，佳作紛陳的時代。不管你談不談專門的學術，一個無可避免的問題是：新、奇、怪。於是《讀書》的局面剛一打開，便面臨一個思想性同學術性的矛盾問題。
讀書就是從讀書無禁區，每一個大問題上，表示自己的觀點，那麼我們開頭表示的比較笨拙，那就是因為領導上有一位朋友，也是領導，批評我們的話，叫哪壺水不開提哪壺，什麼話別人不説你就説，我們以後改變了，不是哪壺水不開提哪壺，我們是怎麼説呢，我們造成一種氛圍，跟讀者，跟學者一起來研究，當前要説什麼話，我們為這個話，造成一種態勢，situation，造成一種形勢，提供歷史資料，這就自然引出這個話頭來了，這樣就比較好説話了
《讀書》不是學術性雜誌，它是知識分子的高級休閒刊物，可供他們躺著讀，而不是同人的學術雜誌。可以説今天許多一流的大學者就是看著《讀書》成長起來的。
同期：《三聯生活週刊》總監 朱偉
我覺得在整個的80年代它是一個知識分子的搖籃吧，怎麼叫知識分子的搖籃呢，就是説它一方面，它是凝聚了一大批的當時活躍的知識分子，那這個和沈先生有很大的關係呢，就是他本身，包括這個我們三聯書店的老總董秀玉女士，沈先生他們還有原來的他們，創辦這個讀書的老人，像這個范用先生，那麼説，當初説整個的它是凝聚團結了一大批老中青的知識分子，凡是最活躍的知識分子都在他周圍，好像是整個的80年代的中間，他一直在引領的這個，知識分子的文化潮流，那就是説，我們受他的這個培養和啟蒙成長起來的，應該這麼説。
同期：中國近代史專家 雷頤
在我精神發育的過程中，最重要的那幾年，可以説讀書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一個這個刊物，給了恐怕不至我，給了我們這一代人，一個精神上的營養，就是説，從70年代大90年代中間，這個讀書，這也恰恰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可以説讀書它整個是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成長起來的，中國社會的轉型，實際上它是一個，他們説起來是要一個消閒的，一個可以在枕邊看的，一個可以茶余飯後可以看的，確實它的文章多數都是給予這樣，它在裏邊有思想、有觀點、有內容。
1993年，社科院研究員雷頤曾經在《讀書》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文人還會受尊敬嗎》，十年後，他在一個讀書頻道網站上作嘉賓時，竟然有讀者還記得這篇文章。
同期：中國近代史專家 雷頤
實際上以後在研究中國這個文體的這個史的時候，發展史、或者文學史或者文體的這個顏面的時候，我覺得恐怕會要提到讀書這一個，它有一種很奇特的文體，所以我在這上寫文章呢，就是説我寫的那個學術，就是把自己的學術觀點，用一種分學術的語言，或者是更通俗語言，表達出來，我覺得讀書在這方面，好像開創了中國一個新文體，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碰到那個好時候了，所以讀書雜誌辦得好，一個是有我們的老前輩，我剛才只不過，至少還有十個人，不一一細説了，第二呢，有這麼多的讀者，最重要就是符合了事實的要求，因為人們要求改革，要求講新的語言，他們已經要求衝出來 所以這一來適合了他們的要求。
《讀書》開辦之初，老一輩的領導就十分注意向社會請教，1985年在沈昌文的倡導下，他們開始舉辦每月一次的《讀書》服務日活動。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這個時候，我有一個啟發，當時什麼牡丹電視廠，開始搞售後服務，後來我想，你們可以售後服務，我們也售後服務，我們搞了一個服務日，每個月開頭還把每個月的新書，出版的新書，弄出來，後來也沒有了，後來就自己也不談書了，就隨便談，有點像沙龍的味道。
《讀書》編輯 吳彬
這個的話從氛圍上來説，是我們溝通所有希望溝通的作者和讀者，其實從技術上來説呢，也很佔便宜，因為我們…非常大，而且效率非常高，我們要是一個一個，這麼大北京城，一個一個去拜訪作者，或者説跟某些學者去交流的話，這一下非常集中，我們就那天，一下午的時間，我們可以不停嘴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其實對我們來説的話，是一個很大的充實，
