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的光輝
央視國際 (2003年04月04日 17:12)
解説：
1934年初夏，一個後來成為我國著名古希臘文學研究者和翻譯家的青年——羅念生，前往提洛島尋訪古跡，當時他以為自己是希臘唯一的中國人，卻在離雅典七、八公里的港口遇到了另一個同胞——天津大沽口人焦大。
根據羅念生的記載，焦大是一個水手，沒有趕上自己的海船，流落在雅典已經十多年，他沒有讀過書，不知道近在咫尺的雅典就是西方文明的搖籃，他甚至沒有進過城。
焦大更不會知道：兩千多年前，就在他每天生活、走過的地方——比雷埃夫斯港，曾經發生了一場通宵達旦的談話，這場談話的主題就是：各種各樣的人、像焦大和羅念生、以及許多出身、才能、興趣都不同的人，如何組成一個團結的社會、建立一個理想的國家？
那是2000多年前的一天下午，蘇格拉底到比雷埃夫斯港來，在回雅典城的路上，被一個富有的年輕人及同伴半開玩笑地拉到家裏，要他留下來一起説説話。
這就是《理想國》發生的場景，洋洋三十萬言的《理想國》一書便以這次長談記錄的形式出現了。作者柏拉圖以他的老師蘇格拉底為代言人，闡述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制度。
公元前六、七世紀間，在希臘半島有許多小小的城市。這些小城市中最大的，也比現代的一個村鎮人少，古希臘人是這些小“城市”的“自由民”。開始，城市由一位貴族出身的君王主宰；後來，其中一個名為雅典的城市決定除舊布新，在政府中給予為數眾多的自由民以更多的發言權。
從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出現，到公元前五世紀中葉伯裏克利執政，雅典的民主制一步步進展，行政機構首先在公民大選中産生。進而，行政機構由公民大會以抽籤方式産生，公民大會有權決定國家的一切事務。
雅典的民主政體，承認自由民的發言權和決策權，因而當時的雅典人經常到鬧市中去討論國家大事，發表個人看法。正如法國學者費奈隆所説：“民眾支配雅典，演説支配民眾”。
自由民之所以有這樣的時間和精力，首先是他們的衣食住行都很簡單，一塊長方形的布圍住身體，在肩部用別針係住，用繩纏腰，除涼鞋外無鞋襪。其次，商業的繁榮和奴隸的勞動也使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從事政治活動。
蘇格拉底是一個貧窮的雅典公民，他喜歡整天在街上和各種各樣的人説話，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人間”，不斷反省什麼是美德、什麼是正義等問題。那年蘇格拉底接近50歲，在雅典已經有了富有智慧、善於談話的名聲， 在那個晚上，蘇格拉底和那些年輕人説了些什麼如此重要、流傳千古的話呢？
朗誦
阿得曼托斯説：親愛的朋友蘇格拉底呀！詩人們寫了許多作品，描寫不正義者比正義者生活得更好的現實，這些作品對於聽者，特別是對那些比較聰明，能夠從道聽途説中進行推理的年輕人，對他們的心靈會有什麼影響呢？他們能從這些高論中得出結論，知道走什麼樣路，做什麼樣人，才能使自己一生過得最有意義嗎？這種年輕人不是多半會用品達的問題來問他們自己嗎：“是用堂堂正義，還是靠陰謀詭計來步步高升，安身立命，度過一生？”
蘇格拉底説：是啊，我們現在進行的這個探討非同尋常，在我看來，需要有敏銳的目光。可是既然我們並不聰明，我想最好還是進行下面這種探討。假定我們視力不好，我們就可以先讀大字後讀小字，因為有個人的正義，也有整個城邦的正義。如果你願意的話，讓我們先探討在城邦里正義是什麼，然後在個別人身上考察它，這就叫由大見小。
格勞孔啊，現在正是要靠我們，象獵人包圍野獸的藏身處一樣密切注意的時候了。注意別讓正義漏了過去，別讓它從我們身邊跑掉在不知不覺中消失了。它顯然是在附近的某個地方。把你的眼睛睜大些，努力去發現它。如果你先看見了，請你趕快告訴我。