作家 陳四益
我是在讀書上，跟丁先生合作那個作品，開始登出以後，我才到那個讀者日去活動，頭一次去就碰到一個笑話，就是當時，一開始的時候是新白玉在讀書上登的，那是用文言寫的，所以當時冒出一個陳四益，大概大家也不知道是誰，但是丁先生大家都熟，所以那次讀者日的時候，我去的比較晚一點兒，丁先生先去了，去了以後就有人問他，跟你合作那個老頭是誰呀，因為一看説那個文字還用文言寫嘛，大概總想總是個老頭吧，那正好這時候我進去了，我進去，丁先生説你過來你過來，那個老頭就是他，那時候我才40幾歲嘛，當然雖不上老頭，
大家哈哈一笑
1985年，三聯書店恢復獨立機構，《讀書》隨之也搬出了人民出版社，遷到了一個地下室，這就是當年的編輯室，如今已裝修成了旅館。1986年，沈昌文被任命為三聯書店總經理，他也就自然成為了《讀書》的主編，一直到1996年退休，整整十年。
原《讀書》編輯《趙麗雅
實際上我覺得那時候上班就是一個很愉快的聚會，當然吃就是他在辦公室裏做，燉肉什麼的，弄的挺香的，但是這是違反規定了，現在不提倡，可是那個時候就弄很有意思，就是氣氛非常和諧，非常好，我們讀書這麼多年，就沒有任何矛盾，同事之間非常配合，甚至就是一句話，一個眼色，一個什麼都知道對方要幹什麼，這都是整個老沈營造出來這種氣氛，
畫家 丁聰
從七九年開始一直到今天為止 我還在幫他們搞版樣 每期我都在給他們設計 每次都有二十左右的題目 我要做 一般地説 像我們這麼一個八十七歲的老頭 還給他們在搞版式 恐怕是沒有 但是另外一條 我跟《讀書》有感情 跟這些姑娘們現在都姑奶奶了 她們對我也非常好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我沒有趙麗雅的學問，也沒有吳彬那樣的交遊廣闊，我只能夠在辦公室裏邊，用一個電飯鍋燒一鍋紅燒肉，到12點的時候，紅燒肉熟了，香味出來了，於是把老丁什麼都請來，咱們啤酒一開，紅燒肉一吃，我就是辦那個。然後喝完了，吃完了，喝一杯咖啡，我認為編輯部要變成像兄弟姊妹那樣的，
1984年，沈昌文開始嘗試著在《讀書》上寫一些小短文，叫《編後絮語》，因為每期雜誌出版，總有幾十封來信，每天看讀者來信看出甜頭，就不免浮想聯翩，想用文字來和讀者交流。
《讀書》編輯 吳彬
因為他是借著刊物的話，是跟所有的人做交流，所有讀這篇刊物的人呢，在不斷的溝通，所以他想有一個什麼東西想傳達下去，他要借助各種各樣的事情來想，因為要保持讀書我們這個讀友的這種具有美感的媒體，然後又要在這個裏頭的話，把所有的思考的成果，各個不同學科，門類的學者，文化人，他們的感受，他們的想法，他們對這種，自己的這種思考成果，一種表達，要溶在一起，對於沈公來説吧，把他這個東西做到完美是他最大一種樂趣，
《讀書》編輯 賈寶蘭
曾經有好多説過，那時候讀讀書是從後邊讀，倒著讀，先讀編後絮語，它編後絮語倒是很淺白，不是拿那個，或者我在追求一種什麼東西，比較放鬆，而且就是基本上他那種風格吧，比較隨意吧，這種風格更符合讀書的那種口味
沈昌文退休後仍然活躍在他所熟悉的出版界，回顧自己幾十年來的編輯生涯，他調侃的用二十個字來概括：吃喝玩樂、談情説愛、貪污盜竊、出賣情報、坐以待“幣”。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這20個字，字面上都是不應該提倡，甚至不應該允許的，不過另作解釋，吃喝玩樂，再接著嗎，就是要談情説愛，因為我們要跟我們接觸都是作者，都是我們學術界的人士，我們要跟他們有感情，要有愛，愛最方便的形式，其實我們編輯太方便了，是不是，比如説某先生，我們三聯書店最近出版一本什麼書，很好，是嗎，你明天給我帶一本來，這不愛就建立了嘛，對不對了，錢鍾書説過嘛，最好愛的辦法，《圍城》裏邊説的，最好的辦法就是借書還書，
沈昌文自稱是一個愛吵鬧的人，雖然已年過七十，每天仍然背著雙肩包，騎著自行車，在北京的街巷到處跑，赴各種飯局，探聽各種出版情報。
同期：《讀書》雜誌原主編 沈昌文
我不是文化界的，説是文化界的，總是文化知識界的邊緣人物，我非常欣賞現在一個詞，説這個人不是知識分子，是知道分子，我覺得真是説我了，我到都知道，可是我不是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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