解説
阿德曼托斯和格勞孔是柏拉圖的兩個哥哥，他們正與蘇格拉底一起討論個人正義問題。其中的一個對話者色拉敘馬霍斯認為，正義就是強者的利益，是當時“統治者的利益”，因而對非統治者的個人來説，沒有必要做一個正義的人，這樣對自己更好，更有利。蘇格拉底則認為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要堅持正義，只有堅持正義的人才能獲得幸福。同時他也認為，個人的正義又依賴於社會正義。比如説，忠誠和勇敢是很好的個人品德，但如果忠誠的對像是一和暴君，就是一種愚忠：或者勇敢地為一個侵略的國家作戰，性質就是殘忍。所以在探討個人正義之前，我們應該先探討城邦的正義。
我們來看看什麼是柏拉圖所設想的“美的城邦”呢？在這個城邦裏，將有三種人：一是護國者，他們代表智慧；二是致力於保護國家的武士階層、體現勇敢；三是各行各業的、生産各種物質生活資料的勞動者，他們需要節制。並由此建立起一種等級差別秩序，其中具有智慧的護國者居於最高地位，其下是執行捍衛國家職能的勇敢的武士，他們共同構成國家的統治階層，再下面則是主要從事生産和交換的被統治者。
這樣，正義原則就是“每個人必須在國家裏執行一種最適合他天性的職務”，正義就是“有自己的東西幹自己的事情”，正義就是“只做自己的事而不兼做別人的事”。這就像法庭判案的正義目的就在於“每一個人都不拿別人的東西，也不讓別人佔有自己的東西”一樣。
這樣，當生産者及生意人、武士和護國者這三種人在國家裏各做各的事而不相互干擾時，便有了正義，從而也就使國家成為正義的國家了。這種正義是一種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一種等級秩序中的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和各盡所能。
解説
在柏拉圖看來，正如城邦分成三個等級一樣，每個人的心靈也可以分解為理性、激情、慾望三個部分，慾望的部分可以説是“愛錢”或“愛利”的部分；激情的部分可以説是“愛勝”或“愛敬”的部分；而理性的部分在心靈的三個部分中是最不關心錢財和榮譽的，我們可以稱它為“愛學”或“愛智”的部分。
因此，人有三種基本類型：愛智者、愛勝者和愛利者。愛智者也就是哲學家；愛勝者也就是武士；愛利者也就是生産者和生意人。對應著三種人也有三種不同的快樂和幸福。一個人只有讓自己的慾望和激情受理性的支配，我們才可以説他是一個節制的人、勇敢的人和智慧的人，同時也説他是一個正義的人。
在柏拉圖看來，這裡的關鍵是：無論在個人還是國家那裏，這三部分都必須由知識、智慧、理性來統治，如此我們才可以説這個人或者這個國家是正義的、和諧的。
柏拉圖長大的年代正是雅典與斯巴達捲入持續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雅典的民主政治正從鼎盛轉向衰微，卓越的政治家伯裏克利已經逝世。到公元前399年，蘇格拉底又橫遭誣陷被處死，他被控的罪名是腐蝕青年思想，以及拒絕信仰城邦所供奉的神明。而根本原因還是他身體力行的一種對人類公共事務進行深刻徹底的檢查和反省的哲學精神。
那一年柏拉圖28歲，這件事深深地震撼和影響了他的一生，使柏拉圖一下子真正從思想上成熟了。這一過程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談到的。
朗誦
“我，最初曾經滿懷熱忱，渴望從事擔任公職的活動，我注視著公職生活中的滾滾旋渦，看到洶湧的激流奔騰不息，最後不禁頭暈目眩，……我終於清楚地看到，在現有的一切國家中，它們的政府體制毫無例外都是不好的。他們的體制幾乎無法改善，除非是通過奇跡般的規劃並交上好運。因此我不得不頌揚正確的哲學：正確的哲學使我們出於高瞻遠矚的地位，能夠在一切情況下辨別出對社會和個人都是公正的事物，因此，人類只有在兩種條件下才能遇上太平盛世：或者是那些真誠地奉行哲學的人獲得權力，或者是那些握有政治控制權的人在某種上天所做安排的引導下成為真正的哲學家。”
解説
讓我們通過繪畫來了解故事描述的場景：一個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長長通道通向外面，可讓和洞穴一樣寬的一路亮光照進來。有一些人從小就住在這洞穴裏，頭頸和腿腳都綁著，不能走動也不能轉頭只能向前，看著洞穴後壁。讓我們再想象在他們背後遠處高些的地方有東西燃燒著發出火光。在火光和這些被囚禁者之間，築有一帶矮墻。
接下來讓我們想象有一些人拿著各種器物舉過墻頭，從墻後面走過，有的還舉著用木料、石料或其它材料製作的假人和假獸。而這些過路人，你可以料到有的在説話，有的不在説話。這些囚徒除了火光投射到他們對面洞壁上的陰影而外，別的什麼也看不見。這樣，他們會斷定，他們在講自己所看到的陰影時是在講真物本身。
但是假設其中有一人被解除了桎梏，被迫突然站了起來，轉頭環視，走動，抬頭看望火光，他回頭看到了比較真實的器物，比較地接近了實在。如果有人再硬拉他走上一條陡峭崎嶇的坡道，直到把他拉出洞穴見到了外面的陽光，不讓他中途退回去，於是他看到了洞外的事物和照亮這一切的太陽。
這時，他還願意回去告訴他的同伴以真相嗎？他會不會更願意呆在陽光下獨自享受這真理和真實事物的快樂？而且，他如果回去的話，他不是有可能被原先的同伴當成瘋子被譏笑、被冷落嗎？如果他堅持自己的看法，他不是甚至可能被折磨、被迫害乃至被處死嗎？
柏拉圖自己的經歷似乎也可以説明這一點。他早年即放棄了在雅典從政的夢想，轉而遊歷希臘各個城邦，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但也是壯志未酬。
晚年他創辦學園，與朋友學生們切磋學問，並潛心著述，深入思考城邦國家的性質、政治的性質、乃至於人類的本性，也思考只佔其中很少數的哲學家的性質和使命。
在《理想國》之後，他又寫了第二份政治藍圖：《法律篇》，其中描述了第二等好、但是可以實現的國家——一個不是由哲學家個人的智慧來統治、也不是完全由人數來統治、而是優先由法律來統治的國家。
最理想的國家很可能是達不到的，但是，不能達到最完善的國家正義並不意味著要放棄個人的正義。《理想國》通過作為全書結尾的一個故事——厄洛斯的故事來説明：就像賽跑，正義者可能一時落後，但最後還是會比不正義者更早到達終點，實現自己的目標。無論如何，正義本身也是最有益於靈魂自身的。人們將因正義的美德在生前和死後從人和神的手裏得到各種各樣的酬報——包括生前和死後的酬報。人的靈魂是不朽的。一個人只有通過實踐正義和其他美德，才能達到真正的幸福和至善。
蘇格拉底最後的話是：
朗誦
“願大家相信我如下的忠言：靈魂是不死的，它能忍受一切惡和善。讓我們永遠堅持走向上的路，追求正義和智慧。只有這樣，無論是今世活在這裡還是死後，我們才可以得到人和神的愛而諸事順利。”
解説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他們是哲學史上最偉大、最完美的師生“三人行”。這樣偉大的三位大師竟然在僅僅一百年間裏，相繼生活在只有三、四萬公民的雅典，後人再也沒有創造過這樣的哲學奇跡。
經過基督教的中世紀之後，到了近代文藝復興時期，希臘的思想學術又一次發揚光大。
現代西方文明的精神，也就是古希臘羅馬人文理性與基督教神聖啟示兩者的匯合，正是這一種精神，在近數百年間席捲了整個世界。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就是這一人文理性的奠基者和主要代表。
多麼如雷貫耳的三個名字，他們站在西方文明的發源處，西方文明因他們而成為洪流。
責編：張俊華
